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任务：东京——美国海军武官在日本的情报收集

情报任务：东京

Intel Assignment: Tokyo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海军武官的艰巨任务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迅速扩张的日本帝国海军的信息。

日本军舰的建造是海军武官最感兴趣的事情，当中校亨利·史密斯-赫顿（Henri Smith-Hutton）（如图）于1939年成为美国武官时，关于正在秘密建造的两艘姊妹战列舰的尺寸和武器装备的谣言已经盛行 。 这些庞然大物——大和号（图为1941年9月舾装时）和武藏号——将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战列舰。

原文：

June 2021 Naval History Magazine Volume 35, Number 3

本文原作者：强而有力Mon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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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海军学会期刊1941年3月关于日本海军力量的“专业笔记”栏目中称，日本正在按照德国的路线重组其空军。三个月后，该期刊称日本帝国海军拥有330架航母舰载机，11月，期刊统计日本海军空中力量为1000架。这两个数字都接近美国海军武官从东京报告的数字。然而，“专业笔记”中的观点普遍认为日本人是模仿者，以及他们的飞机只相当于的西方旧技术。 期刊中的文章体现了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关于日本海军装备的情报报告的特点——定量准确，但定性低估。令人费解的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年和几个月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美国海军通过其海军武官办公室在东京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情报组织。

ONI的部门

在美国海军，所有外国情报事务均由海军情报办公室（ONI）负责。它有一个负责全球各个地区的区域“部”系统。日本在1920年代隶属于D部，1931年后隶属于OP-16-B-12（后改为B-11）——全部属于远东司。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一直是ONI的主要情报收集目标。 D部在ONI内部具有优势——唯一的职责就是驻日本和中国的武官。中国舰队规模很小。真正的兴趣点仍然是日本海军。和日本有关的兴趣——帝国、与泰国的关系、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太平洋上的托管岛屿以及对珍珠港或关岛等地的美国设施的影响——都属于正式由ONI指导的情报需求。 此部门的任务也很简单。海军持有关于外国列强的专著。它们是一种类似国别百科全书的基础情报产品。内容包括政府、人口、经济、港口、航运和贸易路线、进出口、关键商品、海军力量——与一场战争相关的所有信息。D部或B-12部门可能会要求一名武官特别关注某一方面，但总的来说，华盛顿很少提出正式的情报要求。在海军部，该部门的两到三名军官、水兵和文职人员会把将武官报告的信息纳入专著中。该专著于1924年更新后定期更新。ONI的1926年年度报告表明专著修订“即将完成”，这表明了这项任务的规模。 1931年，随着中日战争爆发，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尽管远东司仍然没有要求提供后来纳入关键情报问题的数据，但这场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观察日本行动的机会，并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来源——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及其情报官员，还有位于上海等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争夺中国的战争是间歇性的——1931年在满洲，1932年在上海，然后从1937年开始，从上海和北京开始，蔓延到全国。 战争推动ONI走向新的方向。1935年，ONI开始收集日本海军各类舰艇的活页式水面轮廓图，也就是人门熟知的ONI 41-42I。ONI向华盛顿海军造船厂、海军研究实验室、航空局和建造和维修局寻求帮助以修复图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ONI要求加入亚洲舰队的舰船收集日本托管岛屿的照片。当时，来自信号情报的数据几乎无法写入ONI报告。英国皇家海军和ONI大约在1936年开始交换日本相关信息，但如果你必须选出一个为美国提供有关日本海军情报的单一来源，那就是驻东京武官。

早期的缓和

照片中是爱德华·H·沃森上尉（拍照时是中校）。他是间战期间第一位驻东京的美国海军武官。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ONI的D部门提供有关日本帝国海军的情报，以纳入其有关日本的专著中。 爱德华·H·沃森 (Edward H. Watson) 上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担任驻东京武官。在就任之前，他花了一些时间在D部学习掌握当时的专著，并阅读前任的信息。ONI还有一本信息收集手册，为每种情报分配了特殊编号，帮助分析人员将武官报告整合到专著中。 当时正值日本海军的八八舰队计划，该造舰计划将在舰队中增加八艘超无畏舰和同等数量的战列巡洋舰，使日本海军成为更加棘手的强敌。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导致日本取消了这一计划，将当时正在建造的战列舰加贺号和战列巡洋舰赤城号改装为航空母舰，并取消了至少五艘其他舰艇。 尽管该条约在日本遇到了政治阻力，但它导致了美日海军之间的某种缓和。当时的美国武官莱曼·A·科顿上尉被允许参观日本造船厂——这是验证条约限制得到遵守的理想方式。1928年至1930年间，作为助理武官，中校阿瑟·麦科勒姆参观了日本海军位于吴市、佐世保市和横须贺市的造船厂。1932年，随着日本舆论开始反对为期两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和海军军备限制，武官艾萨克·C·约翰逊上尉在寻求参观海军设施时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情报收集业务

