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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历史沿革(第二期)

2023-06-05 15:29 作者:七年大乱战  | 我要投稿

科学社会主义

(一)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规律时既批判那种企图凭借法律来创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所谓“法学家社会主义”,又充分估量摧毁剥削阶级法制、建立无产阶级法制对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重大作用,从而把法律问题同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它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它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人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

(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的理论也是革命的理论,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内在的和高度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宏观经济学。企业经营模式就是社会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也就是对称管理学。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对称,才能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西方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科学社会主义是规范与实证的统一。

(三)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来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四)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实际上用对称经济系统工程为分析框架和操作模式,民主与法制是对称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对称的,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扬弃、互补和融合。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像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的革命、政权的更替、体制的改革目的都是更好的宏观调控,只有提高宏观调控的力度,使民主与法制健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公平与效率一致时改革开放发展才有正确的路径,才会提高改革本身的效益。两极世界理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社会形态学视角研究分析世界历史结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运动方向和共产主义实现途径作了理论预测。在社会主义推动下通过社会主义对外“产权合作”的方式,阶级差别将逐渐消灭并最终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外“产权合作”的第一阶段是第四区和第三区的国企合作,第二阶段是第四区、第三区、第二区的金融合作,第三阶段是第四区、第三区、第二区、第一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合作。

(五)微观经济是指个量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微观经济的运行以价格和市场信号为诱导,通过竞争而自行调整与平衡。而宏观经济的运行有许多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达到的领域,需要国家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出发,运用各种手段来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时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时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设计,这部分内容是由马克思本人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设计是指导人们完成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

(六)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应用设计,又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设计。这部分内容是由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者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应用设计是指导人们完成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应用设计。两者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设计是指导人们完成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原理,但有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设计后没有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设计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二次开发应用设计,再好的原理设计,也不能够付之于社会实践中。科学社会主义也是论述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说,为了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含义泛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狭义的含义则专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作为条件的那些内容既反映性质又决定目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七)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最终确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充分暴露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及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十九世纪初期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条件或直接思想来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关键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的历史证明,它的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先进国家已占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当时阶级斗争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周密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批判地继承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思想成果,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和1875年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进行深刻的论证。

(八)基本内容:阐明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科学地论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伟大目标。此外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最直接、最密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生产资料被共同使用,生产部门被集体管理,发达的现代工业使生产日益社会化。在这种基础上资本主义所有制日益丧失私有制的特征,股份制的产生加速生产的扩大,也使生产资料变为公司财产,使私有性质不断被扬弃的过程更为迅速。集体使用、不能被分割的生产资料之所以能被独占、分割是因为它是资本,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失去意义,仅被当成一个价值额。当生产资料为一个价值额时它既能被独占,也能被无限分割。生产资料已经与所有者失去一切实际的联系,资本成为它们之间的唯一纽带,资本是现代私有制存在的最后理由。资本是剥削自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单纯的商品交换中双方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取多予少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难以存在。

(九)如果资本家不取得更多,生产的规模又如何扩大?这当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贬值来实现,可资本的贬值尽管可以使原有资本获得更大的购买力来使生产扩大,但它却不能产生利润,而资本是为利润而生的。利润意味着资本家获得的比付出多,意味着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无需付出代价。这个差额不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的,更不是在真空出现的。这个差额来自于剥削,意味着工人的获得与付出是不等量的,工人创造这个利润。当利润被投入到生产中再次开始这个过程来实现自身的增值时这个价值就转化为资本,当资本展开运动来不断地创造出剩余价值时它也就在同时创造出各种社会危机,它在群体、民族、国家之间引起剥削、压迫、仇恨,制造贫困、愚昧、暴力。它不断地挠乱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制造出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如一次巨大的瘟疫使社会一次又一次陷入到恐怖与饥荒之中。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这些危机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世界范围里蔓延开来,危机也就具有世界性的特点。尽管资本主义不断地通过自我调整,存活并成熟起来,但随着资本主义日益发展成熟,它继续调整的空间也就越来越有限。当危机日益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并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战争危机时就必将导致政治危机,当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根本解决且对抗性矛盾发展到最高顶点时革命也就无可避免。然而资本制造危机,同时又孕育新的社会的因素,正如封建社会孕育资本主义社会。

(十)封建社会下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使得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手工业者。剩余的农产品造成交换关系,形成市场。日益发展的工商业催生城市,在城市中出现工场手工业和市民阶级,这成为现代工业和资产阶级的前身。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农民的破产,他们转变为无产者阶级,圈地运动加快这一进程。最终随着一系列的革命和社会改造,资本主义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也出现类似的情形:资本主义完成对人的第一次启蒙,使人摆脱宗教、政权、迷信的思想控制;资本主义改造国家的统治形式,民主成为政治常态;现代工业造就现代工人,并使生产规模大到与私有制矛盾重重的地步;农业生产日益工业化就日益消灭工业与农业的差别,也就日益消灭城乡差别;机械的发展使得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终于可以成为现实。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大规模社会改造也就迫在眉睫。资本孕育这些因素,同时又是它们继续发展的最大阻碍。资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最后理由,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最完备的也是最后的私有制形式,消灭资本也就消灭私有制。可见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主义的产生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和社会制度三者之间形成另一个完整的密切相联的统一体,通过这个统一体的内在联系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将建立起社会公有制,原本被社会实际掌握的生产资料将交给社会真正占有,一旦社会拥有生产资料后它将按照一个统一的科学计划来调配生产资料,商品的交换关系也就成为阻碍。

(十一)在日益扩大甚至国际化的生产规模下它也已经成为阻碍,成为不必要的,它就被消灭了。货币将失去他的职能,仅仅成为劳动者获取一定消费品的凭证。交换关系一被消灭,价值也就不复存在,生产资料再也无法转换成资本,资本就被消灭。改造任务:社会主义将消灭一切专制的政治形式,建立完备彻底的民主制度。国家将失去暴力性质,成为单纯的管理机关和服务机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资本主义要求限制最高权力,社会主义则消灭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社会主义要求将人的思想从资本、宗教、国家下彻底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接受思想和科技的优秀成果,使人的人格日益完善,智力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耗尽地球的资源,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将合理地使用资源,并妥善地解决人口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当社会大规模改造失去资本这个最大的阻碍时将不可遏止,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城乡差别将最终被消灭。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得以展开,社会主义社会就将开始确立起来,无疑这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前提。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将越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成为团结人类的巨大力量。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具有这种必然性,但要使这种必然性转化为现实性始终离不开历史的主体即人民的实践运动。要用几句话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十二)巴黎公社政治制度:普选权和委员会制度公社设立委员会作为新的政权机构。实行普选制,组织广大人民管理社会,实行有利于人民的各种措施,对政府人员实行民主选举。委员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公社议会,地方议会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表现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改造专政机关,公社解除资产阶级常备军,取缔旧警察机构,根本改造司法机关,实行法官选举制;废除官僚制度,公社通过全体公职人员需经选举始得任命的决议,颁布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规定最高年薪6000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以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巴黎公社经济制度(公社在所有制、分配、管理和劳动立法方面实施某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工人合作社,通过将逃亡业主遗弃的工场转变为工人协作社法令,改变薪金收入高低悬殊现象,实行保持合理差别的劳动报酬制度,并着手劳动者直接参与企业管理的试验;劳动保障,公社制定保护工人直接利益的劳动法令,如取缔面包房夜班制、禁止任意罚款和克扣工资法令等。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社先后通过若干减轻人民负担和解决生活困难的法令;减免债务,宣布一切债务延期在3年内分批无息偿还、无偿发还典当金额不足20法郎低档典押物品、免收3个季度房租等。巴黎公社文化和社会制度:政教分离,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确立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条件是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教育改革,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十三)巴黎公社女权运动:一些妇女组织一个女权运动,继续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Nathanie Le Mel和Elisabeth Dmitrieff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区别。废除妓女,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参与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合作工厂,著名形象如“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Place Blanche。巴黎公社非政府组织:公社委员的工作负担都非常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围城期间各地区为满足社区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小卖部、急救站)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公社的遗产是丰富的,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妇女运动、公务员制度对后世造成深刻的影响,它是高度民主制度的典范,以至于民主社会主义至今都无法与其比拟。即使政策失误,但只要想到当时的历史条件,被严密包围的情况下公社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巴黎公社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即分权、自治、人民监督、思想自由。

