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长城？
↑以地理的视角，专注于探索极致世界
碰撞孕育多彩，碰撞诞生强大。
我们曾用一篇《中国从哪里来》讲述了板块大碰撞如何塑造中国的自然地理。而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同样与一场碰撞密切相关，这便是农耕与游牧长达数千年的碰撞与融合。碰撞的最前线，至今在地表之上历历在目，即地球上最壮观、最绵长的文化遗产——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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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长城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密切相关。
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与长江、黄河并列，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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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无视山川险阻，无视海拔高差，横穿戈壁、翻越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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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跨越万里山川，成为一条长达21196.18千米、相当于赤道周长一半的长龙，一条古代文明史上再没有可以与之比肩的长龙，更是全球史上规模最为宏巨的人类作品。（上述数据来自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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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还要从中国大地上一场影响深远的分野说起。
01 分野
距今约1万年前起，定居的农耕族群逐渐在中国南北方扩张。但在北方草原地带，农作物难以生长。近3000年前，伴随着对动物的驯化，人们开始驯养牛羊，逐水草而居，一种与农耕迥异的游牧族群诞生了。
中国大地上自此出现了农耕与游牧的分野，也开启了两大族群长达2000多年的对抗。或是游牧民族驱马南下、叩关抢掠，或是农耕王朝越线反击、直捣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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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2000余年的战国时期，互相攻伐的诸侯国在彼此的边界上修筑连绵的墙体，是为边墙。并附有关隘、亭障等设施，以防备敌国突袭。很快，更靠北的诸侯国也将这种防御体系应用于对游牧族群的防御，这便是后世所称的长城。值得注意的是，长城从诞生时起就不仅仅是只有边墙，而是包括关隘、亭障等一系列设施在内的成体系的防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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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防御体系，本来机动性极高的游牧骑兵只能选择绕道或攻破长城才能南下，机动性大为削弱。并且即便攻破一处长城，游牧骑兵也要面临南下后被堵截后路的风险。长城由此成中原诸侯国对抗游牧族群侵扰的利器，愁容也随之转移到了后者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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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乎没有谁会意识到，长城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双方战术层面的改变，而是政权组织前所未有的质变。长城以内，秦国以惨烈的战争扫灭六国、一统中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在农耕地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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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以外，原本分散的游牧部落面对无法突破的长城，开始走向联合。茫茫草原上，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也悄然崛起。他们将成为此后数百年间，农耕民族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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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壮大的匈奴，趁秦国统一六国、无暇北顾之际，突破长城，攻占河套。秦朝建立后，大将蒙恬率军击败匈奴，并沿着分隔农牧的阴山切割岩石、垒砌石墙，是为阴山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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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如此，显然无法满足抵御匈奴的需要。诸侯各自修建的长城，被蒙恬连为一体。西至甘肃临洮[táo]，东达朝鲜半岛，在中国的第一座大一统的农耕王朝与游牧帝国之间，一条长达一万余里的防线万里长城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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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秦朝以严苛律令征发众多百姓修建长城。其间发生的无数辛酸与悲痛，成为孟姜女传说的素材。而更多的暴政叠加，最终逼迫农民揭竿而起，也敲响了暴秦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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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亡之后，新生的汉王朝亟需休养生息，因而与匈奴暂时联姻修好，并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文帝致单于，出自《史记•匈奴列传》）。在看似祥和的“塑料和平”之下，农耕与游牧的对抗大升级正悄然孕育。
02 升级
公元前121年，广袤的漠北草原上，年仅19岁的汉军将领霍去病率领骑兵长途奔袭1000公里，斩获匈奴7万余人，并在狼居胥[xū]山祭告天地，是为“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古代军人最高荣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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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汉朝北方边境，几乎家家畜养马匹。充足的战马支撑着汉军将领，用匈奴的方式打败匈奴，“寇可往，我亦可往”（来自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的台词）。他们的骑兵每人配备双马，机动速度比匈奴更快，还通过大量抢掠匈奴牲畜以战养战，减轻后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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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彻底消灭匈奴。充满生机的广袤草原，只需数年、数十年，便可以让匈奴的力量重新蓄积。于是，一边主动进攻，一边修建用于长期对抗的长城，成为大汉帝国的两手准备。汉长城，东达朝鲜半岛，西至天山南麓，全长近两万里，为中国历代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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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城大多由夯土或石块筑成。工匠们先将木板立于两侧，然后向其中填入泥土，用杵[chǔ]夯实，再向上抬升木板，再填入泥土夯实，如此循环，逐层递增，这便是夯土版筑法。