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实践表明,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仍需要实现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这一根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
标志着
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
良好开端
。 (一)基本方针 《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
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呈现出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并且努力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
现实需要
。 毛泽东这里讲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既包括党内的因素,也包括党外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因素,也包括国外的因素;既包括直接的因素,也包括间接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一般来说,积极因素是处于主导的、统治地位的,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可靠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的
任务
是
创造条件,大力促使消极因素比较多、比较快地向积极因素转化,并同时尽力防止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逆转
。 (二)十大关系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报告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内容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 前五条主要讨论
经济问题
,着眼于调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其中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在论述如何开辟一条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新思路。 “十大关系”的后五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述的是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如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第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通过总结苏联、东欧在农轻重工业关系布局上,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提出中国必须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一方面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困境决定了我们要
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重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积累,为推动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得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文集》第7卷,P25)《论十大关系》提出了
工农业并举
的重要思想,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但其中应以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同时,不能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它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以往因为
战备问题
的考虑,忽视了沿海工业的发展,这是历史上所形成的不合理状况。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毛泽东文集》第7卷,P25-26)毛泽东指出
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既要重视发展
内地工业
,改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同时又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此为基础,加强和发展内地工业,促使
全国各地经济
的普遍发展,促进
全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
,促进
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更好结合
。他说,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必须依靠强大的国防力量所提供的稳定环境;另一方面,国防建设的推进需要建立在经济建设所提供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就面临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危险,“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得进步。” (《毛泽东文集》第7卷,P27)毛泽东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时,提出把
军政费用
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他说,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我们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即涉及到
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涉及到哲学上的
统一性和独立性
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总结苏联和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处理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
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毛泽东以生产单位的统一性与独立性为例,提出“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毛泽东文集》第7卷,P29)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个怪圈:中央管的过死,地方无活力;中央放权,中央的权威就面临巨大的挑战。毛泽东在总结苏联对地方卡得过死的教训上,明确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要
在巩固
中央统一领导
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
。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
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 (《毛泽东文集》第7卷,P31-33) 第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在总结苏联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不正常的教训基础之上,指出
必须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要巩固好
各民族的团结
,来
共同努力
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不是重点。” (《毛泽东文集》第7卷,P33)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向全党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又讲到,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提出:“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
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 (《毛泽东文集》第7卷,P36)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曾提出“反革命是什么因素?”反革命是
消极因素
,是
破坏因素
,是
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因此对于反革命的因素,必须坚决地予以
镇压
,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反革命中间的大多数将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必须
分清敌我
,化消极因素为
积极因素
。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镇压反革命要
少抓少杀
。他说,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第九,是非关系。毛泽东指出
讲党内是非,一定要科学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他说,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采取
恰如其分
的
合乎实际
的批评,甚至
必要的斗争
,这是正常的,是为了
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7卷,P40)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要勇于向外国学习”。
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
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
科学管理方法
。他区分了两种学习的态度,一种是
盲目的照搬照抄的学习
,一种是
结合实际批判性学习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 (《毛泽东文集》第7卷,P41)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说明在关于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有不符合实际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 毛泽东又总结道,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即
能够顺利解决
和
不能顺利解决
。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
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
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一定
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三)基本要求 1.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一是党的领导是
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同志早在1943年就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
领导核心
,反对‘一国三公’。”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党的领导制度。1954年制定的宪法明确了党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正式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入国家制度。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标志着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我国进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7年,毛泽东提出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
社会主义道路
和
党的领导
两条。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二是党是
领导一切
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三是要不断加强
党的建设
,这是一项“
伟大工程
”。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2.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八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加强对于国家工作、国家机关、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等各方面的监督;提出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
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总之,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方针,对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大量
人民内部矛盾
逐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 (一)国际国内背景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
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浪潮。波匈事件对我国也有一定影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及少数干部存在着
官僚主义作风
,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部分
群众的不满
。1956年秋冬,在一些农村、工厂、学校还出现了“闹事”的情况。面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也缺乏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经验。这表明,在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时候,面临着一个
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
。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存在什么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专门作过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一开始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后来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
阶级矛盾
,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党在八大前后,特别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1、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正是这些
矛盾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
。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他提倡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2、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特点:“
又相适应又相矛盾
”。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矛盾
仍然是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冲突,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
人民根本利益一致
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
非对抗性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它还很
不完善
,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其中,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方面,相矛盾的一面是
非基本方面
。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
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途径,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3、提出了经过社会主义制度
本身
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
技术革命
和
社会主义建设
上来,要求各级党委要抓
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全党要
学科学、学技术、学新本领
。
4、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性质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了
中国
的社会矛盾
。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强调: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敌我矛盾
是人民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矛盾,这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包括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
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因而是
非对抗性
的矛盾。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我国,由于
民族资产阶级
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提醒人们注意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
转化
问题,认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互相转化。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反之,有些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则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论述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他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
分清敌我
的问题,后者是
分清是非
的问题。“我们历来就主张,在
人民民主专政
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
专政和民主
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所谓
专政方法
,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内部那些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
依法治罪
,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
从事劳动
,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为
新人
。所谓
民主方法
,就是
讨论
的方法、
批评
的方法、
说服教育
的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
用
民主
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一个总方针。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实践中的不同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原则: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对于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对于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克服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也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对于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艺术实践去解决;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实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方针,都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方针的具体化,为解决不同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