苏联工农红军

(一)苏联红军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等人缔造的,全称为苏联工农红军,是1917年至1945年间苏联陆基和航空武装力量的统称。苏联海军当时称苏联红海军,1946年后与红海军合并统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数达最高峰,有超过1100万人。打败纳粹德国后人数减至约500万人,而到冷战末期时只有400万人,二战前还没有国土防空军和战略火箭军。1917年11月7日涅瓦河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揭开现代历史上新的一页,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却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革命武装,参加武装起义的多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沙俄旧军队中觉醒的革命士兵,他们训练水平不一,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国内战争结束后工农红军于1924~1925年期间进行一场全面的军事改革,逐步建立起一支正规化的无产阶级军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组织白卫军,发动反革命叛乱,妄图推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人民和赤卫队捍卫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然而严峻的形势表明仅靠十月武装起义时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赤卫队以及由革命士兵和水兵组成的部队时保卫新生的国家政权是极其困难的。列宁指出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拥有一支严格按照无产阶级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

(二)根据列宁的建议,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红军最高领导机关是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直接指挥机关是军事人民委员部。起初红军以赤卫队为骨干,按照自愿的原则时动员劳动者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的先进分子参加红军。2月23日苏俄劳动人民为抗击德国军队入侵,踊跃参加红军,经英勇战斗,阻止德军的进攻,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红军的建军节。1918年4月底红军扩充到19.6万人,随着内战规模不断扩大,志愿兵役制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5月29日根据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时国家改行义务兵役制,地方成立兵役委员会。普及军事训练,组建军事院校,培养军事干部,废除指挥人员选举制,实行委任制。7月实行政治委员制,由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共同负责管理所属部队的军政事务。10月底红军扩大到80万人,开始编成集团军级和方面军级军团。至1919年秋共组建7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辖2~5个集团军,同年底红军总兵力增至300万人。至1920年秋共组建88个步兵师、29个骑兵师、61个空军支队及一些炮兵和装甲兵部队,总兵力五百余万。整个内战时期红军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战后粉碎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弗兰格尔的白卫军和波兰军队,将英、法、美、日武装干涉者驱逐出境,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安东诺夫叛乱、马赫诺叛乱和巴斯马奇叛乱,捍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三)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签订凡尔赛条约,由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波兰的边界在凡尔赛条约中并未加以详细说明,而此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内战限于混乱之中,波兰的国家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认为这是波兰向东拓展疆土的有利时机,计划通过联合中东欧其余国家建立一个波兰化的联盟(字面意思是“海之间”,按毕氏的计划是指从波罗的海至黑海),作为对付德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再度出现这一潜在威胁的防波堤。同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则认为红军可以经由波兰支援德国共产党,并在欧洲其他地方制造革命。1919年波兰军队控制西乌克兰的大部分,在波乌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都提出要求的版图上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尝试未能成功。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并向西进攻有争议的领土。1919年末形成一条清楚的阵线,边境小型冲突逐步升级,1920年4月毕苏斯基向东攻入乌克兰,开始公开的战争。几乎同时苏俄军队已经开始反攻,最初的反攻非常成功,苏军进至波兰首都华沙附近。这时西方国家担心苏军抵达德国边境,对波苏战争的兴趣增加。在仲夏华沙看来即将陷落,但在8月中旬局势再次倒转,波兰军队在华沙战役中取得意外的、决定性的胜利。向东前进的波军节节胜利,苏俄提出求和,1920年10月双方停火。1921年3月18日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里加条约》,划分波兰和苏俄之间有争议的边界,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波边界。

(四)内战结束后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红军大批复员。1924~1925年以伏龙芝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组织实施军事改革,通过改革后苏联采用正规军与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保留并建立一支50余万人的精干红军。同时组织编制发生根本变化,组织形式取得统一。建立严格的兵员补充制度,每年秋季征集义务兵。各级指挥人员进一步更新,工农出身的指挥干部占2/3以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占其半数。实行一长制,增强指挥人员的责任感。健全部队训练制度,贯彻执行新的条令和教令,调整政治教育体制。加强政治机关,提高党的政治工作效率。改进技术装备,提高部队的火力和突击力,军事干部的培养由内战时期的短训制改为学制3~4年的院校训练体制。这次军事改革使红军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增加到26%,军队中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完善。1925年12月苏共第14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联共(布)章程首次增加“关于红军中的党组织”一章,以后在苏共的党章中一直保留有关军队党组织的章节,这对加强苏共对红军的领导,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1934~1938年由于战争威胁日趋严重,苏联武装力量由混合体制向基干体制过渡,红军开始有计划地扩充,至1937年增至近百万人。同年5月10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议,重新实行政委制(至1940年8月)。1935年9月和1940年5月先后实行军衔制和将官军衔制,提高军事干部的威望。但是在1937~1938年的“清洗”中红军大批高中级干部被错杀,严重削弱红军的战斗力。

(五)随着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红军的武器装备不断改善,各兵种的机械化和摩托化程度逐步提高。1930~1939年间火炮和迫击炮增加6倍,反坦克火炮和坦克炮增加69倍,坦克增加1.5倍,飞机增加5.5倍。1940~1941年上半年红军的武器装备发展更为显著,军工生产1940年比1939年增加30%以上,成批生产先进的重型、中型坦克,制造新型作战飞机和火箭炮。随着技术装备的发展,组织体制发生变化,步兵师装备坦克,配备师属炮兵、反坦克炮兵、高射炮兵,火力显著增强,并开始组建坦克师和机械化师。1941年计划组建20个机械化军,空降兵旅扩编为军,空军于1940年实行师的编制。红军员额进一步扩大,至1941年6月陆军共303个师(其中1/4正在组建),红军总人数已达470余万。随着部队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和组织机构的日臻完善,30年代前半期红军创立大纵深作战理论。1940年红军在军事学术研究、总结诺门坎事件、张鼓峰事件、苏芬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颁发步兵、坦克兵等战斗条令,然而苏德战争爆发前红军在新技术装备基础上的改编工作尚未完成,实行新编制的大多数兵团武器装备没有配齐,许多指挥员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战前苏联对战争危机估计不足,没有充分做好迎战准备,对双方力量对比估计失当以及战略指导失误等原因,战争初期红军未能阻止德军的进攻,至7月8日红军89个步兵师、20个坦克师被歼。

(六)至11月德军深入苏联腹地850~1200公里,红军损失700万人,其中被俘300万人。为抗击侵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动员全国军民奋起进行卫国战争,至1941年7月1日共有530万人应征参加红军。至11月红军共有291个师又94个旅开赴前线,至1941年底红军新组建400多个师。苏共中央动员共产党员参军参战,至1941年12月下旬有110多万党员参加红军,联共(布)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边疆区委、州委和其他党的领导机关的许多成员在红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了应付日益复杂的局势,加强部队的组织领导,红军又一次恢复政委制。为提高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解决指挥干部严重缺编问题,加强战时指挥干部的训练工作。军事院校通过扩大招收学员名额,缩短学制,提高培训能力。方面军和集团军举办速成训练班,培训大量初级军官,同时还大批提拔作战有功的士兵充实基层干部队伍。由于采取上述紧急措施,红军的作战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到1941年底红军终于把德军阻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接近地,并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在莫斯科会战的第二、第三阶段红军消灭德军50余万人,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遭到失败,希特勒的“闪击战”计划彻底破产。1942年夏季德军在苏德战场南翼发动进攻,企图夺取高加索石油产地和顿河、库班河一带产粮区。为阻止德军进攻,红军继续扩充力量,至1942年夏总兵力达1000万人(其中作战部队550余万)。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红军给德军以沉重打击,夺取战略主动权。这一胜利扭转苏德战场的局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转折点。

