从历史角度解读拜登联大讲话谈中国不想脱钩，不想有冲突

当地时间9月19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根据白宫网站发布新闻稿，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提到中美关系。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并不想与中国脱钩。

“谈到中国，我想明确一致地表示，我们寻求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两国竞争，以免竞争演变成冲突。”拜登告诉在场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处理中美关系时，美国“支持降低风险，而不是与中国脱钩”。

拜登进一步声称，美国将“反击侵略和恐吓、捍卫航行和飞行自由，以及确保自由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和规则”。他同时补充说，美国也随时准备在重要的国际议题上与中国合作，例如，“没有什么比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更重要了，因为它无处不在”。

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回顾过去总是能够总结经验，经验和逻辑是人类智慧的两个源头。

我们回顾过去也许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将来。

中美对抗，为何对全世界都是灾难？

历史上也有德英对抗，为何对全世界都是灾难？

历史上最突出的偶然的机遇是赫赫名人、伟大人物的间歇出现。——【美】阿伦·尼文斯《历史学导论》

和法国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希特勒下令让35个德军师复原，以补充劳动力缺口。

希特勒相信很快就可以和英国也达成一份停战协议，他认为这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希特勒对英国和德国的一个比喻是，鲸鱼和大象。当德国大象在陆地上上散步时，并不会妨碍大英帝国这条鲸鱼在海里游泳，他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让德国在陆地上为自己建立一个第三帝国，而英国人保留自己的海上帝国，这不是很好嘛？

为什么鲸鱼和大象要拼个你死我活。

他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交涉的结果，法国人拍摄的《二战启示录》中用一种酸溜溜的口吻讽刺这个情节，说德国人正等待他们的日耳曼堂兄弟给他们回话。

然而元首等来的却是英国人的毫不理睬，丘吉尔领导的政府正在全力备战，军事采购团前往美国采购各种军火，用来武装损失了全部重武器的英国远征军。

虽然美国国会要求英国全部用黄金付款，但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政府还是给了不小的通融，大量武器装备都是靠赊购到达英国的，其中一些还是从美国用来武装自己的预备役人员的战备军火库中直接调拨出来的。

对英国的反应，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很多人都表示震惊，每一个人都明白，大英帝国已经进入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里，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四处都是垂涎三尺的窥视者，现在又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军事失败，如果继续战争就毫无疑问的会让大英帝国走入毁灭和瓦解，他不明白为什么丘吉尔的政府非要牺牲整个大英帝国也要和德国作对？

这个问题就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丘吉尔希望用牺牲大英帝国为代价来打击德国？

以及为什么英国民众愿意跟随，至少是没有积极的反抗丘吉尔的自杀性政策？

这必须把问题追溯到在1938年张伯伦签署了《慕尼黑协议》之后，英国国会反对党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攻击。

在这些攻击中，丘吉尔曾经这样讲：“依我之见，我们必须表决的问题是：我们要做出进一步的最大努力来保持大国地位呢？还是我们往下滑到一个似乎比较容易、舒适、不太费力、少受干扰的道路上去，同时承受这一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巨大牺牲……”

毫无疑问的是，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好处就是让大英帝国走在“一个比较容易、舒适、不太费力、少受干扰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英国人可以让自己的国民经济免受战争损失，并保全自己的大部分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但是这样的一个帝国还是过去的大英帝国吗？

显然包括元首在内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大英帝国和其他的什么德意志帝国、沙俄帝国、法兰西帝国、奥匈帝国有什么区别？

前者是帝国中的帝国，在全球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日不落帝国”，而且其他的只不过是处于世界列强秩序中的第二等级。

一个看似没有什么出入的观点是，在过去的好几个世纪里，大英帝国从来不是一个陆地上的强国，而仅仅是一个海上强国，即便是在它最强盛的哪些年月中也是如此。

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时，英国皇家海军海上分列式

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铁路时代到来之前，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在18世纪以前，从汉堡旅行到慕尼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同样从汉堡出发到达北美的纽约，如果是顺风的季节，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了。那个时代的格言是“你到码头有多远，距离世界就有多远。”

即便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国家兴办的邮政道路的兴起，大幅度降低了陆地交通的时间，但是就货运的成本来说，海运是陆运的花费的零头而已。

而英国依赖其庞大的海军，和有利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欧洲列强进入海洋世界的入口，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

