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战争前的苏芬关系

冬季战争前的苏芬关系： 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一为什么到了30年代，芬兰会成为苏联的“心腹大患”，更准确的说对芬关系成为了确保其西北边境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乃至于到了必须得靠战争来解决的地步，真的只是苏联为了入侵芬兰、扩张领土而凭空编造的“借口”吗？ 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地缘政治局势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成为德国总理，纳粹的上台使德国开始变为一股激进的反共势力一一对于芬兰而言，德国的变化确实是“芬兰的一个明显的解脱，因为它们回应了对俄国危险力量的平衡的愿望”（出自Vehviläinen O. Kansallissosialistinen Saksa ja Neuvostoliitto 1933–1934）。事实上，曼纳海姆本人也有同感，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正是“当时开始的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使我们回到了与德国人的传统关系”（出自G.Mannerheim muistelmat），换言之，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与苏联对抗的基础上的。 我们需要注意到，根据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卡尔·亨利克·迈南德（Carl Henrik Meinander）的说法，此时曼纳海姆“对希特勒上台的反应是一种模糊的好奇心，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钦佩”。这不仅是曼纳海姆的观点，也是芬兰领导人整体的观点一一众所周知，芬兰的斯温胡武德总统就非常同情德国，他在这方面表达的很简洁明了，他说：“俄国的每一个敌人必须永远是芬兰的朋友，就其本质而言，芬兰民族是德国的朋友”。更确切的说，在芬兰1932年12月开始执政的基维迈基政府中，亲德态度非常强烈，尤其是总理本人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罗尔夫·维廷都以其亲德观点而闻名。因此，正如德国驻赫尔辛基特使布吕歇尔所言：“两国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严重的不和”。 当然，在此之外，芬兰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也仍然十分热衷于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密切联系，曼纳海姆也是亲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治家之一（例如在1933年至1934年芬兰与瑞典的重要军事谈判期间，参与其中的一个芬兰总参谋部小组由曼纳海姆直接领导，顺带一提，芬兰与瑞典军事合作的理由是：“苏联对两国都有威胁”），然而，他意识到在当时的芬兰试图联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安全政策是很困难的一一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有些圈子反对与北欧国家结盟的想法”并补充说：“他们仍然将目光放向德国”。 的确，当时芬兰军人经常大张旗鼓的亲自访问纳粹德国，这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因为在1933年至1939年间，共有136个芬兰军事代表团被派往德国，这意味着当时芬兰官方访问纳粹德国的平均次数为每年20次一一至于曼纳海姆对芬兰和德国军事合作的看法，他强调说，德国当时是“目前唯一明确反俄的国家”，这无疑是他眼中很好的合作伙伴，然而，他还没有“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将能够依靠有保障的德国援助”。但无论如何，作为芬兰领导层的代表之一，曼纳海姆在试图保持和瑞典的军事合作的同时，也利用了一切机会来发展芬兰和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 而相应的，纳粹德国方面的外交政策也向芬兰的合作方面积极的推动，正如希特勒在1935年秋与吕歇尔的私人谈话中所说：“波罗的海是一个瓶子，我们可以把它封满”。换言之，希特勒认为芬兰有能力完成这一遏制苏联的任务，因此，纳粹德国和芬兰之间的军事合作开始增长，军事接触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一我知道，这个时候某些朋友就要强调曼纳海姆总体上厌恶纳粹的意识形态来强调他肯定不愿意和纳粹德国合作了，的确，曼纳海姆私下里与他的亲戚谈话时将希特勒称为“一个危险的人”，或许他的确不喜欢纳粹主义。 