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科学哲学（IV）： 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到“后现代科学哲学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英美的科学哲学基本上陷入一种死寂状态，那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请回答，科学哲学》这个系列的视频，在更新到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之后，也陷入一种死寂状态，目的就是想让大家切身体会英美科学哲学界的这种死寂。当然不是我懒惰啦（才怪。

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都面临着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后来所有科学哲学家的修补工作都无法完全取代从逻辑实证主义和卡尔·波普尔那里得到的关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模式。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当代科学哲学中没有再出现像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这样能够引起“革命”的理论。当然，科学哲学研究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是处于一种常规的研究阶段，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和细分。当代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并且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第二，对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更一般的科学哲学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重要哲学问题，广泛地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思考，比如生物学、化学、医学、认知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并且已经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实在论vs反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从表面上看围绕“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实在问题”展开，但更深刻的分歧却是在于“科学假设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假设虽然可能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得到证实，但这些假设所设定的【实体】或【过程】却在整个假设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因此，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者【这个过程是真实的】。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科学推理中的“溯因推理”或“假说推理”（abduction），即对于无法用一般规律解释的现象，可以为他们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论，用其中一个现象作为对这个新理论的经验检验。这种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尖锐批评。

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要寻求科学理论的【恰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并不能也不需要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而只是说明了成功了的科学假说在一个具体的场合或语境中【确实有用】，但这并不需要保证其中承诺的实体是存在的或所涉及的过程是真的。

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概括。我们姑且把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焦点分别概括为以下内容：先来说说实在论的基本共识——第一，实在论者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假说中谈到了原子、分子、质子等概念，那么他们就应当是这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成分或实体。第二，“无奇迹论证”或“最好解释推论”：假定一个理论t“拯救了现象”，那么对这个事实的最好解释就是“这个理论在实在论的意义上是真的”。比如该理论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这些实体确实具有该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属性等等。实在论者认为，如果这个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为真，那怎么解释这个理论成功地拯救了现象呢？只能诉诸“奇迹”了。又因为理论的成功不可能是因为“奇迹”，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理论为真”。第三，“共因原则”的论证：假定两个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那么一定是其中一个导致了另一个或者是【第三个事件】造成了这两个事件。这个【第三事件】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由于它是这两个可观察事件或事实的共同原因，所以我们应当假设这第三个事件真实存在。

再来说反实在论的基本立场。第一，反实在论者遵循经验主义的基本思想，他们认为我们无需假设任何神秘的、不可观察的或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现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物自体的设定在科学上是多余的，即使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科学家能了解的世界。第二，反实在论者只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可观察的实体，对不可观察之物的谈论仅仅是一种组织我们关于可观察之物知识的一种方式。第三，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家的任务不是要带来关于独立存在的不可观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实陈述——那是哲学家的任务，科学家要做的仅仅是为了“拯救现象”。目前，围绕科学实在论的论战大多是试图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寻找一种可能的中间妥协方案。其中一种有名的方案被称为“实体实在论”。这个方案是说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中所描述的“实体存在”的问题，而并没有涉及“科学理论的真”的问题。目前有不少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但他们同意实体实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实在论才是关于被操作的实体的存在问题，并且他们把实体存在论看作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实在论相悖的两种立场。

不过，仍然有哲学家认为这两种实在论具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就是认为“科学推理的规则是普遍的”，而对这些规则的证明是哲学上的。对这些假定的挑战导致了语境主义实在论，即仅仅承认具体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材料的存在。

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科学哲学领域重要的发展趋势。被看作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哲学、医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学哲学（Philosophy of Psychology）这个学科以往与哲学心理学、心灵哲学、行为主义、认知科学以及关于精神的性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但“认知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这使得认知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重新定义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比如表象、解释-还原、确证等等。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s）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

在许多新的认知模式中，最重要的是计算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计算机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推理和处理的工具，而是思考人类以及思考科学的一种模式。甚至有哲学家认为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是计算和信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计算、复杂性、系统和信息应当成为最基本的思考概念。从现实层面来看，现代社会中有许多问题都和计算机关系紧密，并且只有在大量研究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恰当地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计算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出现对传统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比如身心问题、关于实在世界的本体论、逻辑与概率以及科学与技术等等问题。同时也为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纳什均衡问题、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模型等等。

尽管科学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具体领域开始进行深入研究，但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科学哲学家们仍然困惑于什么会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分究竟是什么？这些是会不断出现的科学哲学问题。如今，我们仍然试图以具体的方式来回答他们，而这些具体的方式会对科学和更大的世界产生影响。