双方都玩着欺骗游戏，但又各自采取了预防措施。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拥有精通所在国家语言、了解海军术语、技术、能够翻译和梳理含义的语言军官（language officers）。东京语言军官之一的助理武官乔治·考茨中校接受了吴海军造船厂司令官长篇大论的日本海军思想专题报告，以至于他的访问时间被用完。相反，据说在1938年左右，武官哈罗德·M·比米斯上尉被悄悄告知，美国海军不愿意让日本军官访问美国造船厂。比米斯告诉他的继任者亨利·史密斯·赫顿中校不要坚持访问日本造船厂，以免日本武官要求回访。 美国武官获得的有关日本海军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日本人自己。除了参观造船厂之外，日本立法机关（即国会）还就海军建设问题进行了辩论，其会议记录在官方《东京公报》上发表。日本军官用最终预算统计的副本交换了美国海军拨款法案的副本。双方还按照军官资历顺序交换了“海军名单”。日本海军还记录了军官当前的职务。 有时，日本海军会接待外国武官参观海军基地或停泊在港口的军舰。武官们参观了扶桑号、山城号、榛名号、长门号和陆奥号战列舰——它们是大和号之前现有的四艘战列舰中的三艘的优秀代表。日本海军的国防承包商还举办了外国武官可以免费参加的公开展览。甚至与支持日本海军的公共组织成员的接触也被挖掘出来以获取数据。船舶下水、海军节庆祝活动、演讲、官方声明、伊藤正则等海事记者的文章、日本对外国间谍的警告、东京空中演习——所有这些都被写入报告了。 日本的政治事件也影响了美国的想法。1936年2月至3月的政变中，陆军的狂热派暗杀了高级官员，海军大将使铃木贯太郎重伤，这对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作用。约瑟夫·C·格鲁大使在珍珠港袭击前的十年里一直在东京度过，他赞扬武官弗雷德·罗杰斯上尉和其他人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的全面合作。大约18个月后，在日本轰炸班乃号炮舰 (PR-5) 之际，新抵达的贝米斯上尉与格鲁坐在他的书房里，听时任海军省次官的山本五十六中将以及其他日本陆海军军官讲述他们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弗雷德·罗杰斯 (Fred Rogers) 于1913年担任中尉，是海军中唯一的日本语言军官，他扩大了家中的餐厅，以便更频繁地招待更多的团体，并收集日本客人的信息和八卦。考兹中校认识并喜欢山本，并多次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其他非正式的间谍机会来自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例如高尔夫（主实验海军航空站旁边有一个球场）、网球、业余摄影，甚至度假。 充当信使的水手将袋装文件带给武官，要求他们所乘船只的船长将船只驶过日本造船厂，以便他们拍照。这也是职业棒球运动员Moe Berg所采用的技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参与美国间谍活动。与外交官出示国书一样，抵达的武官人员，甚至是初级军官，通常都会与日本海军同行会面。高级武官会见了日本海军大臣。这些接触是向ONI报告日本海军最高层想法的基础。

与同事分享

日本海军军官是宝贵的情报来源。这张照片在日本海军大臣举办的晚宴上拍摄，被拍到的美国和日本军官包括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前排左四）、未来的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中将（前排右二） 和武官史密斯-赫顿（第二排左四）。 另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是通过“武官俱乐部”。这是一个由各国海军武官组成的圈子，他们定期共进午餐。法国武官在东京任职时间最长，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元老。英国武官盖伊·维维安上尉有一位助手，他是一位工程专家，擅长仅通过观察螺旋桨来估算军舰设备的功率。 日本在1934年开始设计7.2万吨的大和级战列舰，并于1937年采用了最终设计。与此同时，武官俱乐部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计划。大多数参与者相信日本将打破《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战列舰35000吨的限制。1936年，罗杰斯上尉预测日本海军战列舰的排水量可能为45000至55000吨。两年后，比米斯上尉估计日本人正在设计超过吨位限制并配备16英寸火炮的船只。他补充说，意大利消息人士认为（正确的）吨位会高得多，日本正在建造两艘此类船只，并计划建造第三艘，可能还有第四艘。一个月后，比米斯在另一份报告中确认了这一观点。令人惊讶的是，第二份报告的日期是在大和级战列舰二号舰武藏号安放龙骨之前五周。 日本人将其在大陆的战争称为“支那事变”，这对美国武官来说是一个重大机会。在中国，日本海军首次使用航母空袭、大规模空中轰炸、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海军步兵地面作战和封锁等方式。1937年海军在上海作战期间，在城市南部建立了一个机场。亚洲舰队派出一名飞行员 JP 沃克中尉指挥附近的一支美国部队，以便他可以观察日本舰载机的行动好几个星期。沃克离开时确信日本人效率很高。大多数武官定期访问上海，以掌握战争的进度。亨利·“汉克”·史密斯·赫顿，他曾担任亚洲舰队旗舰上的通讯官和舰队情报官，之后于1939年升任东京武官，每年在上海待几个月。他喜欢读上海晚报和水星报。

