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李思琪：《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2:1–18之希伯来母本

期刊索引 

《圣经文学研究》（CSSCI来源集刊）2023年第26辑，第90–124页。可从中国知网上下载文章电子版。

摘要

对了解《以斯帖记》古代流传史尤为重要的抄本类型主要有三：收录于犹太教正典的希伯来文M文本、存于天主教次经的希腊文B译本，以及风格独特的希腊文A译本。学者们对A译本背后的希伯来文母本（Vorlage）有着两种不同的想象，“原文派”认为，A译本之母本比M文本更贴近希伯来原文；“自由派”则主张，A译本的独特性质均为译者的自由发挥所致。本文聚焦《以斯帖记》A译本2:1–18，透过文本对勘方法，论证“原文派”观点的合理性，从而呈现希腊化时期希伯来文经文书卷尚未定型的状况。

关键词：《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文本对勘，希腊化时期

1 问题陈述

《以斯帖记》的希伯来文版本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古波斯帝国，主要勾画了犹太民族如何在奇女子以斯帖和她的堂兄末底改的运筹帷幄之下，逃过灭顶之灾。令人侧目的是，以斯贴和末底改利用了异邦名字来淡化甚至隐藏自己的犹太民族身份，[1] 作者在故事叙述中对以色列人的神和希伯来宗教元素三缄其口，故事的末尾更毫不避讳地描绘充满血腥味的民族仇杀。因此，该故事被视为《希伯来圣经》里最具戏剧效果、最富争议的作品之一。一般将此希伯来文故事的原型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左右，也就是波斯帝国末期或希腊化时代初期，[2] 成书地点应在犹太人流散寄居的地区，很可能就在波斯境内。[3] 公元前3至公元6世纪，流散的犹太人逐渐融入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城市，当地盛行的通俗希腊语也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以斯帖记》故事正文就被翻译成通俗希腊文，同时不同类型的补篇应运而生，以改良正文中被认为不合时宜的篇章。[4] 后世的犹太传统因为这些希腊文翻译和补篇的出现而变得更丰富多彩。

上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稿早佚，迄今流传下来的抄本类型主要有三。其一被收录于中世纪的《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缩写为ML19A），是为年代最早、篇幅最完整的《以斯帖记》希伯来文抄本，在此将之简称为M文本。[5] 其二则被收录于公元4世纪手抄而成的《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 B），是为最早、最完整的《以斯帖记》希腊文翻译抄本，在此将之简称为B译本。[6]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第三类型的抄本，也就是《以斯帖记》的另一部希腊文翻译，简称为A译本，是由四部源自公元10–13世纪的希腊文小写字母抄本组成。[7] 爱尔兰教会阿玛教区的大主教詹姆斯·乌雪（James Usher）最早将其中一部小写字母抄本刊印出来（1655年），迄今根据这四部手抄本编订而成的《以斯帖记》学术校勘版本被收录于剑桥版的《希腊文旧约》（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以及哥廷根版的《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a）。[8] 虽然A译本的故事内容和M文本还有B译本大致相同，但它也有和后两者显著不同之处。与M文本有所区别的是，A译本与B译本不忌讳提到以色列神的名字，内容具有更强烈的宗教色彩。A译本与B译本同样拥有六章补篇，但A译本的翻译手法比B译本更希伯来化，更像是希伯来文的直译。与M文本和B译本都不同的是，A译本的内容篇幅在多处更为短小精悍。

如此特立独行的A译本让学者意识到《以斯帖记》从希伯来文本至希腊文译本转换的历史更为错综复杂。关于B译本和M文本之间的历史关系，学术界早已达成了一个共识：除去六章补篇的B译本是根据和M文本相近的希伯来文母本（Vorlage）翻译而成。[9] 也就是说，学者们都认为B译本的核心文本对M文本所保留的希伯来文内容有很强的依赖性。独树一帜的A译本却让热衷于还原希伯来原文的学者们质疑M文本是否指向《以斯帖记》最早的故事版本。A译本是否更贴近希伯来原文呢？抑或是A译本中所有与M文本、B译本有所偏差的字句都是A译本译者的自由发挥所致？

一组学者推断，除去共同的六章补篇，A译本和B译本是两个独立且不同的希腊文翻译。[10] 这也意味着，A译本的内容可被追溯修复至一个与现有M文本不同的希伯来文母本。依照这些学者的说法，这另一希伯来文母本比M文本包含更古老的内容传统，更贴近《以斯帖记》最初的希伯来文版本。有新一代的学者认同以上观点，他们主张，A译本的母本和M文本因故事大体内容的高度相似性最终都可以被追溯至同一闪根源（Semitic root）。[11]简言之，根据这一“原文派”的观点，A译本的希伯来文母本与M文本同根同源，且在文本发展的最初阶段就被翻译成希腊文，因此A译本的核心文本还保有《以斯帖记》最初的文本内容，而现今传世的M文本已在之前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编辑和修改而远离了最初的文本面貌。

另一组学者却认为，由于迄今尚未有考古外证来证明《以斯帖记》另一希伯来文母本的存在，故应该只仰赖M文本来重构《以斯帖记》最初的文本面貌。他们还主张，A译本在多处根据B译本进行更自由的修改与添加，因而展现了更晚期的内容传统。如汉赫特（Hanhart）所阐述，A译本与B译本间的差异成因主要有二：其一，A译本对B译本进行相对自由的修改；其二，A译本添加了与B译本完全不同的资料。[12] 托夫（Tov）也赞同这一说法，主张A译本在修正B译本翻译的基础上，趋同于和M文本向左的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资料。[13]对汉赫特和托夫而言，译者在根据B译本修改A译本的同时，还掌握了与B译本不同的资料，并且将这些资料添加至他的翻译中。德·特罗耶（De Troyer）与米勒（Miller）则主张，A译本的译者并未掌握其他资料，其与B译本的所有差异皆为A译本之译者的自由发挥所致。[14] 上述学者的观点可简称为“自由派”。

笔者认为，“自由派”学者的观点未免过于偏狭，尤其米勒对于A译本、M文本及B译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所作出的结论，仅基于她对三个故事版本中斯4:14的分析。[15] 事实上，译者本身的自由添加或改动并不能解释A译本与B译本间的所有差异。本文将以《以斯帖记》A译本2:1–18为范例，[16] 比较该译本与B译本间的用词遣字，同时分析M文本中后世补充与修正的段落，以论证“原文派”观点的合理性。易言之，A译本第2章的部分内容比M文本的相应部分更贴近《以斯帖记》最初的文本面貌，这一结论符合希腊化时期希伯来文经文书卷尚未定型的状况。