在缺少泥土的地带，譬如河西走廊与西域大漠，还会采用沙砾与植物枝条交替夯筑的形式，人称“芦苇长城”“红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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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夯土长城，历经2000多年，至今或蜿蜒于巍峨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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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守护着盎然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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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节省建造成本，汉朝并未全线修筑连续的边墙，而是在部分地段用一座座烽燧构筑防线。烽燧是高于地表的墩台，如遇敌情，白天则在其上燃烟，是为“烽”；夜晚则在其上点火，是为“燧”。而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燃料，还对应着敌人数量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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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燧或立于群峰，居高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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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于交通要道，监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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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于荒漠中的泉水或河流旁，控制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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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在耿耿长夜，守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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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缕缕烽烟，构成了古代最快捷的军事通信系统。有学者测算，从敦煌到长安超过1700公里，汉代烽烟传递敌情的速度可达580公里/天，只需3天2夜便可传达。而哪怕以现代蒙古马的百公里跑速，这一距离也至少需要5天4夜，这意味着烽火远快于战马（现代蒙古马的长途奔跑数据来自1903年北京-天津长途骑乘比赛，在长达120公里的路途中，冠军马的平均时速高达16公里每小时）。
除了烽燧，汉长城还建有大量关隘。著名的阳关、玉门关，便设立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用于查验往来人员与货物，并驻以重兵把守。对于往返西域的汉朝商人来说，，走出关隘意味着脱离保护，重见关隘则象征着重返家园。这或许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另一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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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匈奴面对这道由边墙、烽燧、关隘等共同组成的绵亘将近两万里的超级防线，南进频频受阻。
与权力愈发集中的中原帝国相比，匈奴本身只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帝国的征伐、天灾、权争，以及其他草原族群的崛起等因素，共同促使匈奴内部不断瓦解、分裂。最终，匈奴的一部分归附汉朝，逐渐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另一部分则向西迁徙，流散于历史的烟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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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千年间，农耕与游牧的对抗多数依然围绕着长城展开，即便是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也一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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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齐，宋辽金对峙时期的金朝，它们的鲜卑和女真统治者都起源于东北。他们兼有游牧、渔猎、农耕等多种模式，也更容易接受中原的农耕生活。因此他们在中原建立的王朝，也都继续修建长城以抵御更靠北的游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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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其间却空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唐。
长达三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乱世，让众多胡人汉化，也让众多汉人胡化。乱世中的民族大融合，也让唐王朝的统治者以更包容的方式，处理农耕与游牧的冲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口谕，出自《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唐王朝大量吸收任用少数民族将领，用强大的军队驻守边疆，并封赏部落领袖，利用他们统治草原。多种措施之下，让唐朝除在西域修建烽燧外，长城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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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唐王朝的衰落，继之而起的是五代的分裂与宋辽金西夏的对峙。之后，草原上一股更加强大的游牧力量开始形成。农耕与游牧的冲突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并带给长城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极致的一次升级。
03 巅峰
公元13世纪，蒙古在草原上兴起。首领铁木真统一各部并吸收中原帝国的集权优势，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游牧帝国。整片草原上的游牧部众都被划归为95个千户，千户之下为百户、百户之下为十户。匈奴时代松散的部落联盟，升级为军政合一的强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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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到几乎是摧枯拉朽般攻灭西夏、攻灭金朝、招降吐蕃；攻灭大理、攻灭南宋。中国第一个由游牧族群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诞生了。不到一个世纪，在压迫下揭竿而起的朱元璋，发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檄文，随后明军攻占大都，终结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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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明朝以天子守国门、定都北京，还数次北伐、深入漠北。但蒙古南下的威胁，却仍无法终结。公元1449年，在一系列混乱的决策下，明朝皇帝甚至被蒙古俘虏。大明防御体系亟需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升级，长城由此迎来持续近200年的营造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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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材料的升级。之前历代长城多采用夯土和石块堆砌，而明代长城的重要段落都在夯土和石块之外另行包砌青砖，大大增强了墙体的坚固耐久度。青砖，由粘性极大的河泥反复摔打，微火慢烘一个月，大火烧制半个月，再用木炭急火炙烤三天三夜才能制成。