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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布的更新搁一天，抱歉。这篇刚校对完成，想先发出来。

本文选自《剩余与剥削》。

作者：@经学家（匿名）

校对：我

注：本文中作者的《逻辑学》一书指《逻辑学：逻辑的颠倒进程纲要》 

标题为 第一部分标题 + A小节。直到更新第二部分前，后续更新只会保留小标题。

第一部分 马克思的剩余及其社会学

 

就一种理论而言，为了构造自身的实在性，始终要去呈现某种“先验形式”的界限化，如此一种“范畴”作为其“效用性本身”，也继而将样式的规定性实现为“形式的内容”结构，随后作为某种“类的填充”。随之，这种空形式也就表达为类的填充，这也就表现为“归纳逻辑”。但此时它们所完成的“范式”实际上是某种“符合论”，因为一种理念，表达着它的独特性往往意味着：每一种物的特殊性就具有某种理念。而现在一种“普遍的形化”作为理论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统一”，也就是说——置于理论的“可解释”之中，故这种“符合论”，最终形成某种方法论，而作为这种方法论的本体构建也就在：具有一个绝对理念的指导的道路。

所以，任何一个概念为了说明自身的纯粹性，只能将自身置入“不断洁净自身的历史”，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原初性的要求”，即使作为直接的概念自身的纯粹性来说，这种“历史”也只是“虚假的先验实在性”。故如果我们不再依赖某种“范式的说明”，而仅仅是将不断的“虚假的先验构造”实现为“实在”的话，那么它也就可以保持纯粹的自身了。此时它们的“理念”本身就是一种“充盈”，而所谓的“范式的说明”，也仅仅是呈现的样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映现、及其反映罢了。

故此，一种理论界限的说明恰恰在于：理论自身的实在性，它不再具有某种“迷信”和“虚妄”。也就是说：理论自身的概念，恰恰是束缚自身的“先验形式”，那么此时我们就可以指出：任何一种理论本就要作为它自身的界限，并且在这个界限中，实现其效用性。如果要构造为符合论，要么阉割那个“符合对象”，要么拓展“理论本身”，就这个“阉割和拓展” 来说，它们早就失去了“原初性的理论”，而仅仅是成为“合理性—统治的工具”罢了。

至此，他们的行为或许可以被视为某种“标榜自身”，陷入某种“控制论”之中。我们自然可以承认：一种理论具有它本身的效用性。而对于他们来说，“对传统的继承”，也仅仅是一种“宣称的虚名”：例如，我们把一个理论视为“A”，“A”具有“A”自身的原初性，那么它的效用作为“纯粹的自身”，也仅仅是在“空间中实现的A”，或者说作为“A”的“内时间性”。如果此时有人说：我们是借着“A”去发展“B理论”，其本质并不是“A”，他们只是觉得自己高于“A”理论，并且可以“统治它”。至此他们也就形成了“理论自身的吞噬”，在这里无论他们如何洁净自身，他们都是不洁的。不可否认，“B”理论以其自身的“原初性”，具有它的“独特性”，但是它始终不是“A”。如果他们要用“A”来说明“B”的合理，其本质就是一种“对于理论的不信任”，或者只是不断地用符号去形成合理结构的符号设定。

我们需要的说明就是：一种特殊的自身，其实就是不断“差异的自身”。此处形成“效用性的自身”，也仅仅是设定“理论自身的界限”，并“看见理论的界限”，这或许可以被视为“理论的牢笼”。但是，只有理论在“牢笼中”，它才不会成为某种“吞噬者”，随后将自己佯装成“万物之主”，投身到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之中。

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它们的本质则在于：遗忘自身的原初性，企图突破牢笼去吞噬他人，从而到达某种“控制—秩序”的目的。至此，它们都会用虚假的谎言去标榜自身的“正义”，并且去设定自身“正义的合理性”，但是实际上它们仅仅是剥削了“正义”，随后给自身打上“正义使者的标记”，而形成某种“师出有名”罢了。但可笑的就在于：他们与敌人的一齐死亡，因其均被置入了“正义的纯粹性”之中，也就是说——他们用死证明了自身的正义，只不过他们的敌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大地的回归，仅仅是看见了某种“形式设定的符合性”，那么你们自诩为正敌人也依然具有“自诩的正义”，而他们对于正义的证明，也就表达在死亡实在性之中，于是就诞生了这样的一副图景：为了正义去牺牲自身，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情。他们在阳间无法携手，反而在阴间获得了“献身的同伴”，这是一种“化敌为友”的高尚，却又是在承认“阳间无意义的无奈”。这种否定实际上就是“秩序本身的否定”，换句话来说——它是一种不断的投生。