而在没有铁路的时代里，这种海洋霸权就意味着贸易的霸权。而贸易的霸权又会积累出世界的霸权。

所以元首关于鲸鱼和大象的比喻并不恰当的，英国愿意充当鲸鱼的角色，是因为陆地上没有大象的缘故。

而到了19世纪后期，从地缘和技术上都对英国的“以海制陆”的霸权体系产生了严重的挑战。

从地缘上说，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崛起，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崛起，以及意大利的统一都对英国的海权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里，英国只需要屯兵在自己周边的北海和大西洋东北部，就可以完美地压制欧洲列强，但是现在三个新兴的海军强国都在外围形成了挑战，使英国不得不分散使用自己的舰队。

从技术上说，铁路的兴起，让贸易不依赖于被英国控制的海洋，军队也可以沿着铁路以更快的速度进行部署。

美国的太平洋铁路贯穿了北美大陆，俄国的大西伯利亚铁路贯穿了欧亚大陆，德国的中东铁路穿越欧洲和中东，都破坏了英国的海权。

当这种威胁达到一定程度，英国这头巨鲸就不惜爬上陆地想办法去摧毁上面的大象。

元首如果对历史再仔细反省一下的话，就会明白。

在英国近代的历史上，曾经两次短暂地成为陆军强国，一次是在路易十四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另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两次英国成为陆军大国都是因为对手已经强大到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找不到可以压制它的对手的时候。

英国在近代史上的策略是，确保自己的海上霸权的同时，确保欧洲大陆上不存在单一的霸权国家，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些在陆地上找不到对手的大陆强国，就可以把用来武装庞大陆军的经费剩下来，用来兴建海军。

所以英国传统的上的策略是，让大陆强国互相牵制。一旦这样的大陆军事策略失败，英国第一选择是用金钱支持弱势的一方，如果这种方式也行不通，英国就必须选择亲自上阵。

从英国历史传统的大陆政策的角度说，丘吉尔的政策是符合正统的，而张伯伦的政策是反正统，英国的传统政策是做全球秩序的支配者，并且不允许欧洲大陆存在绝对优势的霸权力量。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正统政策是否仍然符合现实的要求，从一战的后果已经可以看出，英国目前的状况已经不允许沿着旧有的习惯性政策继续下去，大英帝国必须寻求一种收缩，选择一种更低调的和避免对抗的策略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丘吉尔支持的传统路线并不符合现实的需要，但既然他是传统的，那么就必然有其固有的支持者，就有其可以把自己的政策装扮出一种合理性，并且和大英帝国过去辉光灿烂的传统联系在一起。

那么换一种说法，张伯伦的政策是让大英帝国从一个全球支配性力量，平滑而安全的过度到一个普通帝国。

而丘吉尔的政策是高喊“让大英帝国继续过去的辉煌”，但是实际上是要耗尽帝国的全部潜在力量以消灭希特勒的第三帝国。

如果就理性而言，张伯伦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当一个国家做出决定的时候，往往并不是理性。

这种不理性源于民众的盲目冲动与少数利益集团的过度的强大。

如果把张伯伦的政策好处翻译给英国民众来说，“那就是，我们要收缩，要后退，以便保全大英帝国的大部分海外殖民地，这样我们的产品就有广阔的市场，工业就有充足的原料，这样我们的经济就保持一定的繁荣，而繁荣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好过一些。”

这个过程是复杂，而且也很难立竿见影的看到成果，即便有成果也有可能被其他政客当做自己的功劳，同时尤其不能肯定一点是，如果资本家们赚到钱，就一定会给工人们涨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张伯伦的政策想要挑动起普通民众的激情是并不容易的。

而丘吉尔的政策则简单明了，“大英帝国过去是逼格闪闪的，大英帝国现在也是逼格闪闪的，我们今后也要让他逼格闪闪。”

当然有人可能问，逼格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能当钱花？

但是能提供快感和满足感。

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作家吉卜林经常在他的作品里贩卖这样的桥段：一个水手在伦敦时只能和又肥又丑的厨娘调情，但是在缅甸的乡村小路上却有黑发黑眼的处女对他委以贞操。

同样也可经常看到和听到的，一个在美国混得很一般的人，到了韩国后就有大把女人投怀送抱，然后他们回国之后在网上会炫耀韩国女人到底多容易上手。

那么首先，逼格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所来自的国家逼格闪闪，那么你自然享受了一种“性溢价”，国家的逼格闪闪的光辉，就自然而然的在它的国民头上也光彩熠熠。

在他们出现在其他国家时，就享受了包括“性溢价”在内的多种超国民待遇。

而且这种待遇在国民中会以意淫的形式带来集体快感。

同样当去过韩国的美国人在网上谈论韩国女人对于美帝子民多么容易上手的桥段时，其他美国人的快感也是真实的，同样当吉卜林的小说和诗歌里谈论英国水手如何“搞”缅甸处女时，其他的英国读者看到是也是充满快感的。

