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无战事 · 第一幕

“……你的哥哥还没有回来，但他应该快回来了。贝利太太她跟我说，霍尔瓦特大街撤下来一群兵，其中有一个身材身高和他相差无几。前一阵下雨，屋子顶棚有点漏水，好心的邻居替我们修了修，艰难岁月，邻居间都在互相扶持。所以你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我和你爸爸应付得来，你一定要好好生活……随信附上你最爱吃的饼干和酸黄瓜，我前几天新做的。”

吃完午饭，我倚着一辆车的轮子，开始阅读几天前从家里寄来的信。我所在的连队刚撤下来修整不久，在这离前线十二英里的地方，士兵们可以接收到一些来自家里的邮件信封，享受一些“准后方”级别的服务的同时，又不至于像轮换假一样松懈。从各地前线急救站收集的伤兵也在此集中，由医生们接受并送往后方的医院。

远离枪弹横飞的前线，我的同僚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惬意，但我高兴不起来。我来自的那个社区，邻里关系大都很好，大家都不是本地人，移民往往选择摒弃族裔区别自相抱团。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这封信多半是由邻居家的大女儿代写的。她叫作夏茹，有一头桃花心木一样的长发和修长灵活的四肢。我完全想象得到这样一番景象：我的那个老妈妈忙活完她一天的针线活后，裹上头巾，提起一篮子节省下来的口粮，可能还有点做裁缝剩下的布匹，去敲邻居家的门。寒暄一番后，他们便热情地邀请“瓦丽莎婶婶”坐在那张酱紫色的中式圆桌前，她念，夏茹写，中途会因为几处她没说清楚或自觉不妥的地方推敲修改几次，信件写就后，母亲会再三感谢后离开。而夏茹——会另起一张白纸，把一些其实有必要说但母亲不想写进信里的情况详细写给我，尽管并不情愿，但这是离开之前我俩达成的约定。

所以我很自然地在信封里翻找，当找出半张折起来的纸时，我的担心落实了。纸上短短地写着：“瓦丽莎婶婶前几天在街道上摔了一跤，腰部和腿部受了伤，已经过检查和简单处理。但现在后方一切都在管制，黑市的物价你也明白，所以能不能想想办法，在你那边搞到下面这些药材？这样她能好的更快更彻底。至于怎么送，我来想办法……”

把信和那张便条折好放进口袋里，正赶上我的朋友们迎面向我走来。“安德烈，”乔立招呼我道：“吃过午饭后我们准备去医院看望一下卡岑斯基，你要不要跟我们走一趟？”

我起身：“正有此意。你们打听到他住哪个医院了？”

彼得点点头：“去之前你最好洗把脸。”

在我们这一个班的好友里，彼得擅长把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东西说出来。这没什么。我明白自己除了想去见见我们受伤入院的卡钦斯基外，还有些其它目的。尽管不抱希望，我还是要去医院打听打听那些药材。还能关注一下别人总是好的，每次从前线回来，“剩下的”我们，都会先把一切抛到脑后，大睡特睡很久，才会有一个人率先摇摇晃晃地起来。这时的我们急于找些事情做，来补上空闲的时间。打牌、打拳，聊天扯地，泡茶跑马，并没人在乎这些行为有没有意义，只是让自己不闲下来。若不这样，在麻木的间隙我们很快就会想起，在战争中间，都丢掉了些什么来保住小命。

我们迈步走进食堂，这片区域的食堂是围着炊事车草草搭起的一圈围栏，摆上了可供一个连的人用餐的长条桌椅板凳。我们去的早了点，食堂只有一两个人，厨师长和伙计们还在车里车后忙碌。我们索性自去泡了一壶茶，在食堂打了一会牌。士官尉官们三三两两的来了又去，不是谁都想在休整期间还和大头兵一样在部队里开伙的。

