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古典理性主义于现代的再现

柏拉图通过一个洞穴隐喻向世人展现了他眼中的终极实在——理念，一个所有具体存在之表象背后的普遍的本原。他沉浸于抽象理念对于一般经验事物的超越当中，忘却了这种超越与普泛并不来自外部，而在于主体之内。他摆脱了洞穴中摇曳的幻影，却又步入了形而上的更为飘渺的位面。

在谈论“理念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为什么会有理念”需要先被讨论。主体的自我意识在面对经验世界这一被知性分解的表象之整体时，感受到了一种无可消解的缺失：在纷繁变化、充满偶然性的表象之流中永远无法获得一种普遍必然的确定性，当下被确定的总在下一瞬流逝，下一瞬将来到的却又无可预知。这种自在的确定性、明证性不仅成为了柏拉图的，更成为了自他之后所有哲人的对象a。在这一永恒缺失的驱动下，象征符号的自我同一性（A=A）被主体回溯性地设立为了客观实在的普遍必然性，现象与理念间的关系由此被倒置。就像溺水之人本能地抓紧水中的一块木板一样，我们称之为形而上的、理性与思维所在的维度于理念这块木板之上被建立起来。形而上学必然失败，主体对实体的符号化把握总有剩余，事物本身永远比它的概念更丰富。形而上学无可避免，去符号化的主体将坠入混沌的实在界中“溺亡”，从此不再能够言说。

相较于他的学生，柏拉图更忠实于他心中的热忱——将理念的超越坚持到底。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彻底地被割裂开来，后者仅仅作为前者拙劣的摹本存在，分有前者的实在。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本体论上赋予了形式与经验事物相对平等的地位，从而与他偏向于观测经验世界的认识论相适配，这恐怕可以称得上是“理念论的修正主义”了。形式与质料相结合为实体，超越性的理念被禁锢在了自身不完美的表象之中。亚氏在理念本原说的预设上，回溯性地将理念分为了形式与质料，而这种二分却又仅仅来自于经验，他却从未反思这些构成他范畴论立论基础的经验材料中的语用习惯来源于何处。理念第一性在“形式的形式——理性、逻各斯”中得到了保留，符号体系内在井然有序的等级制便以各种范畴的形式被铺设开来。

如果要问亚里士多德在当世是否还拥有追随者，我想通常的回答将会是否定的。无论是他的物理学在中学课本中被不断“推翻”，还是将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发展到极致”的经院哲学早在笛卡尔后就成了冢中枯骨。似乎他成为了知识史上绕不开，但又必将被扬弃的一环。然而，科学主义者与分析哲学追捧者所声称坚持的“现代理性”不过是这种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次“借尸还魂”。他们将亚氏形而上学中对实体本原的追问“剔除”（大概他们认为自己早已获得了“答案”），保留了对数理逻辑的研究，并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终结。他们完全没有领会到“我思故我在”中主体内在的张力，也没有怀疑一切，从头开始建立体系的勇气。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则是现代所发生过的对现代理性主义最大的一次背叛。真正的理性主义者恰恰会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在笛卡尔眼中，数学观念这样明白、清楚的对象，同样也是可疑的。

如果说先验哲学家对于观念持一种矫饰的姿态——我们深谙观念的非实在性，实体的表象与它自身之间有着无可弥合的分裂，但主体在生存中介活动中必须当它存在，人类无法逃脱为自身打造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囚笼。那么分析哲学家无疑陷入了一种对符号系统、象征秩序的恋物癖当中：他们真切地相信逻辑的实存，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也许并不愿承认，但在他们的先验视域中，逻辑已然是实际上本体性的存在。这一对康德的反叛使他们退回了经院哲学，只不过手中所执之经从宗教典籍替换为了科学话语、大学话语。他们声称拒斥形而上学并“解决”了一切哲学问题。但这种“反叛”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修正”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的反形而上学尝试恰恰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这也导致了分析哲学如今作为科学婢女而存在的尴尬境地。在纯形式符号游戏中拥有强直观能力的人，往往直接拥抱了数学或者理论计算机科学，他们常调笑分哲是某种语言游戏（事实也正是如此），而物理学家在科研实践中存在的非逻辑性和经验主义倾向使他们也无法忍受分哲的逻辑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