最后的武官

间战期间的武官和语言学家的宝贵工作在在二战时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在史密斯-赫顿麾下工作的吉尔文·斯洛尼姆中校，后来成为威廉·F·哈尔西海军上将的第三舰队参谋部的一名日本情报和语言官员，他在那里被称为“东京摩西”。 照片中是他（右二）与其他工作人员。 1939年，东京海军武官职位空缺时，史密斯-赫顿是一名日本语言军官，但只是一名少校——相对于整个职位太低。格鲁大使早些时候参观了东京大使馆后对他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并要求将他遣返，但ONI却不这么认为。另一位更早的语言军官埃利斯·M·扎卡里亚斯上尉被选中，他曾于1927-28年在大使馆工作，并在那里惹恼了那里的人。听说他即将被任命为武官，格鲁大使和他的顾问尤金·H·杜曼都提出了抗议。海军取消了扎卡里亚斯的任务，然后改变了史密斯-赫顿的命令，把他派往东京，并晋升为中校。 史密斯-赫顿搬进了大使馆隔壁的一所房子，该房子是之前最后两名武官居住的，并将他的阅读内容转向了《日本时报》和《广告商》。他发现日本人比他早年在东京时更加阴沉和压抑。布料、金属和建筑材料出现短缺。通过整理武官档案，史密斯-赫顿得知贝米斯上尉对日本人的看法很差，而担任海军助理武官和海军飞行员的中校拉尔夫·奥夫斯蒂则提供了有关日本海军航空机构的出色报告。 与此同时，日本警方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审问与美国人接触的公民或官员，而武官的信息来源也日益枯竭。日本海军为外国武官举办的最后一次午宴是在1939年底，即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吉田善吾中将就任海军大臣之际。 尽管困难重重，武官办公室还是从公开来源编写了大量报告以及美国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收集到的信息。发送电报的成本是按字数衡量的，因此大多数报告都以邮寄形式作为备忘录。在史密斯-赫顿任职期间，武官发送了有关零式战斗机、“长矛”鱼雷和更换主炮的最上级重巡洋舰的信息。ONI、舰船局和其他机构的海军专家并不总是愿意接受这些信息。 1939年3月，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到1944年，日本海军将其造船预算增加50%，但岸基设施支出增加了一倍，航空支出增加了四倍。有报告记录了其他武官对日本造舰计划和日本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的看法，包括英国助理武官的估计：正在三菱长崎造船厂2号船台建造的船（武藏号）长度至少是706英尺。武官俱乐部的的一个重大高估是认为日本正在建造八艘（而不是三艘）战列舰。1940年1月，美国武官的6-40号报告讨论了新造舰艇的16英寸火炮，并补充说，“也尝试过18英寸火炮，但这种火炮从未真正完成。”1941年11月29日，史密斯-赫顿报告称来自泰国海军武官的信息表示，日本海军最近有一艘45000吨战列舰服役，配备16寸炮，预计在年底前再增加一艘。这些舰艇是大和号（12月16日服役）和武藏号。后者直到1942年8月5日才加入舰队。

最后的日子

随着两国关系恶化，报道仍在继续。1941年11月17日，当日本政府在深思熟虑后准备开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讲话，要求结束对日本的制裁和阻挠该国在中国的行动。史密斯-赫顿中校坐在旁听席的外交包厢里观察着。东条结束时，海军军官向一位同事倾身，低声说道：“好吧，无论如何，他没有宣战。” 12三周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史密斯-赫顿中校坐在旁听席的外交包厢里观察着。东条结束时，这位海军军官靠向一位同事低声说道：“好吧，无论如何，他没有宣战。” 三周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 史密斯-赫顿中校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做好了准备。他购买了日语教科书并将其运往美国用于将来的语言培训。他派出语言学家回国，其中包括在战争期间对美国情报至关重要的人员。他们包括海军中尉鲁弗斯·泰勒（Rufus L. Taylor）（未来的ONI局长）、阿林·科尔（Allyn Cole）、福雷斯特·贝尔德（Forrest Baird）和初级中尉吉尔文·斯洛尼姆（Gilven Slonim），以及海军陆战队上尉班克斯顿·T·霍尔科姆（Bankston T. Holcomb）。到12月6日（美国时间12月5日），武官处已完成密码和文件的焚烧。 珍珠港袭击当天，史密斯·赫顿起得很早，收听短波广播。他听说有人在马来亚海岸发现日本军舰。他无法接听旧金山广播，所以他调到了上海。播音员称，总领事建议美国人不要上街。当武官到达大使馆时，他得知了夏威夷袭击事件。格鲁大使派他去日本海军省核实该报告，海军大臣的助手证实了此事。 东京的美国人很快就被拘留，并于1942年夏天被遣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登上了一艘意大利客轮，史密斯-赫顿设法偷运了一本日记和一份日本海军中校以上军官的卡片索引。他们航行到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克斯。在那里，他们登上了瑞典客轮“格里普霍姆”号，该客轮运来了来自北美和南美的日本外交官。1942年7月17日《洛伦索·马克斯卫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美国和日本的人员交换。记者提到亨利·史密斯·赫顿和简·史密斯·赫顿夫妇以及他们八岁的女儿辛西娅是“我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