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正在固化：谁是高等教育利益的获得者？

学术论文：

《高等教育使谁获益更多？——2003—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异质性回报模式演变》

研究人员：

郭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周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结论和讨论：

（一）结论

利用CGSS 2003-2015年的九期数据，使用PSM、HTE模型等多种方法解决忽略重要变量和样本选择性等内生性问题，估计了中国2003-2015年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历时演变过程，并估计了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回报模式及其演变过程。从教育回报模式来看，2003-2006年间表现为“波动—中低层激励型”，2008年之后则呈现为“倒U形”回报模式，即高等教育回报率只对倾向得分值处于中间的人群（对应于中产阶层）显著，但对两侧（较高与较低倾向得分）的人群则不显著。

从教育回报模式来看，2003-2006年，倾向得分处于中部或底部的群体潜在教育回报逐渐升高，即“波动—中底层激励型”。但如果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的时间来看，2003年前后正是扩招的学生加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而2003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层及底层群体教育回报率提高，也正是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正向的平等化效应。2008年之后，高等教育回报模式发生了转化，并逐步趋于稳定。高等教育给最低和最高阶层的经济激励甚微，而中间阶层成为教育回报更高的人群。高等教育回报模式呈现出“稳定—中层激励型”态势，即“倒U形”回报模式。

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高等教育回报率的角度来看，个人能力和家庭出身同时显著地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刘精明，2014)。但个人能力本质上仍然受自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即家庭出身影响着个人能力，能力又影响入学机会，进而影响个体的教育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出身不仅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还影响着个体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对底层群体而言，获得优质大学教育资源的机会微乎其微，尽管可以就读于较差的本科或者专科，但这样所获得的经济回报也相当有限。这也符合“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而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由高等教育带来的“净”的经济回报看似较为有限，实则是被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其他形式的资本回报掩盖了，并因此导致这部分的经济回报“不显著”。而唯有对中间阶层的群体来说，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决定了其能否进入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业与行业，并带来显著正向的教育回报。

中间阶层作为高等教育回报率最高的群体，也将是当前社会结构中获益最多的群体。他们在维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同时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流动性，使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和合理。

（二）进一步讨论

教育回报是人力资本、社会流动和分层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在两个方面继续深入：一是讨论了数据与估计方法的问题，如内生性问题、历年倾向得分估计模型中的变量设置问题、HTE模型本身的方法论等；二是讨论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回报率水平与模式，并对高等教育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讨论。

必须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潜在的问题。一是数据的选取与使用问题。适合进行长时段的社会变迁研究的追踪数据相对较少，CGSS覆盖时间较长，但并非追踪数据，且更换过抽样框。因此，在进行因果推论时，采用CGSS这一混合截面数据需要有较强的前提假定，要求每期都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及测量的稳健性。二是变量层面的问题，个体过往（如14岁时）信息的选择和采集存在“回溯性偏误”的可能。三是CGSS数据中缺少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详细区分，如重点大学、专业等等，导致对不同阶层所获高等教育的质量、激励缺乏区分和进一步讨论。

针对“倒U形”回报模式本身，我们必须谨慎思考这一分层过程是否逐步趋于稳定，是否强化了底层和上层的固化。这个问题的潜在含义在于：何种分层模式、何种社会结构是最优的？本文无意进行更多的价值判断。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教育能否成为社会底层有效的社会流动渠道，仍然需要在相关政策制定和评估时加强讨论，使教育真正成为塑造社会结构的积极因素。这既涉及基础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也涉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本文对于高等教育回报模式的发现，特别是“倒U形”回报模式的发现仍然是初步的，尚需进一步的讨论与事实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