所以，一种“愚昧—欺骗”从来都不是“愚蠢—迷信”，而只是“不愿意看见纯粹”，或者是“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真相”。在本人的拙著《逻辑学》中，任何一种“逻辑的断裂”所完成的在于决断本身的“抉择中”，故它作为某种“概念自身的纯粹化”，也就实现为概念的运动，并在运动中“构造”。而我们始终可以指出的是：空间之物的断裂作为“抉择”，实现在无限的可能性的自身选择之中。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断裂的阶级性，如果作为“同一的”，那么它们的大地性最终回归到那个“信仰的最终对象”，而此时“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1]才实现为“不断的大地性的回归”，并且实现为“同伴”，但他们始终寄托的，依然在于“不断的纯粹化”，而这种纯粹实际上就是一种“洁净”。故这种纯粹宗教不再是某种“统治”，而是归还，也就是说：作为不断的意向性，而去形成自身的“原初——纯粹的自身”。

如此，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在于：对于对象本身的揭示以及构造。而此时对象之所以为对象是实现在“始终的异在的差异性”，故此时他们也就将“个体之在”实现在“显现的差异性之中”。也就是说，这里的进程作为对象，也就构造在：差异的断裂选择的构造，那么此时不断勾勒的自身也就形成某种“不断凸显自身”的设定。所以此时它们的差异就实现为：对象的自身对对象呈现的差异实现，也就是又一次回归到“认识本身的对象构造中”。

故此，一种对象的呈现自身的境遇，也就塑造在“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本身”，那么此时责难某种理论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在责备自身的无能。然而它们却具有“高尚的吞噬的野心”，却不知自己始终被“逻辑概念的纯粹化”所“摆布”。因为这里的问题始终在于：抉择—断裂之中。所以任何一种理论，作为“局限性的理论”，本就只能意识自身，并且在这个意识中视见他者。

所以，对于理论的改造，除了给它自身“续命”和诉求自身的“合理性”以外，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改造的根本目的在于：统治—控制，而不是理论本身。当然对于理论来说，这种“统治—控制”的本质也要归于“此理论之中”，并且在这里实现它们自身的“欲望诉求”，并且构建它们自身的纯粹性——那么此时“吞噬的纯粹性”在于：单纯的想吞噬他人的实在性。当然不可否定，这也是一种选择。

因此，在一种被诉求的现实规定性中：规定性就表现在被看见的概念现实，如果在这里产生了差异性的斗争，那么这里所表达的仅仅是需要一个“视见的同一”。由此“死者”都成为了“同伴”。虽然这种献祭本身具有概念的高尚性，但是献祭所表达的具体的现实的性只能将自身的视野规定在：为了同一而实现的“奉献”。故此，他们选择的世界只能是：单纯的，单调的，或者说单向的。但这恰恰也是它们所意愿的，因为它们用自己的死亡而实证了某种“概念自身的空间性实存”，换言之：作为世俗性的不断视见。因此，“死者要不断地复活”，也就是说“在视觉及其期盼中”，作为“高尚的死者”，实现“继承”。原始的宗教，诸如“女巫”正是如此这般。所以：死者以一种奉献性表达着高尚的延续，这不单单是死者的秩序，同时是高尚的秩序，而这样的一种延续也就规定了“秩序延长到了现世"之中，由此这样的一种高尚，又表达着纯粹化的自身。

所以此时一种现象作为最初的“统治”，就要实现为“理论自身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作为一种“认识”，也就构造在“对象自身的境遇中”。这种“在物中的关联”，实际上是一种“崇拜”，以及对崇拜的自身的“坚信”，那么此时这种“渗透”作为“欲望”，也就实现为某种“生命中的自身冲动”，也就是在这里：一种精神和物的“剩余”，不断交互自身，并且在这种“交互中”实现为它们自身的“现象样式”，因而此时它们也就缔造在“剩余作为他们自身的现世循环”，而不断地被揭露于“此之中”。

