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重型轮犁与中世纪西欧田地

重型轮犁中世纪西欧田地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农业，罗马人的农业生产方式发源于意大利地中海气候区。这里光照充足、水热易期、水分容易蒸发、土壤松散，因此，罗马农民在开垦土地时往往不需要深耕，而更需要注意保持土壤水分。在犁地技术方面，以摆杆步犁（ard plough）等轻型犁分多次犁松表层土壤（即进行多次浅耕）成为了罗马人的技术选择。

维吉尔在其诗作《农事诗》（”Georgics”）中对这类犁有着生动的描写：“森林中的榆树枝，自中央被力量弯曲，折成木梁（bura），化为曲形的犁。主干处安着八尺木杆（temo）。“双耳”（aures）紧贴，铲-梁接件（dentalia，英文为share-beam）扣住二度弯曲的木梁。轻盈的椴木，缀在轭前，以山毛榉制成长把手（stiva），用来握住犁的背部。”① 

Robert Aitken综合诗作和其它史料，在“Virgil's Plough”②一文中绘制了“维吉尔之犁”的示意图（图1），我们可以从中一窥罗马轻型犁的典型形象。

结合诗篇，我们可以看出典型的罗马轻型犁体积很小、构造简单，犁土的深度与宽度都相当有限。曼宁对罗马时期犁的研究也映证了这一点——他指出：在罗马帝国的多数地区，犁的形制都是相似的。这些轻型犁大多只由少数简单部件组成，只需人力或者单牛就能拉动，灵便轻巧、适宜浅耕。③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族继承了其技术遗产，中世纪欧洲继续采用传承自罗马时代的技术耕种他们的土地。但轻型犁实际上并不适合地中海地区以北的地质状况。

在地中海地区以北的所谓“北方地区”，可耕种土地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由轻质土、白垩土等土壤构成的相对贫瘠的土地，二是肥土和黏土构成的肥沃土地。④温带海洋性气候降水充沛，那些相对贫瘠的土地要求农民在开垦时进行少次深耕，将土壤翻起以覆盖肥料，避免流水导致肥力流失——这是适合多次浅耕的轻型犁所力不能及的。而肥沃土地则或多或少生长着茂盛的森林和灌木林，这里的土壤不但沉重粘滞而且丛生着草木根系，质量小、动力弱的轻型犁亦难以克服其中的阻力，无法满足此类地区的开垦需求。

正因此，中世纪前期的欧洲人在土地开拓上遭遇了许多困难。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农业种植地带被大体局限于河流附近平原上的沙质肥沃土地。这些土壤中保存着相当充足的腐殖质，而河流的定期泛滥与沙质土壤有限的蓄水能力又能防止茂密树林的产生。定居者们只需要清除泛滥平原上的灌木，就可以用继承自罗马时代的轻型犁耕种这里的松软沙质土壤。⑤但若要离开此处走入德意志幽深的黑森林，密林、粘土就会使一切变得困难重重。法国的情况与此类似，根据乔治·杜比的统计，中世纪前中期法国北部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大量人口集中于巴黎周边地带等少数适宜耕种的土地，其余地区则只有少数村庄星布其中。⑥按Bread, Beer and the Seeds of Change一书估计，直到公元1050年，欧洲依然只有约12%—15%的土地得到耕种。⑦

随着人口的增加，中世纪欧洲人迫切需要开垦大量新的土地，但在耕作技术的限制下，欧洲人开垦新土地的过程举步维艰。在解决这一“困境”的过程中，重型轮犁（又称萨克森轮犁）（图2）显得尤为瞩目。