这样你就明白丘吉尔的政策对于英国民众来说，有多么具有煽动力。

“大英帝国过去是逼格闪闪的，大英帝国现在也是逼格闪闪的，我们今后也要让他逼格闪闪。当大英帝国逼格闪闪时，大英帝国的子民们也会快感不断，所以让我们勇敢的让它逼格闪闪吧！”

从政治势力上来说，张伯伦内阁一战后历届英国内阁中工商业背景最深刻的一届政府。

张伯伦家族本身就是伯明翰的工业世家，内阁里还有西蒙、伍德、霍尔等好几个英国工商业世家子弟参与。

帝国的兴亡，直接和他们家族的经济利益挂钩，张伯伦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英国的工商业势力服务的，包括维护帝国特惠制度、复兴英国工业、镇压殖民地独立运动，还试图让英镑贬值以刺激出口。

但是在英国，金融业和资本输出占有更强大的地位。

绝大多数英国富人并不是以英国为基地，经营工商业企业，而是把钱投入到世界各地可能获利的产业中。他们可能投资阿根廷的矿山，明天就投资埃及的铁路。

同时在伦敦城内，还有一个庞大金融从业者集团，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可以骄傲的自称是经济的加速器，资本市场运行更有效率的调度核心，但是经济衰退的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裸裸的金融海盗。

这两部分人——投资人集团和金融家集团，利益是相似的——那就是大英帝国必须维持在国际秩序中的绝对支配地位，这样英国资本和金融势力才能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

从这一点上来说，德国势力每一次崛起，都是对大英帝国自由资本世界的一次冒犯和撕裂。

可以看到的是，德国正把整个东欧和巴尔干变成自己的经济殖民地，而且降下资本壁垒，并且通过“易货贸易”的形式把手伸向拉美地区。

在慕尼黑协议之后，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来英国询问，是否慕尼黑协议意味着英国将要放弃在在东欧地区的经济利益，对这种说法，英国国会上下的反应异常愤怒的。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慕尼黑协议的后果就是如此，就像丘吉尔对这份协议的后果预言的那样从“多瑙河畔到黑海之滨”全都变成了德国的经济殖民地范畴。

对此，英法两国政府的执政者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当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对法国政府说，东欧地区应该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被承认时，法国虽然没有肯定，也用了一种非常有暗示性的说法“在慕尼黑协定后，法国对东欧的外交政策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样的政策，并不能得到英法内部的共识，尤其是在英国更是如此。

从政治版图上看，英国自由党已经衰落到可以忽略的地步，在当时的英国政坛，存在三股力量。

以张伯伦为代表的保守党绥靖派，以本土工商业势力为基础。

以艾登为首的保守党强硬派，以英国的投资人集团和伦敦金融城为基础。

还有控制着大部分工会组织的英国工党，他们是以精英阶层中财富较少的一部分人和上层中产阶级中的律师、记者等为基础，他们既不拥有企业，拥有的海外资产也不多，但是他们为了赢得选举所进行的工会运动却和张伯伦为代表的工商业势力构成直接对抗，所以工党和张伯伦政府难以和睦相处，但是和投资人集团和伦敦金融城则没有冲突，可以在形成政治联盟。

张伯伦为代表的这一派别，在维多利亚晚期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他们始终是少数派力量相对有限，他们在20世纪20到30年代的崛起，并不是因为他们实力增强了，而是因为对手的拙劣政治表演。

在经历一战之后“战后相对繁荣”之后，在1924年开始进入一个经济相对困难时期，这时候英国政府没有接受让英镑贬值，以刺激经济，提高英国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的措施，反而让已经在“一战”中已经大幅度的贬值英镑，重新回到战前的“金本位”，用来提升国际对英镑的信心，这样伦敦金融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更加稳固，投资人对海外投资的产生的溢价也更高。

这次大升值就像当年日本的“广场协议”一样，除了繁荣了伦敦城的金融生意之外，还造成了英国资本的不断外流，让英国的制造业迅速衰退，造成大批工人失业。

而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是“金本位”事件的主要推动者，从这一点上来说，希特勒骂丘吉尔是犹太金融家的政治代表，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是也并非无的放矢。

温斯顿·丘吉尔出身于英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祖先是被誉为英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的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的后代，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第七代马尔博罗公爵的三子，同时也是19世纪后期英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曾担任印度殖民部大臣、财政大臣、下院保守党领袖，同时也是保守党内重要的政治派系“自由-保守党”和政治精英俱乐部“樱草会”的创始人。