2 文本关系

根据《以斯帖记》第2章，波斯皇帝亚哈随鲁在废黜瓦实提之后，在宫里臣仆的怂恿下开始寻找新皇后，被犹太堂兄末底改收养、才色出众的以斯帖就在这种情况下和其他的少女们一起被召集进宫，最终讨得所有人的喜爱，获得皇帝宠幸，登上皇后宝座。《以斯帖记》的M文本与B译本，在记录以斯帖飞上枝头变凤凰之后，书写了和A译本不尽相同的结尾，不仅提到佳丽们第二次被召入后宫，还叙述末底改拯救国王性命的始末（M文本、B译本2:19­­­–23）。[17] 关于此差异成因的猜想，学者莫衷一是，有一种说法认可度最高，即A译本更简短的结尾代表最原始的故事版本，而M文本、B译本更冗长的结尾属于后期受斯6:1–3内容所影响的扩充和添加。[18]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推导出藏匿于A译本背后的希伯来文母本，故下文剔除了关于M文本、B译本结尾的讨论，只着重于《以斯帖记》A译本2:1–18，厘清其与B译本、M文本相应部分间的依赖程度，进而了解A译本的发展路径。

（一）A译本与B译本

有迹象显示，A译本和B译本均是直接从希伯来文译出，但是在翻译的最初阶段两者并未互相借鉴。先就数位人物名字观之，两部译本的拼写不尽相同。波斯第一任皇后，在M文本名为ושׁתי“瓦实提”（斯2:1），[19] 该希伯来文名字可能源自古波斯语的专有名称Vištāpa（*Vištā）。[20] 皇后之名在B译本化作Αστίν，无论是在发音还是拼写上都与M文本的名字相左，虽然从该名字里的-στ-还是可以推测出其背后的希伯来文名字应与ושׁתי无异。[21] A译本的波斯皇后，名为Οὐαστίν，名字之希腊文拼写比B译本更像是M文本中希伯来文名字的直接转写。

这并非孤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斯皇帝名字的拼写上。M文本将波斯皇帝称为亚哈随鲁斯（אחשׁורושׁ），可以与古波斯名字Ḫšajāršā相联系，根据考古发现，大部分学者认定该希伯来名字指向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465年）。[22] 然而，B译本却在斯2:16与其他篇章里将波斯皇帝称为亚达薛西斯（’Αρταξέρξης，公元前465–424年），很可能是由于希伯来文的אחשׁורושׁ与希腊文的’Αρταξέρξης在词形上更为相似。[23] 与B译本不同，A译本称波斯皇帝为亚述尔鲁斯（Ἀσσυῆρος），名字发音与M文本更相似，也更希伯来化。若A译本真是根据B译本来进行更自由的翻译修改，当M文本和B译本间的名字拼写相左时，A译本的翻译应该更贴近B译本，但其实不然。A译本的许多人物名字，不仅远离B译本的拼写方式，还更贴近M文本的希伯来文形式。

除了相异的名字拼写，A译本和B译本在叙述方面的用词遣字也大相径庭，展现了翻译的多样可能性。在此对比《以斯帖记》2:2的翻译和原文：

从句子结构和内容涵义来看，A译本和B译本显然都是在翻译与M文本极其相似的希伯来原文。有些偏差极其细微，例如，第三人称阳性复数动词“他们说”在B译本载为εἶπαν，在A译本写成εἶπον；而有些偏差却表现出各译本不同的语言风格。将נערי־המלך משׁרתיו“那些服侍王的少年们”译成οἱ διάκονοι τοῦ βασιλέως“那些王的臣仆”，很符合B译本在别处对נער“少年”的处理；[24] 而A译本的译者则着重于用作名词的希伯来文分词משׁרת“服侍者”，将对应部分读作οἱ λειτουργοὶ τοῦ βασιλέως“那些王的侍臣”。[25] 在翻译主语并不明确的希伯来文祈愿式（第三人称阳性复数）动词יבקשׁו时，B译本的译者选择将那些被召来的少女们变为句子的主语，让动词成为第三人称被动命令式Ζητηθήτω“让她们被搜罗”；而A译本之译者则让那些侍臣成为句子的主语，将动词读作第一人称主动鼓励式Ζητήσωμεν“让我们搜罗”。不管是B译本或是A译本，句子中的希腊文动词形式，都贴近希伯来原文中的意志性动词，但却拥有不同的对象为主语，进而展现了译者们灵活的用词选择。略显费解的是，M文本运用了两个近义名词，נערות“少女们”和בתולות“处女们”，来代表那些将被选采的女子。[26] 为了避开同义名词的叠用，B译本将第一个希伯来文名词读成希腊文中性复数名词κοράσια“少女们”，[27] 而第二个希伯来文名词则被转译为与其意思相近的希腊文形容词ἄφθορα“纯洁的”。[28] A译本的译者也避开了相近名词的重叠组合，但其翻译选择却和B译本的译者不一样，并没有使用形容词来代替名词，而是忽略其中一个名词，只选择将其中的בתולות译成παρθένους“处女们”。

这种翻译措辞上的不同选择也出现在《以斯帖记》第2章的其他段落。在第5节，M文本的אישׁ“男人”对应B译本的ἄνθρωπος，A译本却使用了同义异形的ἀνήρ；[29] 在第7节，A译本的定式动词加分词的翻译（καὶ ἦν ἐκτρέφων）更贴近M文本中的叙述形式（ויהי אמן），而不是B译本的定式动词加名词的句子（καὶ ἦν τούτῳ παῖς θρεπτή）；在第9节，B译本的ἐνώπιον αὐτοῦ对应M文本的לפניו“在他的面前”，而A译本使用了更贴近希伯来文句式的直译κατὰ πρόσωπον αὐτου。[30]

“自由派”学者笃信，以上这些译本间的差异都可以归咎为A译本之译者在B译本框架上的自由发挥。在分析A译本2:8–18时，德·特罗耶（De Troyer）就没有解释上述提到的语言现象，而是仅从各文本的内容结构排序，一笔带过地认为，A译本的译者进行了自由的删减。[31] 然而，上述的字句偏差之所以重要，就是由于它们都过于频繁且琐碎，很难理解A译本的译者为何在拥有与B译本相似的翻译在眼前时，还选择在许多名字、名词、动词等细节上做出零散且没有特别意义的变化。更有可能的是，A译本和B译本在第2章的最初翻译之时各自独立，两者并未相互借鉴，两部作品的译者在这一阶段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在翻译相似的希伯来原文时常常做出各不相同的选择。而且，与B译本相比，A译本的用词遣字有时更贴近M文本保留的希伯来文形式，因此可以推断，B译本并非伫立于希伯来文原文和A译本译者之间的翻译媒介，A译本第2章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其希伯来文母本和现存的传世M文本应有重合的部分。