看看周围，厨师长虽然胆小的总是不肯在战火纷飞中把饭菜送上阵地，但他选择了一个好去处安放他的小车和他的伙计们：蔚蓝的天空下，白云成了它的遮盖，草叶长长，期间点缀着的白色野花若隐若现，蜜蜂在其中嗡鸣。阳光和煦，暖风吹拂，光合作用下，草香四溢。如果没有天空中飘荡的黄色的观测气球，没有远处工兵们开上卡车的筑地机械轰鸣，没有我们身上穿着的破旧军装，没有时不时响起的噼啪枪声——那是其他连的补充兵们在抓紧练习技艺，大家会不会将这当作是一次野餐的准备现场？会不会误以为战争已经过去？

我手里拿着半副牌，略有兴趣，研究起我的朋友们的表情：和我同期从军的彼得拄着下巴认真地审视着他那副牌，偶尔挑起一边的眉毛，这是他思索时的标志；乔立瘦高瘦高的，食堂的椅子高桌子对他来说又太矮，他只能半佝偻着身子；帕夫列耶维奇挠着脸，他的胡子没刮，脸上蓬乱得很；伊格纳特是我们这一伙里岁数最大的，他做出漫不经心的态度，但烟卷几乎烧到了指尖也不去吸一口。送进院的卡钦斯基我无从得知，但他一直都是欢快的，偶尔苦闷的表情并不适合他的脸。他们都是我班里的朋友，两年来我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战争走来走去，留下的痕迹存在于活着的每个人的憔悴脸上，皮肤像年轮，上面刻着的纹路是一样的，只有或多或少的区别。

我扫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面毫不掩饰地刻着思念，在每一个停止的间隙，以前的生活的碎片都在缠绕着包裹着我们，肾上腺素冲不掉它，神像也镇不住它，你只能选择与它和解，或者被它吞噬。我们都见过从掩体里躲着，突然狂呼乱舞着冲出去被打成筛子的同僚的样子，那是想疯了的人做出的狂乱举动。事后我们只能把他和布片扫作一堆，装进裹尸袋埋葬。

一小时后我们用了一顿便餐：豆子炖牛肉，结结实实的面包和香肠。符合士兵午餐的一切特征：简单，但量大。陆陆续续有一个排的人来用餐，还有咖啡和香烟供应。我还没到抽烟的年纪，但我还是把这些收着，这是士兵中间流通的货币，比战区日益膨胀的纸币硬通得多。虽然一般来说一个人吝啬的同时往往怕死，可我们的厨师长虽然总是在开战时把炊事车安置的远远地，却从不缺斤少两，他总有本事把一个连的粮食做得足以喂饱五个排的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连长——久别科夫，一位从小兵干到上尉的魁梧汉子，几乎只有上面的长官下来时才去吃小灶的缘故。

我还在舔着嘴角的茶叶时，伊格纳特已经开始吞云吐雾，他用三只粗大干裂的手指把烟卷从胡须旁取出，惬意地吐出个眼圈。他眼皮惺忪，对他来说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喀山区的小子，”他转向我道：“你的手风琴哪？”

“在营房里。”我耸耸肩。

“来一首吧，来一首给我们听听。”

“晚上吧，晚上我从医院回来……”

“可惜。”伊格纳特转过去。“医院吵得很，你把手风琴带过去，可能只会被护工赶出来，或者被伤员们的呻吟嚎叫淹没。”

我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了。他拿出一副MP5，那是上次战役时他的个人俘获。

“录一首？”我问。

“当然是多录几首。我下午值岗去不了，这高科技玩意放在我这白费了。替我带给卡岑斯基小子。”

除了这件小事外，我们还在去之前把卡岑斯基的东西收拾打包，回去的路上他用得着。这么耽搁了一小晌，你几乎不能相信，他一个在前线打了那么久的兵还有些洁癖，我们在中转站外面又收拾了一下，才进去。

伤兵的中转站应该算是大号的急救站，而非野战医院。这里有经验的医生不多，而且他们大多数时间还被用在挑选可送往后方的伤员这件事上。所以这里一片撤军一样的忙碌，充斥着汗臭、脓血和打翻的石膏味道，消毒液都几乎微不可闻，这味道也就比我们曾经守过的最臭的战壕好一点儿。