但是这些辉煌的业绩，并不能挽救这个贵族家系在经济上的危机。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谷物保护法的逐渐废除，英国粮食价格下跌，贵族的地产再也不能够提供足够财富，而马尔博罗公爵家族在商业上的投资，也因为当时层出不穷的金融泡沫和庞氏骗局损失不断，而贵族阶级旧有的排场还需要继续维持，导致当时大部分英国显贵家族普遍性的陷入经济危机。

作为挽救危机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放低身份，利用自己的显赫的头衔，去和美国暴发户联姻。

所以伦道夫·丘吉尔不顾父亲的反对，娶了美国金融和报业大亨莱昂纳德·杰罗姆的女儿，后者给他带来了价值2000万英镑美国银行和企业的股票。

但是这段婚姻并不幸福，男方重点是求财，主要相亲过程都是在和岳父讨论应该陪嫁多少有价证券，而女方这是家族强制性安排的，杰罗姆希望能够通过和英国名门联姻，给自己暴发户的名声洗底。

伦道夫·丘吉尔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本来就不受女人喜欢，而且婚后也不改风流本色，经常各种交际花来往，还让自己染上梅毒。而美貌的美国妻子詹妮·杰罗姆也以出轨作为报复，拥有众多情人，其中著名的包括英国皇储后来的皇帝爱德华七世，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之子赫伯特·俾斯麦。

伦道夫·丘吉尔死后，这位母亲立即改嫁给一个比丘吉尔还年轻的小鲜肉军官，去过自己的快乐生活，而且带走了她陪嫁来的全部股票证券，结果丘吉尔变得虽然不能说一贫如洗，也绝对是他们那个社会阶层里的“穷人”。

丘吉尔的母亲，詹妮·杰罗姆。

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丘吉尔政治生涯的投机性，因为他已经没有钱了，以后也基本不可能继承到多少钱，所以他必须可能的把家族遗留的影响力和政治人脉，转化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以此攫取各种收益。

在最开始时，他企图向工党政治家们一样，扮演穷人在上流社会的代言人的形象，曾经帮助过通过1908年的《工伤保险法》，但是不久又坚定的扮演了工人运动镇压者的角色，从而赢得了上流社会的赞赏。

接下来他有频繁的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跳来跳去，寻找机遇。

到了1924年，担任财政大臣时，通过回复金本位，和伦敦金融城结下“善缘”。

在张伯伦当政期间，丘吉尔是攻击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主要喉舌，但是并不一定就可以断定他最后就一定会站在金融界和投资人一面。

在1940年初时，他也曾经表态，“如果能够充分保障大英帝国的利益，不应该放弃和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

但是在1940年5月10日，张伯伦内阁倒台时，丘吉尔被捧上了首相宝座。这时他已经66岁了，而且在政治上缺少自己的铁杆班底，放弃这次首相位置，就意味着他的政治人生的终结。

他明白捧他上台的是伦敦金融城和英国的投资人集团，但是如果不是艾登显得太嫩，缺少执政经验，在个人能力上无法让众人信服的话，他们本来应该选择艾登的，而不是他这个老油条的。

对这样的安排，工党也对他表示接受，并和他组成了联合内阁，后者可以看做社会民主党在英国的翻版，这些人都是和国家社主义争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实力，如果德国取胜，必然导致西欧其他国家的国社实力崛起，这对工党来说绝非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打击纳粹也是工党毫不妥协的政策。

如果拒绝执行这些人的政策，那么他就坐不稳首相的宝座，所以他必须坚持抵抗希特勒，哪怕是牺牲整个大英帝国。

没有了大英帝国，张伯伦家族也许不久就没钱了，但是和我温斯顿·丘吉尔有什么关系。

“英国不只属于一个洲而是属于所有的洲，不只属于一个半球而是属于两个半球，既属于新世界也属于旧世界。”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了美国的荣誉公民。

在整个一战后的英国政治上，金融和投资人集团占有绝对优势，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都在尽可能的满足这些人的利益诉求，但是他们在20年代中期和29年大萧条之后，毫不妥协的维持自身利益，而置英国本身经济利益而不顾的做法，让他们声名狼藉。

在这种情况下，才导致30年代后期，以张伯伦为首的本土工商业集团的崛起，成本质上来说，张伯伦的首相地位是对手的错误送给他的，而不是他本身代表的政治集团实力的支撑。

但是张伯伦对自己脆弱的政治后台似乎并没有太多觉悟，他改变了他的前辈鲍德温为此保守党内部团结方式，对内对外政策完全为工商业集体服务，对内毫不犹豫的推行了一些列贸易保护主义和促进本土工商业的计划，对外则执行帝国的收缩政策。

