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陆军历史与现状介绍（中）

接上回，本来说好是两篇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而且我不想为了字数限制削减内容，所以临时拆分了一下，这篇写了1958-1999年的内容，最后一点内容下期再写。

1959-1983

1959年2月13日，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自由选举后，罗慕洛.贝当古和他的民主行动党成为最后的赢家，并在当天正式宣誓就职，开启了委内瑞拉直到1999年为止的民主宪政时代，以《蓬托斐霍条约》中规定的政治权力平衡为核心。贝当古继承了一个在之前希门尼斯时代建设良好的国家，但其仍然需要为人民提供更多的教育和资助，尽管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石油价格跌至谷底，但贝当古仍设法使国家恢复了财政偿付能力。

1960年，作为任职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措施，贝当古任命的矿业和碳氢化合物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 (Juan Pablo Pérez Alfonso) 在当年成立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Corporación Venezolana del Petróleo — CVP)，旨在监督国家的石油工业；在这一年里的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当年9月，委内瑞拉与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合作，在当年正式组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States，OPEC/欧佩克），以维护其集体的共同利益。当时的反对者认为这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想法，但贝当古认为，这对委内瑞拉的独立和财政偿付能力至关重要。

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想法最初是在当年开罗举行的年度石油会议上提出的，委内瑞拉特使说服了中东产油国签署一项秘密协议，以促进彼此之间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更好的对抗当时主导全球石油工业的英国和美国公司，并最终在1960年9月在伊拉克巴格达经过各方代表正式签字后得以成为现实。 委内瑞拉的这一举动是由于当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Eisenhower) 于1960年制定的一项法律引发的，该法律强制对委内瑞拉石油实行了出口配额，以有利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石油工业，理由则是战争时期的国家安全、土地获取和能源供应等问题。 贝当古对这个举动非常不满，于是做出反应，寻求与中东和北非的石油生产国结盟，作为先发制人的战略，以保护委内瑞拉石油的持续自主权和盈利能力，在这个南美国家和欧佩克国家之间建立了至今仍存在的牢固联系。

除了以上这两项重要举措外，贝当古还希望在国内实施以替代进口为主的经济模式，以通过工业化实现快速发展，并同时通过本地生产的商品替代进口商品。此外，央行还提高了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汇率，以降低进口投入品价格并促进出口导向型增长——但是这项政策最终没有成功，因为实际证明委内瑞拉本国的工业能力无法生产许多重要的商品，最终还是只能依赖于进口，或者所谓的国产货实际上只不过是把从海外零件进口的零件组装到一起而已。 另外，贝当古的政府还实施了古里大坝一期建设计划等大型道路建设和电力项目，并且在国内推行了土地改革，尽管土地改革实际上在短暂的第一个民主时期（El Trienio Adeco，1945-48）就已经实施过。然而，在1948-58年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 (Marcos Pérez Jiménez) 独裁统治期间，他把之前分配给农民的大部分土地都归还给了之前拥有这些土地的地主阶层。在1958年恢复民主后，贝当古在1960年3月颁布了新的土地改革法，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改革集中在东北部的米兰达州、阿拉瓜州和卡拉沃沃州，并且主要来自被征用的私人土地。最伴，改革使大约200,000个家庭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

在对外方面上，贝当古提出了他的一套外交政策，称为“贝当古主义”，其核心是表示委内瑞拉不会承认任何地方的专制政府，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其他军人政权。但此后的事实证明，“贝当古主义”是不现实的，因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化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明显走向威权主义的趋势中发生的，这使得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陷入了严重的孤立。 他还试图恢复委内瑞拉对英属圭亚那至埃塞奎博河的主权，但是也没有成功。在其他方面，贝当古使用了一种更加现实的政策。 他对内表示尊重武装部队的实际自主权，并始终尽其所能的维持和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在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委内瑞拉加入了美国当时主导的进步联盟项目。

不过在当时的拉丁美洲，贝当古还是一直对两个人恨之入骨：一是正在流亡的前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原因显而易见；二是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列昂尼达·特鲁希略——早在年轻时，他就曾与哥斯达黎加的何塞·菲格雷斯一起策划推翻这位荷兰芹元帅。对于前者，由于佩雷斯·希门尼斯当时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去了迈阿密躲避，贝当古于是以指控涉嫌其盗窃国库的罪名，请求美国政府引渡佩雷斯·希门尼斯回国受审。令所有人惊讶的是，美国十分干脆的答应了这个要求，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对希门尼斯并无好感，于是直接抛弃了这位曾在1953年授予其勋章的前忠实盟友。佩雷斯·希门尼斯随后首先被关押在迈阿密监狱，然后在1963年8月被引渡回国受审，最终被判刑五年，1969年出狱后，希门尼斯被流放，后去马德里定居直到2001年最终去世。

对于特鲁希略，贝当古从上任后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的谴责拉斐尔·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特鲁希略也因此对贝当古恨之入骨，用尽各种办法试图除掉他。在支持委内瑞拉流亡者推翻他的阴谋失败后。委内瑞拉政府将针对特鲁希略的案件提交给了美洲国家组织处理，打算转向外交而非武装应对来解决政治冲突。 这进一步激怒了特鲁希略，他随即命令自己的特工在加拉加斯刺杀贝当古。

1960年6月24日，当贝当古的总统专车驶过加拉加斯主要大道之一的洛斯普罗塞雷斯大道时，多米尼加特工引爆了事前在这里预备好的汽车炸弹。贝当古在暗杀行动中被严重烧伤，司机受重伤，还有一名保镖被杀。然而就在第二天，尽管身负重伤，但是贝当古还是在摄影师面前走出医院，在双手缠着绷带的情况下发表了全国讲话。委内瑞拉全国震惊于这次未遂刺杀事件，贝当古在受伤情况下还坚持发表讲话的视频和照片则被广泛流传，大大提高了他在公众舆论中的知名度，同时也让特鲁希略颜面扫地，这次不成功的刺杀也让新上任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极为震惊，认为胆大妄为的特鲁希略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让此事成为中央情报局最终决定除掉特鲁希略的关键事件之一。