帕夫列耶维奇皱皱鼻子：“死人的味道。”

“喂，你少说丧气话……”

我们在一个六人病房里找到了卡岑斯基，他躺在那，看到我们来时，他憔悴的脸上恢复了一些神气，又带有隐藏不住的哀伤无助。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是他放弃了洁癖的习惯，他的床单和被罩一样都是草灰色的，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盖过它，护工到底有没有认真地洗。床头的名片上记着他的全部信息：奥特佳·M·卡岑斯基，AB型血，入院时期、入院原因：子弹击中大腿。

“你看起来好些了。”乔立说道。他把给卡岑斯基的水果放在桌上他能够到的地方，主要是橘子。别的我们既买不到新鲜的，也买不起。

卡岑斯基悲凉地摇了摇头：“我也想这么说，但是……”他下巴点向下身：“他们给我做了截肢。”

很明显，六人病房根本无法好好休息，这不是一位刚刚接受过截肢手术的人应该住的地方。他的气色相当差，和住院前相比，简直像老了二十岁一样，他的一头金发如今黄褐宛如土地，他甚至有了皱纹，难以置信，他和我同龄，才十六岁！无法掩盖的悲凉从他的眼中流出，向这个房间的所有角落。如果没有床头的卡片，我一定会怀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卡岑斯基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微弱而模糊，一句话：他只剩了半句躯壳躺在这里，而他的灵魂不知道在那里丢掉了大半。

我摇摇头，尽力摆脱掉在我们进来之前护工说得话的影响。“别这样说，很快你就能回家了，然后再不用回来。”

“大部分的你。”索尔参战前是农民，他一向心直口快。“我还得等三四个月才能轮替，到时候我去看你。”

“大部分的我。”卡岑斯基赞同道。他叹口气，“拖着一条腿，我能做什么呢？”

“有很多工作可供选择啊，而且他们有对伤残老兵的扶助……”

“那点扶助不领也罢。或许我可以去做一个机械铺的学徒。”我很高兴卡岑斯基能顺着我的话往下想：“是啊，现在的假肢义体这么发达，简直跟真的一样，比真的功能还全！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订制一条腿！”

“真的吗？”卡岑斯基问。

“我以前就见过，嘛，在这之前。”我尽力去回想，这好像是百年前的往事。“不用担心价格，自己做的话很便宜的，只需要出一个芯片钱。”

“喔，那我也能出得起了。”

看起来他稍微恢复一点，笑了一小下，我们帮他在身后垫了枕头，把他小心翼翼地扶坐起来。彼得把他的东西递过去，他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他的双手：消瘦，干瘪，蜡黄，指甲龟裂，就像长期在缺少阳光又不通风的密室里长出来的根茎植物一样。我不禁想象着在暴风雨下，无数双这样的手取代了贫瘠土地上长出的杂草，随风摇荡、被风扯断的情景。

我默默地把那个MP5掏出来，递给他。“这是什么？”他问道。

“老伊给你的，他今天来不了。安德烈录了几首曲子在里面。”乔立挠挠我的头发，“你懂得，闲着的时候听一听。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用心地去弹这样一首曲子。”

“噢，去你的吧。”我说道。

“会很有用的，”他终于高兴起来：“我迫不及待要听听看了，还记得我们在索沃尔区的那些日子吗？晚上冷得要死，只能找来汽油桶，燃起篝火。那个时候我们找个背风处，在把自己裹在睡袋里之前，天天听安德烈拉手风琴……”他把头靠在床背上，望着天花板，“还有跳舞，真是怀念啊。”

我知道他想起来了什么，他那时是最活泼的一个，就像旁边火炉里跃动的火苗，以至于我往往在兴起时把手风琴交给伊格纳特，下场去和他共舞《小苹果》和《卡林卡》。他的踢踏舞跳得又响又亮，没人能比得过他。