其外形方正、质地坚硬，每块重约10.5千克，砖上还要刻上工匠姓名以便查验质量（上述重量以蓟州镇长城为参考，并非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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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之间，则用石灰与河沙、黄土混合，再掺入糯米汁、羊桃藤汁，调匀后制成白灰，勾满砖缝以增加粘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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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你看到照片中这样的长城，就是明代长城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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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防御设施的升级。明长城的很多段落不再只是一堵墙，墙体顶部宽敞，宽达数十厘米至数米不等，士兵能够在其上驻扎作战，成为一条条绵亘边境的线性作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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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长城面向敌人的一侧，设置尖形垛口，既能拓宽城上守军的视野，又提高了敌人攀爬长城的难度。垛口还可以配备佛郎机，这是一种从葡萄牙引进的火炮，射速可高达7秒每发，足以重创城下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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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坡度的地段，士兵容易暴露在敌兵的攻击中，于是增设障墙，从侧面保护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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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标志性的创新当属空心敌台。敌台是一种横跨于边墙之上的高台，之前通常为实心。在明代名将戚继光的主持下，大量空心敌台出现。在中空的敌台里，囤放着着守军的粮草和兵器，极大改善了驻防士兵的条件。其外墙还开设有箭窗，根据最多一面的箭窗数量，而被称为“三眼楼”、“五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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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九眼楼”，周长可达80米，至今残高仍有7.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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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台上方的台顶还可瞭望，也可以从更高处攻击敌人。台顶中央一般还设置一个小房子，被称为“楼橹”，为士兵遮风避雨。整个空心敌台，功能丰富、作用强大，堪称长城上的小型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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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千座空心敌台中，有一座身后甚至设有一幢指挥所。因相传曾是戚继光的驻地，故而得名“将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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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屹立于海拔近千米的山巅，眺望着它守护了五百年的北京，因此唤作“望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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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青砖墙体，巧妙的垛口、障墙，以及城堡般的空心敌台，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局部防御系，可以大量杀伤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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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位于河北承德的金山岭长城，总长10.5千米，却有67座敌台，平均每150余米就有一座，是敌台分布最为密集的一段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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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北京密云的司马台长城，其中东段从海拔295米跃升至986米，沿线落差直逼700米，雄踞于崇山峻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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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于北京怀柔的箭扣长城，多段墙体直上直下，宛如满弓扣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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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长城，其中一段犹如龙首探入渤海，故称“老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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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设施的升级之外，还有第三个升级，即在重要的地段采用多道长城。
山西护卫着北京的侧翼安全，一道长城还不够。原先山西北界的长城被作为外长城，沿着太行山又修了一道内长城，再在内外长城之间又修了一道二道长城。三道长城在山西北部构成了一个三角纵深，从而留出了广阔的缓冲地带，让胆敢突入外长城的敌骑进入重重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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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分布着大量关隘，其中内长城设有“内三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二道长城设有“外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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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地带，明代几乎历朝都有所增修。甚至在个别重要防区，烽燧数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极为密集，堪称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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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重要的则是第四个升级，即九边防御体系。这是一套几乎覆盖大明北境全线的军事指挥系统。横向上，明长城从西到东被划分为9个重镇分段防守，简称“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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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上，每个重镇又被划分为五层，层层设置军事城堡，加大防御纵深。最高一级为镇城，其下设置3到8个路城，路城之下再设置若干卫城，卫城之下设置若干所城，最低一级则是堡城，共同组成一个协调严密的军事城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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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大的镇城是宣府镇。镇城周长达14104米，驻兵最多时高达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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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最低的军堡也毫不逊色，譬如山西忻州的老牛湾堡，控扼黄河，遥望蒙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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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军堡建在云冈石窟之上，气势雄浑，立于佛国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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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五湖四海的百万兵马驻扎在这700多座城堡中，平时屯田耕作，战时浴血杀敌，构成明长城中最生动、最鲜活的部分。