贝当古面临的另外两个问题，则是来自军队内部和委内瑞拉左派的威胁，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1958年的选举虽然解决了谁有权执政的问题，但这结果并不像许多心怀不满的军官和左派所期待的那样，那些仍然支持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右翼军官称贝当古是一个变相共产主义者，一直对其怀恨在心。1961年，一部分陆军部队在巴塞罗那发动了叛乱，推动者是一位当时鲜为人知的人物，名叫曼努埃尔·基哈达（Manuel Quijada）。 但是军方总体上仍然遵守了1958年与贝当古的协议，迅速镇压了这次叛乱。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左翼则得出了另外一套结论，由于1958年《蓬托斐霍条约》并没有将委内瑞拉共产党包括在内，以及贝当古的一些政策让民主行动党的一些激进派不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的“革命”在其最受欢迎和最流行的时期被劫持了，当看到古巴革命成功后不久，他们兴奋不已，很快便尝试在委内瑞拉重演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一部分民主行动党激进派在此期间分裂出来，形成了革命左翼运动 (MIR)。

1962 年5月4日午夜左右，来自海军陆战队第33营和国民警卫队第77营的部队占领了卡鲁帕诺市，并宣布成立“民主复兴运动”，要求贝当古下台。贝当古总统随后一边要求叛军投降，同时命令空军攻击该城市，海军封锁海港，并发起了一项名为“特纳扎行动”的平叛行动。 第二天，政府部队占领了卡鲁帕诺及其周边地区，逮捕了400多名参与叛乱的军事人员和平民。由于事后调查发现委内瑞拉共产党（PCV）国会议员埃洛伊·托雷斯（Eloy Torres）以及MIR的成员参与其中。 贝当古随后暂停了宪法的执行，以PCV和MIR参与其中为理由宣布这两个党非法。不久之后的1962年6月2日，由海军上尉曼努埃尔·庞特·罗德里格斯、佩德罗·梅迪纳·席尔瓦和维克多·雨果·莫拉莱斯指挥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再次发动叛乱。贝当古再次下令军队前往镇压，经过双方激战，叛乱总体上于6月3日被平息，造成400多人死亡、700人受伤，到6月6日，叛军的最后据点索拉诺城堡经过委内瑞拉空军三天的猛烈轰炸后投降，使得事情完全告终，这次叛乱后来称为埃尔.波特洛佐事件。

 由于这两次行动的失败，左翼政党的成员随后组建了民族解放武装部队（FALN），并且转入地下，以展开农村和城市游击活动的方式对抗委内瑞拉政府，这期间的主要行动包括破坏石油管道、袭击西尔斯·罗巴克仓库、绑架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以及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的爆炸案等，此外FALN还曾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法国在委内瑞拉艺术博物馆主办的印象派画家展览，在另一次行动中，八名委内瑞拉士兵在与FALN的战斗中阵亡，他们的武器随后被其拿走了。但是FALN还是未能团结农村贫困人口并扰乱1963年12月的选举。

贝当古随后任命他的助手——内政部长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负责镇压，在委内瑞拉陆军和国民警卫队的一系列清剿行动后，大部分左翼代表被捕，城市游击战逐渐得到控制，但FALN的残余部队随后躲进了山区，意图重复卡斯特罗农村游击队的模式。由于发现古巴是这些游击队的主要支持者，贝当古随后希望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支持美国提出的将古巴驱逐出该机构的提议，但他自己的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路易斯·阿卡亚拒绝服从，并在最后投票中投了弃权票，但这还是成为冷战时期委内瑞拉和古巴之间长期敌对的开始。

1963年，委内瑞拉举行民主化时代的第一次政府换届选举，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劳尔·莱奥尼 (Raúl Leoni) 获胜，接替了罗幕洛.贝当古的位置。除了继续推进在全国修建基础设施的计划外，莱奥尼的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清剿左派游击队上，为此他全权委托军队负责这方面的事务，并要求尽可能地残酷无情。为了对付左翼游击队的威胁，莱奥尼大幅提高了军费开支，将国防预算提高到了GDP的2.4%，而陆军也实施了结构和作战理论变革，以使其适应反游击战的新需要，美国则根据1954年《相互安全法》的规定授权向委内瑞拉提高了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对委内瑞拉军队进行训练，特别是向其传授了新研究的特种作战战术。为了反游击战的的需要，法国、美国和英国顾问为委内瑞拉军队训练了一些专职快速反应和反游击战的轻步兵营（在委内瑞拉被称为“Cazadores”，猎兵）。 并全面更新了其部队的通信设备和情报信息收集能力，并将委内瑞拉全国划分为几个新建的战区（TO），并规划了公民行动和心理战计划。委内瑞拉陆军也在这期间采购了新的FN FAL和M14E1步枪，M60和FNMAG机枪。 并购买了包括REO M35 2 ½ 吨战术卡车、贝尔UH-1B和SA316 Alouette III直升机在内的新装备，用于部队运输和侦察任务，随着这些直升机的到来，陆军航空兵部队也被建立了起来。