那时他还有腿。可怜的卡岑斯基，他得适应一阵子，才能接受那些欢乐时日已经过去的事实了。我不知道旁人对他截掉的一条腿的遮遮掩掩会不会令他难受。

我们又聊了一会，直到他邻床的一位沉睡着的伤员醒来，大声呻吟引来了护工为止。“再见，卡岑斯基。”我说着，“我一定还会来看你的。”

他只是牵了牵嘴角，伤员的呻吟令他一直忍着的痛苦决堤，我们找到了护工，让他给我们的伙伴打一针吗啡。

他不肯。“我们没有那么多吗啡——”

“哦，他们就只会伺候那些‘官儿’。”彼得说道。

“不这样他们怎么创收呢？”索尔叹道。

乔立直言讽道：“都是喽啰，但总有那么一些要看不起同类……”

护工瞪大双眼，我赶在他发飙前把他拉开，到一个角落里，我往他手里塞了几根烟卷。

“帮帮忙嘛，我们都从一个区里出来的……”

他只要了一根，因为他声称，病房里的药物调配归药剂师柯来梅管，没他的同意，护工也不能随便打针。

在他的指点下，我在一个走廊的角落处找到了正坐在那抽烟的柯来梅，他是一位留着稀疏红头发的男人，驼了背还戴着老花镜：“你的朋友在几号床？”我说明来意后，他放下手里写着的本子，拿起另一个翻找起来。

“啊，找到了。”他说：“我看看……嗯，嗯……你的朋友很痛对吗？吗啡只能管一时，他还有点发烧……”

“拜托你了。”我拍出两包烟，还有两根雪茄。他只闻了闻那根雪茄，就把所有的都收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待会我会给你的朋友打吗啡的，我担保，只在安全范围内。”说完他摆摆手，那是示意我离开的意思。

我有些诧异，就这么简单吗？然后我想起来自己来这里还有其它目的，我把那个条子翻出来，“你这里……能不能弄到这些东西？”

他接过去，看清了上面的字后，一口把手中的烟抽掉大半：“有，但要价很高。你要来做什么？”

“我付得起。”

他狐疑地打量着我：破旧的军装，腰带有些松，脚上笨拙的靴子。无论怎么看，都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上等兵罢了，谁会相信我有很多的钱呢？

我们安静了一段时间，久到我以为他将要把我赶出去了。终于柯来梅开口道：“这样吧，你明天过来，我们再细细商量这件事。记住，晚上七点以后来。别少于这个数。”他比划了一个数字。“到时候你没来的话，我也就当没有这回事。”

我转身离开，穿过一层层门后传出的呼喊呻吟。在医院门口，我赶上了正等着我的同伴们。已经是日暮西山的时候，夜间的冷风初起，他们在讨论着什么。我无心去听，只是在回去的路上想着，去哪里弄到这么大一笔钱。事到如今，向同伴们借不可避免地要解释，而且大家都是穷光蛋。

我动了一个念头，并且很快为之感到羞愧：卡岑斯基的包里，有一只品相很不错的瑞士表。那是他的母亲，一位胖胖的裹着花布头巾的妇人在车站为他戴上的，他父亲的手表。那天他被他的母亲紧紧地抱了很长时间，久到车要开了才依依不舍地放开。“照顾好你自己！”胖胖的妇人大声嘱咐道，“别忘了给你的表上发条！”卡岑斯基大窘，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也没少拿这件逸闻涮他。

但再窘迫的时候，我们也没动过彼此的财物的主意。我听说过有那种乌鸦一样的小老百姓，在打完仗后去席卷尸体身上的财物。这些小老百姓有些披上军装，但本性难移。我还知道救助站、医院的护工是如何处置那些无人认领，死在医院里的伤兵的随身物品的，对以上两种人，我和伙伴们都嗤之以鼻。

但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有那么一丁点把这手表据为己有的念头呢？“他很可能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你心知肚明。但只要在你现在拥有的钱里加上那么一块表，你就可以让你的母亲，你的温厚的母亲不留下后遗症……”思绪穿插着我，缠扰着我，我身子一阵一阵地发冷，很想喝点烈酒。