（二）A译本与M文本

尽管如此，有理由相信A译本的希伯来文母本和M文本并不完全重合，而且现存A译本的部分内容应该指向比M文本更早的故事原型。纵观全文，A译本第2章可以分成四个明确的部分：第一部分（1–4节）介绍，当波斯皇帝遗忘瓦实提之后，宫里臣仆商议寻找替代瓦实提的新皇后；第二部分（5–7节）简述犹太人末底改的身世以及他与以斯帖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8–9节）和第四部分（14–18节）的情节紧紧相扣，以斯帖先是得到太监布盖奥斯的赞赏，又迅速赢得波斯皇帝的欢心，最终登上皇后的宝座。这四部分互相关联，条理分明，行文顺畅，少有赘述。[32]

与此相比，M文本第2章拥有大量更冗长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与臣仆们为皇帝选妃有关（3a、4b、8a节）。仔细观察，A译本并没有细述波斯臣仆决定采用什么手段来召聚民女、皇帝对献计的反应或是该计策的具体执行，而这些细节却出现在M文本（2:3a、4a、8a）。众多学者已指出，约瑟的故事与《以斯帖记》之间在文字方面拥有紧密联系，例如，波斯臣仆为皇帝出谋划策（《以斯帖记》M文本2:3­–4），此举就与犹太人约瑟对埃及法老的献议（《创世记》41:34–37）遥相呼应：[33]

从划线字体可以看出具体的文字串联。《以斯帖记》2:3里的两个祈愿式动词（ויפקד和ויקבצו）与《创世记》41:34–35的两个动词互相印证，另外，前者第4节中关于波斯王之反应的表述，几乎逐字逐句地呼应着后者第37节对法老之反应的描绘。此外，两部作品的叙述背景也有相似之处，约瑟是埃及宫廷的宰相，如同供职于波斯宫廷的以斯帖和末底改，都属于流散于异乡上流政界的犹太精英。[34] 潜藏在这些文字借鉴与串联之下的意涵是非常复杂的。在希腊化时期，《创世记》早已在犹太正典中占首席之位，《以斯帖记》M文本的编辑者在原有的希伯来文故事框架之下，引用了《创世记》之约瑟故事的关键词汇，可能是为了透过这样的文字借鉴，使更晚被创作出来的《以斯帖记》得以被视为犹太正典传统的延续。[35] 也有可能，M文本的编辑者借助后期编织的文字游戏，将波斯帝国的女性与埃及全地的五谷作对比，来暗讽波斯宫廷对女性的物化。[36]

关于波斯皇帝广纳各地少女到书珊都城的信息再次出现在M文本2:8，该节前半部分的内容不仅重述2:3a的内容，还杂糅M文本其他部分的特色用语。譬如，2:8a所提到的דבר־המלך ודתו“王的话语及其律法”只出现在《以斯帖记》里（斯2:8；4:3；8:17；9:1），再无出现于其他希伯来文经卷。在《希伯来圣经》里，ובהקבץ（连词加介词加Niphal字干不定词附属形）“当聚集”只出现在《以斯帖记》M文本2:8与2:19这两处。2:8提到的שׁושׁן הבירה“书珊都城”乃是《以斯帖记》M文本的特色字眼，另出现在1:5；2:3, 5；3:15；8:14；9:6, 11以及《但以理书》8:2与《尼希米记》1:1。特色词语在同一节中的融汇与碰撞表明，斯2:8a很可能是后来被添加在M文本当中，以便将以斯帖被带入宫中的情节（斯2:8b）与周遭所述的情况串联起来。总之，从M文本的内部分析来看，这些更冗长的信息点缀乃后期编辑者所为，以达到不同的叙事和连接作用。这些借鉴痕迹最为明显的部分，虽然出现在对M文本的希伯来文本有所依赖的B译本中，却都没有出现在A译本中。[37] 由此推断，A译本之译者手握的希伯来文母本并未拥有这些后来被添入M文本中的希伯来文字句。

第二类A译本没有提到，却出现在M文本的，是各个少女和以斯帖在觐见波斯皇帝前所进行的美容准备（斯2:12–13；14b–16）。在第12–13节，M文本的编辑者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计算众女子所需要的美容时间，每位女子需花六个月用没药油（שׁמן המר），再花六个月用香料（בשׂמים）和女子洁身之物（תמרוקי הנשׁים），满了日期（כי כן ימלאו ימי）才能面见皇帝。[38] 我们来细酌这几个关键希伯来词汇。首先，“没药”和“香料”常各自出现在描绘男欢女爱的《雅歌》之中，这两个名词还一同出现在《雅歌》5:1。[39] M文本之编辑者引用了《雅歌》中暗含情趣的药品，将其运用在新的文学处境中，使人对众民女与皇帝的会面浮想联翩，进而达到影射波斯皇帝之荒淫无度的目的。其次，“满了日期”的表述只另出现在约瑟用香料熏其父亲之尸体的段落里（《创世记》50:2–3）。编辑者在此借鉴了约瑟的故事，将波斯宫廷为召聚而来的女子们所作的美容准备等同于熏尸，以达反讽效果。[40] 复次，“洁身之物”（תמרוק）这一名词基本只出现在《以斯帖记》第2章，最早出现在第3和第9节，编辑者又在第12节的句子末尾添加该名词，使其构成串联第12–13节与其他原有段落的文字锁链。[41]

关键词的重复使用还能制造更鲜明的人物对比。M文本2:12–13率先描写每位女子觐见皇帝前所作出的准备，接下来的第15–16节则聚焦至以斯帖个人的准备，这两段落都用了相同的字句（ובהגיע תר־“当轮到…”）作为开场白，人物对比的意图非常明显。[42] 每位觐见皇帝的女子都将获得自己所求（第13节），但犹太女子以斯帖“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希该所派定给她的，别无所求”（第15节），此举便与常规女子所为形成对比。再细读第15节，可以侦查到第2章内其他段落关键信息和字眼的重现。譬如，第15节重复第7节已提到的信息，介绍末底改为以斯帖的堂哥，还将名字“亚比孩”（אביחיל）赋予以斯帖的父亲。[43] M文本的编辑者还亦步亦趋地模仿第8节（הגי שׁמר הנשׁים“掌管女子的希该”）、第12节（לבוא אל המלך“去到那王那里”）、[44] 第17节（ותשׂא חן וחסד“她就蒙恩典与宠爱”）的词语，[45] 将之复刻和拼凑在第15节，勾绘以斯帖在觐见皇帝前，就已赢得哈该太监以及众人的喜爱。将周围的词语融汇至同一节中，或为了提醒读者已述内容，或为了让细节更具象化，或为了方便各人物角色的比照，具体目的不得而知，但如此密集且显而易见的文字借鉴预设了周围其他经节更早的存在，证明第15–16节的内容应为M文本文中的二手添加。上述这些后期被编入M文本、暗喻对比丰富、文字串联明显的经节，不论是第12–13节，或是第15–16节，虽然都在B译本找到相应翻译，却都没有出现在A译本。A译本的译者没有理由大篇幅地剔除如此丰富的故事材料，因此，这些资料很有可能是在A译本刚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后，被添加在M文本的原文里。