另外一方面，左派游击队的失败主要原因还要归结于自己的策略不当，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农村支持。与世界各地的左派游击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尝试控制农村地区，也知道自己不是委内瑞拉军队的对手，因此一直避免发生对抗，而是整天躲在不见人影的深山老林里勉强度日。 卡斯特罗一直在关注委内瑞拉的情况，因此他试图为委内瑞拉游击队提供物资，后来他派了一位军官曼努埃尔·奥乔亚前去评估委内瑞拉游击队的情况，1966年7月18日，奥乔亚与委内瑞拉游击队指挥官鲁本·佩特科夫 (Luben Petkoff) 一起乘船在委内瑞拉的法尔孔海岸附近登陆，这是他执行过的最秘密的行动之一，名为“西蒙·玻利瓦尔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古巴军队的15名士兵，他们随后一起前往科罗塞拉山脉，以试图训练由道格拉斯·布拉沃指挥的游击队。但奥乔亚在考察之后发来了一份十分悲观的报告，使古巴干预委内瑞拉事务的热情大减。 

1967年5月10日，古巴方面决定再做一次尝试，12名古巴和委内瑞拉革命者乘坐一艘橡皮艇在米兰达州马丘鲁库托附近登陆，他们试图进入安第斯山脉一带训练委内瑞拉游击队，但这12人刚刚登陆后不久就被附近的农民发现，他们很快向政府部队上报了这一消息，委内瑞拉陆军和国民警卫队随后迅速赶到，在一番交火后将其全歼。不久之后，莱奥尼又一次暂停了宪法执行，并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了古巴的这一举动，并展示了两名被俘的古巴人：曼努埃尔·吉尔·卡斯特拉诺斯和佩德罗·卡布雷拉·托雷斯，并且表示对游击队拥有的AK 47的序列号进行了调查后发现，与捷克斯洛伐克出售给古巴的步枪序列号完全吻合，但古巴仍然坚持否认这一事件是其所为。

1968年的大选之中，由于民主行动党此时陷入路易斯·贝尔特兰·普列托·菲格罗亚和贡萨洛·巴里奥斯之间的内斗，严重削弱了实力，拉斐尔·卡尔德拉 (Rafael Caldera)和他的基督教社会党因此以微弱优势胜出，并在1969年正式就任委内瑞拉总统，这是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两党轮换执政，民主行动党获得了第二的位置，刚刚成立不久的民族主义行动党则获得了第三的位置——这个党是由希门尼斯的前支持者组成的。希门尼斯本人也参加了这次选举，并且获得了参议院议员的位置，但是由于1961年宪法中禁止被判处三年以上监禁的人当选公职，其最终没有任职，希门尼斯随后意识到他在委内瑞拉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没有重回政治舞台的可能了，于是离开了该国前往马德里定居——有趣的是，希门尼斯前脚刚离开委内瑞拉，卡尔德拉后脚就马上修改了宪法，取消了这一禁令。

卡尔德拉就任总统后最主要的事务仍然是处理左翼游击队活动。他决定停止劳尔·莱奥尼采取的以暴力镇压为主的强硬路线，转而采取怀柔的政治解决措施。为了表示诚意，卡尔德拉恢复了宪法的执行，提出以意识形态多元化和跨政治党派对话为主的新路线，与武装团体进行谈判，使左翼政党合法化，并释放被监禁的左派领导人，只要求他们遵守委内瑞拉法律，包括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政党因此恢复了合法地位。在卡尔德拉总统任期结束时，委内瑞拉多年来第一次没有任何主要政治组织计划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府控制权。 在1973年的选举中，旧游击运动的领导人首次当选为参议员和众议员。 这是卡尔德拉第一任总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有效地结束了困扰该国十年、造成数百人丧生的游击战。

在外交上，1970年卡尔德拉在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时，获得了尼克松政府的承诺，增加委内瑞拉对美国石油出口的市场份额，废除了之前艾森豪威尔时代签订的限制条款，与此同时，卡尔德拉将天然气工业收归国有，并且颁布了严格的法律规范在委内瑞拉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1971年，卡尔德拉将石油利润税提高到70%，此外，它还批准了碳氢化合物逆转法，规定一旦特许权到期，石油公司的所有资产将自动移交给国家。同时卡尔德拉也废除了之前政府一直推行的贝当古主义外交策略，打破了委内瑞拉此时在拉丁美洲国家中的孤立状态，正式承认了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军政府。在此期间，委内瑞拉对与巴西的界限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国家领土面积，1970年6月18日，委内瑞拉政府签署了《西班牙港议定书》，并于1973年最终加入了《安第斯条约》。在卡尔德拉的任期内，委内瑞拉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正式建交，与此相对的是，由于古巴在之前长期支持委内瑞拉国内的左派游击队，委内瑞拉最终在1974年正式和古巴断交，这实际上结束了古巴对委内瑞拉事务的干预。

在卡尔德拉的任期内，美国继续通过军事援助向委内瑞拉提供军事援助；包括15辆FMC M-59 装甲运输车，这是委内瑞拉的第一批装甲运兵车。到了1970年代，由于卡尔德拉的怀柔政策，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骚乱逐渐平息，武装部队也基本上接受了新的民主制度，因此与文官政府当局相互保证不会越界，并且同时保证会专心于国家安全和国防有关的方面。但一些小的摩擦有时仍然会发生，比如卡尔德拉麾下有一本发行量相当可观的杂志《雷文顿》，这本杂志有一次称委内瑞拉军队里有很多同性恋（虽然这在概率上是无法避免的），结果惹怒了军方领导人，在其要求下卡尔德拉不得不停止了这本杂志的发行。

根据这一规定，一项雄心勃勃的军事改革于1971年6月24日生效，即安德烈斯·贝洛计划，最初仅限于陆军军事学校，后来又扩展到委内瑞拉的其他训练学校。其目标是提高武装部队的专业水平，为未来的武装部队军官提供概念和方法工具，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委内瑞拉在同时也开始为其武装部队进行全面的装备更新计划，此时由于其与哥伦比亚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的边境紧张局势，军方决定把重点转向优先考虑捍卫领土主权和完整的传统使命之上。