帕夫列维奇拍拍我的肩膀，“虽然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但你还是别太难过了，安德烈。话说我对你说得那个假肢还挺感兴趣的，真的能——”

“别想了。”索尔扯了几根草放进嘴里叼着。

“你认为？”

“够呛。”索尔说。

我们沉默地在寒风中走啊，走啊，直到瘦小的乔立突然把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他跺着脚，面目扭曲，申请狰狞。他的眼睛已经红了，像一条恶犬一样看着周围逐渐暗淡下来的天气：

“操他的，天杀的，该死，该死，该死！”

我们沉默地向前，走了很久，乔立才逐渐平静下来。每个人都知道，在前线待久了的士兵，总会有这样的崩溃时刻，只是每个人的表现不同。该给我们配备一些心理医生的，可是我们没有；甚至神职人员也行，但我们也没有神父可以告解。

今晚的晚餐很丰盛，还有晚餐酒可以享用。我和伙伴们大吃特吃，连里一多半的人都来用餐了。久别科夫也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吃喝谈天。“我的伙计们，我的兄弟们！”酒酣饭畅，厨师长站起来高声说道：“这顿是敬你们的，酒是我请的，你们为了所有人流血牺牲，你们值得这一切！”他圆润的胳臂抬起，“敬我们共同的光荣和梦想！”

大家都敲着桌子，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偷偷问一直呆在营地里的伊格纳特：“这是怎么啦？”

老兵咧着嘴，烈酒几乎烧的他的胡子都翘起来了。“咱们的代表在苏黎世区签了和平协定，明天开始，数三个月，我们就能回家了。”

我先是愣怔，再是惊讶，最后我才发现我应该在逐渐被喜悦淹没：“真的呀？我们都能回家了？”我双手握拳，重复着这句话。三个月不算什么，为了这个停战，我已经度过了七百多个在战壕、在废墟、在街垒里风吹日晒雨淋，还要时刻提防花旗佬摸过来的日子。三个月！这场该死的战争就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也可以去做一阵子工赚够钱再回去。我要带上一肚子故事，披挂好的礼品和军装，去敲开家门，然后也像卡岑斯基和他的母亲一样与我的母亲抱在一起。那些礼品还有一些要给邻居的，他们帮了我家很多的忙……

“你看起来真是闪闪发光，小子。”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可是，老伊，你怎么不那么高兴？”

伊格纳特沉吟片刻，好像在思索要不要说出来一样。最后他还是说了：“马上，我们要来补充兵员了，我听连里的文书说，没几天就要开拔。”他灌了一口酒，望向身后激动的人群，乔立、彼得、帕夫列维奇、索尔他们也在其中。“这次我们要去的是伊索尔达区的突出部。在那里守到停战。”

过了半个世纪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伊索尔达，绞肉机，那片我们和花旗佬打了两次的地方？”

伊格纳特点点头。“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孩子……但是战争还没结束。不过，多少有点指望了，不是吗？”

我没回答，而是垂下头来。两年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肆无忌惮地哭一场，既为了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光荣和梦想，该死的三个月，该死的联合政府、指挥部和企业，他们阴搓搓地替我们开战，又不情愿地替我们宣布停火。只要三个月，九十天，2160个小时，然后大家就可以放下枪回到家过日子。但是在这之前，我和或拐来或强征来或自愿来的同袍们还得挤在一个战壕里，往对面的花旗佬脸上倾泻子弹和血。战争毕竟没有结束，而双方还都有趁着全面停火前或扩大，或维护己方利益的意思，后方的指挥部一声令下，他们知道无论如何星条旗都打不到他们那里，而却要这场死亡乐透势不可避地在前线进行下去。这一点也不公平。

杯里的葡萄酒在明暗不定的灯光下显出浑浊的红色。我抓起它，然后一饮而尽。

我才十六岁，而且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活到十七岁，但我决定做点什么。

“安德烈，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了？”卡岑斯基半睁着眼皮，我坐在他的床边。这时他已经发烧一阵子了，刚刚才醒过来。我们的周围乱糟糟的，这是因为一列向后方转运的伤兵火车到达，医生们正在挑选伤员，当然是有救治价值的那些。医生几次在我们这个房间门口走过，但从未走进来。