(七)随着战时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1943年红军在军事技术装备方面取得对德军的优势,至1943年6月红军作战部队已拥有火炮和迫击炮10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万余辆、作战飞机1万余架,同年底红军已有5个坦克集团军、24个坦克军和13个机械化军,航空兵师、军和空军集团军也进一步扩编。在1943年夏秋战局中德军统帅部企图夺取库尔斯克突出部,以扭转不利态势,但红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给德军以歼灭性打击,完全掌握战略主动权。1944年红军在列宁格勒、克里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波罗的海沿岸和北极地区连续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红军越战越强。至1945年初拥有作战部队等94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4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5万余辆,作战飞机2.2万余架。这支英雄的军队不给德军以喘息时间,在解放本国领土之后又不停顿地发起一系列战略性进攻战役,帮助东欧和东南欧各国人民从德国法西斯的占领下解放出来。1945年4月红军发起柏林战役,歼灭德军近百万人,彻底捣毁希特勒老巢。苏德战争结束后红军挥师东向,于同年8月9日对日作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外蒙古(今蒙古国)军队协同下粉碎日本关东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共产党向红军输送160万党员,他们在红军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使红军经受住严峻的战争考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红军700多万官兵荣获勋章和奖章,1.1万余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战后红军大批复员,从1946年起苏联红军正式改称苏联武装力量。

(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军事实力强大,是二战后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国军事力量一争高下的组织。苏联红军全称苏联工农红军,是1917年至1945年间苏联陆军和苏联空军的统称,苏联海军1917年至1945年间称苏联红海军。1946年5月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苏联早期军队的正式称谓)改称苏联武装力量,1946年后苏联武装力量包含陆军、海军、国土防空军、空军、战略火箭军五大军种、边防军(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内务部队(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1988年苏联武装力量的总兵力达到573万(含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但至冷战末期时只有三百万人。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是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国防会议于1974年成立,是平时的最高国防决策机构,战时是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国防会议主席一般由由苏共中央总书记担任。国防部是武装力量的中央领导机关,总参谋部是主要指挥机关,总政治部是武装力量中党的领导机关。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海军服役3年,其他军兵种2年。1988年苏联军陆军人数为200万,分为16个军区。编为51个坦克师、142个摩托化步兵师、7个空降师、10个空中突击旅和16个方面军炮兵师,装备主战坦克5.3万辆、装甲战斗车辆6.3万辆、火炮2.9万门、地对地导弹发射架约1570部。陆军军区为:莫斯科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基辅军区、波罗的海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乌拉尔军区、外高加索军区、北高加索军区、敖德萨军区、喀尔巴阡军区、突厥斯坦军区、中亚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外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

(九)海军人数为45.1万,分为4个舰队和一个区舰队,装备弹道导弹潜艇79艘、巡航导弹潜艇和攻击潜艇268艘、主要水面作战舰只193艘、小型水面作战舰只797艘、登陆舰艇187艘、主要辅助船只269艘。5个舰队分别为: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里海舰队。空军人数为45.3万,远程航空兵10万人,编为5个战略航空军,装备中远程轰炸机752架;方面军航空兵为31.5万人,编入12个军区和驻东欧四国苏军集群的空军序列,装备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攻击机5167架。国土防空军人数为64万,编入5个防空区和10个军区的防空军序列,拥有各型战斗机1300架、防空导弹发射架9600部、雷达7000部、反弹道导弹发射架100部。战略火箭军人数为30万,编为6个火箭集团军,有发射控制司令部300个,拥有洲际导弹1398枚、战略作战飞机1690架。战略火箭军掌握令人生畏的苏联核武器库,是苏联的战略导弹部队。苏联另有边防军25万,内卫部队80万。苏联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创始国,1988年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军为52.6万人,波兰为4万、捷克斯洛伐克为8万、匈牙利为7万。苏联另在1987年前在阿富汗有兵力为12万,在蒙古国有6万,在越南、古巴及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也驻有军队或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 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红军总人数曾达1100万人。苏联武装部队中最大的部分是陆军,就数量而言苏联地面部队拥有5.3万辆主战坦克、6万辆装甲运兵车/战斗步兵车、4.8万门火炮和迫击炮及多管火箭炮、4600具防空导弹发射器(不包括数以千计的步兵肩射导弹)、7000门高射炮、1600具地对地炮兵火箭发射器、4500架直升机以及总数超过180万的兵员,规模相当惊人。

(十)共编成约184个师,居于世界排名第二,其中有50个坦克师、134个摩托化步兵师及7个空降师,全部地面部队编为16个军区及驻在国外的4个集团军。苏联的方面军航空队主要任务是为陆军提供直接支援,在空军师配属各单位。一个标准的苏联机械化步兵师共有270辆战车、680辆战斗步兵车/装甲运兵车、215门火炮及1.35万名士兵,而一个装甲师的标准编制内则有330辆战车、255辆战斗步兵车/装甲运兵车、165门火炮及1.1万名士兵,大约等同于一个装甲师及机械化步兵师的结合,他们接收的是最新的苏制装备。苏联空军是苏联空中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军的一支进攻性打击力量,它主要执行前线制空,对敌攻击等攻击性任务,装备有战斗机、战斗轰炸机、攻击机、战略轰炸机和一些侦察、电子战等特种飞机。其典型作战方式是使用Tu-160、Tu-22等远程战略轰炸机,在Su-27、MiG-29等空优战斗机的护航下对敌深进行大规模轰炸,另外由预警机引导MiG-29、MiG-23等制空战斗机组成“高低”搭配战斗机群,掩护Su-24,MiG-27一类的战斗轰炸机对敌进行攻击。因此苏联空军是一支以争夺前线制空权为主,针对敌深目标的空中打击力量,其作战思想主要是在苏联本土之外作战。苏联空军装备有近万架各型飞机,全部由苏联航空工业部门提供。苏联航空工业拥有极高的科技水平,规模居世界第二。在军用机研制方面是仅有的能与美国抗衡的重要力量,其生产的米格、苏霍伊、图波列夫等各型军用机不但大量服役于苏联军队,还是全球几十个国家空中力量的主要装备。

(十一)苏联的战略轰炸部队和美国空军的SAC性质相同,是最高统帅部直辖的空军,作战机有700~1000架左右,总兵力达10万人,由第二十四航空军、第四航空军、第四十六航空军、第三十六航空军、第三十航空军五个航空军组成。除了装备有中、远程轰炸机之外还有Su-24“剑术师”式战斗轰炸机,可高空拦截、攻击和贴地支援,并有MiG-29、MiG-31、Su-27等先进战机作为基地防空用机,其他的侦察机、ECM机、加油机等固定装备使航空军可独立战,苏联航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多用具有长程攻击性能的ASM远程巡航导弹取代炸弹。苏联空军的科技含量与水平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某些方面超过美国。苏联海军由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海岸火箭炮兵和海军陆战队5个兵种组成 ,总兵力为47.7万人,其潜艇部队共有各型潜艇360艘,其中弹道导弹潜艇76艘,合计载弹973枚(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62艘,载弹928枚;常规动力弹道导弹潜艇14艘,载弹45枚)(“台风”级是其最大最新者,载弹20枚);巡航导弹潜艇67艘(包括核动力51艘,常规动力16艘);攻击潜艇200艘(包括核动力76艘,常规动力124艘)【“A”级(阿尔法)核动力攻击潜艇是世界上速度最快(41节),M级潜艇是世界上下潜最深的潜艇(1027米)】;其他用途的潜艇25艘。苏联在1959年设立的战略火箭军构成苏联战略武力基干,它握有全部的长程(射程超过1000公里)陆基飞弹以及总数一万枚战略性弹头中的六千枚,一旦核子冲突发生时它负有4大攻击目标:敌人核子武力,包括地下建物、导弹发射场、机场、海军基地、武器储存场、与核战指挥管制设施;敌人战斗力量,包括各军种、港口和交通运输网;敌人的民间与军事工业;敌人的城市。