1973年的大选之中，民主行动党提名之前曾在贝当古时期担任内政部长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作为总统候选人，为了能够赢下这次总统大选，佩雷斯发起了一场至今都在颇具争议的竞选攻势。他亲自下场，到委内瑞拉的几乎每一座城市和村庄挨个巡游和演讲，和民众见面握手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极力展示自己“穷人之友”的亲民形象——这在委内瑞拉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与此同时，他还从美国聘请政治广告公司和选举顾问团队，为自己制作了全套的竞选广告和宣传片，并不惜花费重金买下各个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让其滚动播出，同时佩雷斯本人也经常出席各种相关的电视节目，与观众以及记者等互动。这种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委内瑞拉民众从佩雷斯身上看到了与之前的一系列领导人截然不同的形象，他们认为佩雷斯似乎就代表了委内瑞拉的明天——当1973年11月最终结果揭晓时，佩雷斯以及民主行动党获得了48.7%的选票，力压其主要竞争对手洛伦佐·费尔南德斯（来自基督教社会党，得票36.7%），投票率史无前例地达到了所有合格选民的97%，这是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水平，委内瑞拉也因此被当时的欧美各国认为是拉丁美洲民主化的典范之一。

佩雷斯任职之时正赶上1973年赎罪日战争导致的国际石油价格暴涨，每桶原油的出口价由2美元急剧飙升到35美元，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为该国带来了惊人的经济繁荣，也为他的任期开了一个好头。他的政策非常雄心勃勃，涉及大量政府项目，包括钢铁和石油工业国有化、投资生产铝和水力发电的大型国有工业项目、改善基础设施以及为社会福利和奖学金项目提供资金。委内瑞拉的政府支出在当时达到了创记录的近530亿美元，人均收入则增加了约40%，使其在当时赢得了“南美沙特”的美誉，委内瑞拉的中产阶级特别成为这种石油繁荣的受益对象，由于很多委内瑞拉人成群结队的前往美国迈阿密度假或者移民，他们在哪里被美国人称为“给我两个”（gimme two，这意思是说来迈阿密的委内瑞拉人出手阔绰，会不惜代价的购买任何东西）。鉴于石油收入丰厚，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表示他将：“以稀缺标准管理丰富资源”，他还委托阿诺尔多·加巴尔东编写了一份关于政府的报告，它包含了进一步大规模扩张计划的蓝图，加巴尔东本人很快被任命为建设部长，负责公共工程建设相关的部分。但即便如此预算资金还是很快就被耗尽了，因此委内瑞拉国会创记录的向佩雷斯移交了财政控制权，尽管这被认为是该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基础之一，并同时制定了一项授权法，允许国会“在经济和金融事务上采取非常措施”。

在国际舞台上，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首次与苏联进行了外交磋商，达成了两国之间的石油互相进出口协议，1974年6月28日，在佩雷斯的主持下，委内瑞拉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还在最终确定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从美国移交给巴拿马的协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与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直保持良好关系。1975年，佩雷斯与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 (Luis Echeverría) 共同创立了SELA（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旨在促进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科学交流。 他还支持西班牙的民主化进程，将流亡中的费利佩·冈萨雷斯用私人飞机带回西班牙，并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直保持来往。 1976年，佩雷斯成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78年，委内瑞拉又与美国和荷兰分别签署了边界条约。

从1969年开始，委内瑞拉根据之前制定的安德烈斯.贝洛计划继续购买装备，包括78辆V100/V150装甲车、120门106毫米M40A1无后坐力炮、82辆AMX-30B主战坦克、50辆AMX-13-VCI系列装甲车（AMX-PC、AMX-VCPM、AMX-VCTB和AMX-VCA）、18辆AMX -13 Mk F3 155毫米自行火炮、12辆潘哈德AML 60 S530装甲车、6架贝尔UH-1H直升机、18门GM M42A1“除尘器”自行高射炮和48门莱昂纳多M-56 105/15毫米牵引榴弹炮。

随着这些新武器系统的加入，军事结构内部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民政当局充分行使其监督权的兴趣下降的情况下，武装机构的自主权有所增加；在军方的推动下，委内瑞拉国会在1976年通过《安全与防卫组织法》，它以国家安全理论为基础，强化了军事部门在信息管理和战略行动方面的自由行动权，而1978年通过的《征兵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性质的国家动员时，军方有义务向大学最后两年的年轻学生提供必要的军事知识。军队编制内部也再次进行调整。 就陆军而言，在1974年成立了第一个装甲旅，总部设在巴伦西亚市，一些新的重要建筑的建设也开始了，例如位于马拉开波和圣特雷莎德尔图伊市的军事堡垒，以及陆军总司令部的新总部，以及国防部的新行政大楼等。

尽管之前根据卡尔德拉的政策，大部分左翼游击队在此时已经复员，但仍有少数游击队在继续活动。1976年，美国商人威廉·弗兰克·尼霍斯来访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左翼团体一直认为他是伪装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与时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哈利·斯劳德曼关系密切，甚至参与了1973年智利政变。因此1976年2月26日，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家中被左翼武装“革命突击队”成员绑架，行动名为“阿吉米罗·加巴尔东行动”，游击队随后要求提供资金并释放他们的几名被捕的同伴。这次绑架事件后，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立刻展示搜救，但过程之中问题众多。 3月31日，RCTV电视频道因泄露有关绑架的独家信息而被政府关闭72小时。7月23日，社会主义联盟创始人豪尔赫·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在加拉加斯苏克雷大道被委内瑞拉情报和预防服务局特工绑架； 随后于7月25日因为遭受酷刑并死亡。副议员萨洛姆·梅萨 (Salom Mesa) 也被指控参与绑架，其议会豁免权被剥夺，并在圣查尔斯军营 (Cuartel Saint Charles) 被监禁两年。直到1979年6月29日，威廉·尼豪斯才在玻利瓦尔城附近的一个牧场被几个偷牛贼发现，随后被警察救出。