在这个角度上，芬兰历史学家斯蒂格·雅格斯基（Stig Jägerskiöld）似乎是对的，他非常激烈地说“关于他（曼纳海姆）同情这个运动（纳粹主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他也不得不、同时非常正确地指出“曼纳海姆并不多愁善感，通常不会让他的情绪左右他的进一步行动”。同时他又接着强调曼纳海姆渴望自己找出对形势的合理评估"，并继续解释说：“无论如何，当他在当前欧洲的紧张气氛中考虑芬兰的前景时”，他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德国“是必须考虑的选择之一”。 然而他却忘了，曼纳海姆或许确实对纳粹主义略有微词，但他无疑赞赏纳粹在打击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功绩”。他对此毫不掩饰，甚至公开表示：“总有一天纳粹政府将被取代，但尽管如此，真正的结果仍将存在，因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已经被打破”（出自Menger M. Deutschland und Finnland im zweiten Weltkrieg） 因此总的来说，芬兰和德国的军事合作取得了稳步的进展，最明显的就是芬兰开始大规模的批量购买德国军火，曼纳海姆当时甚至积极参与了这件事一一1934年12月，他在德国呆了两个星期，在那里他与希特勒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未来的帝国元帅戈林进行了重要会晤。而现在看来，芬兰积极讨论并购买纳粹德国最新型飞机的原因很简单，戈林就向曼纳海姆讲述了航空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一一德国指挥部认为“没有空中优势就不能打败苏联”。 而来自曼纳海姆个人档案的文件也显示，他在1934年确实相当关注苏联的航空行动及其渗透到芬兰领空的可能性，为此，他深入研究了苏联和芬兰空军在西北部的比例以及德国军事学院对德国和外国军官的培训等等，我们有理由认为，曼纳海姆对纳粹德国的访问正是与研究这些问题直接相关。顺便说一下，曼纳海姆当时的一个非常露骨的公开声明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一一他说“芬兰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可能保持中立”。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曼纳海姆心中，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芬兰的主要敌人，此外，他认为当时与苏联达成任何军事-政治合作都是不对的。在他看来，“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出自Kari Selén Mannerheim ja hänen puolustusneuvostonsa 1931-1939）一一由于这个原因，曼纳海姆对苏联为了遏制法西斯和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倡导的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任何倡议或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想法都非常敌视。 而另一方面，对于苏联而言，芬兰与纳粹德国频繁且张扬的交往无疑是极其痛苦且危险的一一苏联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其他对手联合起来的危险，军事界和政治界一致认为，按照现行的趋势芬兰很可能成为纳粹德国侵略的帮凶（尤其是在内战时，白芬在德国帮助下取胜的教训是如此的惨重）。而这对苏事实上正如德国教授孟格尔所写的那样：“如果发生战争，作战计划可以延伸到列宁格勒的大门”（出自Menger М. Deutschland und Finnland im zweiten Weltkrieg）。 换句话说，苏联现在所面对的新的外交政治局势正在将其与芬兰的关系从一个次要问题转变为确保其西北边境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更简单的说，到了1934年，芬兰问题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一一更不必说，实际上苏联的意见总体上的确很接近于芬兰和德国军事合作的真实情况，曼纳海姆在总结他1934年对德国的访问时说“戈林部长的声明……显示了对芬兰的特殊倾向”，鉴于此，他认为纳粹德国的这种亲和力应该得到鼓励。1935年1月22日，他在给斯温胡武德总统的信中要求向参与组织他访问的几位德国军队军官颁发国家荣誉勋章，他认为这样的姿态会“进一步加强德国对芬兰的兴趣和青睐”。 可以理解的是，曼纳海姆的德国之行并没有得到芬兰的大力宣传。正如芬兰历史学家塞伦（Kari Selén）指出的那样，芬兰尽管在寻求纳粹德国的军事合作，但他不想“给苏联一个新的理由来谴责芬兰试图试图寻求第三帝国的支持”（而曼纳海姆本人在回忆录中没有透露此次德国出行，唯一能知道的是他对于这次出行很满意），可谓是又当又立（这一有趣情景我们在后文会发现更多）。 