(十二)1980~1988年间苏联全速致力于洲际弹道飞弹的现代化和多样化,战略火箭军在历经30年的改进后已成为一支具有对全球发动核子攻击的超级精良部队。以SS-18重型洲际弹道飞弹为主力,光是SS-18ICBM就可毁损全美65%~80%的洲际弹道飞弹发射中心,并保有1000枚未用弹头。苏联海军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战略飞弹潜艇武力,以新锐的三角洲级和台风级构成主力,它们都配备可自苏联本土港口或沿岸地带,投射至北美地区的潜射弹道飞弹。以太平洋与北方舰队为基地的弹道飞弹潜艇上配备3000枚以上的核子弹头,这些潜艇中的一部分,将可在核战之后仍存活下来并进行反击。苏联长程轰炸能力的发展始终落后于战略火箭军和海军战略武力之后,Tu-95H型和黑杰克式轰炸机的服役显示苏联对洲际轰炸武力兴趣颇高,建立三足鼎立(陆基、海上和空中)式的战略力量。苏联向以不间断的飞行训练,与模拟攻击来保持航空战力。战略空军除有可于北美区域以外投射的长程巡航飞弹,直接攻击北美区域之外,其所拥有的轰炸机机群,也能穿透加拿大和美国的空域施展威力,黑杰克式更能灵活搭配挂载各种飞弹与炸弹以同时进行“远攻”和“穿透”两类型的攻击。自从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后美苏太空竞赛的序幕就已揭开,苏联于50年代末就开始研制和发展反弹道飞弹技术。从1964年起它的“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及其与之配套的包括导弹雷达和空间追踪雷达网等预警跟踪系统就开始进入服役,因此到70年代苏联是世界上仅有的拥有可供实战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国家。

(十三)最初在首都莫斯科周围部署的4个导弹基地8个发射场部署64枚ABM-1反弹道导弹,从1981年起这些导弹被经过改进的ABM-1所代替。这些导弹射程在320公里以上,装有当量为百万吨的核弹头,利用在大气层外进行核爆,将来袭导弹及所施放的假目标全部摧毁,这些反弹道导弹还具有在发射后两小时内再次发射能力。另外苏联还研制和生产SF-4和SF-8两种性能更加优异的超音速截击导弹,除此之外苏联还装备SA-10和SA-X-12新型地对空飞弹,射程都在100公里以上。与此同时苏联着手研究反卫星技术,己具备可供实战用的反卫星武器,并进一步开展有关“天战”技术的研究。苏联的反卫星系统始于1967年,先后进行20多次反卫星试验,这些试验基本上都有采用在发现并跟踪目标后发射截击卫星,使其机动变轨,瞬间接近目标,以发射钢珠、火箭等杀伤武器,或者以自爆成碎片的方式,来达到摧毁目标的目的。1968年10月19日苏联在Truratam航天基地发射宇宙248号卫星,接着又先后发射宇宙249和252号截击卫星,这两颗截击卫星在分别绕地球运行23周后都曾在500公里高空的轨道上迅速接近同步轨道上飞行的宇宙248号靶星自爆成功。1976年2月苏联开始它的反卫星实战试验,1976年6月苏联发射宇宙918号截击卫星,在低轨道绕地球数圈后它突然紧急上升,成功摧毁远在2103公里的高度、近在990公里的准同步轨道上飞行的宇宙909号靶星,接着1977年苏联用SS-5运载火箭一次发射4颗截击卫星对几天前发射的3颗靶星进行拦截又一次成功。苏联武装部队中最大的部分是地面部队,共计4.8万门火炮和迫击炮及多管火箭、4600具防空飞弹发射器(不包括数以千计的步兵肩射防空飞弹)、7000门防空炮、1600具地对地炮兵火箭发射器、4500架直升机以及总数超过180万的人员,这就是苏联的方面军航空队。

(十四)主要任务是为陆军提供密接支援,以空军师配属各单位。苏联地面部队分布:在远东有52个师,在南俄有28个师,在中俄有16个师,在欧俄有65个师,在东欧有30个师。苏联的战备程度分为三级,即人员装备足额的战备师(人员75%)、装备足额的预备师(人员25%)、装备50%的后备师、215门火炮及1.35万名士兵、165门火炮及1.1万名士兵,大约等于一个装甲师及机械化步兵师的结合,并接收最新的俄制装备。苏联空军是苏联空中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军的一支主进攻性打击力量,其典型作战方式是使用Tu-160、Tu-22等长程战略轰炸机。MiG-27一类的战斗轰炸机对敌进行空对地攻击,因此苏联空军是一支以争夺前缐制空权为主。苏联空军装备近万架各型飞机,全部由苏联航空工业部门提供。苏联航空工业拥有极高的科技水平,其规模居世界第二,由第二十四航空军、第四航空军、第四十六航空军、第三十六航空军、第三十航空军等五个航空军组成。除了装备有长、中程轰炸机之外还有Su-24剑师式攻击机,使航空军可独立战斗,苏联航空军的战略轰炸多用具有长程攻击性能的ASM取代炸弹。苏联除了拥有庞大的空军外还组建有专门负责本土防空任务的国土防空军,与空军相比时除了航空兵外国土防空军还编制有防空飞弹和雷达部队。防空军航空兵部队主要装备战斗机和截击机,负责战略空防的飞机一直维持在2250架左右以及其他辅助飞机。轰炸机、攻击机和战斗轰炸机等进攻型机种主要用于装备空军,即苏联空军完全是一支进攻型力量,并非用于防御。相对于更具侵略性的空军而言国土防空军主要用于本土防空任务,其部队从不驻扎国外基地,航空兵装备的作战飞机也绝少对外出口,由于防空军担负着捍卫国家领空和战略要地的重责大任,所以在国防经费的分配以及技术装备的采购上享有一定的优先权。

(十五)苏联把战斗机分为防空截击机(Tu-28/128、Su-15/21、MiG-25/31)、前缐战斗机(MiG-21、MiG-23、MiG-29)、攻击机(Su-25)、战斗轰炸机(Su-17、MiG-27)和前线轰炸机(Su-24)等5种,像Su-15/21和Tu-28/128在空军或海军航空兵是无缘得以一见的,MiG-21和MiG-23这样的前线战斗机则同时装备空军和防空军,但防空部队装备的为专门型号,MiG-31可说是最后一种专为防空军研制的防空截击机。苏联海军由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海岸火箭炮兵和陆战队5个兵种组成,总兵力为47.7万人。其潜艇部队共有各型潜艇360艘,其中弹道飞弹潜艇76艘,合计载弹973枚(包括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62艘,载弹928枚;常规动力弹道飞弹潜艇14艘,载弹45枚)(“台风”级是其最大最新者,载弹20枚);巡航飞弹潜艇67艘(包括核动力51艘,常规动力16艘);攻击潜艇200艘(包括核动力76艘,常规动力124艘)【“A”级(阿尔法)核子攻击潜艇是世界上速度最快(41节),下潜最深(900米)的潜艇】;其他用途的潜艇25艘。海军航空兵设有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和舰队航空兵司令部,前者直属海军总司令领导,后者在行政和业务上受海军航空兵司令部领导,在作战上受所在舰队司令领导。舰队航空兵下辖数个航空兵师和独立航空兵团、大队、团以下有大队、中队,海军航空兵共有作战飞机1369架、直升机435架,其中轰炸机390架、战斗轰炸机195架、反潜机514架、海上侦察和电子战飞机205架、反水雷直升机15架、空中加油机70架、运输和训练机415架。海岸火箭炮兵共1.3万人,编为1个岸炮兵师,主要装备“SM-4-1”130毫米火炮和100座“萼片”式岸防反舰飞弹发射架。海军陆战队共1.8万人,编为1个陆战师、3个独立陆战旅、4个舰艇特种作战旅、61个独立支援分队。