公元1555年，蒙古人突破长城防线。位于山西忻州的老营堡奋起抵抗，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守军誓死不退，700人全部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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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57年，位于晋北的右卫城被重重包围足足有半年之久，全城军民拆屋取暖，以马为食，无一人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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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经登峰造极的长城防御体系真的就能固若金汤了吗？
公元1629年，后金的皇太极率军突入喜峰口。逼得北京城门紧闭，不敢有丝毫妄动。之后又接连四次攻入长城，劫掠京师周边，掠夺人口达百万。1644年，山海关的明军守将开城迎接清军入关，又一个王朝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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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登峰造极的长城，也只能是中原王朝防御体系中的一环，甚至不是决定性的一环。在腐败无能的统治者和官僚体系面前，再精妙的防御体系也无力回天。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农耕与游牧的冲突会走向何方？长城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04 融合
答案或许在之前就已经出现。
公元1570年11月8日，在大同附近的云石堡内，守将苑宗儒如坐针毡。此时的城堡外面是蒙古大军和9名明军俘虏，而释放蒙古俘虏的圣旨却迟迟未至，蒙古军队怀疑明朝缺乏诚意，一度躁动。千钧一发之际，苑宗儒带着12岁的儿子自愿充当人质，蒙古军颇受触动，鸣金收兵。8天后圣旨传来，双方成功议和，开启了蒙古与明朝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和平贸易，史称“隆庆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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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拒绝被征服，却没有拒绝交流。戒备森严的冷酷军堡蜕变为和平贸易的烟火集市，牧民用草原上的牛羊与马匹交换农民手中的布匹和茶叶。“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明·穆文熙《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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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长城的贸易，正是中原与草原融合的前奏。而之后的破局者则来自清朝，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宗教手段，清朝统治者与蒙古王公的关系日趋紧密。冲突烟消云散，长城从“外边疆”变为“内边疆”，成为统治者进行内部封禁的工具。两千年边塞史诗，终于画上了终止符。而清朝也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同时将汉、满、蒙、回、藏纳入麾下，并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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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长城，更多见证了长城内外的融合。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议定茶叶贸易，一条穿越张家口的“万里茶道”自此形成这座明代的长城军堡，一跃成为清代中期的金融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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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清廷解除开垦草原的禁令，默许晋陕百姓走出长城杀虎口，开拓新的家园，“走西口”由此得名。兵戈相见上千年的农牧界限从此消遁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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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长城的使命却远未结束。1933年3月12日傍晚，残阳如血。在古北口的一座山头上，7位中国士兵抵挡着2000余名日军的进攻，在毙杀160余名日本士兵后，最终在重炮轰击中全体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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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天，共有20余万中华儿女赶赴长城沿线抵抗日本侵略。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在内，各民族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前所未有的高涨。古北口七勇士，就是中华儿女群像中的一段缩影。
1935年，长城抗战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它的片尾曲激励着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选为新中国的国歌。
长城，历经两千年战与和，塑造四万里家与国，也正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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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坚强信念。那是在令人绝望的境地，为了血脉相连的家人同胞，硬是开辟出一条希望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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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象征着，中华民族重整山河的强大创造力。那是亿万万个肩膀挑起亿万万筐砖石，在这旷野千峰之间，筑起一道奇迹。
在峥峥群山面前，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总有些人类造物坚定地诉说着人类的壮志与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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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934年·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长城内外，就汇聚着这群被视为“中国脊梁”的人们。从碰撞到融合，最终碰出了一个中华。
“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1937年·潘孑农《长城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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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作团队
撰文：巩择楷
编辑：所长
图片：张钊海
设计：大雄&杜睿
地图：陈志浩
审校：野庐&李楚阳&吴昕恬
封面摄影师：揣连海&吴强&杨东
审核专家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韩茂莉教授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马巍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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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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