“他们来过了，但是看你睡着就走了。这些懒汉！”我笑着撒了个谎。

“安德烈，吃些橘子。”

我接过，他突然握住我的手。

“我睡了多久？”

“三四个小时吧。”

“有几次我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我梦见我们走过的那些地方。得承认，咱们这次冒险没什么好玩的。”他叹口气，继续说道：“但我每次醒过来时，都得想一阵才明白，我的一条腿已经没了这件事。”卡岑斯基用他那双碧蓝色的眼睛望着我：“可我总觉得它还长在我身上。不然，怎么会这样的疼？”

“当然。”我说道。

“我还能走路吗？”

“等你术后康复，就能走路了。”

他抿了抿嘴，我补充说道：“卡岑斯基，你我都见过比你伤势更重的人活着。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回喀山区。”

“我们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对吧？”

“对。”

“还有几个？”

“你，我，乔立，帕夫列耶维奇……你别想太多。”我俯首下去：“很快就停战了，三个月后。这可是营里的内部消息。我们很快将要回家，到时候你得打起精神迎接我们。”

“哦，我会的。我听你录进MP5里的乐曲了，我最喜欢那首《山楂树》。你弹得真好。”

“你得学学怎么用假肢跳舞了，小卡。”我笑道，不知道在他看来这是怎样的笑容。

“我跳不了舞了。”他别过头去，但他紧接着又说道：“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山楂树，我这辈子还没见到山楂树长什么样子。”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很多，护工们不时推着床离开，或者推着新的病人进去老病房。车轮声吱吱嘎嘎，窗外日光渐斜。最后他困了，我把他靠着的枕头抽出，想扶他躺下。但他挥手制止我，拿出枕头下一直放着的一个东西，递给我。

“安德烈，我最好的朋友啊，我其他的东西想让你寄回家，但是我想你会比我更需要留下这个。”

那是他的瑞士表，做工精致，表针是银色的，表盘明亮，走字精准，表链则是金色。它在卡岑斯基手里滴滴答答地走着。

“我不能要。”我摇头，“这是你父亲母亲给你的东西。”

“我用不上了。这里都是死人的味道，熏得我想吐。”他说道。他举起一只痉挛的手，“瞧。”

“别说这种丧气话……等你一回到家，就把这还给你妈妈，明白吗？”

最后我终于说服了他，或许只是他不愿意再给我说了。我没再看向他的右腿，因为我知道一看到，我就会不自觉地想到他在无数个夜火旁跳的踢踏舞，想到我们一路走到的今天，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两个曾经一起在迟到跑向中学的途中相遇。没人想死，但我的心中充满困惑，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彼得是对的，他应该来个痛快。以前我们是充满活力而神气的，但……现在我们像两个怜悯着对方的老伙计，怕说出来戳到对方的痛处。

“知道法尔肯疗养院吗？伊格纳特跟我说的，你多半会被送进那里去疗养。你见过大别墅吗？又高，又大，阳光能照进来，晚上又不很冷。百叶窗外面就是果树，可能是苹果可能是李子，照顾你的不再是护工，而是修道院的修女……不管怎样，她们总还是非常擅长照顾人，但你可别想着牵她们的手！在别墅里，你可以一直往远处，更远处望去，没有废墟和高楼遮挡视线，你可以一直望到天边，马上秋天了，你可以看着他们怎样把作物收到货车上。疗养院里会有庭院，有喷泉，有爬满了爬山虎的墙壁，每天唤醒你的既不是枪炮声，也不是呻吟和吆喝，而是鸟鸣和修女温柔的声音。你甚至也可以学一学手风琴！也许等我们再见面了，你的技艺已经超过我了！”

他只是直愣愣地望着我，眼睛里一闪一闪地：“那里没有山楂树。”

“一定会有的。我该走啦。”我认为他已经觉察出了什么，于是我搂了搂他，然后起身，戴上帽子：“你真该睡一会，醒过来你就会发现你被送走了，正在送往疗养院的路上。你一定会康复的，我保证。”