当代表金融界和投资集团的保守党外交大臣艾登反对他和意大利进行谈判时，他毫不犹豫的把艾登逐出了内阁，还讽刺说“请他回家吃片阿司匹林。”这些行为都导致了英国保守党内部的大分裂，为他自己的下台提供驱动力。到1938年以后，张伯伦内阁的权力更加集中在一个被称为“核心内阁”几个工商业背景的内阁成员身上。

让张伯伦内阁稳固的的另一个因素是英国上下对战争的恐惧心理。

一战时巨大的伤亡让经历了一战的老兵们心怀恐惧，而德国空军在西班牙内战中进行轰炸的威力，也让英国人对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感到吃惊。

从此之后，英吉利海峡再也不是可以让岛国人民躲避战争的无懈可击屏蔽。这种恐惧让张伯伦的帝国收缩，避免卷入战争的外部政策得到了民众的欢心，因而限制了议会中反对派对张伯伦政府的压力。

但是随着张伯伦的政策一次次让大英帝国的荣光受到打击，对丧失逼格的愤怒又冲淡了民众对战争的恐惧，尤其是在1939年3月德国践踏了《慕尼黑协议》和《英德联合宣言》之后，英国的舆论开始逆转，变得对反对派有利，张伯伦不得不接受议会提出的“对一切可能遭到德国侵略的国家提供保护”的要求。

最后张伯伦政府的垮台，希特勒的错误方式也给了他致命的打击。如果元首想像他在《我的奋斗》中计划的那样，希望英国在未来德国向东争取生存空间的战斗中，保持中立，那么他就必须让最愿意执行帝国收缩政策的人待在“英王的政府首相”的位置上。

然而每一次取得对摧毁凡尔赛体系的胜利之后，德国的新闻部门在戈培尔的指挥下，都把奚落和嘲讽英法作为庆祝方式的一种。

这样，英国的反对势力拥有的大批报纸和传媒就有了足够的炮弹打向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只要这些编辑们愿意，随时可以在轴心国的报纸上找到各种对英国的嘲弄，并摘录下来，用来折磨英国屌丝们的神经，使他们对丧失“逼格”产生愤怒和无奈。

这些屌丝们会想，如果今后一个英国水手再去缅甸的乡村小路上时，会不会还有黑发黑眼处女对他献上贞操，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个了德国人会怎么样，德国人会成功的插上一腿吗？

毕竟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似乎正在走上全球逼格第一的金榜。

对于德国想要让英国保持中立的唯一法门就是让张伯伦和工商业势力继续稳坐在唐宁街，而让张伯伦内阁维持下去的方式，就是德国要给足张伯伦面子。

至于怎么给足张伯伦面子。

第一条是，不能发动战争——这样在英国民众看来，“英国治下的和平”在持续，没人在挑战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是，在扩张领土时打“民族自决”这张牌，这样即便有一些过激举动，张伯伦也有台阶下。这样虽然张伯伦实际上是在倒退，但是在英国舆论看起来，英国的逼格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占领捷克残余部分，是二战前夕，英德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德国占领了一块斯拉夫人的土地。发动对波兰的战争，是导致英国宣战的原因，这两件事情都让张伯伦在舆论上无路可退，再退让，他的政府就会垮台。

元首的一个致命的错误观念是把张伯伦的帝国收缩政策，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衰落标志，把他看作一种国家经济上的衰退和民族整体的软弱无能，他曾经暴一些讽刺英国段子，比如说“英国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有几百万过剩的妇女，这样在她们没法拥抱一个男人的时候，就只好拥抱整个世界。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这样的态度，在1938年英意在关于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谈判中，墨索里尼这样讽刺张伯伦和他主要内阁成员，“在这些人身上看不到当初开创大英帝国的德雷克、霍金斯那些英国人的一点点影子，他们一直在后退，他们所努力做到的就是后退的慢一点。”

哈利法克斯子爵在1937年作为张伯伦的代表访问德国时，曾经非正式的邀请希特勒能够访问英国，但是希特勒拒绝了。希特勒的内心深处可能一直存在这样的观点，因为英国是衰退的，并且是软弱的，所以只要展示自己的强大有力，就能让英国加速度的后退。

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大部分英国民众都是愚昧无知的，会被各种煽动性小报牵着走，盲目地相信大英帝国依然是世界第一，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揭破这层皇帝的新装。

