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个总是能理解任何一方苦衷的人，其实往往最难被他人理解

我已经很平和的心态了，遇见不可能改变的人和事，既往还有些骨子里展露出的反叛精神和行为，这段时间，相对好些了。既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犹豫胆小到浑身充满刺和戾气，其实这两种劫难相反的状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内心缺乏安全感，尽可能不让外界伤害到自己。既往时刻认为自己赔笑脸 ，谨慎说话办事，是最好的保护色。这几年，收获了一些自信，认为张牙舞爪，大声吠叫，就能吓退别人的坏心和坏行为。但我觉得都不对，达不到我内心期望实现的平和的状态。之前还安慰自己，觉得还年轻，性情冲动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是自己所求太多，对生活还有更多憧憬期待，叠加自己要强的本性，导致自己会拧巴痛苦。不如将这些耗竭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正确的事情上。

练字静心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正如此刻，航班已经延误了4h，依然起飞待定，既往的自己肯定烦闷，现在，穿着马裤，掂着拖鞋，感受烟台凉爽的海风吹拂，在满是人的候机室，敲打下这些文字，也是惬意的时光。

时常反省自己，定期提醒自己，是我自己治愈自己的最佳方式。索性，我还能够有自我弥补的欲望和能力。不至于在波诡云谲，失序失控的时代下，处于迷茫不自知的状态。

苏轼的一生，少年出场不久，就处于宦海的浮沉困境。他关心百姓的疾苦，理解党派的苦衷。这就是宋朝黄金时代的士子，他欲以中正，救万民。可后人多以其政治斗争经验缺乏，致仕能力稚嫩，而将其在官场中的跌宕起伏定性。其实，作为诗词大才的苏轼，正是因为左右两派都能理解其苦衷的共情能力，才导致了很多时候的迷茫稚嫩，但内里居正，不曾有害人之心，遂也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政敌的出手相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反对你的政见，但知晓你的苦衷，理解你的心善。以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三人的故事为例，最贴切不过。

苏轼与王安石

三人生于同一时代，曾经互为朋友，而在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和司马光反目。司马光，一反常态，变成激烈的反对派和保守派。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卸任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苏轼与司马光

王安石退任后，司马光上台，以雷霆手段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此刻，司马光不曾料想，自己曾经的政治盟友苏轼却“倒戈”了。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在政治官场中，这样站队意识差的人，注定了在官场是要左右碰壁的。可有时候，人的一生的评判，是要留与后人更为客观公正的品评。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好人好报，坏人坏报”。但很多人依然坚持遵循善良初心践行好事。

从龙场顿悟的知行合一，听到现在心学归宿之致良知。从字面上来看，好像这个良知与人之初，性本善相关，但我觉得，王阳明是参悟佛学，道家，程朱理学后自创一派，应该不是简单的劝人从善吧，加上12岁时他作的那首让我印象深刻的《蔽月山房》：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有人眼大如天，

当见山高月更阔。

多么恢宏大气的视角呀，才12岁呀，就已经有超脱凡世，站在造物主的视角去审视万事万物的意识，那他的这个致良知的良知，我觉得应该要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上去思考。我们知道，心学也分非常多的派系，我没兴趣去仔细看，但我以我自己理解的去解释。我读《明朝那些事儿》四遍半应该是有了。第一次读到一半读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权力斗争好无趣。无非是换了朝代换了演员，依然是几派势力之间的争斗。后来看了几遍，都有不同的感受，却也让我知道未来究竟要怎样去度过自己的一生。就是历史长河中，有投机取巧并安享晚年的，有刚正不阿英勇就义的，有一生清贫不世故的，而你要怎样选择度过你的一生呢？这时候你谈好人有好报，很虚空，一生之中有多少人会见证好人好报，坏人不得好死的场景？而如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能找到普适的一些规律，就定位道吧，这种道就是当年王阳明格竹想要探寻的东西。

而此刻的现实世界，我能明显感受到新老世界正在交替，有些人在迷茫，期冀抓住曾经的存量财富，想要继续按照自己多年形成的财富获得方式行事。但好像怎样做怎样错。有些人短暂迷茫后，扑下身子积蓄能量。谁都会说要走在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上，但谁能知道哪一条是正确的？奸猾商人和贫苦打工仔，炒房者和拆迁户，90后和95后，各自都有自己心中的正确道路。这时候，你就需要找寻历史长河积淀下来的普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