更有趣的是，为了避免引起英国和法国的怀疑，戈林特别告诉曼纳海姆，如果芬兰要从他们这里购买大量的飞机，那么“从英国购买也是明智的”。同时也要让法国放心，因为正如芬兰驻柏林特使所告知的那样：“德国在法国引起了相当尖锐的情绪，就像俄罗斯对芬兰一样”，因此芬兰又不得不从法国购买一些武器（当然，芬兰本身也有避免完全依赖德国武器的需求）。不过芬兰历史学家塞伦着重强调了曼纳海姆在这里表现了极大的实务精神，他“支持德国技术优先”。 事实上，曼纳海姆亲自参与了芬兰和纳粹进行军事合作的发展进程，这一点在1935年就已经很明显了，他直接向芬兰驻柏林武官发出指示，说明要获得德国的军事装备必须做些什么一一然后在1935年9月，曼纳海姆对德国进行了一次新的访问。这是应戈林的个人邀请组织的，戈林对曼纳海姆的这种关注是非常有趣的，在纳粹德国的统治圈子里，戈林被视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芬兰的专家，而曼纳海姆现在也把戈林视为他的“好朋友”，这两位伟人的友谊实在是令人动容。 但这两位伟人的深刻情谊毫无疑问不会影响苏联的判断，与此同时，苏联情报部门收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德国和芬兰之间正在建立非常深刻的军事联系一一红军情报部部长乌里茨基报告说：“有情报表明，芬兰将被用作德国海军和空军部署的基地，以对抗苏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情报是在1935年曼纳海姆访问德国时获得的。 的确，不同于拥有上帝视角的当代人，关于芬兰与德国的秘密联系，苏联很可能掌握依靠了一些错误或不可靠的信息，但在如此紧张的国际氛围下，苏联对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暗示都很警惕，并自然而然的对其一直以来的“好邻居”芬兰产生了怀疑（后面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怀疑是有理由且正确的）一一因此，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芬兰是“继日本、德国和波兰之后最具侵略性的国家”。 那么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再让我们去看待30年代苏联与芬兰关于国防安全的谈判，我们就会发现两个很有趣的内容：首先，尽管曼纳海姆清晰的意识到了苏联已经不同于当初的苏俄，得益于集体化和工业化国力已经剧增到可怕的地步（这一点某位朋友的视频中有所论述），但正如前文所述，他仍然极端的将苏联当成芬兰任何情况下主要的敌人，为了谋求与这个敌人抗衡，他在积极的谋求与瑞典的军事合作和排斥苏联为抗衡法西斯而提出的集体安全政策的同时，也与其他芬兰高层一样积极促进与纳粹德国的军事合作；其次，在新形势下，纳粹德国的侵略性正在逐渐增强，苏联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国防压力越来越大无疑，这要求苏联做出新的且有效的努力，以确保其西部边境的最大安全。 值得注意，苏联与芬兰的边界距离列宁格勒的中心只有32公里一一为了确保列宁格勒的安全，苏联曾被迫与芬兰领导人进行一系列谈判，并要求达成具体协议。事实上，哪怕到了二战前夕列宁格勒的安全问题在两国的外交谈判中一直主要讨论的重要环节，而这种势头在此时就已经有所体现：1932年，芬兰和苏联签署了一项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在1934年被延长了10年。 然而在新的形式下，这显然已经不够了，苏联现在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更广泛的问题上与芬兰达成协议，苏联领导层认为芬兰1935年的中立声明是不充分的，并根据新的且极具威胁的情报，理所应当的以高度怀疑的眼光看向它，此时苏联的主要愿望还是集中在获得芬兰的保证，即在发生战争时，芬兰不会允许其过于险要的领土被苏联的敌人利用（至于这可能驻扎在芬兰领土的敌人，显然指的是纳粹德国）。 因此早在1935年，芬兰领导人就能感觉到苏联希望以这种方式解决安全问题的最初迹象，当时，苏联驻赫尔辛基特使阿斯穆斯与芬兰总理和外交部长进行了相应的谈判，同时，苏联外交委员李维诺夫向芬兰外交官指出，对于苏联来说“芬兰的政策并不明确”，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芬兰的愿望”一一自此之后，苏联很显然想要与芬兰就此问题达到一个能够彼此满意的答案。 而这，一直要等到1937年屈厄斯蒂·卡利奥当选为总统，相较于他的前任，他对苏联的敌意并没有那么大，而且这个政府是在广泛的议会基础上建立的，而议会的代表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同时新的外交部长霍尔斯蒂是一个灵活的官僚，他认为芬兰现在在国外被“认为是德国的盟友”，这种观念一旦固定，对芬兰似乎并不是那么有利一一因此，在上述条件的驱使下，芬兰也迈向和平解决苏芬安全关系的第一步。 1937年2月，霍尔斯蒂对苏联的访问实现了这一目标，这是历史性的一次访问一一上次芬兰对苏俄的访问是在1917年12月，宣告芬兰的独立，而苏联对谈判的兴趣几乎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然而，谈判是极其严肃的