同时，他不了解的是，英国有庞大的金融集团和投资人集团，这些人的利益不可能满足于英国作为一个全球的“割据势力”。

大英帝国必须作为全球秩序的支配者才能实现，英国的金融霸权和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一点既意味着希特勒想在大陆上建立一个“第三帝国”去分割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变得不可接受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直接否定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任何被国家社会主义化地区，就意味着从旧有的国际体系中被分割出去，德国发明的易货贸易制度，像触角一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地盘里伸展出来，进一步阻碍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这一点上说，这种不能让国际资本获利的制度，甚至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更坏，因为苏联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它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依赖性，虽然在国内他们国有化了资本企业，但是在国际上却依然需要和国际金融家和商人来往，很多英美大资本家都从这种红色生意中获得暴利，这些人成为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的形象代言人，并以自己认识很多苏联的达官贵人为荣。

与此同时，在西方社会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已经停止了扩张，他们的政治版图已经稳固下来，并且逐步放弃了暴力斗争的手段，在选举中又不足以取得多数，尤其是他们对工人阶级中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吸引力非常有限。

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在30年代中后期却依然看不到尽头，在荷兰、比利时、法国都有庞大的受众，在英国三十年代中期是也曾经极盛一时。尽管希特勒的纳粹党自称是民族主义，但是向任何自下而上的革命一样，国家社会主义依然有一种天然的向外输出革命的倾向。

尽管在柏林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国际”这种组织，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除了世仇法国之外，大量其他国家国家的纳粹组织都向朝圣一样定期访问德国，并且从德国外交部或者党卫军的特殊经费中获得支援。

所以说，在1939年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西方资产阶级畏惧国家社会主义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更甚，元首一厢情愿的认为只要自己高举“反布尔什维克”“反苏俄”的大旗，就可以赢得西方国家舆论的支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自信。

相信张伯伦政府的帝国收缩政策，就是英国整体选择的政策，也是毫无根据的自信。正是因为他对张伯伦政府的一再打击，最后导致了最愿意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英国政治势力下台。

现在当国际资产阶级在英国把持政权后，英德之间在也没有和平可言了。

1940年5月时，当丘吉尔政府上台时，英国的国际资产阶级完全违背了他们过去宣传的自由和民主，为了战胜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最新的战时授权法案，给了丘吉尔自从克伦威尔护国主政治后最大的权力，其中包括全面控制舆论，建立德国式的秘密警察，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逮捕和拷打英国公民。

利用这些权力，丘吉尔对英国民众撒谎。当德国向英国呼吁和平时，丘吉尔对英国民众说，“德国所有的和平条约都是迦太基式的。”“德国要求我们交出舰队。”实际上德国并没有提出让英国交出海军舰只的任何要求，这些都是丘吉尔政府用来欺骗民众的。

他用德国间谍的名义在1940年的6月份，迅速逮捕了几千名主张和英国达成妥协的英国人，彻底吓住反对者，因而没人敢揭破这些谎言。

当然这一点完全可以解释为，为了维护战时的团结而进行的“有益尝试”，但是在绝大多数历史宣传学中，是无视在当时的英国也有一个德国式秘密警察这样事情。

丘吉尔也完全可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因为民众普遍性的愚昧和短视，他必须做出更有前瞻性的决断，因而有必要做一些善意的谎言。

其中一个论点是，“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独霸欧洲大陆的帝国都不可能不去寻求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所以英国的政策不能允许德国独霸欧洲。

后来宣传学家们从被俘获的德国机密文件中找出了两个用于支持丘吉尔的论据。

其一个是在法国战役结束时，海军总司令德雷尔曾提出在德国从法国和低地国家撤军后，要求保留若干个海军基地以供未来的德国海军使用，对这一点希特勒并没有反对。这说明在战胜法国之后，德国明显显露出成为海军强国的兴趣。

另一个是德国海军Z计划，这个计划是在1946到1947年时要拥有一个可以和大英帝国海军分庭抗礼的强大海军。

德国陆军军备计划是到1942年达到顶点，然后在1945年前完成进攻苏联，夺取生存空间的计划，这样两个计划就衔接起来了。

1942年前的计划是陆军军备，1942年后转为海军军备。

1945年前的敌人是苏联，到了1945年之后就会变成英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有一个统治世界的计划。

然后历史宣传学家，还煞有其事地凭空杜撰了一个德意日三国密谋占领世界的地图。

实际上海军Z计划完全是海军部门的一厢情愿，在很早以前，就被希特勒驳回了，Z计划很早就被剔除与当时的四年计划之外。

而海军要求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大西洋沿岸得到新的海军基地事项，希特勒只是没有直接反对，这可能仅仅是一种“领导艺术”而已，犯不上直接驳海军的面子，让德雷尔和海军高层下不来台。

如果德国想要得到这些海军基地，以当时德国的军事形势和地位，它可以轻易的把它写进与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和约里，但显然希特勒并没有这么做。