然而，在表面上的欣欣向荣之下却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因为佩雷斯雄心勃勃的这些计划完全是建立在高油价之上的。表面之上的欣欣向荣付出的代价是一节更比一节高的政府开支，庞大的公共预算已经逐渐超出了委内瑞拉政府的承受能力，并且催生出严重的资源浪费和腐败等社会问题。例如，为了在表面上降低失业率，佩雷斯曾经颁布法令，下令所有公共场所都应该有卫生间服务员，全国的每部电梯都要有一名操作员，与此类似的就业合同被随意分发，尽管赢得了委内瑞拉人的热烈支持，但却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象。与之类似的案例是，委内瑞拉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购买了几艘渡轮，本来打算用于开辟从委内瑞拉到荷属加勒比岛屿之间的航线，但是这些船的窗户无法打开，也没有应对委内瑞拉炎热天气的设备，结果买来以后只开了几趟航线就没人愿意坐了，然后船就一直停在港口生锈而没有人去处理。至于佩雷斯时期的腐败程度更是难以估量，一个特别明显的案例是，委内瑞拉国家发展公司在佩雷斯时期购买了一艘冷藏船内华达山脉号，原本计划当作礼物送给玻利维亚，但是自从买来以后该船就从未出过海，也没有按照计划移交给玻利维亚，而购买该船的2000万美元资金不仅远高于市场价格，里面还有近800万遭到挪用而最终不翼而飞，关于此事的争议在后来一度导致了一场针对佩雷斯本人的弹劾事件，但最终佩雷斯还是被宣判无罪。至于佩雷斯的核心圈子成员，例如他的情人塞西莉亚·马托斯，或为他的竞选活动捐款的金融家和商人们，在当时的委内瑞拉被称为“十二使徒”，以多次涉嫌非法买卖、挪用公款和贿赂等而最终臭名远扬。 

在当时的委内瑞拉民间特别是中产阶级则盛行着几乎可以说是狂热的消费主义。由于委内瑞拉的货币玻利瓦尔价值被严重高估，前述的跑去迈阿密的委内瑞拉中产阶级经常在回来时候带着一手提箱的货物，然后卖给顾客，通常是朋友或邻居，甚至连仆人宿舍也被纳入这种非正规进口经济的网络中。只有在电视市场上，佩雷斯才表现出对猖獗的消费主义的顾忌：可能是在拥有大量黑白电视机库存的零售商的压力下，他拒绝允许彩色电视机上市，直到他的执政时期为止，尽管人们还是可以在玛格丽塔自由港岛上购买它们，并且可以在加拉加斯看到彩色节目，那里已经开始传输彩色广播。与中产阶级的狂热消费形成了对比的则是，尽管佩雷斯在1974年开始确定了最低工资为每天15玻利瓦尔，当时约为104.65美元，但是佩雷斯时期的贫困指数反倒比卡尔德拉时期上升了5个点，平均保持在14.08点，尽管到该时期结束时贫困指数已经下降到11.67。街头犯罪则是委内瑞拉石油经济的另一个副产品，尽管这只能部分归咎于新的财富——显然，随着如此多的支出，暴徒在任何地方都很容易找到钱的踪迹——但更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贫困率的恶化，另外一方面是之前委内瑞拉在与左翼游击队对抗期间导致了大量枪支的流失，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仍然困扰委内瑞拉的问题，佩雷斯只是忽略了它，当问题不存在而已。

1976年以后，由于财政开支一节更比一节高，即便是高油价也不能支持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了，面对巨额的财政漏洞，佩雷斯在经历了一段“盈余”时期之后，不得不凭借政府可以拿的出来的所有新抵押品向各种国际以及私人银行大规模举债来维持政府开支，而且不是小额贷款，而是大笔贷款。 佩雷斯对委内瑞拉经济进行了“统计”，由于开办企业所需的文书工作非常繁重，以至于创建了一个名为“permisologia”的服务部门，商人必须在该部门获得获得必要的官僚批准才能获得许可证合法经营——代价通常是一大笔钱。 这个许可并不是为了阻止外国人进入委内瑞拉，因为它对委内瑞拉小企业家的负担比任何其他经济部门都更大，结果导致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关闭。 左翼人士则对此陷入了困惑，因为一方面他们不喜欢佩雷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抱怨国家的经济干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议程的一部分。 在委内瑞拉，工会也普遍存在腐败问题，特别是与民主行动党有关联的那些，这些工会因此坚定地支持佩雷斯。

到1978年选举时，许多公民都感觉到他们被这个花钱大王骗了，1973年之后涌入的石油美元并没有得到妥善管理，政府多次承诺的经济多元化计划几乎彻底失败，进口替代计划也付诸东流，特别是委内瑞拉的本土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以至于80%的消费食品要依赖进口。同时带来的还有急剧飙升的国家债务，尽管加拉加斯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人均收入有所增加，繁荣明显，但该国的物价也变得更高了，而且相当多的委内瑞拉人仍然深陷贫困。因此在1978年选举中，民主行动党最终落败，反对党基督教社会党推举的候选人路易斯·埃雷拉·坎宾斯在当年最终获胜成为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干脆直言道：“我继承的是一个被抵押的国家”。

1979年，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国际油价再次上涨，这为坎宾斯的执政开了一个好头。尽管此时委内瑞拉已经面临着极高的外债，而且在竞选期间，坎宾斯也承诺将减少政府开支，但在任期内，他还是利用这最后一波红利完成了特蕾莎·卡雷诺剧院和加拉加斯地铁等前任留给他的昂贵公共工程项目，并和其他拉美国家达成了出口石油的协议。1982年，当阿根廷军事独裁者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 (Leopoldo Galtieri) 决定出兵福克兰群岛时，委内瑞拉官方宣布支持阿根廷——此举让坎宾斯赢得了委内瑞拉军方中一部分强硬派的青睐，由于彼时两伊战争引发的又一轮油价高涨，坎宾斯的政府在1983年又获得了一笔飞来横财，使委内瑞拉经济达到了历史顶点。