我从不觉得我很会说话，这不，我发现刚刚我的那段不着调的话语让他将要哭出来了。我等着他的最后一句话，但他只是——任由眼泪在他脸上滑落，一句话也不说。他在酝酿，最后说出口的却是：

“保重，我的兄弟。”

我回头，握拳，尽可能不让他察觉地深呼吸，病房里空气污浊，我几乎被呛出泪来。但最后我成功地控制住了，我说道：

“再见，我的弟兄。”

走出病房，我向出口的方向走去，从卡岑斯基可能的视线消失后，我拐了个弯，向建筑的一处角落走去。

柯来梅接过钱，点了点，“这根本不够，远远不够。”他头都没抬，把钱向我推来。

我又推回去。“这钱不是买药材的。”

他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写着什么：“那你还来干嘛？”

“伤员专列今晚走，还是明天？”

“今晚。”

“药剂师在这上面，应该有很大的权重吧？一段时间以来，给哪个伤员用了多少药品，程度重还是轻，抽调药剂师这边的记录，以此判断有没有向后方转运的价值……是这样没错吧？”

“小子，你应该直接说重点。”他合上笔盖，“你的朋友，是319间2床的——”

“奥特佳·M·卡岑斯基。”

他翻看着记录，“他的用药量不太乐观。说实话，送到后方去，假如颠簸没要了他的命，但是后方医院会下大工夫。如果每个伤员都有个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会赚的盆满钵满，但后方的大夫要骂街了。”

“只这一次。我们的部队，马上要开拔了。明天是我能待在这的最后一天。”我有些语无伦次，于是我再次深呼吸，才继续说下去：“我们是同一个区出来的，之前他的妈妈托我照顾好他，但你看，他已经没了一条腿。在这个时候，在离彻底和平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柯来梅从他的眼镜上方望向我，良久，良久，久到我以为他会拒绝，但他最后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你搞错了价格，小子，”他从那沓钱里抽出几张，“这就够了，下不为例。”

“谢谢你，你是一位大好人，柯来梅。”

他摆摆手：“我比谁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从我眼前消失。”

我走出门外，天父再一次为世界披上夜纱，我感觉到轻风吹拂我的脸庞，温顺而轻柔。蓝天，白云，芳草地，树桩座椅，美丽的姑娘……花楸树，这些念头随着风钻入我的脑袋里。我迈步，快步，小跑，狂奔，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指望知道。盖娅，那无数次从炮火中庇护过我的大地与我的脚掌只隔着一层靴子，我的力量传导过去又传导回来。我觉得空气无比清新，四肢都很畅快，从未像这样一般。我跑着，跳跃，迎面开来亮着车灯的卡车车队，上面载着可能是运往前线的士兵，从我身后驶向前方，上面的士兵说什么我听不清，但那毫无疑问是在取笑我这怪异的举动。但那又如何？我的四肢完好健全，我的肺部和心脏自由运作着，我活着，胃部的饥饿提醒着我，我还活着。我早就不相信光荣和梦想能带给我们这些兵们什么，可该相信什么，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从没有人跟我说过。

如今我选择了相信自己，相信我一定能够好好生活过这段艰难时光。我要囫囵个回到家里，抱抱我的老妈妈，安慰她一直担惊受怕的心；我要带着礼物去感谢我的好邻居们；如果征得她的允许，我要把夏茹抱起来吓得她吱吱叫；我要和我的战友们坐在花楸树下，喝茶，打牌，吃饼干和酸黄瓜，拉琴。树下的空间那么大，当然有卡岑斯基的一席之地。他既然有机会活下去了，那么要不要跳舞都随他，但他一定得戴上他那块表，一定！

我把兜里放着的那个橘子拿出来，扒皮。它还有些青，酸的我龇牙咧嘴。一个哨兵在营地前站岗，看见我后他吹了个口哨：“用不着这样着急呀，你总能赶上的！”他向旁边一让，我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