M文本第三类之冗余部分与以斯帖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世有关（10–11节；参19–20节），却在A译本中无对应之处。在A译本第2章，以斯贴既没有隐瞒自己和末底改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将其犹太身份视为秘密，其民族或宗教身份好像都没有在选妃的整个过程中造成任何困扰。在A译本第3章，末底改更是将自己的犹太身份公之于世。当王的臣仆询问末底改，为何违抗王命，拒绝向宰相哈曼跪拜时，末底改就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作为回应（斯3:3–4）。当此事传入哈曼的耳中，他暴跳如雷，进而向皇帝建言献策，导致皇帝授权予哈曼来歼灭后者口中的反叛者（斯3:5–10）。皇帝可能并不知道将遭灭顶之灾的乃是犹太民族，但他在准备报答末底改对自己的救命之恩时，已知晓末底改的犹太身份（A译本6:12；对应M文本、B译本6:10），而且还知道以斯帖和末底改属于同一宗族（A译本7:14）。[46] 问题来了，如果说以斯帖和末底改从故事的一开始就没有隐藏彼此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在平日的生活饮食上应会遵循着自己祖先的律法，[47] 而昏庸的波斯皇帝尚且知道二人之真实身份，难道在宫里拥有众多情报员的哈曼会在已知末底改为犹太人的情况下，仍对以斯帖的背景毫不知情吗？[48] 若知情，为何还胆敢将皇帝宠幸之女的民族置于死地？很显然，A译本之希伯来文母本的作者并未意识到这样的情节发展有违常理。M文本的编辑者，在第2、3章介绍以斯帖、末底改和哈曼时，却深刻感受到了此处之不合情理，因而添加了一段叙述，说以斯帖在初入宫时，就已严格遵守末底改的吩咐，不敢泄露自己的民族身份（斯2:10）；而末底改还不放心，天天守在后宫外，深怕以斯帖不小心就遭遇飞来横祸（斯2:11）。[49] 同样的情节再次出现在第20节，彼时以斯帖已正式兴起为后。相同情节的重复叙述，应为M文本编辑者的刻意为之，[50] 借此强调以斯帖隐瞒真实身份的重要性，为接下来第3章的情节做出更合乎情理的铺垫，解释哈曼为何在以斯帖登上皇后的宝座之后，胆敢颁布灭犹命令。[51] 综上，A译本第2章，在未述及以斯帖隐瞒其犹太身份的情况下，保留了更难懂、更突兀的故事情节，根据“宁取较难阅读法则”（lectio difficilior potior），该章节应该保留了比现存传世M文本更古老的解读。

总之，上述三类冗余段落，留下了二手编辑的蛛丝马迹，充分体现M文本中经文借鉴的手法以及章节内部的再修饰。[52] 很奇妙的是，这些冗余部分都没有出现在A译本之中。为什么比B译本更希伯来化，似从希伯来文直接译出，且和M文本有众多重合之处的A译本，却没有包含M文本内编辑痕迹最重的内容部分呢？至此，答案呼之欲出，上述分析结果更契合“原文派”学者之观点。早在1969年，库克（Cook）就已怀疑2:8a与2:10–11原来并不属于M文本，也不存在A译本的希伯来文母本中，但他仅仅将这些章节标示为“不合理的资料”，并没有充分论证其不合理之处。[53] 格林斯（Clines）1984年的论著，更着重于A译本与M文本对《以斯帖记》故事结尾的处理，对第2章的介绍自然也相对地简单扼要，不过其分析和库克的结论不谋而合，认为更简洁的A译本提供了一个比M文本更连贯、更合乎逻辑的故事情节。[54] 基于上述两位学者之观点，笔者更详尽地分析M文本比A译本更冗长的部分，透过对经文借鉴和语言特色的观察，指出其中后期编辑的痕迹，进而论证A译本之希伯来文母本比现存传世的M文本更贴近《以斯帖记》故事的最初版本。

3 历史诠释

综上，透过A译本、M文本和B译本之间的对比分析，可以重构《以斯帖记》2:1–18的文本发展历程。下图简要展示了此发展历程：

从图表底部向上推导分析，《以斯帖记》A译本和B译本的核心部分在翻译之初并未相互借鉴，应被视为两部独立的翻译。再往上追溯分析，A译本的希伯来文母本虽然和M文本拥有重合之处，但M文本第2章比A译本的相应章节更为冗长，而这些冗余部分多为M文本的后期创作和改造。也就是说，A译本最初的译者在将希伯来原文翻译成希腊文之后，M文本的编辑者继续在原文的基础上扩充资料。追本溯源，与现存传世的M文本相比，A译本2:1–18的希伯来文母本更贴近希伯来原文。

这种情况似乎能从外部资料得到印证。1947年以来在库姆兰地区出土的部分死海古卷证明希腊化时期犹太经卷仍然处于易于变动的状态，一部分的经卷展现了与M文本神似的文本面貌，[55] 一部分的希伯来文经卷内容不同于M文本却与希腊文B译本吻合，[56] 还有另一部分的经卷既不同于M文本，也不类似B译本。[57] 这表明，希腊文译本与现今传世的希伯来文本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是译者本身的翻译错误所致，而有可能是由于译者手握一个不同的希伯来文母本。[58] 因此，一些希腊文译本有助于重构更原始的希伯来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库姆兰地区并未发现和《以斯帖记》任一译本相吻合的希伯来文残篇。[59] 众所周知，《以斯帖记》的正典地位在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圈子里存在争议。在公元3、4世纪时，拉比们对《以斯帖记》的地位依然没有定论，而来自东方，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的基督教教父，长期将《以斯帖记》排除在正典书目之外。[60] 这也意味着，《以斯帖记》从成书至成典的日子尤其漫长，不同的编辑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还未成典的以斯帖记故事进行编纂和扩增，不同的译者在各个阶段所截取的希伯来文本类型也因此有所差异，有的文本类型更贴近希伯来原文，有的文本类型则反之。经卷在此历史阶段的多样性和流动性符合前文的分析推断，即A译本的希伯来文母本更贴近希伯来原文，而B译本的翻译是基于更晚期、更类似M文本的希伯来文母本。

本文在主张上述观点的同时，并不全然否认“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诚然，A译本在从古典希伯来文被翻译成通俗希腊文之后，继续经历了更多的编辑和重塑，奏出当代犹太文明的序章与变奏。最能体现译本之后期改造的证据，就是现存A译本所囊括的六章补篇，这些补篇几乎无异于B译本的补篇，而且可能移植自B译本。[61] 有些学者推断，A译本之结尾（7:17之后），也深受B译本语言特色的影响，属于后期改造的部分。[62] 译者有意而为的编辑，还出现在第2章。譬如，A译本的译者，在2:9, 17篡改和添加了关键词组，将为选妻之事而劳师动众的波斯皇帝与掌管入宫之女的太监联系起来，[63] 而A译本第1、2章的太监又和第3章的恶人哈曼的绰号重名，译者在此似乎透过文字游戏，将波斯皇帝、宫里太监、反犹者哈曼置于同等地位，[64] 形成一组与故事里的“犹太角色”对立的阵营，影射对犹太人并不友好的历史大环境。