，李维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苏联当时的具体担忧，他强调这是因为“芬兰领导层的不明确立场”，认为他们“更喜欢与德国、波兰和日本亲近”，而“如果发生重大的欧洲战争”，这将导致“芬兰发现自己在反对我们的阵营中”。 这一观点在霍尔斯蒂与国防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的会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伏罗希洛夫重复了李维诺夫的意见，并更具体的表示

希望芬兰解释在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时到底将会如何行动

。而霍尔斯蒂却只能保证“芬兰将反对任何试图侵犯其主权的人”、“芬兰和德国之间没有秘密计划”云云，这让掌握着相关情报并持高度怀疑态度的苏联方面看来很没有诚意。但在霍尔斯蒂看来，这已经很足够了。他认为“比较容易的拒绝”苏联关于“芬兰和德国之间秘密关系”的指控（出自R. Holstin muistelmia vuosilta 1936-1940）。 然而即便如此，霍尔斯蒂也在芬兰领导层中遭到了严重的反对，特别是高级军事指挥部，对他的政治路线有着毫不掩饰的“怀疑 ”。曼纳海姆的立场也不利于苏芬谈判的成功。当时他已经“参与了外交政策”（出自Jägerskiöld S. Mannerheim rauhan vuosina 1920–1939），并对霍尔斯蒂的行动持批评态度，据说曼纳海姆很“不喜欢”他，而芬兰其他官僚也对此喜闻乐见，将其当成了一种“制衡”。 总的来说，曼纳海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十分坚决。他不仅批评了外交部长，而且还激烈的批评了总统卡利奥，因为他允许外交政策的这种“转弯”，此外，

曼纳海姆的观点现在基本上与纳粹德国领导层对霍尔斯蒂访问莫斯科的态度一致

一一纳粹德国自然不赞成芬兰与苏联进行和解。因此，它开始对芬兰施加越来越多的外交压力，总的来说，因为芬兰承担着纳粹德国越来越多的利益，它显然十分努力的在“扰乱芬兰的外交政策路线”。 耐人寻味的是，

曼纳海姆本人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外交游戏”

，试图寻求德国人的帮助来对抗苏联及芬兰国内的外交转向，因此他再次决定向纳粹德国方面展示他的友好感情一一这表现在他亲自接待了应芬兰-德国友好协会的邀请来到芬兰的一批德国运动员（显然，得到国防委员会主席接待的这种荣誉对于德国运动员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在纳粹德国，

曼纳海姆也相应被看作是与芬兰军事合作的主要保证者

，1937年6月，他们鼓励德国人参与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曼纳海姆7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