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强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
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生活
的主题。这一论断的
根本着眼点
,在于
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
全党的注意力
转到
社会主义建设
上来
。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科学揭示了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实现工业化是
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
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
重视国家的工业化
,提出
保护民族工商业
的政策。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难以获得大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为我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
根本的政治前提
。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很多工业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对此,党把
实现国家工业化
确定为新中国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为了弥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验的不足,我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也由于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我国一度过多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比例失调
,这就促使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思考如何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第一大关系,便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
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 鉴于中国
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
的情况,毛泽东指出,以
工业为主导
,把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以逐步建立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
,这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安全,实现国家富强所必需的,是毫无疑义、必须肯定的。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
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他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既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又可以增加资金积累和扩大市场。这不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
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毛泽东提出了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
的总方针,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思路,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 1.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
明确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
和
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
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 2.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采取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提出了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
稳步前进
的方针。毛泽东多次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既要顾全大局,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同时,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开展与外国的经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3.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
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
。在科学技术方面,党中央提出了“
向科学进军
”的口号,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教育事业方面,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刘少奇提出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全日制的教育制度;一种是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即半工半读)。在文化工作方面,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认为,利用行政的力量去强行禁止,不利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
4.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
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在
革命和建设
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周恩来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善于
团结
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5.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提出了
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
补充
的思想。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思想。
陈云
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6.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
积极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毛泽东提出了
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
的思想,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工具,要有计划地大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刘少奇提出了
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的主张,以及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陈云提出了要建立“
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
”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主张企业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责任制,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
两参一改三结合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
职工代表大会制
等思想。 7.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是
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一个重要思想,对于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其中涉及
国防建设
和军队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其他理论成果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
社会主义建设的
阶段性
和
长期性
作了一个判断。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
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具有
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现
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
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方针和政策。
(二)关于“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关于 “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如果我们不建设起
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4 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次会议 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
”。同时,周恩来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从第3个五年计划开始,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第一步要建立一个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要
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长期探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极大鼓舞了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中国人民,并成为他们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
链接:
五年规划(The Five-Year Plan,原称五年计划),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中国从
1953
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除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为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回顾五年计划/规划的历史,不仅能描绘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大体脉络,也能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对比与检视过去,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从而指导未来的经济发展。
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3月12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三)关于科学教育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
在科学技术方面,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
科学技术现代化
,要实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教育事业方面,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
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刘少奇提出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全日制的教育制度;一种是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即半工半读)。在文化工作方面,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认为,利用行政的力量去强行禁止,不利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周恩来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
为社会主义服务
。
(四)关于国防建设
国防建设背景:20世纪60年代,台湾蠢蠢欲动;印度采取“前进政策”;美国对越南实施军事干涉行动,开始实施“特种作战”,并插手中印争端;苏联在我北部边疆制造紧张局势;1969年3月2日,侵入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制造“珍宝岛事件”。
由工业化和经济建设转变为“
备战整军
”:全面展开战备交通、战备通信、后勤战备、人民防空等战备工程建设,“
三线建设
”开始布局。
中心思想为“
备战、备荒、为人民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1964 年5、6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三五”计划时,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他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据此,中央改变“三五”计划的最初设想,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总目标是: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
纵深地区
建立起一个 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链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三线地区的省市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和陕西省的全部,山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和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等地区。
三线建设包括
大三线
和
小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是
中国国家战略后方基地
的建设,是三线建设的主要部分,建设内容是建立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中国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三线建设的主要部分燃料动力和农业、轻工业在内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小三线建设是指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战略后方地区建立以迫击炮、火箭筒、无坐力炮、步枪、机枪、冲锋枪及其弹药和地雷、手榴弹等轻武器生产厂为主,包括为武器配套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等在内的地区后方基地。主要为
满足地区自卫战中地方部队和民兵作战需要
,也为
野战部队
提供武器弹药。
197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按照“
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原则,对三线地区国防工业进行调整。三线建设历经3个五年计划时期,涵盖13个省、自治区,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了数千个建设项目,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1/3。(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五)关于祖国统一 “一中原则”:1949 年10 月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指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关于“台湾问题”:内政问题 由建国初的武力解决台湾方针—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平解决台湾的设想(具体方针政策: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坏)—1960年5月“一纲四目”(“……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 粉碎了美国“划峡而治”的图谋! (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 “
三大外交方针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个“中间地带”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
三个世界划分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七)关于执政党建设 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根本宗旨和组织原则的普遍原理,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正确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党原理和原则: 要以
马列主义
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中国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 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地位
; 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建设党; 把
党的思想建设
放在首位;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
先锋队
性质; 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以
群众路线
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 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保持全党步调一致,保持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
; 高度重视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高度重视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
;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强调党内斗争要执行“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创造了在全党通过
批评与自我批评
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好,坚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的方针; 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
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等等。 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在毛泽东一系列著作中都有体现,有代表性的就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关于健全党委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诸多著作。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们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上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如周恩来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加强调查研究》、《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过好“五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保持党的正确领导》;朱德的《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执政党的干部问题》、《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健全党内生活》、《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等。这些论著,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同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还模范地实践着党的纲领、路线、宗旨、作风,用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