但即便有新一轮高油价的加持，委内瑞拉从石油出口中获得的收入还是越来越少，从1981年的193亿美元下降到1983年的135亿美元左右（下降了30%），于此相对的是高昂的政府开支并没有减少，迫使委内瑞拉不得不继续大规模向银行借款，即便这些银行开出的利息一天比一天高——其中一家加拿大银行提供的利息高达21%。因此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行长迪亚斯·布鲁祖尔 (Díaz Bruzual) 不得不重新启用了一项旧法律，规定支付超过12%的利息被视为高利贷且非法。 此举立刻导致了大规模资本外逃，数十亿美元迅速流出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央行对货币储备的日益枯竭感到震惊，但并没有采取激励措施扭转外流的趋势。危机最后终于在1983年2月18日全面爆发，坎宾斯政府在当天向国际银行界宣布委内瑞拉破产，然后开始实施货币限制。 这些政策以建立汇率制度为中心，并且限制货币流动。当天市场开盘的时候，前来交易的委内瑞拉人震惊的发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一下子贬值了近75%，作为全国最大银行的维尔内斯内格罗银行干脆没有开业，甚至央行也没有多少外币储备，导致政府随后决定将玻利瓦尔贬值100%。这一天在委内瑞拉历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五”（Viernes Negro），在后来则代表了一个里程碑：永远改变了委内瑞拉经济史乃至国运的一天。

1983-1999

1983年的委内瑞拉大选最终在黑色星期五的阴影之下展开，委内瑞拉两党之间再次轮换，民主行动党推举的戈比肯·德·海梅·卢钦奇（Gobierno de Jaime Lusinchi）最终获胜。面对岌岌可危的经济情况，卢钦奇于1984年2月24日提出了构建新的社会契约和国家改革的战略。 决定重新调整经济政策，提高工资，控制物价，以避免造成社会紧张。 但卢钦奇不敢过多的削减公共支出（怕引起社会反弹），因此他试图通过政府设立的国家成本、价格和工资委员会（CONACOPRESA）来创造虚幻的经济稳定，该委员会是政府设立的，目的是调节价格、监控成本并设定工资——然而，这些举措都失败了。

卢钦奇面对的麻烦不仅仅只有国内的经济危机，还有来自国内以及国外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一直存在着长期的领土纠纷，并在80年代愈演愈烈，1987年8月9日，卡尔达斯护卫舰危机爆发，当时哥伦比亚护卫舰卡尔达斯号穿过卡斯蒂列斯平行线向南航行，最后停泊在哥伦比亚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中心的委内瑞拉湾。 这场冲突几乎导致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但在美洲国家组织的调解下，该事件最终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为了应对与哥伦比亚可能的战争，尽管委内瑞拉此时经济萧条，但卢钦奇还是继续为军队购买新的装备，包括12具160毫米IMI AMX-13 LAR-160多管火箭炮、18套IMI MAPATS反坦克导弹，84辆蝎式轻型坦克、31辆GIAT—AMX-13C90轻型坦克和18套Saab/Bofors Dynamics RBS 70防空导弹系统等。

卢钦奇的这些军购计划除了威慑哥伦比亚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稳住委内瑞拉军方。自从1983年黑色星期三爆发之后，之前一直按照约定承诺不干涉政治的委内瑞拉军方又开始按捺不住了，军中的许多小团体蠢蠢欲动，开始在私下里谋划国家的出路了。其中有一个团体在后来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即乌戈.查韦斯组建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组织。

查韦斯在1954年7月28日生于巴里纳斯州的萨瓦内塔，他的双亲都是学校教师，生有六个儿子，他是其中老二，是混有印第安人、非洲人和西班牙人血统的后裔。后来17岁时，查韦斯进入了委内瑞拉军事学院学习。并在1975年以少尉身份获得军事学和工程学的学位，并以候补的中尉身份服了几个月的兵役，接着查韦斯被批准前往卡拉卡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大学研读政治学，但最后并没获得文凭。在大学期间时，查韦斯和几名伙伴一起将mks和列宁的理论与拉丁美洲传统的玻利瓦尔主义结合起来，构思了一种左派民族主义理论，他们称之为“玻利瓦尔主义”（Bolivarianismo），并在后来成为其执政的核心理论。在结束学习后，查韦斯进入军中正式服役，担任驻扎在巴里纳斯州的反暴动大队的成员。其军事生涯长达17年，在这段期间中他曾担任各种职位，指挥和幕僚人员位置，最后终于提升至中校职，并在1983年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军官一起创建了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组织（Movimiento Bolivariano Revolucionario 200，BMR200）。在早期时，BMR200还主要是一种政治沙龙，但随后情况的变化让查韦斯动起了武力政变的念头。

1988年10月26日，正当委内瑞拉的新一轮大选即将开始时，自从1958年以来的第一次政变发生了，趁着海梅·卢钦奇正在乌拉圭访问的时间节点，陆军少校索莱尔·赞布拉诺认为机会来了，于是调动了一支由26辆V100装甲车组成的纵队，在当天晚上7点23分开进首都加拉加斯，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占领了内政部总部，另一支部队则占领了拉维涅塔的总统官邸。代理总统一职的内务部长西蒙·阿尔贝托·孔萨尔维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因为负责指挥总统官邸一路部队的埃切维里亚上尉告诉他，自己的任务是“为代理总统提供保护”。 孔萨尔维立即联系了国防部长伊塔洛·德尔瓦列·阿列格罗将军，后者同样感到惊讶，于是立刻下令撤回占领内政部和拉维涅塔总统官邸的部队。在部队回营后不久，赞布拉诺立刻被捕并受到审判，他回应说，他是在服从陆军监察长兼第二司令胡安·何塞·巴斯塔多·贝拉斯克斯少将通过电话发出的命令，并且否认自己是该行动的始作俑者，此事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1988年的大选在政变和经济不景气的阴霾之中拉开了帷幕，令世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次大选的赢家竟然是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尽管当下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这位花钱大王一手造成的，但佩雷斯还是利用他的个人魅力和自己任期内积累的人脉在1987年拿下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在此时以重振经济的承诺再度出山。1988年12月4日，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以3,868,843票当选，这一投票记录一直保持到2006年，尽管弃权率达到了18%，为1958年民主以来的最高水平。