曼纳海姆甚至得到了希特勒的亲自问候

（出自Vares V. Viileää veljeyttä. Suomi ja Saksa 1918–1939）：事实上，曼纳海姆也一直是在重复他在内战结束后向德国表达的感谢之词，与1918年5月一样，曼纳海姆再次强调：“每个芬兰人都应该对德国人流的血表示感谢”，可谓是“爹亲娘亲没有德国人亲”，当初他亲自向德国总统兴登堡致以亲切的问候，现在当然也要向希特勒致以“崇高敬意”，当然，他自然也不是毫无转变的，这次他又表示了希望“不要过分强调1918年德国援助”的愿望。 而这次庆祝也正如他当时指出的那样，本身 “变成了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强大示威”，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至于英国驻赫尔辛基特使不得不提请曼纳海姆注意芬兰外交政策明显转向支持德国的问题，而曼纳海姆则尖锐地回答说：“你想要什么，我们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之间做出选择，哪一个更好”（出自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曼纳海姆为了反对苏联或者说共产主义，和纳粹的联合是十分自然且毫不违和的。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1937年8月纳粹德国的潜艇中队访问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其特点就是“明显的政治示威”，表达了“反对苏联的意愿”，据苏联的情报，抵达芬兰的11艘德国潜艇占了整个德国潜艇舰队的一半之多，此外，苏联情报部门继续记录到，德国军官对芬兰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越来越感兴趣，他们成为芬兰的常客。红军情报局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从中看到了明显的反苏倾向。 而1937年10月，曼纳海姆再一次访问了纳粹德国，会见了自己的“老友”戈林，在这次会谈中，戈林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芬兰目前的外交部长霍尔斯蒂的负面态度，说的他的对苏访问引起了德国内部的关注，让人怀疑芬兰与苏联达成了联盟，共同反对德国一一而根据亲自参与这次会谈并呈交报告给芬兰外交部的记录者的说法，

曼纳海姆的回应使“戈林对他与曼纳海姆的这次会谈基本满意”

，并进一步邀请曼纳海姆明年，也就是1938年接着来（后来1938年的苏台德危机使曼纳海姆对纳粹德国高旺且无廉耻的扩张欲望及芬兰现在与德国进行的危险的“外交游戏”感到恐惧和警惕，他甚至没有履约在这一年去访问德国，而是转而访问了法国和英国）。 显而易见，以曼纳海姆为代表的反对派在得到纳粹德国这一强力外援的支持后胜利了，霍尔斯蒂开始越来越多的感受到来自芬兰的反对者赤裸裸的压力，尤其是陆军部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避讳，它开始毫不客气地插手外交政策事务。德国驻赫尔辛基特使吕歇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满意地指出根据他的观察：“芬兰总参谋部认为现在是时候警告霍尔斯蒂，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温暖芬兰和德国之间的关系”。 最终，

霍尔斯蒂作为一个聪明且油滑的官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曼纳海姆访问德国后不久，也亲身赴往德国会见戈林，尽管戈林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但仍不影响他十分温顺的强调自己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俄国对芬兰的威胁”，并在从纳粹德国返回时告诉媒体：“他在柏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就这样，

芬兰的外交政策在极短的一个心猿意马的转向试探之后，就又再次回头直奔纳粹德国的方向一去不复返

，1937年，曼纳海姆直接参与了一项芬兰的武装计划，该计划规定要重新积极武装芬兰军队，尤其是该计划主张扩大战略物资的生产，同时从外国进口大量的战略物资原材料，全力备战，该计划长达4年，并且费用极大，

1938年的军费开支将会占到全部预算的25％

。同时，曼纳海姆还为进一步发展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关键事件是1938年3月芬兰军队的指挥官厄斯特曼将军对德国的访问。曼纳海姆也在支持他的访问，并决心进一步刺激芬兰和德国在最高级别的接触，并保持“与德国的良好关系”。 厄斯特曼将军到了希特勒的亲自接见（尽管这次会面很匆忙，但希特勒向他明确表示了对苏联的强烈敌意，希望能尽快在苏联变强大之前将其击败，从而熄灭它的威胁一一而这在其回国后被转达给了曼纳海姆），在此之前，还没有其他芬兰国家代表获得过这样的荣誉。总的来说，厄斯特曼的访问是纯粹的官方访问，而且很浮夸一一它是在严格遵守这种级别会议的所有外交要求下进行的。 而真正重要的是，德国媒体对芬兰将军的访问进行了广泛报道，