与继承自罗马时代的轻型犁不同，重型轮犁是一种更加复杂、笨重的农业器械，它拥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型轮犁非常笨重、宽大，这使得它可以一次性犁过更宽的土地，满足农民少次深耕的需求，提高犁土效率。第二，重型轮犁的前端装有一对木轮，与无轮的犁相比，有轮的犁可以在前端获得一个支撑力，从而减轻重力对拉犁牲畜的负担并减少拉犁的阻力，进而使犁可以更重、更复杂，犁地更深。同时，轮的存在也可以使耕地深度变得更加均匀，避免因为牲畜运动等原因出现的深度起伏。另外，轮也方便犁在不同空间之间转移，更加方便使用。第三，重型轮犁上装有犁刀（coulter）、犁铧与犁板（moldboard）的组合装置，犁刀安装在犁梁中间，向下插入土中10-20cm⑧，可以切割开粘滞板结的土壤，斩断土壤中横生的植物根系，为犁铧开辟道路。深犁铧跟在犁刀之后，翻起土壤。犁板则是一种安装在犁铧之后的斜向翻板。在犁板的引导下，被犁铧翻起的土壤会被倾斜堆积至犁的右侧，而肥料则被覆盖入土壤之下。田地间因此形成了一道道犁沟与犁垄，这些犁沟成为了天然的排水渠，农民因而不再需要过度担心大量水分带来肥力稀释与冬季作物可能冻死这两个问题。第四，重型轮犁的前端挂轭处一般与牲畜同高，这使得拉犁的牲畜只需要施加横向拉力即可进行犁地。

拥有这些技术特点的重型轮犁更好地适应了西北欧潮湿的气候和粘滞板结的土壤，逐渐成为中世纪西欧的主要犁具。

当然，重型轮犁身上出现的技术改良并非无源之水。人们在罗马-不列颠时期遗留的考古物品中便发现了少量犁刀⑨，显然当时的罗马-不列颠人已经开始使用犁刀进行犁土。此外，普林尼曾记载了起源于高卢（“Gallia”）的带轮的犁，至六世纪时，这种带轮的犁已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中欧大地。⑩同样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犁板伴随着斯拉夫人的移民出现在中欧地区。⑪至加洛林王朝时，在西法兰克已经出现了两种对犁的称呼，一词为“airire”，即从罗马时期传承的简单的摆杆步犁；另一词为“charrue”，被用来指代一类更加笨重、构造更加复杂、需要畜力牵引的大型犁具，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早期的重型轮犁至此时已经出现在了西法兰克的土地上。⑫

虽然这些技术多已出现，中世纪早期的西欧也多有关于“轮犁”“重犁”的记载，但重型轮犁直到中世纪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时（11世纪左右）才在西欧得到大规模推广⑬。“carruca”一词也正是在重型轮犁逐渐流行的9-11世纪才逐渐从指代轮式车辆的词语转变为指代轮犁的词语。⑭

重型轮犁在这一时间的流行既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中西欧快速增长的农业生产需求的回声。随着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开垦荒地的工作中，轻质土、白垩土组成的贫瘠土地与草木横生、沉重粘连的森林肥土逐渐得到垦种，农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着整合他们的耕种技术，重型轮犁也因此在莱茵河以西的土地上流传开来。

重型轮犁的流行也改变了中世纪西欧乡村的面貌。

重型轮犁十分笨重，难以转弯或调转方向，牲畜拉动重型轮犁犁地时只能在土地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直线，耕种“长度有限”的田地成为了十分不经济的选择，而长条状的土地则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重型轮犁。在使用重型轮犁时，翻板会自然而然地堆积起大量的土壤，在田地间构筑起犁沟与犁垄，而到了田地的尽头，犁被拿下来拐弯，剩余在犁板中的土壤就堆积在这里，久而久之，在田地的边缘（长方形的宽）就形成了一道土壤堆积而成的土垄作为田地的边界，而在不同的小田之间（长方形的长）也因为重型轮犁的耕作而形成了土垄与土沟作为边界⑮。自高处俯视，这些田地就如一条条长条状土地并肩生长在乡野之间。西欧“长条状田地”——条田（strip）——这一农业景观便在重型轮犁的影响下的形成了。