佩雷斯在1988年委内瑞拉大选中的竞选活动基于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所留下的遗产，并在最初拒绝了自由化政策。然而，佩雷斯当选总统时，委内瑞拉的国库储备仅为3亿美元；贫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在上升，人均收入暴跌了近25%，腐败现象也很普遍，犯罪率逐年增加，这使得委内瑞拉公众，尤其是感到被忽视的穷人感到愤怒。 佩雷斯决定通过经济自由化来应对不断飙升的债务。他宣布将组建一个技术官僚内阁和实施一系列旨在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被称为El Gran Viraje （大转变），被批评者称为El Paquetazo Económico（经济一揽子计划）。 佩雷斯的计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原本的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及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到1991年底，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佩雷斯政府已经出售了三家银行、一家造船厂、两家糖厂、一家航空公司、一家电话公司和一个手机乐队，总共获得了22.87亿美元的资金。而作为第二项政策的一部分，佩雷斯下令减少燃料补贴以及将公共交通票价提高百分之三十。考虑到委内瑞拉一直是全球燃料价格最便宜的国家之一，这一举动导致人们的出行费用高涨，并迅速引发了不满。

涨价原定于1989年3月1日实施，但公交车公司决定在2月27日（即委内瑞拉发薪日的前一天）实施涨价。 作为回应，群众举行的抗议活动于2月27日上午在加拉加斯附近的小镇瓜雷纳斯开始；由于加拉加斯警察局也加入了罢工，当局没有及时干预，抗议活动和骚乱迅速蔓延至首都和全国其他城镇。佩雷斯总统随后下令全国戒严并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启动阿维拉计划，派出陆军和国民警卫队进行干预，当部队抵达现场后，由于抗议者里有人向部队开枪，安全部队随后奉命向人群开火，随后的交火导致许多旁观者遇害。一天的骚乱过后，官方声明称有276人死亡，但许多其他报告表明实际数字可能超过2,000人。加拉加斯一度出现了棺材短缺的情况，由于大量市场和商场被乘乱抢劫的人给洗劫一空，许多委内瑞拉人不得不在政府食品分配中心排队，估计骚乱期间造成的损失为9,000万美元。

到1991年底，经过佩雷斯的一系列调整，委内瑞拉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通货膨胀率降至31%，外汇储备增加到140亿美元，GDP增速恢复到部分9%，为当时拉美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在加拉加斯的骚乱事件之后，BMR200以及委内瑞拉军方中的激进派正式开始计划武力夺权以推翻佩雷斯政府，尽管未经官方证实，但多个消息来源声称古巴的情报机构情报总局（DGI）协助了这次政变——由于同时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古巴在此时的世界上已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急需一个盟友，而长期一直受其影响的委内瑞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查韦斯最初计划于1991年12月发动政变，但后来将政变推迟到1992年2月4日凌晨进行，大约10%的部队站在了BMR200这边，政变最初的领导者是海军上将埃尔南·格鲁伯·奥德雷曼（Hernan Gruber Odreman），他是政变策划者里军衔最高的军官，政变部队本来计划在佩雷斯总统从瑞士达沃斯返回委内瑞拉时将其抓获，然而，在发现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 (Rafael Caldera) 将在政变后成为管理委员会主席后，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决定自己单干。 当日，查韦斯指挥的五支陆军部队开进加拉加斯市区，占领了该市的几个重要军事和通讯设施，包括国防部、拉卡洛塔军用机场和军事博物馆。

但是行动很快出现了重大纰漏，查韦斯的部队本来计划在迈克蒂亚机场抓捕佩雷斯，结果走漏了风声，结果佩雷斯的座车在没有打开车灯的情况下离开了机场逃到了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又顺着一条小路悄悄的溜回了米拉弗洛雷斯宫。 30分钟后，没抓到佩雷斯的BMR200部队又试图围攻米拉弗洛雷斯宫并杀死佩雷斯总统，按照原本的计划，预定参与政变的总统卫队会直接打开宫殿的大门给政变部队开路。 然而，当BMR200部队乘坐装甲车接近米拉弗洛雷斯宫时，预想的场面却没有发生，相反其遇到了总统卫队的激烈抵抗。 随后的交火导致佩雷斯的3名保镖死亡，而佩雷斯本人则躲在大衣下躲避了追捕。佩雷斯随后迅速逃离了总统府，并来到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发表了正式声明，同时给国防部长奥乔亚将军打电话召集部队前来平叛。由于没有占领电视台，查韦斯的盟友也无法广播其预先录制的呼吁，使计划对佩雷斯发动大规模平民起义的计划泡汤了。