苏联霸权主义

(一)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后来沦为世界霸权主义的典型。列宁逝世以前苏联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没有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但是在斯大林期间苏联在积极支援世界各国革命事业的同时犯了不少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霸权主义这个毒瘤更加恶性地发展起来。首先是反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在共产国际内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推行一个党指挥其他党的作法,形成兄弟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并把苏联党内的斗争扩大到其他兄弟党,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用判刑、流放、肉体消灭等办法同样对待兄弟党的领导干部。四十年代后期又对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实行封锁和打击,并在东欧各兄弟党内制造一批冤案。反映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随着苏联的国力日益强大起来,不平等地对待兄弟国家及其他邻国:或是主动侵犯,通过战争手段取得某些领土,如二战初的苏芬战争;或是通过国际会议来划分势力范围,进一步蚕食、吞并 其他国家的领土。在二战期间及以后苏联通过吞并波兰东部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日本北方四岛等等取得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三个罗马尼亚。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军,建立军事基地,干涉别国内政。从中国人民的切身体验中也体会到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危害和压力,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主流的一面是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同时也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把大国沙文主义发展到穷凶极恶的霸权主义,乃至发生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事件、颠覆新疆事件、侵犯珍宝岛事件,还在中国边境上陈兵百万。苏联当权者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否认过去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吞并领土及强加不平等条约,为老沙皇唱颂歌,由此可见从六十年代以后苏联变本加厉地推行霸权主义。

 (二)苏联在1962年的加勒比危机中丢脸以后便疯狂地发展和扩充新式的军事装备,如今已在军事力量上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苏联凭借其军事实力,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1968年闪电式地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公然绑架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逼他们签订屈辱的协定并更换领导;1975年派遣古巴雇佣军,插手刚刚获得独立的安哥拉内战;1977年在非洲之角中支持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进行战争;1979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底悍然侵占阿富汗,企图为南下波斯湾、印度洋打开通道;又尽炫耀武力和威胁恐吓之能事,对波兰虎视眈眈。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逐渐认识苏联霸权主义的真面目,苏联霸权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着它的社会经济、历史、思想等根源。由于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影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原来预料的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而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落后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充分,缺乏高度的生产力水平, 缺乏相应的科学文化水平,缺乏相应的较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封建主义的因素比较多,生产力水平较低,科学文化水平较低,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比较厉害。沙皇俄国就是一个不发达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历史的沉重包袱并不是可以轻易抛掉的,历史的阴暗传统束缚着新的统治阶级。正如列宁所说:“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且 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特别顽固有力。”沙俄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370年间使原来偏居一隅的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地跨欧亚、拥有228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帝国,其中殖民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占百分之七十六)。

(三)沙俄用军事征服和阴谋狡诈的外交手段相结合夺得波罗的海及黑海边的大片土地及出海口,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夺得广袤的土地和资源宝藏,把俄国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沙俄的特点是抢夺领狂,只要沙皇军队一旦占领一块土地后就再也不会自动退出。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为了把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把战争变为和平,把对各民族的压迫变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列宁同志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主张民族自决权,主张各民族的自由联合,主张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支持波兰的独立和芬兰的独立,热情地支援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优越感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的,但是所进行的革命大都是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在夺取政权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在二月革命的基础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点是能够团结一切爱国的、争民主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毕竟还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全面的直接的斗争,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往往是民族性多于阶级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激励大多数人民参加革命的旗帜。这就带来一个相应的弱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觉悟不够高。在发扬爱国主义的时候如果掌握得不好就易发展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情绪,进而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混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界限。

(四)历史却是沿着螺旋形上升的道路无情地重复着,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半个世纪中 沙皇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幽灵始终在克里姆林宫里徘徊。苏联过去强调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的时候没有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没有对过去的历史抱分析的态 度,没有对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总结。相反地却把精华和糟粕混为一谈,发展封建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过:“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历史的传统观念的痕迹犹如生在一个民族身上的毒瘤,如不及早开刀和防治,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旧病复发。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并利用劳动人民创 造的巨大生产力来复发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老病,其政治后果必然是十分严重的。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当时大肆宣传库图佐夫、乌沙科夫等沙俄时将军的功绩,甚至把苏联一些军事学院冠上库图佐夫、乌沙科夫等名字。斯大林在庆贺战争胜利时又特别表扬俄罗斯民族,并称它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库图佐夫、乌沙科夫是沙俄的杰出将领,他们有过保卫祖国的功劳,但也有过为沙俄征服异族、镇压农民运动的劣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盲目推崇。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平等的一员,不能把民族分成“最杰出的”、“一般的”甚至“不杰出”的类别,也不能在民族关系中有一个民族成为领导力量,成为领导力量的只能是各族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实际上苏联各族人民都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五)由于十月革命产生的世界影响使苏联某些领导人的骄傲思想恶性膨胀起来,革命的胜利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不正确估价和对待胜利也会产生骄傲思想,这种思想的恶性发展也会产生霸权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又为苏联党自封为国际共运的唯一中心,自封为老子党创造条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在世界上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使生产资料为社会成员共同占有,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同时使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霸权主义的行径是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根本不相容的,是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相容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霸权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险性,它可以利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威望可以利用高度集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威胁和破坏世界和平。必须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这种霸权主义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要组织全世界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及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必须在理论上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彻底批判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苏联霸权主义政策还有它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促使苏联领导向外扩张的因素从社会和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苏联霸权主义政策还来源于苏联上层领导的专权地位和他们的特殊利益。苏联领导通过高度集中的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而人民则缺乏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长期以来这种情况在苏联已趋于固定化,在这种体制下形成上层集团的权势地位以及他们的特殊利益。由于苏联上层领导的地位和特殊利益是依靠这个体制来保证和实现的,因此巩固和推行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成为他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七)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凡是能够伸进手脚的地方极力培植亲苏势力,开出所谓“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药方,鼓吹建立“先锋党”等等,力图逐渐把苏联的社会模式也移植到这些国家中来,以便于它进行控制。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又同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有联系,苏联经济在战后有很大发展。虽然几经改革但是高度集中的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和片面 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这种畸形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军事工业和有关的重工业部门获得很快发展,但农业、轻工业落后,消费品生产长期不足;工农业拥有巨大固定资产,但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浪费巨大,先进技术推广缓慢。在这种经济的基础上创造强大的军事力量,使苏联在军事上达到同美国的均势地位,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时苏联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则落后很多。在这些矛盾推动下苏联竭力扩大同它的对外扩张战略相结合的对外经济联系,以便寻求解决矛盾的出路。通过这种经济联系时苏联一方面试图缓和自己的困难和矛盾,同时又想达到对一些国家进行控制、渗透和扩张的目的。苏联在这方面的霸权主义表现形式,随着苏联与之发展经济联系的国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经互会国家时苏联主要依靠加紧推行经济一体化的手段来加强控制,它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和“协作”,利用东欧国家的生产能力和科技力量为苏联生产它所需要的 机器设备和民用工业品和消费品,以保证苏联能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事工业(特别是尖端军事技术)。