尽管如此，这些文字编辑和改造在A译本2:1–18并不均匀。如前文所述，A译本第2章还是拥有更多贴近希伯来原文的部分，因而“原文派”学者之观点更具合理性。总而言之，虽然经卷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译者的有意为之，也有可能是由于人为的抄写或翻译错误，如跳读（homoioteleuton）、重复字母的漏写（haplography）等，但不可被忽略的因素还包括那些由于不同希伯来文母本的使用而生成的差异。[65] 本文强调，研究者在文本对勘时需要细心甄别不同类型的差异，只有在理解A译本之希伯来文母本的独立性质的前提下，才能筛选出在此母本的基础上添加的特异元素，进而更好地理解译者的性格特征和历史背景。

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从《以斯帖记》希伯来文本与希腊译本的对比研究看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明”（批准号：20CSS006）的阶段性成果。

[1] 一般认为，末底改的名字源自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Marduk）；而以斯帖的名字源自巴比伦的自然与丰收女神，伊什塔尔（Ishtar）。参见L. B. Paton,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sther (Edinburgh: T&T Clark, 1908), 88；J. -D. Macchi, Esther (Stuttagart: Kohlhammer, 2018), 122。关于末底改对以斯帖隐藏自己犹太身份的要求，见《以斯帖记》2:10, 20。

[2] 《以斯帖记》在语言文字上借鉴了很多波斯文字。比如，书中出现的名词“总督”（ אחשדרפנים；斯3:12；8:9；9:3）对应波斯文khshatr̆apâva；“御马”（ אחשתרנים；斯8:10, 14）对应khshatřa；“旨意”（פתגם；斯1:20）对应patigâma。而且，该书对波斯帝国的勾勒与公元前4–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对波斯帝国的描绘多有吻合之处，虽然《以斯帖记》的成书目的并非记录历史，但其作者似乎熟悉并了解波斯的政治民俗。参见A. Berlin, The JPS Commentary. Esther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1), xli–xlii; A. Meinhold, Das Buch Esther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3), 20; H. M. Wahl, Das Buch Esther.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Berlin: de Gruyter, 2009), 46–47。

[3] 书中并未提及耶路撒冷，故事背景也被置于波斯帝国的首都书珊城（斯1:1），而哈曼这位异邦宰相将犹太民族描绘为“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的民族（斯3:8）。鉴于此，《以斯帖记》的成书地点应不在犹地亚。参考同上。

[4] 根据现存的《以斯帖记》希腊文B译本之跋（colophon），一部希腊文译本是在“托勒密和克利奥帕特在任第四年间”从耶路撒冷被带到埃及的。由此推算，《以斯帖记》可能是在托勒密十二世与克利奥帕特五世执政期间（公元前117­­–前51年）翻译而成。参见E. J. Bickerman, “The Colophon of the Greek Book of Esther,”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63, no. 4 (1944): 339–362。希腊文补篇A­–F应是在翻译之后添加上去的。最新一篇将《以斯帖记》补篇B与补篇E追溯至罗马时期的论文为N. Domazakis, “On the Date of Composition of Additions B and E to LXX Esther,”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in the Persian,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 52, no. 3 (2021): 1–29。

[5] 以此抄本为底本的《以斯帖记》学术校勘本为M. Sæbø, “Esther,” in Torah, Neviim u-Khetuvim = Biblia Hebraica quinta editione cum apparatu critico novis curis elaborato, ed. A. Schenker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04), 73–100。《和合本圣经》含《以斯帖记》M文本的中译。和M文本相关的介绍，参见E. Würthwein, 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ia Hebraica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4), 41–42; E. Tov,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2), 73。

[6] 以此抄本为主要底本的《以斯帖记》学术校勘本包括R. Hanhart eds., Septuaginta: Vetus Testamentum Graecum, vol. 8.3, Esth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1966]); A. E. Brooke, N. McLean and H. St. J. Thackeray, eds.,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vol. 3.1, Esther, Judith, Tob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 1–31。关于B译本的中译，可参见《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9–91。[The Apocrypha, trans. ZHANG Jiuxu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7), 69–91.]

[7] 这四部抄本为19 Rome, Chigi R. vi 28; 93 London, Royal 1D. ii; 108 Rome, Vat. Gr. 330; 319 Athos, Vatopethi 513。参见Hanhart, Esther, 15。

[8] Hanhart, Esther; Brooke, McLean and Thackeray, Old Testament in Greek, 32–42. 本文末尾的附录有笔者所写的A译本中译。

[9] 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Sheffield: JSOT, 1984), 69; C. Boyd-Taylor, “Esther and Additions to Esther,” in T&T Clark Companion to the Septuagint, ed. J. K. Aitken (London: Bloomsbury, 2015), 204, 208–210; H. Kahana, Esther: Juxtaposition of the Septuagint Translation with the Hebrew Text (Leuven: Peeters, 2005), 441.

[10] C. C. Torrey, “The Older Book of Esthe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37, no. 1 (1944): 1–40; C. A. Moore, “A Greek Witness to a Different Hebrew Text of Esther,”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79, no. 3 (1967): 351–358; H. J. Cook, “The A Text of the Greek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Esther,”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81, no. 3 (1969): 369–376.

[11] Clines, Esther Scroll; M. V. Fox, The Redaction of the Books of Esther (Atlanta: Scholars, 1991); K. H. Jobes, The Alpha-Text of Esther: Its Character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Masoretic Text (Atlanta: Scholars, 1996); R. Kossmann, Die Esthernovelle: Vom Erzählten zur Erzählung: Studien zur Traditions- und Redaktionsgeschichte des Estherbuches (Leiden: Brill, 2000).

[12] Hanhart, Esther, 89: “daß er nur entweder als freie Gestaltung, oder aber als Verarbeitung vom o’ Text unabhängigen Überlieferungsgutes verstanden werden kann.”

[13] E. Tov, “The Lucianic Text of the Canonical and Apocryphal Sections of Esther: A Rewritten Biblical Book,” Textus 10, no. 1 (1982): 25; AT “is a transl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LXX but corrects it towards a Hebrew (or Aramaic) text which differed from MT.”

