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初稿）》上册，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编，1974年5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初稿）》上册

第四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批判。

恩格斯在第二国际初期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第一节

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二）

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胜杜林反动思潮以后，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党的威信与影响迅速增长，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1876年党拥有23种报纸，到1877年增加到41种。党在1877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近50万张选票，比1874年增长了36％。

德国统治阶级对于德国党的发展壮大和蓬勃兴起的德国工人运动感到非常恐惧。1878年10月，俾斯麦借口两次谋杀德皇的事件，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非常法令”规定：取缔社会主义组织，封禁其出版物，不准集会，政府随时可以宣布戒严，并可任意逮捕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主义工人党被置于非法的地位。这项法令自1878年10月开始实行，截至1879年6月30日止，仅半年多的时间，被禁止的有217个协会、5个互助会、127种定期刊物和278种不定期刊物。【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第152页】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一年内，单单在普鲁士，就有1万1千多政治犯被捕入狱。反动的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德国。

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对党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党的领导人有的茫然失措，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竟然声阴自行解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乘机蠢动起来。以苏黎世委员会【当时德国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委员会，设在瑞士苏黎世，称“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纠集在一起，组成苏黎世三人团，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主张把党改变成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党。以莫斯特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集团，鼓吹立即进行革命，否认一切合法斗争，实行恐怖手段的冒险策略，公开滚到无政府主义的反动立场上去了。但是，广大党员却自动组成党的秘密地方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在这种严重紧要关头，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广大党员的革命主动性和英勇斗争精神，鼓舞他们坚定革命信心，帮助党的领导人克服动摇思想，纠正错误。恩格斯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文中说：“要想封住社会党人的咀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归根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国党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指出，俾斯麦反动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推行“非常法令”，这并不表明统治阶级力量强大，正表明他们虚弱。党应该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鸣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要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紧密保持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创办党的秘密刊物，使党逐步走上革命的正轨。

当时德国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苏黎世三人团，于1879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是一篇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的机会主义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他们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要求改变党的性质，主张在“非常法令”的压力下，党应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气愤。他们在1879年9月17日～18日，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对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并指定在德国党的领导成员中传阅。

《通告信》揭露和批判了三人团妄图以资产阶级“博爱党”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党。《通告信》指出：“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党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通告信》揭露和批判了三人团妄图以资产阶级的纲领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纲领。三人团被反动的“非常法令”吓破了胆，要党屈服反动压力，遵从反动法令，以换取俾斯麦的“善意款待”。他们叫嚷党应当放弃无产阶级的纲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通告信》指出，这是“无限期地延缓”党的纲领，是把纲领“遗留给儿孙们”，从而把“＂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①深刻地揭露了三人团右倾投降主义纲领的反动实质。

《通告信》还揭露和批判了三人团安图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党的革命路线。三人团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攻击暴力革命是“爱好街垒战的无赖”，诬蔑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主张“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了这种向资产阶级叛卖投降的罪恶行径。指出：“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②

《通告信》在批判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纲领和路线时，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信中指出：“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而苏黎世三人团“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对于这些混进工人党的冒牌货，《通告信》指出：“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要求把苏黎世三人团清除出党。

在《通告信》结尾，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通告信》是一篇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重要文件。它对苏黎世三人团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以至消声匿迹了。同时也帮助德国党提高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战斗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主要力量集中打击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们只会重复“革命”这个字眼，而不会给群众指出应该如何来聚集力量，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由于莫斯特等坚持错误，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879年9月在报上刊登了组织新党的建议，走上了公开叛党的道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向正确的道路，他们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出版秘密刊物，开展地下斗争。1880年8月，在瑞士的维登召开了党的秘密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公开叛党的莫斯特、哈赛尔曼“左”倾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撤销了苏黎世三人团担任的党报编辑职务，但是没有公开指名谴责他们。大会还决定把“哥达纲领”中“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目的一段，改为“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接受了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革命策略。维登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动摇和混乱时期。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8页】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怀、指导和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健康成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指引着德国党胜利前进。这对于当时欧美各国工人党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