(九)在畸形经济的基础上不断膨胀的军事力量对苏联领导人的心理、思想方法和政策考虑产生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的扩张欲望进一步增强。与畸形经济增长相联系,苏联现在能向世界夸耀的主要成就是在军事装备上赶上和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多年来苏联领导一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扩军备战,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2/3,但是实际军费却高于美国。苏联拥有的战略导弹、战略导弹潜艇在数量上超过美国,质量上也逐渐同美国接近,苏联武装力量在人数上、常规军备在数量上都大大超过美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丝毫没有放慢扩军备战的步伐,苏联领导人还声称:“苏联要不惜任何代价,宁可在经济上做出牺牲,也要同美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苏联领导人为什么把发展军事力量看得如此重要,以至宁可在经济上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呢?最根本的是为了保持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种超级大国地位是为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领导权力所必需的。苏联迅速膨胀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拥有的大量战略核武器)反过来也对苏联领导的心 理、思想方法和政策考虑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强大的军事物质技术基础之上更滋长他们沙文主义、黩武主义和大国强权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有了庞大的核武器系统就有了一切,就有权称霸世界。因此他们把苏联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力量,把苏联在力量对比方面实现的同美国的“军事战略平衡”,看成是具有“原则性的和真正历史意义的成果”。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黩武主义和大国强权思想的滋长,强烈地刺激着苏联领导的对外扩张野心。促使他们在世界各地抢占军事基地、加紧军事部署,并利用常规力量的优势一次又一次地推进他们的全球扩张战略。

(十一)根据百年多来的历史实践,特别在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怎样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总结和探讨。各国工人的联合是以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为前提的。民族独立的国家有生存的权利,工人阶级的联合在夺取政权以后形成新的联邦国家,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实际上正如列宁指出:“在俄国条件下只有实行民族自决权,实行民族的分离权才能最后实现各民族的统一的溶合,这是民族发展的辩证法。”列宁说:“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恩格斯早说过:“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坚持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承认有什么优秀民族和劣等民族,不承认哪一个民族是领导民族,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原则区别。因此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支援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支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于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来这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的革命是由该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去进行,只有主客观条件成熟后革命才会爆发,支援革命和输出革命完全是两码事。革命思想是能传播的,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

(十三)不仅不应该是老子党、 儿子党的封建关系,而且不应该有一个什么中心、有一个什么头。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建设都对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许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并不一定都出自大民族、大党(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久经考验的铁托是南斯拉夫人)。在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体现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这才会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具有坚实的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不能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样,它并不因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自发产生,它所反映的各国无产阶级相互关 系的准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导的。必须对各国无产阶级及其 政党以及广大人民进行反复教育,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具体的历史知识相结合来进行这种灌输工作。要对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分清精华与糟粕,分清统治者与人民。只有彻底批判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只有和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曾为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大声疾呼,他们毕生都同情和支持波兰的独立和爱尔兰的独立,并且把争取民族独立事业放到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来考虑。他们不断批判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特别写了许多著作来批判沙俄的霸权主义, 批判泛斯拉夫主义。

(十四)马克思在1856年写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来揭露沙俄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抨击英国统治阶级支持俄国的反动对外政策。马克思在书中写下一段极为精彩的、带有总 结性的话,他说:“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 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恩格斯于1890年写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来指出沙俄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批判沙俄的霸权主义,指出它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独霸世界的计划。他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抱着极大的期望,他说:“一旦沙皇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斯大林在他革命活动的早期是以在民族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著名的,并在苏联负责过民族工作。但在1934年他不同意当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建议把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理由是恩格斯此文有片面性,只强调沙俄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但没有指出这种政策的经济根源,同时又指出此文其他几个缺点。其实恩格斯这篇著作着重分析沙俄的对外政策,这种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对于苏联党和人民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教材。应该借助恩格斯这篇著作及马克思、恩格斯的 其他有关著作来教育苏联人民,彻底清除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流毒。可惜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充分,因而带来严重的后果。

欧洲共产主义

(一)欧洲共产主义简称“欧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以意共、法共为代表的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根据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并付诸实践。1977年3月意共、西共和法共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被誉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正式宣告欧洲共产主义的诞生。1977年3月意、法、西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举行高级会晤,联合发表《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马德里宣言》全面阐述“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提出三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内外政治路线,“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宣告“欧洲共产主义”的正式诞生。“欧洲共产主义”在当时是作为既不同于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而提出来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多中心论”、“结构改革论”的学说,葛兰西在他的《狱中书信》、《狱中札记》等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心观点是: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条件不同于“落后的东方(俄国)”,因此不应把苏联革命的经验作为普遍规律加以接受和仿效。西欧各国共产党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独立的创造性的政策”,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调度比较普遍的有利条件来开拓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道路。 

(二)葛兰西的这一思想显露出欧共的理论和路线的最初的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陶里亚蒂继承葛兰西的思想并又进一步对之具体化,逐步形成“多中心论”和“结构改革论”的理论体系。 陶里亚蒂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较长的社会结构改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逐渐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以此方式逐步占领一个个社会阵地。当然这种占领是非暴力的,是在“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1956年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促使西欧各国共产党人重新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强调独立自主地确定政治路线。同年陶里亚蒂提出“结构改革”论,认为经过民主与和平方式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系列改革,意大利能够循序渐进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欧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发生相应变化,民主制的范围有所扩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独裁政权在70年代相继垮台。客观形势的巨大变化要求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对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确立新的认识和抉择,另一方面1968年西欧有18个共产党谴责俄罗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意共与苏共就社会主义是否有不同模式的提法发生分歧。在持续的争论中意大利、法国、西班牙3国共产党的观点日趋接近。1975年7月意共与西共举行双边会谈并发表宣言,同年11月意共与法共会谈并发表共同声明,被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1977年3月意共、法共、西共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通过《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被称作“欧洲共产主义的宣言”。在其发展鼎盛期意、法、西、英、比、荷、希共和瑞典左翼党等18个党派宣布奉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欧洲共产主义”的实际影响超出欧洲范围,共拥有党员330万人。

(三)意共、法共和西共被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三大支柱,然而“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是昙花一现。随着1976年意大利共产党“历史性妥协”的破裂,1977年马歇领导的法国共产党重新表态皈依苏共以及西班牙共产党退出“欧洲共产主义”三党联合和1984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逝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欧洲共产主义”在先后十年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在主要观点和政治倾向方面大体一致,具体政策和提法亦有差异,以至分歧。关于指导思想:法共提科学社会主义,西共提马克思主义,意共提马克思思想、列宁思想、葛兰西思想等等。主张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以表明理论的生气勃勃和正在发展的特点。肯定马克思、列宁的历史作用,同时认为当代世界提出马克思、列宁无法预见的许多问题,必须使传统解释“现代化”。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已超越列宁的许多论断,对列宁主义不能再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限制性公式。斯大林阐述列宁主义,许多地方歪曲列宁思想。在列宁逝世后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是将苏联样板绝对化,以苏共的领导权强加于国际共运。关于革命道路: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应只有一种固定模式,历史条件不同,革命道路亦应不同。西欧国家根据本国现实情况、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将走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不是采取暴力革命,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国家职能大为扩大,它所实行的政策既是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势力协调的结果,又是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妥协的结果。可以通过国家机构内部的民主化来改变阶级力量对比,从而改变国家的性质,而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盟和政治联盟,由共产党同社会党等有关民主力量联合执政是实现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备条件。

(四)关于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能反映经济发达和民主传统根深蒂固的西欧国家独特民主道路的现实,未来社会主义政权不只是属于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它属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既有体力劳动者,又有脑力劳动者。认为“专政”一词易与“暴力”、“专断”混同,会被看作对民主的否定。意共用工人阶级领导权来代替,法共提出国家应成为代表劳动人民、由工人阶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反对统一模式,主张多样化。在经济体制上主张长期实行公有制占优势的多种经济并存的混合型经济,允许私人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通过税收等措施加以限制和调节,实行经济管理和计划管理民主化。在政治体制上强调议会民主、政治多元、权力分散、地方自治,实行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政治领导多党制,劳动人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关于工人政党:肯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强调党的民主性和群众性,承认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工党)是工人阶级政党。认为没有共产党领导时革命不能胜利,党的领导作用通过多党制联盟来实现,不把党的思想作为官方思想强加于国家和社会。在国际共运中反对有“领导中心”、“领导党”,坚持各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各党自主选择的道路。提出以新国际主义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认为把国际主义仅限于无产阶级范围内不利于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反对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压制各国党并指挥其他党为其战略需要和外交政策服务。