在后来解密的所有资料里，都没有看到所谓希特勒要夺取海上霸权地位的意图，按照希特勒的伟大设想，“在未来的第三帝国里，劳动将成为一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我们将拥有乌克兰肥沃的土地，和乌拉尔山富饶的矿产，只要在这两者之间勤奋的工作，那么的德意志的后代将在财富的海洋里游泳。”可以想象，元首是以得到俄国的土地为充分的满足的。

对这一点，丘吉尔也是清楚的，不然他不会在1940年春天是还曾经不反对寻求和德国达成妥协，但是到了他成为首相，就完全变成另一幅嘴脸，因为他必须为把他捧上宝座的那群人的利益而伸张正义。

最后，元首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敦刻尔克成功的成就了英国人的一个抗战的神话。

出于人类的原始部落本能，任何一个国家在刚开始对另一个国家作战时，都会出现团结一致的情绪。

比如在美国人进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时，都出现了大批美国人上街游行支持政府的。但是随着战争的不利，这些游行者又变成了反对战争。

同样在二战刚开始的英国也一样，战争必然导致英国民众支持一个热衷打仗的政府领导人——比如丘吉尔。

这时候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给这些头脑正发热的民众以当头棒喝——如果德国在敦刻尔克全歼英国远征军，那么必然让普通英国人头脑清醒起来。

而元首放走了英国军队，这样英国民众有了新的谈资，他们热情地谈论着皇家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的英勇表现，谈论参加救援的英国渔船和游艇上的普通民众的英雄事迹，谈论丘吉尔关于这是“开始的结束”的慷慨陈词，最后这些都变成丘吉尔政府的民意支撑，让他拒接和平的底牌更加强硬。

“现在的希特勒就像在赢了大钱的赌徒一样，他已经不想继续冒险，正期待着赌局尽快散场。”在1940年六月，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长齐诺亚酸溜溜的报告给他的岳父泰山目前的情况。

这场赌局中的小玩家们如比利时、荷兰、丹麦等本来是被硬架上赌桌的，他们早就期待散场，而几乎输掉裤子的法国也无心继续赌下去。

但是发起这场赌局的庄家——英国还不想收手，现在英国的丘吉尔要求继续赌，直到英国可以翻本，或者新的大赌客如美国人到来，所以元首只好接着在赌桌上奉陪。

从一战、二战的历史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酿成世界大战之前，用有限而决绝的军事行动恰恰能避免真正大战的爆发。

以史为鉴，过度解读敌方的内部的矛盾，就好像被捆在案板上的猪看屠夫和厨子争论红烧还是清蒸好吃一样，没有一点儿点儿意义。

而要真正利用对方的矛盾，就必须自身表现出决绝的态度，决死一战的信心。

这样才能让敌国里的稳健派能有论据来支撑自己，这样才能制衡激进派。

举个例子：1900年庚子国变，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和列强最后讲和，不是因为慈溪跑得快，也不是因为李鸿章辩才高，而是山西地区的清军顶住了八国联军的进攻，形成了武装对峙。这个对峙不但让八国联军觉得清廷还有用，也让东南互保的汉族官员认为清廷还有些力量，这才实现了讲和。

慈禧西逃的初期连地方官都不待见清廷了，认为清廷要倒台。

如果不是怀来县令、岑春煊等人照顾估计都到不了山西，更别说陕西了。

如果当时全国督抚再决绝一点儿，清廷直接被废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没有后续的各地督抚表态和清军稳定了战线，让李鸿章当总统已经不是随便说说的了，李鸿章在西方世界可是以“政府首脑”面目出现的。

《中俄密约》时俄国就曾经直接说“不是李鸿章，级别不对等我们不好接待”。

是不是以某人为谈判对手是非常讲究的，比如美国在叙利亚开始一直不以巴沙尔阿萨德为谈判对手，在阿富汗开始一直不以塔利班为谈判对手，都是凭借军事胜利才逐渐把自己弄到了谈判桌前。

一个大国的兴衰往往都是以百年计的，而一个大国的衰落有时候看似突然，而其深层次的祸根往往是几十年前就种下的。

　　美国霸权的衰落肇始于苏联解体，距离现在不过二十几年，再过二十年也不到五十年，这还不足以使一个霸权彻底衰落，美国的崛起用了50多年的时间。但是期间他获得了太多的奇遇，这种好事不可能短时间内再度上演。

普京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我深感认同，这不但是苏联人民的灾难，更是美国乃至全西方的灾难。