 

A.     马克思的“剩余”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老朋友蒲鲁东，那么自然也不会忘记其对于经济学所下的判断：“凡是劳动都会产生剩余”。蒲鲁东将这一条定理视为经济学的核心，因为“经济活动”作为“物和物交易的中介”，实现在“中介的可操作空间”，而这种“中介”一旦实现为某种“利益的私有化”，那么他就必然会将“剥削”的那一部分视为一种“剩余”，但实际上这种“剩余”首先是一种“消耗”，也就是：物和物之间的交易追溯对象所完成的“消耗”。而这种“消耗”一旦构造，那么“物”就变成了“商品”，以物易物就变成了“商品流通的过程”。与此同时，“消耗”作为“商品流通的不可避免”，却可以实现为“劳动的再利用”，故而剥削这种“消耗”去增加“商品流通”劳动率。所以我们可以指出：剩余的一种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物”，而是一种“劳动”，它们将“劳动的物”以“可以满足生存条件”为标准而划分“剩余的界限”。因此，原本在“物和物的交易中”所完成的消耗，在这里就变成了“资本再利用”，也就是说：被视为某种中介的劳动。那么这种商品流动一旦增加，自然交易就会增加；交易一旦增加，经济就自然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原始性”，就在于“劳动”所产生的“剩余”。

所以在经济中，只有假定了某种“剩余”才可以进行剥削，而对国民经济学来说，这种剥削的前提实际上在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同时作为“一切都是可交易的前提”。故此时一种“原始性”也就成为了“资本”的必要前提，这个前提中“劳动”所完成的“剩余”，还没有达到原始积累，却实现为“原始积累的现象”。而劳动之所以会完成剩余，就在于“资本”所完成的“生产者和生产商品的分离”。所以，一种原始积累的必要形成条件实际上就构造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进程[2]。而这种进程一旦形成也就意味着：劳动的商品并不是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资本家，所以“剩余”作为一种现象恰恰说明，只有剩余才可以产生剥削。

所以我们可以指出：一种原始性的交易也就不再存在，它成为了“中介的交易空间的无限扩大”，用这种方式去摆脱“以物易物”原始结构，去呈现为一种“工业化的生产”。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具体的人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权，成为了抽象的人，而抽象的人不断地异化自身，也就变成了“片段式的结构”。所以：异化劳动导致了精神的异化，而精神的异化导致了教养的异化，换句话来说——它们不再去追求天性的自然呼唤，而是呈现为社会机械的需要结构。

但是我们却需要指出：剩余的本质实际上在于——中介成为目的，才将中介视为“整体”，因而，剩余一旦成为了原始积累的必要条件，那么“劳动”产生“积累原始资本”就变成了“必然进程”，而这种“资本累计”一旦呈现为“现实”，那么一种“主动的——我想去劳动”，就变成了“被动的——如果我不去劳动，不成为社会的螺丝钉，我就会饿死”。换句话来说——中介一旦成为“整体”，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吞噬物”，并且不断地专业化、机械化，完全丧失“人的自然性”。

所以这种分离作为“进程”，实际上是一种“资本的历史”。而资本一旦成为历史，它就要以降临姿态去呈现它的“纯粹性”，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选择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会被动地陷入“资本的无未来”，而如果这种“资本的抉择”是一种“民众的需要所诉求的政治决策”，那么它们作为“社会性的伦理”，只能构建为“承受这种纯粹性的降临”。我们在“导论”中看到：我们所需要的恰恰在于，现世的无限性，那么此时一种“可能性”作为“降临”意义，也就实现在“不断的抉择中”。但是一种“中介”作为“空间的空缺性”，却要实现“概念的跳跃”，也就是说——这里的要求就成为了《逻辑学》的要求，不断的断裂自身而流落到大地之上。