(五)在西欧中公开主张或赞成欧洲共产主义原则的除意共、法共、西共之外,还有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荷兰共产党等,基本支持或接近欧洲共产主义主张的有芬兰共产党、瑞士劳动党等。共14个党派,有党员280万人,占西欧各国共产党党员总数90%。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也有一些党派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接近欧洲共产主义观点,进入80年代由于欧洲共产主义影响越出欧洲之外,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含意并不确切以及一些政党面临新的困难或分歧,一般不再使用这一概念,但它们仍继续坚持其基本主张和原则。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能否实现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在多重压力下“欧洲共产主义”党自身也出现分裂:首先是法共自行其是,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然后是西共自身支离破碎,分崩离析;最后是意共在贝林格逝世后派别林立、四分五裂,“欧洲共产主义”阵营本身的分裂导致“欧洲共产主义”曲终人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纷争不断的背景下“欧洲共产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人的一种尝试,最终遭受重大的挫折,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1968年意共、西共等欧洲18个共产党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军侵捷,此后形成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独立路线要求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联合一切革命的反垄断资本的社会联盟,以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居民的自觉支持,沿着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然而苏共搞大党大国主义,强调各国党指导思想的一致性,不能容忍“欧洲共产主义”的“离经叛道”。

(六)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打压“欧洲共产主义”,称“欧洲共产主义”是“修正主义”、“反苏主义”。而且在组织上直接插手各国党的内部事务,通过安全部门重点资助各国党内的亲苏派,运用各种手段试图抹黑和搞掉他们不喜欢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制造“欧洲共产主义”党的党内分裂和党际分裂。比如当西班牙共产党重新思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必须从欧洲的实际出发,通过“民主、多党制、议会”道路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改造之时苏共不仅开动宣传机器公开发动对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大批判,而且运用特务手段和抹黑策略以迫使卡里略改变路线。同样他们通过对马歇软硬兼施,迫使法共在1977年退出“欧洲共产主义”阵营。更有甚者苏联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直背地支持意大利红色旅及其暗杀活动,险些使意共遭遇灭顶之灾。本来“欧洲共产主义”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深刻的民主改革的历史传统和战略思想资源,而意共最早走上“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没有外力干扰,西欧共产党有能力与社会民主党进行战略博弈,也有能力守护自己的阶级基本盘。苏联的大党主义不允许西欧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革命道路和战略,粗暴地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西方共产党的改革事业起步早却进程慢。

(七)从而步步被动、痛失良机,不得不将战后西方左翼政治的空间大幅让给社会民主主义和后来居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左派,造成西南欧强大的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力不断下降。除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压力外苏共的错误指导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西方共产党今天的处境难辞其咎,总的来说从当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汲取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教训,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体系,这种探索本身即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欧洲共产主义”成败皆系创新,它在政策实践和战略构想方面的多种创新,曾经在1956年的混乱和1968年的困惑之后代表共产主义在西欧的一次复兴。而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乏力,也使它缺少鲜明的政治特征和足够的思想凝聚力,淡化自身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政治界限,低估右翼潮流的深度,从而削弱其“新社会主义”方案对西方工人阶级和广大公众的影响力。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一方面称:“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幸被选中的名词,也许其科学价值还值得怀疑;但另一方面却承认欧洲共产主义所依据的政策和理论主张,确定当代进步革命运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力图切合本大陆的实际情况。“只要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定义, 欧洲共产主义就会作为现实而强加给我们。”

黄祸论

(一)黄祸论是成形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人是威胁,白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甚嚣尘上,矛头指向中国和日本等国。一般认为“黄祸论”最早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有直白的阐述,而“黄祸”最早可追溯至4世纪西迁至欧洲的匈人。第一次“黄祸”发生在4世纪至5世纪,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东汉击败北匈奴,迫使部分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则归降称臣。不少观点认为西迁之北匈奴即欧洲人眼中从东方而来的匈人,这些迁至欧洲的匈人对日耳曼人和东罗马帝国不断征伐,迫使日耳曼人南迁,南迁的日耳曼人最终灭亡西罗马帝国。第二次“黄祸”发生在11世纪至12世纪,隋代时期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者相继被唐朝灭亡,部分西突厥部落西迁。迁至西亚的突厥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征伐引发十字军东征,最终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第三次“黄祸”发生在13世纪,蒙古第二次西征攻占布达佩斯后前锋攻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主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随后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统帅拔都因汗位继承问题撤军东归,这次蒙古西征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恐慌。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口号,要使口号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公众舆论和刺激公众生活感情的因素。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歪曲事物的本质,甚至加以粗野化,以便鼓舞人心,或激起人们的忧虑和恐惧。”“黄祸”就是一个极端粗野、歪曲事物本质和蛊惑人心的口号,它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是它吸纳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理论成果”的内涵,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刺激性,蛊惑不少善良的人们,在他们头脑中隐约有一个或浓或淡的“怪影”。被吸纳的“理论成果”之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力求按照达尔文主义精神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把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类比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认为二者都是自然规律,强大民族吞噬弱小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清代时期中国国力虚弱,正是列强宰割的对象,“黄祸论”是将 “社会达尔文主义” 运用到中国的“杰作”。俄国人甚至深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细亚出现,因而抱有某种历史性的恐惧,巴枯宁则干脆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二)“黄祸论”者们运用当代人种学方面的知识将东亚人与欧美人进行对比,认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现代日尔曼人的平均脑容量最高,达92立方英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东亚人和美洲黑人脑容量平均为82-83立方英寸,是“劣等”民族。既然脑容量不足,就永远不能达到成为自由民,并且应明智而体面地利用选票选出最好、最纯洁的人来统治和管理他们。由于选不出自己优秀分子来领导,“劣等”民族就只好由欧美优秀民族来统治,这就是“黄祸论”者的逻辑。20世纪末美国科学家进行一场全球最大的针对脑部容量的研究,通过对全球2万具现代人头骨展开的调查后科学家们发现东亚人的颅腔容积平均为1415立方厘米,而欧洲人为1362,非洲人为1268。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对食物产地的压迫、饥饿和无法控制的欧洲人和海外人将把一切都吃得精光。马尔萨斯是帝国主义思想体系开山鼻祖之一,他的《人口论》中的悲观论点被“黄祸”论者顺手拈来,引导欧洲民众将对未来的恐惧感转移到中国头上。19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垄断的形成,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词汇中国家与民族、统治者与臣民日益被“生存空间”、“空间压力”所代替,“东方政策”这一概念比俄德关系、英法关系更流行。他们制造舆论说;“庞大的中国人力资源如果被日本的技术和武器武装起来,必将起来与西方争夺生存空间。”1902年9月2日威廉二世在致尼古拉二世的信函中说:“二千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个前景默察起来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几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预言几个大国联合在一起是自然的事,从种族观点来看无疑是“白种”反对“黄种”。“黄祸论”在东西方社会都产生较大反响,在美国排华风潮中就有美国公民对强加于华人的种种不实之词说不,他们指出中国是个有礼貌的、脾气性情非常平和的民族,并非什么祸患。而画了“黄祸图”的德皇还曾被人讥笑为神经质的、常常被突然的冲动所支配的人物,列夫·托尔斯泰甚至称他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这些声音在“黄祸”的喧嚣声中显得极其微弱。结果“黄祸”愈炒愈烈,华人的地位愈来愈低,中国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不需要理由”。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