并且这次访问几乎与帝国吞并奥地利这一特别军事行动的时间相吻合

，这次访问是在其开始后一周安排的，因此，

芬兰将军的访问在国际上被视为芬兰对柏林侵略性外交政策行动的明确外交支持

。 这次访问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对纳粹德国侵略行为

如此明确的外交支持无疑引起了苏联的注意，甚至就连斯大林本人也知道了这件事

（出自Зимняя война 1939–1940.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一一与芬兰的关系现在在苏联的政治路线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苏联的最高层，首先是斯大林，对它们给予了密切关注，因此，1937-1938年也是苏联领导层对芬兰态度的转折点，苏联认识到需要通过“说服芬兰领导人合作”来制衡德国。 更确切的说，在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芬兰的重要战略位置之后，苏联开始使用消除纳粹德国对芬兰的外交影响，和芬兰建立起双边的军事联盟，然而芬兰方面的冷淡态度很快让苏联打消了这一想法，开始转向于更低的要求一一因此从1938年8月18日开始，

苏联方面才放弃了讨论建立广泛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而

只限于讨论向芬兰提供来自苏联手中的武器供应和共同保护芬兰的海上边界

。还要求芬兰以书面形式保证准备击退任何可能的攻击，并在芬兰湾中部的苏尔萨里岛建立苏联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还讨论了苏联参与在奥兰群岛建造防御工事的问题。 然而，哪怕是这些建议也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青睐，仅仅只是为了避免某种激烈的可能，霍尔斯蒂同意了少部分合作，尽管展现这种积极的“可能”还是有效的避免了苏联领导层的极度尴尬，但

仍无法改变苏联和芬兰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外交成果的事实

一一情况的再次翻转是到1939年春，在德国1939年3月15日违反《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背景下，芬兰再次软化了对苏联的态度，和苏联展开了一次秘密会谈，然而，到了此时，

已经很失望的苏联意识到与芬兰想要真正达成军事政治协议是非常困难的

。 因此，这一次苏联的热情并不高，仅仅只是提出了一个相当局部的任务：希望芬兰同意将喀琅施塔得以西的芬兰湾的四个小岛（包括苏尔萨里）租给苏联，当然，这次谈判的结果亦如以往一样几乎一无所获，但是有趣的是，不同于某位朋友的阴阳怪气，实际上，了解内情的曼纳海姆在回忆录里强调道：“

这些岛屿对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用处，如果它们保持中立，我们将无法保卫它们

”，接着，他还解释了苏联人寻求这些岛屿的目的：“

俄国人想要我们的岛屿，因为它们关闭了通往他们在海湾关键基地的通道

”一一对此，他的建议是

同意与苏联的谈判，因为割让这些岛屿“对我们有利”

。 没错，曼纳海姆已经被之前的苏台德危机冲击了一次，他现在被纳粹德国背信弃义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吓坏了，他非常“担心会爆发一场大的战争”，然后“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在这一时期，曼纳海姆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现在必须有效地减少对芬兰的危险”，因此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改善与我们东部邻国的关系”。 在这里，曼纳海姆认识到在苏芬关系中“列宁格勒的地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芬兰的边界离这个城市很近，而这个城市对苏联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即便如此，曼纳海姆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有机会，苏联将试图在波罗的海扩大其影响”，换言之，尽管

他开始逐渐意识到纳粹德国的威胁，对苏态度有一定的软化，但仍然对苏联保持很深的敌意

，所以他仍然强调：“芬兰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一一但显然，他的这些意见除了最后仇视苏联的部分之外，