不久，加拉加斯的其他驻军迅速被动员起来展开反击，很快将查韦斯和他的亲密支持者包围在了军事博物馆中，并且完全被切断了联系，没有任何手段向部队传达命令。 尽管如此，委内瑞拉其他地区的BMR200部队却迅速推进，在民间自发援助的帮助下，迅速控制了巴伦西亚、马拉开波、马拉凯等大城市。 然而，BMR200的部队未能占领加拉加斯，因为他仍留在军事博物馆内。 迫于无奈，查韦斯随后向政府自首并宣布投降，随后，他被允许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呼吁委内瑞拉所有其余的政变部队停止行动。 当他这样做时，查韦斯在国家电视台上打趣说他只是“por ahora”（“现在”）失败了。在整个政变事件中，双方共有18名士兵阵亡，51名士兵受伤，其余丧生的大多数是平民，交火中有49人死亡，约80人受伤。 尽管查韦斯在军事上失败了，但他因其行动立即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许多贫穷的委内瑞拉人将他视为反对政府腐败和盗贼统治的人物。 随后，查韦斯被关押在圣卡洛斯军事监狱。

1992年11月27日，委内瑞拉空军和海军军官再次发起了第二次政变，由之前拒绝和查韦斯合作的埃尔南·格鲁伯·奥德雷曼海军上将指挥。 该组织与狱中的查韦斯进行了接触，并从2月政变的错误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包括在凌晨4:30而不是午夜发动政变，并提前准备了通讯设备，以确保他们不会在没有通讯设备的情况下陷入困境。政变开始后不久，部队接管了委内瑞拉（Venezolana de Televisión）国营电视台，并在此过程中杀死了该电视台的几名工作人员，随后播放了查韦斯在监狱中制作的视频，呼吁民众发动起义。 然而，政变部队还是未能接管 Televen等其他广播媒体，从而使佩雷斯得以向全国发表讲话。

与此同时，政变部队开进首都加拉加斯，与仍然忠于佩雷斯政府的部队爆发了激烈交火，包括几架幻影5战斗轰炸机和OV10野马在内的空军部分飞机则轰炸了包括加拉加斯总部、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苏克雷警察总部和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将军空军基地在内的一些主要设施。 然而，到上午9:00，政变部队没有取得其他成功，并且损失了2架OV10野马攻击机。将查韦斯从监狱中救出的尝试也失败了，政府军随后夺回了大部分军事基地。 下午3:00左右，剩余的政变部队乘坐两架C-130逃往秘鲁，但只到达了伊基托斯。

1992年的两次未遂政变加上随后的一桩贪腐丑闻让佩雷斯的支持率跌至冰点，1993年，委内瑞拉国会正式对佩雷斯发出不信任动议，使其内阁垮台，他本人则在随后因贪腐被捕，由拉蒙·J·委拉斯开兹 (Ramón J. Velásquez)代理总统一职。随后1993年的大选之中，委内瑞拉两党再次轮换，基督教社会党推举曾在1968年任总统的拉斐尔.卡尔德拉再次出山，并在当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

就在其上任后不久，1994年委内瑞拉银行业危机的爆发让本就岌岌可危的经济雪上加霜，这场危机始于拉蒙·何塞·贝拉斯克斯代理总统期间拉丁银行的倒闭，随后十多家银行也一起倒闭了，造成了巨额存款。 政府为了救市向银行提供的资金全打了水漂，而且大幅减少了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支出，影响了数千人，并造成委内瑞拉经济严重失衡。随着危机进一步扩大，七万多家中小企业破产，食品、衣服和交通价格不受控制地上涨，使更多委内瑞拉人陷入贫困。

面对经济崩溃，卡尔德拉宣布暂时中止一些与私有财产和自由经济活动根本相关的宪法保障，以允许国家控制外汇市场、银行体系和价格。 因存款流失而破产的金融机构和因投机行为而破产的金融机构将由国家进行调整，随后不久，委内瑞拉央行干脆宣布暂停所有美元交易。尽管卡尔德拉在竞选期间承诺永远不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但由于经济危机和管理不善，他的政府不得不撤销这一誓言。 干预主义做法对委内瑞拉经济的影响促使卡尔德拉宣布了委内瑞拉议程（Venezuela Agenda）计划，承诺恢复宏观经济平衡并打击通货膨胀。 他采取了与他之前抵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一致的自由化措施。使委内瑞拉玻利瓦尔贬值70%，并实行汇率制度，同时宣布燃油格上涨800%，实行利率自由化，让私有化进程继续进行，包括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也进行了部分私有化。 这些计划虽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欢迎，但却受到民间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民众示威和骚乱频繁。 

与此同时，在经过两年监禁后，查维斯于1994年被卡尔德拉赦免而得以出狱，但禁止其重返军队。被释放后，查韦斯环游拉丁美洲，为他的运动寻求外国支持，连续访问了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和古巴，在那里他遇到了卡斯特罗并与他成为了朋友。在哥伦比亚期间，他还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接受游击战训练并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建立了联系，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森特诺司令”。起初查韦斯并没有参加选举的意思，而是打算再次发动政变，认为他认为委内瑞拉的“寡头政治”永远不会允许他和他的支持者赢得选举。但后来其改变了想法，查韦斯和他的支持者于1997年7月成立了一个政党：第五共和运动（MVR – Movimiento Quinta República），以准备参加1998年的总统选举。

查韦斯以他所提出的玻利瓦尔主义作为他政见的基础，查韦斯和其追随者称他们的目标为“建设一个新共和国的根基”来取代现有的制度，他们主张现行的两党制传统只不过是政治分赃的制度。利用他的领导魅力和突出的演说风格，特别是大量运用市井语言的方式，查韦斯和第五共和运动在大选之中意外的成了一匹黑马，出乎意料的得到了大量不同阶层的支持：下层阶级对查韦斯有认同感，认为他关心他们的需求，愿意为他们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部分中产阶级也支持查韦斯，他们对腐败和长期的经济困难感到沮丧，希望有一个强硬的政府；而查韦斯在外交方面的反美主义立场则得到了许多老左翼成员以及民族主义右翼成员的支持。到1998年5月，查韦斯的支持率在民意调查中上升到30%，到8月他的支持率达到39%。 选民投票率为63%，最终，查韦斯以56.2%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开启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时代。

（未完待续，下期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