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出实在论真理观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或者说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他们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可以看作是进入了后现代时代。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道德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建立的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但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多是从科学外部看待科学的演变，特别是从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角度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因此，这种后现代科学观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并不是主流。

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性、非连续性等特征，使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在这样的语境中，奎因用“实用性”标准来取代实证，把本体论承诺和经验事实区分开来。

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共同信念。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中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最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拉里·劳丹和范·弗拉森等人。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劳丹和范·弗拉森的核心观点。

拉里·劳丹：科学的成功与逼真性无关

先来解释一下当时的背景信念——传统科学真理观。卡尔·波普尔在 1960 年提出了“逼真性”这一概念。波普尔认为，不管一个陈述为真还是为假，根据陈述内容所包含的真陈述的多少，该陈述具有不同程度的真理性。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是“近似为真”，而并不已经是“绝对为真”了。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理论的“逼真性”。科学发展中的后继理论总是比先行理论具有更高的逼真性，也就是更接近于绝对真理。科学发展就是要持续不断地追求更好的科学理论，而更好的科学理论就是逼真性越来越高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波普尔的思想中是存在“绝对真理”的，但我们的科学理论只能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逼近这个绝对真理，而永远不能达到。

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指出，“我们是真理的探求者，而非真理的占有者”。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开始，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科学方法论，都是沿着库恩的思路对于这种传统科学真理观进行反驳。他们认为不存在“绝对真理”，而只存在一种主观约定的“相对真理”。这条反驳思路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见《请回答，科学哲学》的第3期视频。

对传统科学真理观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劳丹并不否认科学理论在原则上应当具备真理性，但他认为，如果我们非要以“逼真性”为标准解释科学理论的成功，那就必须先为“逼真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事实是，“逼真性”这个概念在语义学层面和认识论层面都遇到了巨大困难，我们看不到任何能够为“逼真性”给出一个令人满意定义的可能。

在他最著名的一篇论文《对趋同实在论的反驳（或译“收敛实在论”）》中，劳丹首先提出了如下观点，如果科学实在论非要把科学在“经验上的成功”和“真理性”或“逼真性”相连，那么我们会得到以下推论——如果一个理论是近似为真的，则它在经验上必定成功。如果一个理论在经验上是成功的，它就可能是近似为真的。但是劳丹通过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史案例向我们证明，在科学史上成功的科学理论并不一定为真，反而可能在事后被证明是假的。例如，理论中的概念其实无指谓（non-referential）的实体，而更具逼真性的理论却并未取得经验上的成功。

其次，实在论者认为后继理论将保留先行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理论更加接近真理。但劳丹依然用科学史案例告诉我们，科学理论的发展并非如此。比如光的波动说并没有包含光的微粒说中所谓的合理成分。劳丹的理论瓦解了【科学理论的成功】和【科学理论的逼真】二者之间的必然关系，也瓦解了科学的线性进步观。他认为我们难以也没有必要用“逼真性”这一标准去解释科学的成功。如果说科学理论是“进步的”，那也只不过是在一种工具层面和实用层面上说的。进步的科学理论是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理论，根本不需要诉诸“真理”这种形而上学概念。

范·弗拉森：科学的目的不是真理而是“经验的适当性”

与劳丹一样，范·弗拉森（Van Fraassen）认为，科学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论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意义的东西，它除了给人一种美好的设想之外，并不能从本义上对科学理论进行真正的解释，因为在科学认识对象的“可观察性”和“存在性”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关联。在范·弗拉森看来，科学理论模型、科学假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符合和对应】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拯救”和“被拯救”】的关系。只有当理论“拯救”了现象时，理论才有可能在全新的层面上获得意义。进而，范·弗拉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其反实在论特征的真理概念，以取代传统的真理概念，即“经验适当性”。“经验适当性”这个概念为科学成功提出了一个逻辑上独立于真理的科学标准。范·弗拉森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证据相信好的科学理论必定为“真”，更没有必要相信科学假说中的“实体”就是实在的。科学的目的仅仅是给予我们在经验上适用的理论，接受某一理论的判断标准也不过是“经验上的适当性”，而非“真理性”。科学成功的标准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真理”，而只是实际的和可观察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范·弗拉森否认了【理论假说】和【实在】之间的具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联，从而强化了“经验适当性”这一标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一概念也成为了范·弗拉森“经验论真理观”最基本的范畴。

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

在对“真理”概念的重新建构中，范·弗拉森走向了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这和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以及“解释学转向”对“语言学转向”的修正存在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