　　其灾难后果有三：1、苏联自身的灾难；2、地缘政治的真空，造成恐怖主义横行；3、国际经济秩序的崩盘。

说到苏联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碎片化、衰弱化苏联和俄罗斯必须要有度，而且碎片和衰弱以后必须要有后续措施，只是破坏没有建设，结果只能是遭遇反弹。而且要清楚，苏联、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大国是有雄心的，大国气质是渗入骨髓的，所谓“大国不相侵”，不是说你在军事上不能打败他，而是很难在人民心目中彻底抹杀他。这种国家荣誉感遇到困境必然会从新爆发出来，而且这种爆发是摧枯拉朽的几乎是无法阻挡的。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也是有过几次经历的，而且都不远，可惜他们同样没往心里去。比较著名的一次就是拿破仑三世的上台。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在经历了一段彻底否定大革命、妖魔化拿破仑以后，人民还是在怀念当年法兰西的荣光，越是了解那个年代的辉煌就越对现在不满，发展到高潮，终于形成了，只要姓拿破仑当皇帝老百姓就支持。

　　另一个例子更近，就是德国总统兴登堡的上台，兴登堡也是在全国怀念帝国的荣光的时候，顺利上台的。

　　正是基于此，俄罗斯最终选择了普京，形成了美国所说的“民主倒退”的结局。一个国家如果在重大变革后无法实现有序发展，那么向后看的情况几率会非常高，如果引导不好，结果只能走向在此对抗。

提出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该如何做才是比较合理的呢？

当年美国解体苏联以后，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俄罗斯的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与俄罗斯形成共管天下的局面。同时在金融、能源、产业结构上一箭双雕地封死俄罗斯的发展出路，最终实现维护经济秩序的目的。

　　具体来说就是，既然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必然要转移制造业出去，那么就应该在产业结构上极力避免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国家，让自己的产业分散到几个主要承接国那里去，且单独一个国家都无法形成完备产业链。

也就是说，让俄罗斯主要承接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以工业养活俄罗斯人，而把轻工业和加工业交给东南亚做，自己掌握能源、金融、粮食等资源。

同时利用规则掐死俄罗斯的轻工业和东南亚的重工业，让他们的产业都趋于单一化，东南亚的轻工业产品可以行销全世界，但是机械和钢材等必须依赖大规模进口。

俄罗斯有得天独厚的能源、地域优势和深厚的重工业基础，生产成本要比东南亚等国低很多，这就形成了对东南亚重工业的压制。
　　道理就是养肥你但是绝不养壮你。在国际事务上给予俄罗斯极大的权力，但是必须是在普世价值体系下的权力，让他成为“民主的宪兵”。

　　有人会说，你这样扶植俄罗斯，不怕俄罗斯缓过劲来叫板你的世界老大地位吗？

再说，东南亚等国真会甘心做一辈子小弟给你缝袜子做裤子吗？
　　第一，如果美国真对世界格局做如此分工，那么美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世界第一的位置远比现在稳当得多。

第二，即便美国衰落了，但是新崛起的势力也必然是信奉普世价值的国家，那么对于西方社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真这样做了，最好的结果将是，俄罗斯逐渐由能源输出国变成能源进口国，而东南亚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只能做衬衫和袜子，地区恐怖主义将无法施展，美国在国际上也将更加说一不二，而且美国也会得到一群战斗力极强的战斗民族士兵，全世界横扫也不用死自己多少人。核裁军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当然，美国是没机会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某国哪一天真的也有机会掌控世界格局了，应该如何做呢？

提出一个大原则：既不能奢求把大国彻底打死，也不能让他游离于体系之外。

　　第一，全产业链不能丢，某国十几亿人，也吃得下养得起，所以，手握制造业不怕变天；

　　第二，国际事务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美国到后来就是走了这条路，结果可想而知，可以预见，美国将来不论多弱，军事上也不会弱，那么如果美国真有跌落的一天，关键时刻不要想着杀死美国这样的大国，而是给出路，不要把美国逼急了。

　　美国这样的国家，真衰落也不会崩盘，很有可能是缩回本土。如果此时像美国对付俄罗斯一样，继续压迫甚至主动肢解美国，其结果很可能是如今日俄罗斯一样的反弹，最后被拖下水。

　　比较好的方法是继续拉着美国这个死老虎当大旗，无论美国多落架，仍然要在国际地位上给予极高的尊荣，同时在经济结构上彻底矮化美国，不让其恢复完整产业链，而把它纳入到全球生产中成为集体中的一员，而不是随时可以单干的全能手。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既不是GM，也不是戴着主角光环的VIP。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参与者，所以，国人不要着急，不要想开挂。“皇国兴废在此一役”这种想法那是小国、弱国的选择。

对于中国这个体量的国家，已经达到了“大国不相侵”的程度，我们摆正自己这个位置，所谓的“再平衡”就都是扯淡。

　　最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形成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势力，到那时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太平洋容得下两个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