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公安、检察院的公权力必须有所约束

多年来，关于冤假错案的问题，无论是“司法独立”“权大于法”等制度性问题，还是“禁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等技术性问题，其实学界无一没有探讨过。“但问题解决了吗？”陈瑞华指出，中国大陆多年的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已经形成固定的流水作业式的实践模式，这个总体格局不改变，解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冤假错案就个案而言，看起来都有一定偶然性，但其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刑事司法病症的总爆发。根子问题不解决，冤案发生就是必然的。”

记者：你刚才说过，中国刑事司法是一个流水作业式操作。如果追究源头，防止冤假错案恐怕不能只指望法院这最后一道防线，应该往上寻找原因？

陈瑞华：我个人觉得，检察机关造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现在总的研究不够，缺少认真反思的精神。在中国大陆，根据《宪法》，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还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可以监督公安机关、法院、监狱，等等，防止他们违法办案。

正是这种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强势的地位，导致法院很多时候不敢宣告无罪，这是一些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检察机关可以对同级法院法官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这不就是让所有法官生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中吗？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如果没事，你怕他干吗？

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体制下，谁不怕查呢？而且抓的不一定是宣判无罪的法官，法院里随便抓一个法官，整个法院工作都会受到冲击，产生负面影响，法院院长出于受到的压力就会阻止无罪判决。

我曾在最高检察院的会议上，毫不隐讳地说过，检察机关强大的监督权，可以对同级法院立案侦查，是中国冤假错案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我认为，应该禁止同级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立案，以后对法官的立案，一律交给省一级检察院甚至是最高检察院。

除了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外，中国法律给公诉方的权力也过大，造成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

比如法律明文规定，一审判决出来后，检察院一旦抗诉，二审必须开庭；但如果被告人不服上诉的话，并不必须开庭，连开庭都不开庭，还纠正什么冤假错案？

如果一个生效判决，检察院认为有错，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这是启动再审的法定理由；但被告人及其律师的申诉要想提起再审，非常难。申诉和抗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中国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和公诉权，这两个权力合二为一导致检察院侦办的案件只要一批捕，就是定罪的前奏，量刑的预演。批捕这个权力在西方国家，几乎都是交给法院的。

因为批准逮捕权很严重，一旦逮捕，就会让人感觉这个人是有罪的。这个权力不能交给警方和检察院的。捕诉合一的体制，权力高度集中，逮捕错了，公诉就要错了，一错到底。有些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机关是始作俑者。

当初捕错，为了证明自己捕对了，必须公诉出去，并给法院施加强大压力。这么多年来，法学界一直在呼吁，把批捕权交给法院，但一直没有实现。

我举这几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大陆强大的检察机关拥有强大的公诉权，法律赋予其在追究犯罪角度上无穷无尽的资源，带有垄断似的很多诉讼权力，给被告人、辩护人的权利却极其弱小。一旦发生了冤假错案，推动程序纠正起来非常困难。

记者：说完检察院，下一步应该是公安机关了吧？

陈瑞华：公安机关承担着90%以上的刑事案件侦查，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第一道关，但体制决定了其侦查权几乎不受限制，甚至可以说在有些情况下是肆无忌惮行使侦查权，中国大陆的公安机关权力之大，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尽管这几年有一些改革变化，但变化还是太慢。

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几乎到了不受任何有效约束的地步。

我们知道，冤假错案发生往往和刑讯逼供有关，刑讯逼供往往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有关。但在目前的体制下：

讯问嫌疑人的时间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经常出现半夜或凌晨开始讯问嫌疑人；讯问嫌疑人的时间持续也没有限制，实践中经常出现几天几夜连续审讯，超过人体的生理极限。目前刑诉法只规定了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但被拘留或逮捕羁押后，审讯时间就无限制。

讯问没有律师在场，同步录音录像是公安自己操控，实践中几乎不受控制。

犯罪嫌疑人一旦作出有罪供述，就彻底没有机会翻盘。在实践中，只要犯罪嫌疑人有过一次认罪供述，哪怕后面无数次翻供不承认，这一次供述就会作为呈堂证供。很多冤假错案都是这样，侦查时供述过，但开庭当庭翻供，比如云南杜培武案最典型，他甚至当庭拿出血衣证明自己是在受到酷刑情况下供述的，但法院根本没有理睬。

这些都说明中国刑事司法的“口供中心主义”，只要在公安侦查员那里有过认罪笔录，就可以永远作为定罪证据。

其次是辨认程序问题。

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案等都有一个共同规律，除了刑讯逼供以外，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辨认程序存在重大问题。辨认犯罪现场或者辨认被害人尸体，公安机关组织的辨认过程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辨认环节没有律师或独立第三方参与，很容易出错，也是公安机关造假的最好时机。

很多法治国家都规定辨认过程必须有律师到场，否则无效。但中国的辨认过程是高度封闭的，是完全被侦查人员控制的。

第三，鉴定过程存在问题。

中国古代还强调命案要当堂开棺验尸，各方人等在场。现在大陆刑事案件的鉴定程序却完全是封闭的，公安部门的人侦查、鉴定一条龙，即便外聘也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缺乏监督。鉴定过程没有利益相关方到场，也没有律师监督见证。

上述这样的制度下，除非公安人员都是天使，否则无法避免案件出问题。侦查制度的封闭给极个别心怀不轨人员或者不负责任的人员制造冤假错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悲剧一次一次发生，但教训丝毫没有吸取。中国刑诉法修改中，有学者提出，讯问、鉴定、辨认都应该有律师到场，立法部门当即给否决了，因为公安机关反对，检察机关反对。

除了上面说的案件侦查中的问题，公安机关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传统，在案件还没开庭，没有定论的时候，先入为主制造既定事实，给后面的审查起诉和判决制造强大压力。

这具体表现为：

案件侦查结束以后，刚刚移交，法院生效判决还没有做出，侦查机关就可以搞立功嘉奖大会，对所谓“破案有功”的人员进行表彰。一方面将犯罪嫌疑人妖魔化，一方面向全社会先入为主传播所谓犯罪事实。各种媒体报道，党政人员出席大会，这会对后面的司法程序造成影响和压力，这个在法律上又很难纠正，是实践中的惯例和做法。

涉案财产预先处置问题。浙江吴英案就是典型，案件还在侦查当中，法院生效判决还没有做出，居然就已经将涉案财产拍卖处理掉了。法院如果判无罪，最后怎么向当事人交代？这不是和整个政法体制作对吗？这里面有利益问题存在。

还有一些情况，有一些命案，比如死者是公务员或者官员，案件还在侦查阶段，死者就被列为“革命烈士”。这是一种强烈的暗示，杀害“革命烈士”，那被告人还不得被严惩吗？

侦查机关先入为主定性，制造既定事实还包括案件告破可以发新闻通稿，制造舆论影响。现在很多地方要求律师办案过程中，不得在媒体上随便把辩护意见发出来，否则要受批评说违反职业伦理，甚至要惩罚处理。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己侦破的案件发新闻通稿却丝毫不受限制。比如福建念斌案，最后宣告无罪，但回头去看当年公安机关所做的宣传，看看那个报道，把念斌彻头彻尾妖魔化了。这种做法，不但给法院制造压力，也给被害人形成强烈刺激，让他们坚信被告人是凶手，给纠正冤假错案制造更大的障碍。

所以我经常说，中国的侦查机关，权力不受节制，权力行使没有纳入法治轨道，在实践中就会变成洪水猛兽，成为脱缰的野马，不受法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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