此外，由于重型轮犁是大型犁具，人们需要二牛甚至四牛的动力方可以拉动犁并进行垦种，牲畜的力量——不论是牛力还是马力——在乡间都变得尤其重要，人们出于畜力需求而大规模蓄养牛、马等大型牲畜。这使人们很难摒弃畜牧业而进行纯粹的农业劳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牧轮作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单个农户很难负担起供养如此多牲畜所需要的土地与财富，也很难拥有且维持大型生产器具，以个体农户作为生产基本单位的小自耕农式生产也就失去了其在经济上的立足可能，取而代之的则是共用牲畜、共用农具以及共同的土地管理。这极大影响了中世纪西欧乡村的社会面貌，使得中世纪西欧的乡村天然地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在某一组织（或人）的领导下进行高度合作的农业生产。

重型轮犁的引入与敞田制（open fields system）形成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有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英国敞田制正来源于重型轮犁的引用，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结论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⑯但不论重型轮犁的引入是否是敞田制形成的主要原因，它无疑对敞田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卫·霍尔（David Hall）在《英格兰的敞田》（The Open Fields of England）一书的引言中给出了典型敞田制的一些主要特点，它们包括：将“开放”的土地划分成没有栅栏篱笆间隔的狭窄条田、这些条田由围绕某一中心形成的一个村庄（township）中的成员们耕种、领主或者村庄社区会协调整个村庄的耕作活动、整片地区被分为二到三部分（fields）以进行某种轮作。⑰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敞田制的许多重要特征——条田、高度协调合作的农业生产以及轮作（尤其是放牧与农作物的轮作）——都与重型轮犁的使用有着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重型轮犁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它的推广深远影响了中世纪西欧的乡村社会。既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田地外形，也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田制以及社会组织关系，可以说重型轮犁从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世纪西欧的乡村。

①Virgil, Virgil Volume I : Eclogues, Georgics, The Aeneid, trans. by H. Rushton Faircloug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p. 92-93.

翻译为中文时参考Robert Aitken, “Virgil's Plough”,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1956, Vol. 46, Parts 1 and 2 (1956), pp. 97-106.

② Robert Aitken, “Virgil's Plough”,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1956, Vol. 46, Parts 1 and 2 (1956), pp. 97-106.

③W. H. Manning, ”The Plough in Roman Brita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4, Parts 1 and 2 (1964), pp. 54-65.

④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⑤T.R. Sinclair and C.J. Sinclair, Bread, Beer and the Seeds of Change: Agriculture’s Imprint on World History, CABI, 2010, p.134.

⑥Georges Duby，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trans. by Cynthia Posta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1968, p.14.

⑦T.R. Sinclair and C.J. Sinclair, Bread, Beer and the Seeds of Change: Agriculture’s Imprint on World History, CABI, 2010, p.134.

⑧T.R. Sinclair and C.J. Sinclair, Bread, Beer and the Seeds of Change: Agriculture’s Imprint on World History, CABI, 2010, p.135.

⑨W. H. Manning, ”The Plough in Roman Brita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4, Parts 1 and 2 (1964), pp. 62-63.

⑩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⑪T.R. Sinclair and C.J. Sinclair, Bread, Beer and the Seeds of Change: Agriculture’s Imprint on World History, CABI, 2010, p.135.

⑫Georges Duby，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trans. by Cynthia Posta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1968, p.18.

⑬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⑭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T. J. Rivers, The Meaning of “carruca” in the “Leges Barbarorum.”, Traditio, 1984, 40, p.297.

⑮David Hall，”The Origins of Open-field Agriculture-The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Evidence”, in Trevor Rowley eds., The Origins of Open Field Agriculture, London: Croom Helm Ltd., p.22-23.

⑯向荣：《敞田制与英国农业》，《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91页。

⑰David Hall, “Introduction”,The Open Fields of Engl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