[14] K. De Troyer, The End of the Alpha Text of Esther: Translation and Narrative Technique in MT 8:1–17, LXX 8:1–17, and AT 7:14–41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0), 48; K. De Troyer, “An Oriental Beauty Parlour: An Analysis of Esther 2.8–18 in the Hebrew, the Septuagint and the Second Greek Text,”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47­–70; T. Miller, Three Versions of Esther: Their Relationship to Anti-Semitic and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Story (Leuven: Peeters, 2014), 75–94. 另参A. Lacocque,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Esthe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7, no. 3 (1999): 316–321。

[15] Miller, Three Versions, 111: “…the text-critical analysis of Esther 4:14 demonstrated that OG Esther is a rewritten interpretation of MT Esther and the Alpha Text is a rewritten version of the Old Greek, and as such, is also a reinterpretation of MT Esther.”

[16] 本文在此使用的A译本章节序列乃是根据Hahnhart, Esther的划分系统。关于A译本章节的不同划分系统，见De Troyer, End of Alpha Text, 13。

[17] A译本的补篇A第12–18节有一段和B译本结尾相似的内容。该处提到，末底改拯救波斯皇帝，并因此获得奖赏。此记述和A译本6:1–4的内容有所冲突。很有可能，6:1–4是较原始的版本，而A.12–18的内容是后期受B译本影响的创作。

[18] Clines, Esther Scroll, 104–107; Macchi, Esther, 137–138. 关于其他较不具说服力的看法，参见Kossman, Esthernovelle, 76–104；K. De Troyer, “Esther in Text- and Literary Critical Paradise,”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 L. Greenspoon and S. W. Crawford (Sheffield: SAP, 2003), 31–49; N. Hacham, “Bigthan and Teresh and the Reason Gentiles Hate Jews,” Vetus Testamentum 62, no. 3 (2012): 329。

[19] 瓦实提应该不是史实人物，因为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大帝的妻子名为阿玛翠丝（Amestris）；参见Herodotus, Histories, 7.61.114; 9.108–113。

[20] Macchi, Esther, 97; R. Zadok, “Notes on Esther,”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98 (1986): 109–110. 詹森（Jensen）试将瓦实提的名字与埃兰女神玛斯媞（Mašti）相联系，但未获广泛认可；参见P. Jensen, “Elamistische Eigennamen. Ein Beitrag zur Erklärung der Elamistischen Inschriften,”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6 (1892): 47–70, 209–226。

[21] 米勒（Miller）主张，B译本对皇后瓦实提之名进行改写，来淡化该名字在希伯来原文明显的波斯语痕迹；参见Miller, Three Versions, 12–13。

[22] Paton, Esther, 51–54; Macchi, Esther, 92; Wahl, Esther, 53–54; M. Hutter, “Iranische Elemente im Buch Esther,” in Kulturkontakte und ihre Bedeutung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Orients, ed. H. D. Galter (Graz: DVB Verlag, 1986), 52. 然而，柏林（Berlin）认为不应将故事里的亚哈随鲁王与历史人物相连接，而应该视其为虚构的波斯君王；参阅Berlin, Esther, 5。

[23] Macchi, Esther, 92.

[24] 该希伯来文名词נער“少年”再次出现于斯6:3（נערי־המלך משׁרתיו）与斯6:5（נערי־המלך），《以斯帖记》B译本的译者将这两相应之处都读作οἱ διάκονοι τοῦ βασιλέως。

[25] 该希腊文名词λειτουργός“侍臣”在A译本只出现过一次，但却常见于《七十子译本》其他经卷，如《撒母耳记下》13:18；《列王纪上》10:5；《列王纪下》4:43；6:15；《历代志下》9:4；《以斯拉记》7:24；《尼希米记》10:40；《马加比三书》5:5；《诗篇》102:21；103:4；《便西拉智训》7:30；10:2；50:14；《以赛亚书》61:6。该希腊文名词在所有这些篇章中（除了在以亚兰语写成的《以斯拉记》7:24）都对应着希伯来文分词משׁרת。

[26] 相似的字句组合也出现在《列王纪上》1:2的开头：ויאמרו לו עבדיו יבקשׁו לאדני המלך נערה בתולה；可对比《以斯帖记》M文本2:2：ויאמרו נערי־המלך משׁרתיו יבקשׁו למלך נערות בתולות טובות מראה。很有可能，《以斯帖记》希伯来原文作者透过文字游戏，对比波斯国王与年老色衰的大卫王，借此讽刺前者。参见Berlin, Esther, 23; Kahana, Esther, 69; J. Grossman, Esther: The Outer Narrative and the Hidden Reading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1), 58; J. Levenson, Esther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7), 54。

[27] 在《七十子译本》中，希腊文名词κοράσιον可对应希伯来文的ילדה“女孩”、נער“少年”、נערה“少女”、נשׁים“女人们”，而《以斯帖记》B译本的译者无一例外将《以斯拉记》2:2, 3, 7, 8, 9, 12中的נערה与κοράσιον联系在一起。在另一篇章（斯4:4, 16），译者将נערות读作αἱ ἅβραι“那些女仆们”。参见E. Hatch and H. A. Redpath, A Concordance to the Septuagint and the Other Greek Vers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cluding the Apocryphal Books), vol. 2 (Oxford: Clarendon, 1897), 779。

[28] 该希腊文形容词属于《七十子译本》的一次频词（hapax legomenon），只出现在此处和其他希腊化时期希腊作家，如狄奥多罗斯（Diodorus）的作品里；参见T. Muraoka,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Septuagint (Louvain: Peeters, 2009), 107; Kahana, Esther, 71。

[29] ἀνήρ既有“男人”也有“丈夫”的意思。在翻译אישׁ时，A译本大多数时候读作ἀνήρ（斯2:5；6:9, 19；9:6），鲜少读作ἄνθρωπος（斯1:8；7:8）。

[30] 大多数学者认为希腊化时期犹太史传作品《马加比一书》的原文也是希伯来文，该书的希腊文译本也多次使用此希伯来化的介词表述（《马加比一书》1:22；3:53；4:10, 57, 61；5:37, 44, 52, 55；7:36；10:72；13:13；15:39；16:6）。参见G. Darshan,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1 Maccabees: A Reexamination,” Biblische Notizen 182 (2019): 96。

[31] De Troyer, “Oriental Beauty Parlour,” 69: “The author of the A-text eliminates much of the story.”

[32] 这和德·特罗耶的观察相左，她认为A译本第2章的结构并不明确（“The narrative structure is not too transparent.”）；参见De Troyer, “Oriental Beauty Parlour,” 65。

[33] L. A. Rosenthal, “Die Josephgeschichte, mit den Büchern Ester und Daniel Verglichen,”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5 (1895): 278­–284; L. A. Rosenthal, “Nochmals der Vergleich Ester-Joseph,”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7 (1897): 126–128; M. Gan, “The Book of Esther in the Light of the Story of Joseph in Egypt (hebr.),” Tarbiz 31 (1962): 144–149; A. Meinhold, “Die Gattung der Josephsgeschichte und des Estherbuches: Diasporanovelle I, II,”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87, no. 3, 88, no. 1 (1975, 1976): 306–324, 72–93; J. Grossman, “ ‘Dynamic Analogies’ in the Book of Esther,” Vetus Testamentum 59, no. 3 (2009): 397–398; J. Grossman, Esther: The Outer Narrative and the Hidden Reading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1), 59–61, 210–213; G. H. Cohn, Textual Tapestries: Exploration of the Five Megillot (Jerusalem: Maggid Books, 2016), 373–380.