至此一种“运动”，却又要区分“主动—被动”，但是运动之所以按运动的样式而呈现，是因为他们自身所规定的“形而上学”所规定的样式跳跃。蒲鲁东指出：经济学之所以实现为它自身的现实，就在于它是一种运动的形而上学——对我来说，经济学是形而上学中的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行动中的形而上学，是以不断流逝时间为背景的形而上学。因此，谁要是研究劳动与交换的规律，谁就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专家[3]。因此一种形而上的现实性就在于“纯粹概念的自身降临”，而此时一种“变动”，实际上是一种“主动地选择资本后”完成的“被迫的降临样式”。因此，形而上学的现实性就在这里——它作为某种“存在结构的降临”意义，而对于其“历史”而言，就是不断的摧毁，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要求“保留”（即一种可能性的保留结构）。

如果说物是剩余，是绝望且看不见光明的话，那么精神的剩余，就是“以死之人”作为“寄托的希望”。它们寄存在“遗留之物中”，并且实现为某种“遗产”，而这种剩余的纯粹性在于：它始终可以保留自身的纯粹性，也就是说，“它们是曾经的历史”并且作为“历史的遗产”。这或许和中国的“以史为鉴”相似，但是这种剩余所诉求的，则在于某种“观念的继承”，即作为一种“精神的趋向性和剥削”。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而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进行生产就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4]。如果在这里精神被视为某种“价值”，那么一种“精神的剥削”也就形成为“不断地剥夺某种自主性”，并形成“为资本家生产剩余”去构建某种“原始积累”，所以在这里“工资”作为一种“报酬”，实际上就嫁接在“不断合理性的剥削之中”。而对于蒲鲁东来说，这就是一种“盗窃”。

所以在这里：工人要为资本家产生剩余价值，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它们在这里已经形成了“绝对剩余价值”，因为“生产剩余”已经成为了一种“目的”，并且在这个目的中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换句话来说，绝对剩余价值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垄断之中”。与之相对的就是一种“相对剩余价值”，在这里它考虑的就是如何缩小“消耗”，那么它就只能依赖技术和社会福利，以及商业运营。故马克思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之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革命[5]。所以前者在于：剩余的绝对产生，而后者在于“剩余的决策运营”，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它们始终是作为“剩余的样式规定”，换句话来说：它们始终是为了扩大“剩余的空间”而形成“资本主义秩序”。

所以，如果经济学的前提在于“剩余”，那么资本的全部构建实际上在于：具有剩余的基础。至此我们反而可以说，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帮凶。

 

现在我们将视野拉回到“观念—精神”中，它们作为一种原始积累，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一种“基督教的原罪教义”——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其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6]。而这种精神的“剥削的绝对性”，实际上就形成在——宗教作为统治，而回归到它的“纯粹的忏悔中”，并且企图呈现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换句话说，它们用宗教去形成“精神的垄断的资本化”，而这种精神的资本家完成的就是，精神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除了信我主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异教，随后又在这种打击异教中陷入战争。故他们也就形成了如斯宾诺莎所说的：假如专制制度的秘诀主要是欺瞒人民，用宗教美丽的外衣套在用以压倒民众的畏惧的外面，这样人民既可英勇地为安全而战，也可英勇地为奴隶制度而战。为一个暴君不惜牺牲生命，不但不以耻，反到引为无上的光荣[7]。所以此时一种精神的“剥削”，又实现其“趋向性的被动”，反而被错解为一种高尚，而此时这种“观念”作为“剥削”，却依然无法被视见，因为他们始终隐藏在“高尚的外衣中”。而这种剥削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种观念的甘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物的剥削实现为某种憎恶，那么对这种精神的剥削所实现的恰恰是一种向往，因为在这里它所诉求的恰恰是“意义”（这里的意义，显然是外在性），它是一种“对于苦难的拯救”，但却又在这种拯救中剥削你的灵魂。

所以，精神剥削比物的剥削更加可怕，不单单是其无法被意识，同时实现了其高尚的迷惑性，而这种精神剥削的最初样式实际上也就在于——神权政治之中。

 

注释：

[1] 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 《圣经.马太福音》 22：21

[2] 马克思《资本论》 卷一 第24章 1.原始积累的秘密

[3] 蒲鲁东 《哲学的贫困》 第一章

[4] 马克思 《资本论》 卷一 第十四章

[5] 同上

[6] 马克思《资本论》 卷一 第24章 1.原始积累的秘密

[7] 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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