都没有得到其他芬兰领导层的赞同

，他们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曼纳海姆的外交态度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结果到了3月24日，芬兰方面终于将他们对苏联建议的态度告诉了苏联方面的代表斯坦因，表示芬兰只能给苏联一个书面保证以保卫其领土，并“不缔结任何违反芬兰中立的协议”，同时还表示最多只能向苏联租借两个岛屿一一显而易见，到了此时，如同惊弓之鸟的苏联已经远远不能被这种毫无诚意的合作所满足，同时再次感到深深的失望，正如斯坦因所说的那样：“我相信进一步会谈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

纳粹德国和芬兰之间的军事接触顺利进行，而且强度不减

，特别是在1939年春天，为纪念芬兰和德国军队在1918年的联合军事行动，举行了繁琐的仪式。这些活动在芬兰和德国都举行了，而曼纳海姆虽然对纳粹德国已经有所警惕，但仍出于坚定的反苏反共立场，欢迎一切加强芬兰军事武装的努力，坚持认为与纳粹德国的军事联系“非常好”。 尤其是这一年6月16日至17日，纳粹德国军事情报负责人卡纳里斯上将访问了芬兰，其主要成果是德国在芬兰领土上建立一个情报中，而且卡纳里斯没有向芬兰人隐瞒“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指着英国，强调道“德国最好在不久的将来做出决定”，甚至说出了战争的开始时间一一1939年8月。由于二战爆发的日期实际上与卡纳里斯提供给芬兰人的信息仅有细微差别，可以想象，这位消息灵通的德国将军与其说是在向芬兰领导人通报即将到来的战争，

不如说是在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与英法结盟

。 而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则继续了卡纳里斯的事业，在1939年6月29日至7月3日他在芬兰将军的陪同下前往了维堡，在这里，

他直接去了芬兰与苏联的边境，并参加了那里的炮兵演示射击

，这位德国将军随后来到芬兰北部，

在那里他还看到了靠近苏联边境的军事设施

……引人注目的是，曼纳海姆这一次没有宣传他与德国军方的良好关系，甚至回避与德国将军的正式会面，而是轻蔑的离开了，

这显示了曼纳海姆在公共场合对有关芬兰和德国新的外交态度

。 当然，曼纳海姆个人的态度丝毫不会改变哈尔德这次访问的事实，苏联方面自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莫斯科收到了大量关于他的外交信息，由于德国国防军对芬兰越来越重视，新任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7月4日邀请芬兰特使到他的住所，并明确表示：“

芬兰政府允许德国军官在芬兰自由行动，他们不停地访问芬兰……并在全国各地旅行，甚至到达与俄罗斯的边界

”，莫洛托夫进一步强调：“

俄罗斯不打算坐以待毙，等待德国人从芬兰接近圣彼得堡的城墙

”。 换句话说，苏联明确的向芬兰表示，如果再按照这种趋势下去，

列宁格勒的安全问题将会在苏芬关系中无限放大，乃至于趋向最激烈的情形

一一而芬兰政府却对此无动于衷，8月初其在苏芬边境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芬兰武装部队在与总统和政府协商后，组织了多达20000人的军事演习，这场演习是芬兰历史上最大的演习，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号毫无疑问进一步挑拨了苏联本就紧绷的神经（演习的假想敌恰恰是苏联）。 这促使了西北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总体变化，这种变化最终迫使国防人民委员会调整其的作战计划一一要注意到，在1939年夏之前，芬兰都被视为可以拉到己方的中立国，而这一次，在新的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

“德国、芬兰和波兰的盟军将在北部和西部反对苏联”

，这表明，从这时起，

失望透顶的苏联面对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为了做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利益，终于将战争纳入了解决苏芬安全问题的考虑方案

。 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在纳粹德国主动的示好态度下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一一