[34] Rosenthal, “Die Josephgeschichte,” 283: “Allen drei Erzählungen liegen nichtjüdischen Hofverhältnisse zu Grunde, die Helden derselben kommen als Gefangene in die betreffenden Länder,…” 迈因霍尔德（Meinhold）进一步将《创世记》之约瑟的故事和《以斯帖记》归类为“流散小说”（Diasporanovelle）：“Esth ist als Ausprägungen derselben literarischen Gattung, der auch die Josephsgeschichte angehört, zu sehen.” 参见Meinhold, “Diasporanovelle II,” 75。 

[35] 柏林（Berlin）认为，波斯时期是犹太希伯来文经典被正典化的时期，因此《以斯帖记》的作者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添加这些经文借鉴的部分的。然而，现在已知正典化的过程一直持续至希腊化——罗马时期，因此这些经文借鉴部分可以在晚于波斯时期的日子被加入《以斯帖记》的希伯来原文；参Berlin, Esther, xxxvi.

[36] Grossman, Esther, 212. 更早以前的德国学者如罗森塔尔（Rosenthal）与戈勒曼（Gerleman）已观察到如此的文字借鉴，戈勒曼却不明其中的讽刺作用。见G. Gerleman, Esther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1973), 12: “Bizarr und fraglich, wenigstens auf den ersten Blick, ist Rosenthals Beobachtung, daß die Schilderung in Est 212, wie die Jungfrauen zur Vorstellung vor dem König vorbereitet wurden, einen gewisse Ähnlichkeit mit Gn 503 hat, wo die Balsamierung Josephs beschrieben wird. Einen ähnlichen, fast spielerischen Endruck macht die Übereinstimmung von Gn 4134f. und Est 23: Beamte sollen bestellt werden, um Getreide bzw. schöne Jungfrauen zu sammeln.”

[37] 虽然B译本2:3–4, 8几乎都对应上M文本的相应部分，但前者所使用的希腊文词汇（如：ἐπιλεξάτωσαν；τὸ τοῦ βασιλέως πρόσταγμα）并没有和《创世记》之约瑟故事或是B译本第2章的其他关键字构成紧密连接。这就表示，M文本的编辑者在创作时做出了特别的努力，透过文字借鉴的手法，才使那些冗余的信息融入现有的篇章段落中，虽然借鉴的痕迹仍然明显；而B译本的译者已经视这些冗余部分为理所当然，并未特别注意希伯来文本中的这些文字借鉴，只是尽可能地将M文本的内容如实翻译，因此经文借鉴的痕迹已在翻译阶段中销声匿迹。

[38] 可能是为了减轻故事的夸张程度，叙利亚文《别西大译本》将美容时间从12个月锐减为12天（ܬܪ̈ܥܣܪ ܝܘܡܝܢ）。参见F. W. Bush, Ruth, Esther (Dallas: Word, 1996), 358, n. 12a。

[39] 在《希伯来圣经》中，“没药”（ מר或מור）的单数形式出现了11次，除了《出埃及记》30:23；《诗篇》45:9；《箴言》7:17；《以斯帖记》2:12以外，剩下的次数都属于《雅歌》（歌1:13；3:6；4:6, 14；5:1, 13）。“香料”（单数为בשׂם，复数为בשׂמים）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得更为频繁，出现了约30次，其中7次是在《雅歌》。整本圣经中，只有《雅歌》5:1以及《以斯帖记》2:12将上述两名词并列。

[40] 这是Grossman, Esther, 62，提出的解读：“The point of this allusion thus becomes quite clear. By comparing the virgins of Persia and their makeup to embalmed corpses, the author directs sharp criticism at Ahasuerus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women, suggesting that he treats them as bodies, and nothing more.”

[41] 此希伯来名词为《以斯帖记》的特色词汇，只出现在第2章。《箴言》20:30中的难解之词（תַּמְר֣יּק），可能是此特色词汇的错写。B译本将תמרוק统一译为σμῆγμα，该希腊文名词从来没有出现在《七十子译本》其他部分，却见于希腊人之文献（尤其是公元前2世纪以后）。见Kahana, Esther, 75­–76。

[42] J. Jacobs, “Characterizing Esther from the Outse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tory in Esther 2:1­–20,” The Journal of Hebrew Scriptures 8 (2008): 8–9; Berlin, Esther, 28.

[43] B译本比M文本更早提及以斯帖父亲，即末底改的叔叔。在B译本2:7，他被称为Αμιναδα“亚比拿达”，又在B译本2:15与9:29被述及。在《希伯来圣经》其他书卷中，该名字也是扫罗王其中一子的名字（撒母耳记上》31:2; 《历代志上》8:33；9:39；10:2等）。B译本转换了M文本中的希伯来文名字，可能是为了加强末底改族谱与扫罗王家族之间的联系，因为M文本和B译本都提到末底改的祖先为便雅悯人基士、士每与睚珥（斯2:5），他们也是扫罗王的祖先（《撒母耳记上》1:9；《撒母耳记下》16:5–13）。参见Bush, Esther, 362。

[44] 此希伯来文表述具有性暗示，可表示男女交欢。参《创世记》16:2；29:21，23；《撒母耳记下》16:21，22；《路得记》4:13。参见Bush, Esther, 365。

[45] 第17节不仅类似第15节的表述（נשׂאת חן），还呼应第9节的一个词组（ותשׂא חסד）。

[46] 见Clines, Esther Scroll, 78; M. A. Halvorson-Taylor, “Secrets and Lies: Secrecy Notices (Esther 2:10, 20) and Diasporic Identity in the Book of Esther,”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31, no. 3 (2012): 475–479.