(三)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人矛盾及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甲午战争之后俄、德、法三国向备受欺凌的大清伸出援手:三国不惜武力恫吓,逼迫日本将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就在这一过程中威廉二世下令德国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一幅油画,作为国礼赠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且大量印刷,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宣传品”,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做《黄祸》。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中俄两国上演一出“典礼搭台,盟约唱戏”的戏码。在中央的直接遥控下李鸿章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密约》,共同对日。随后李鸿章出访德国,受到国家元首级别的最高礼遇,而同时访问柏林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则备受冷落。

(四)1897年德国人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俄国则援引《中俄密约》,借口保护中国,派军舰进入旅顺大连,却并不帮助中国驱除德国人,相反却在此流连忘返。其实这是俄国主导的一出双簧,先满足德国人的饥饿感,然后自己捞取最为重要的太平洋出海口旅大军港。在俄国人的怂恿下德国以武力强租青岛,俄国随后便表示为了抗衡德国及保障中国和俄国的共同安全,俄国也必须租用旅顺军港。至此大清国才发现本以为能联手抗日的俄国,其实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的敌人。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也在列强中开始。对德、俄的失望与愤恨之余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立即开始升温,在甲午战争刺激下蓬勃兴起的改革要求也越来越明晰地提出学习日本的思路。日本则在取得甲午战争的巨大胜利后在嫉妒和怀疑的目光中遭到国际的普遍孤立,中日关系迅速好转。中日两军率先建立互访机制,日本军事代表团随即访问长江流域各省,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曾经认为联俄拒日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的张之洞在这次附和日本人的观点:“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中国)东(日本)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自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全面进入为期十年的蜜月期,“日本热”和“清国热”分别在两国兴起,双方都有人参与谋划中日结盟甚至“合邦”。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日本的对外宣传体系已经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成功地进行一次实战演练。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成本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显示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几乎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

(五)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日本尽量回避“黄祸”的同时西方却毫不在意将“白祸”在中国越演越烈,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大红利,俄德两国演双簧忽悠中国获得的现实好处都在刺激着列强。列强纷纷将原先的“中国通”外交官们召回,而换上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这些擅长在地图上用直尺划分边界的外交官多是操纵国际政治的高手,对中国内政毫无兴趣,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将会在中国引发何种反弹。在他们眼中中国已经成了一头待宰的肥羊,屠夫所需要做的只是和别的屠夫们划分好势力范围。在中外相互妖魔化的激荡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中国,猝不及防的列强忽然发现自己得面对千千万万不怕牺牲的中国“教徒”,义和团运动令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黄祸论”的主角。面对义和团时列强们在华的武装力量是不够的,而各家都一时难以派出足够的军队。最便捷的兵源就是尽在咫尺的俄国与日本,俄国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大量增兵,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十分谨慎地通诉英国驻日公使怀海德:“如果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话日本可立即派出优势兵力进入中国,而如果英国政府不以为然即为罢论。”英国人对日本出兵在起初并不热情,但不久西摩尔率领的联军被困于杨村、廊坊之间,青木召集各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愿与各国协调行动。次日怀海德表示英国政府希望日本立即出兵,青木请怀海德帮忙,向各国征求意见。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时德、俄自然在口头上没法反对,但日本仍然犹豫不决。此时北京的局势更为紧迫,英国无奈,主动提出:如果日本出兵,军费则由英国提供。于是日本下决心行动,从广岛派出一个师团的庞大兵力,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根据西方的史料记载称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

(六)日本将这次行动当作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机会,它不仅因此赢得大清国的好感,也极大地缓和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日本人韬光养晦,赢得喝彩,中国人却成为“黄祸”的焦点。从负面角度解读和讨论中国成为西方的新时尚,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坦承:“可以断言将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或许就是‘黄祸’问题,就如同太阳明天要升起一样必定无疑。”但他认为如果列强不能克制自己、尊重中国,这个并不好武的民族将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他们夺走的一切,并且加倍报复,中国的旗帜和武器将会出现在许许多多现在不敢想象的地方。根据日本和西方的大量史料记载称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的确是“被迫”的,但不是因为在两大列强夹缝中的无奈,而是因为要避免中日联盟会激起西方白种人的反弹,将日俄战争演变为“黄白”大战。即使从中国史料中也能清晰地看出“联日拒俄”是大清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支持日本既是出于种族的亲近,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俄国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和狡诈的北极熊。大量的旅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由日军进行军事训练后回国配合日军作战。前线的日军似乎并不在意中日联手给白种人的“不良观感”,种族大义成为政战的有力工具,日军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大清政府虽然宣布中立,但私下仍然给日军巨大的协助。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密商组建联合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世凯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联合侦察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昆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玉昆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秘,在这样的支持下日军对俄作战占尽主场优势。

(七)日俄战争以日本惨胜而结束,尽管日本竭力淡化这场战争的种族色彩,但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美国人都深深地沉醉于这场战争背后浓烈的种族意味。日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中国人的民族信心: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人。“黄种”这个词曾经充满贬义,从此充满自豪。商务印书馆那著名的《东方杂志》从1904年创刊开始凡谈日俄战争必出现“黄种”一词,欧洲人虽然很希望看到日本人能教训下不可一世的沙俄,但日本的巨大胜利尤其是中国为日本提供的“主场”优势依然令他们难以抹去对“黄祸”的恐惧。这种气氛甚至蔓延到美国:当日俄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合约时当地美国人对俄国代表团给予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令俄国谈判代表为这种“种族亲情”而感动泪下。日本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中国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机、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接受所有条件,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与英国有协约并与俄国有盟约的法国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将日本也拉进来,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双方协议结成一个宽泛的同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都被排除在外,而中国则被他们分割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中国接受德国的邀请,开始考虑与德国、美国建立三国同盟,以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德、美最为看重的门户开放。德国和美国一致认为:一个发达的中国不仅不会增加“黄祸”之患,反而将在远东大陆上成为一个反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堡垒。但美国在关键时刻“出卖”这个同盟,单独与日本订立一个条约《罗脱-高平协议》,表示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交换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而在这个协议中日本也主动向美国的“黄祸论者”低头,同意不再向美国移民。随着西力东渐,中国长期拥有的光环消退了。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推出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其中记载:这次鲁滨逊来到中国,感到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而且又组织得不好,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

(八)随后不久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其1748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又向欧洲展示一个“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且冥顽不化”的中国形象,同一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这个“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专制帝国”进行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甚至说在中国中欺骗是准许的。”1795年斯当东出版《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在他的书中记载:“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人们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稍后不久黑格尔再次给中国形象一记“重拳”,黑格尔称:“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是中国却没有发展,它停留在空间上,是一个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它在历史之外。”至此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基本定型:中国不过是一具涂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成为污蔑与嘲讽的对象。随后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似乎也为此找到注脚,俄国人巴枯宁在其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认为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巴枯宁认为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国可怕的人口与移民:“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巴枯宁还称:“中国人已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他们正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

(九)为此巴枯宁曾上书沙皇建议:“着手征服东方,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站在崖边,大家面前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西方还出现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黄种人对西方白种人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一系列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侵略的斗争。中国在1900年以后流行起“黄帝热”,当时革命派刊物纷纷唾弃清朝,改采神话的黄帝纪元。黄色在古书里原本代表“中”,如今却成人种叙述。《新纪元》里西征的海军大将名“黄之盛”,明显地道出黄白对决之义,此时1890年代的大同思想已逝,种族战观念在中日两国都已抬头。杰克·伦敦于1904年发表《黄祸》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别写了两部小说——《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陈阿春》《阿金的眼泪》等多篇作品。在这一连串精心炮制的“黄色传说”里作者抨击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就在1908年中、德、英三国各自出版一部科幻小说,预测未来世界是一个黄白对决之局,中国是碧荷馆主人在上海出版的《新纪元》,德国人写的那部曰《万岁》,英国则是威尔斯的《空中战争》。《新纪元》是清末文人金作砺所著的科幻小说,于1908年出版。书中描述的故事设定在20世纪末的1999年,此时的中国政治上已改为立宪政体,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一概收回,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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