苏联试图通过与纳粹的暂时握手来获得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减轻外部的压力

，1939年8月23日，一颗“重磅炸弹”轰炸了整个世界，苏联与德国在克姆里林宫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曼纳海姆本人将其称之为“严重的危险”，因为苏联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芬兰可能被德国用于军事目的，根据该议定书，两国之间的“势力范围”发生了划分：在条约的附件中，德国宣布将芬兰划分到苏联的“势力范围”。 至此，苏联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一能否利用跟德国暂时握手的短暂时间，尽可能多的遏制法西斯的战略空间，决定着苏联能否保障无产阶级政权的安全与利益，而这意味着苏芬关系到了一个“最后一次尝试”的时候了：在1939年10月12日开始的谈判中，苏联在一开始不仅强调了列宁格勒的安全与芬兰能否保证在即将可能的战争中的友善态度，

事实上又重新捡起了建立军事同盟的可能

。 不过，当建立防御性的军事同盟的提议被芬兰人立即拒绝后，苏联还是将谈判形式缩小到只讨论领土问题，斯大林提议，在对苏联卡累利阿的领土进行补偿的情况下，将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从列宁格勒移开50-70公里，这样一来，芬兰将失去2761平方公里土地，但会获得5529平方公里土地，谈判的内容还包括将芬兰湾的六个小岛以及极地地区的雷巴赫半岛和斯雷德尼半岛的西部移交给苏联。还有将汉科半岛的一部分租给苏联的问题，那里将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等等一一这表明，

苏联此时已经急迫到愿意牺牲一定的利益来快速的换取战略安全

，他们一分一秒多余的时间都不愿意再浪费了。 然而，芬兰方面他们坚持拒绝所有的建议，他们乐观的认为“时间在我们这边”，强调道“苏联在虚张声势”，只需要“坚决”对待，而曼纳海姆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建议不要与苏联对抗，最好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然而在这里他却也只愿意进行一些很小的让步，例如出租苏联几个小岛，而最终芬兰政府交给代表团的条件甚至还要更加吝啬，只愿意在卡累利阿地峡做出一些小的改变，同时，为了营造这种绝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芬兰甚至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和战争准备，国内的报纸媒体也在大肆渲染一一

尽管这是“小国对抗大国”，但我们能从这明确看到芬兰方面并没有多少追求和平的打算

。 最终，芬兰代表团在接受“必须强硬”的告诫之后，前往莫斯科开始谈判，被指示强硬到底的他们没有对苏联建议中的任何一点作出积极的回应，谈判的第一阶段只持续了两天就结束了，而第二轮谈判也因为

失望透顶且神经绷紧的苏联领导层再没有心思将芬兰政府的“拖延时间”继续进行下去

，谈判以急转直下的方式结束。 11月13日，谈判陷入僵局的芬兰代表团离开苏联，至此，苏联领导层在下定决心的边缘心绪剧烈的徘徊，既然靠单纯的外交手段，甚至说愿意以牺牲一定的利益为代价都无法解决西北边境的安全问题，而且正如芬兰政府所言，“时间站在他们那边”，苏联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供其消耗了，更何况他们还有如此之多重要的难题有待解决，

此时能快速解决眼下这个问题的似乎就只有一条出路了一一战争

。

结论：

实际上，对于冬季战争，如果你认为苏联的行动在社义的正常范畴之内（即维护社义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那此事平平无奇，但芬兰“小国反抗大国霸权”于今天的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教育长大的我们来说毫无疑问是值得赞扬的。 可如果细究起来，我们也能看到芬兰方面从一开始就秉承着强硬的态度，没有和平的打算，甚至于他的外交姿态在绝大多数时期是高度倾向于纳粹德国并排斥苏联的，而苏联对于芬兰问题更多的并非当成一个领土扩张的问题，而是当成一个迟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一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在二战这种外部环境极度紧张的大背景下，最终爆发了残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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