[47] 不似M文本，A译本并不忌讳提到宗教元素，譬如，末底改在第4章就以神之名，请求以斯帖在波斯皇帝面前求情：“如果你漠视你的民族，而且不帮助他们，神（ὁ θεὸς）必定会成为他们的帮助者和拯救者，至于你和你父亲之家将必灭亡。”以斯帖则在召开一场宗教仪式（θεραπεία）后，自愿在未被皇帝邀请的情况下，冒死到宫中为自己的民族请愿。从上述提到的宗教元素，可以推断两位犹太角色平时应该也谨守犹太饮食和宗教律法。流散时期的犹太英雄常被描绘成忠诚于犹太饮食和宗教律法；参《但以理书》1:5–20；《犹滴传》12:1–2, 19。

[48] A译本在A补篇的第18节，将哈曼和想谋害国王的两位太监联系在一起；在斯3:4，王的仆人还在哈曼面前打末底改的小报告。

[49] 《以斯帖记》的其中一部亚兰文翻译，即《第二译本》（Targum Sheni），添加了更多的解释：末底改让以斯帖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以避免皇帝亚哈随鲁有任何借口向以斯帖发怒。见B. Ego, Targum Sheni zu Ester: Übersetzung, Kommentar und Theologische Deutun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6), 89­–90. 关于此保密行为的其他解释，参见Grossman, Esther, 74­–75; M.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Eugene: Wipf and Stock, 1991), 32–33。

[50] 列文森（Levenson）也认为，2:10–11, 20为M文本的二手编辑。Levenson, Esther, 61: “…both 2:10–11 and 2:20 have an explanatory and parenthetical air to them and may be secondary, …”

[51] 同上: “Esther’s hiding her Jewishness and her connection to Mordecai is a narrative necessity. Without it, Haman’s genocidal plot could never have been launched.”

[52] 马奇（Macchi）也简短地提到M文本第2章中的这种现象：“The Masoretic “pluses” demonstrate an editorial strategy that results in a heavy style and numerous intertextual links”；参Macchi, Esther, 139。

[53] Cook, “The A-Text,” 369–376.

[54] Clines, Esther Scroll, 78: “The two story-lines are distinct. Wha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s that AT’s deviations from the plot of MT are self-consistent, and therefore not likely to have resulted from a mass of small-scale alterations to the text of MT.”

[55] 例子：1QIsab; 4QGenb。参见Tov, Textual Criticism, 108。

[56] 例子：4QJerb,d, 4QDeutq; 4QSama,b。参见Tov, Textual Criticism, 108。

[57] 例子：4QJosha, 4QExodd。参见Tov, Textual Criticism, 109。

[58] 李思琪：《<马索拉文本>、<七十子译本>与<希伯来圣经>的古代传播史》，《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109–111。[Li Siqi,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ebrew Bible in Light of the Masoretic Text and the Septuagint,” World History, no. 4 (2020): 109–111 ]；陈湛：《<以赛亚书>叙利亚文译本探微》，《古典学研究》，2020第2期，89。[Chen Zhan, “On the Syriac Peshitta of Isaiah,” Research in Classics, no. 2 (2020): 89]；E. Tov and E. Ulrich,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ebrew Bible,” in Textual History of the Bible. The Hebrew Bible, vol. 1a, Overview Articles, ed. A. Lange and E. Tov (Leiden: Brill, 2016), 20。

[59] 塔尔蒙（Talmon）发现部分死海古卷借鉴了《以斯帖记》特色词汇，而克劳馥（Crawford）认为《以斯帖记》的文本类型和4Q550A-E的文本类型相似，同属波斯宫廷小说，但它们并没有直接的文本亲缘关系。由此推断，库姆兰地区的犹太人知道《以斯帖记》经卷的存在，但有意识地将这部具争议性的经卷拒之门外。参见T. Shemaryahu, “Was the Book of Esther Known at Qumran?” Dead Sea Discoveries 2, no. 3 (1995): 249–267; S. W. Crawford, “Has Esther Been Found at Qumran: 4QProto-Esther and the Esther Corpus,” Revue de Qumrân 17, no. 1 (1996): 307–325; S. W. Crawford, “4QTales of the Persian Court (4Q550A­–E) and Its Relation to Biblical Royal Courtier Tales, Especially Esther, Daniel and Joseph,” in The Bible as Book: The Hebrew Bible and the Judaean Desert Discoveries, ed. E. D. Herbert and E. Tov (New Castle: Oak Knoll, 2002), 121–137。对4Q550A-E更详尽的介绍、翻译和评注，参见É. Puech, Qumrân Grotte 4 XXVII. Textes Araméens 4Q550–4Q575a, 4Q580–4Q587 et Appendices (Oxford: Clarendon, 2009), 1–46。

[60] 关于犹太拉比对《以斯帖记》的争论，参见《巴比伦塔木德》“五卷书”篇（b. Megillah）7a。关于墨利托（Melito）与阿塔那修（Athanasius，公元4世纪中期）等东方教父的正典目录，见H. B. Swe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0), 203­–204。另参见C. A. Moore, Esther: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XXI–XXX; S. J. D. Cohen, 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87), 178–179。

[61] Fox, Redaction, 36: “The passages shared by the LXX and the AT were copied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这六章补篇最早并不属于《以斯帖记》希伯来原文，而且其创作也并非一气呵成。关于这六章补篇的具体创作背景，参见C. A. Moore, “On the Origins of the LXX Additions to the Book of Esther,”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2, no. 3 (1973): 382­–393。

[62] 见Torrey, “Older Book of Esther,” 14–15; Clines, Esther Scroll, 74–84。福克斯（Fox, Redaction, 38–42）则认为，A译本7:18–21与7:33–38其实包含了其希伯来母本原有的结尾。虽然以上学者对A译本结尾的具体位置有不同看法，但他们都承认A译本之结尾部分相对其他部分，拥有更大篇幅的后期编辑。

[63] A译本2:9的开头如下: 而她（以斯帖）比其他女人（ὑπὲρ πάσας τὰς γυναῖκας）更讨他（布盖奥斯）的欢心。以斯帖在他的面前得到恩惠和怜悯（καὶ εὗρεν Εσθηρ χάριν καὶ ἔλεον κατὰ πρόσωπον αὐτοῦ）, …A译本2:17的开头如下：当国王考虑了所有的处女（πάσας τὰς παρθένους），以斯帖显得最为夺目光彩。她在他的面前得到恩惠和怜悯（καὶ εὗρε χάριν καὶ ἔλεον κατὰ πρόσωπον αὐτοῦ）, … 将A译本2:9与2:17串联起来的相同词组并不出现于M文本、B译本的相应处。

[64] A译本1:16与2:8都提到波斯皇帝身边有一位名为布盖奥斯（Βουγαῖος）的臣仆/太监；A译本3:1也将恶人哈曼和布盖奥斯（Αμαν Αμαδάθου Βουγαῖον）联系起来。很有可能，A译本的译者在3:1添加了哈曼的名字，以便更好地衔接第3章和第1–2章的内容，解释哈曼在第3章加官进禄的原因。与A译本相似，后来发展的犹太拉比文献也将M文本的哈曼（斯3:1）与王身边的米母干（斯1:16）联系起来。参见Kossman, Esthernovelle, 49–55；B. Walfish, Esther in Medieval Garb: Jewish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Esther in the Middle Ages (Albany: SUNY, 1993), 33。

[65] 埃梅莱乌斯（Aejmelaeus）曾在其中一篇论文中，对所有不贴近希伯来原文的特异元素归咎为译者之意识形态的研究作法进行批评。参见A. Aejmelaeus, “What Can We Know About the Hebrew Vorlage of the Septuagint?”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99, no. 1 (1987): 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