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未央】原创 | 大禹治水:时代场景中的再解读

文 / 姚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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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为中国,源于治水。
若非虞舜时代那一场大洪水,若无鲧禹父子那一番大治水,中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
因此,中国的治世之道,源于治水。
懂了治水,庶几也就懂了中国。

治本身就是水旁,透露了治与水的本根通联。
字根“台”,即“胎”之初文,象胎儿从母体子宫深处降生临盆之形。也就是说,治有疏导、排通、引流义。质言之,治的基本倾向即——非于堵而是于疏。
一个治字,揭示了中国治水之智,亦是中国传统治道之隐喻。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中的治水实践。
鲧禹治水,作为中国创始神话及上古史的重要母题,尽人皆知。但未必甚解其义。

共工与鲧,或谓二者实为一人,治水皆取堙堵之法“壅防百川”,以至事败身灭。禹则“疏川导滞”,终能布土以定九州,克成大功。大禹治水之后,治水要靠疏而不能靠堵,这一历史常识建立了起来。
请注意:
《国语·周语》在讲述共工事迹时,有“昔共工弃此道”之说,可见在鲧-共工堙堵治水之前,似早已形成了关于治水的某种经验或常识。鲧-共工反其道而行之,最终试错。
那到底是什么?




周灵王时,谷水与洛水争流,将淹王宫。情急之下,灵王欲筑堤防,壅塞川流。太子晋反对,他主张“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
这听上去有些不好理解。
大水将至,难道还不应该急修堤防?
实际上,“壅防百川”不仅在技术条件下不可为,并且在天人观念上立不住。
技术条件下不可为,说的是做不到,防不死。
天人观念上立不住,说的是不合理,不合道。水是因为堵了才为害,治水的目的在于“去堵”,而不能“添堵”。否则,堵上加堵,害上加害。天地间,高下相形,彼此转化,山川周流,本有气脉,无不天造地设,应顺其自然,不能轻易切断。断之,或可利于眼前一时一域,终必酿成无穷衍生灾害,祸及长远。

那么在大洪水面前,是不是就该躺平呢?不,须有所作为。
但须知人力有时而穷。
凡治水之所以可行,不能逆天斗天如鲧,而必顺天应天如禹。
这便是“治”字之谛。

▲ 黄河改道图

这是一种上古以来极为古老的观念。
突出了疏的主导性,绝不是要否定堵的必要性。而意在建立一种基本观念,即天下之病,无不在于不通。堵则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故治之道,惟在疏通。堵为手段,疏为目的;堵为局部,疏为全局;堵为补充,疏为主体;堵是相对的阶段的,疏是绝对的常态的。
这便是疏与堵的辩证关系。
中国古代治水大家,无不深明此道。



汉哀帝时黄河水灾频仍,为朝廷大患。当此之际,待诏贾让呈报了一篇极其重要的奏章。该奏总结历代经验教训,提出治水三策。

上策——
“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人有七窍,河有泄口,这是天理。若只知塞江河之窍,逆其理而灭其性,必受反噬。应取泄洪之策,将有关民众迁出,选准泄洪决口,设好泄洪路径,改变黄河流向。
此时有人顾虑重重:“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
那么必须算一笔账:
若不泄洪,每年治堤岁费亿万,河堤越修越高,悬河在上,民居堤下,危如累卵。关键是防不住,徒劳无功,及其大决口,更加残害无数。
跳出患得患失故步自封的思维定势吧,换一种模式。若下定决心泄洪,那就一切资源一切举措围绕泄洪来配置。用这无底洞的治堤之费,助迁徙之民重新安家,民虽忍迁徙之难,但只难在一时,换来长久安宁岁月,重建日常生活,福及子孙。
如此,循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川流顺其天性,使神人各处其所,一举而河定民安,百年无患。
是之谓上策。
中策——
“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
沿河多穿凿漕渠,小决之以分杀水怒,同时还能引流灌溉。如此积小决为大决,亦可收堤防不失、兴利除害之效。
是之谓中策。
下策——
“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
一堵了之,最无脑也最无效。濒河十郡民众抛弃生业拼死修缮河堤与水抗争,把低的加高,把薄的加厚,以至疲于救水,无休无止,不得安息,又且糜耗巨费,防不胜防。千里之堤,百密一疏,一旦溃口,前功尽弃。
是之谓下策。

▲ 古之四渎:河、济、淮、江
贾让三策,揭示了中国的治水心法。
三策提出后,接下来怎样,施行了没有,《汉书》只字未提。
为什么?
再想想,究竟是谁,喜欢不断发起永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工程?

西汉有一项著名的治水工程即瓠子堵口。
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决于瓠子(今濮阳西南),洪水东南冲入巨野泽,泛入泗、淮,淹及十六郡。汉武帝遣汲黯、郑当时率十万众塞口,一时成功,不久复坏。直至二十三年后,汉武帝亲临瓠子指挥塞口。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河,艰难备至,终于成功。武帝作《瓠子歌》,并在堵口筑宫,号曰宣防,以志纪念。
未几,黄河复北决于陶馆。虽未完全改道,却分出一条屯氏河。此次泄洪虽非出于人意,但眼见屯氏河与黄河干流广深相等,水势宽缓,水险排除,也就因其自然,不加堤塞。屯氏河开通后,黄河下游十郡基本免于水患。
天生造物,惟天收之。
最终在事实上,践行了贾让“大河无防”的治水方略。
这正是自大禹乃至源自更古源头数千年间不绝若缕的大传统。

西汉朝廷关于治水方略大讨论中,时人尚知大禹治水也是留足了泄洪区的。

战汉以后增益堤防,治水似乎等同于修堤,以至于大传统隐没,反倒成了少为人知的秘法。


大禹之后两千年,有李冰治水。
秦蜀守李冰治蜀中水患,首先基于掌握地性水性。
岷江穿透上游高山峡谷,一旦进入成都平原,地形骤然开阔,流速变缓,泥沙淤积,造成堰塞,于是洪水慢溢,成都平原遂成汪洋。
研判清楚了,才能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总的原则,在于敬天保民。
既要消除水患护佑黎民,又要化害为利造福一方,还要减少工程量爱惜民力。那就不能与水为敌,不能以筑堤为能事,而要因形就势,行开塞之术。
“分四六,平潦旱”、“深淘摊,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这些辩证法则确立起来。该攻坚的要坚决攻坚,该顺任的要充分顺任。有所为有所不为。

都江堰尖首鱼咀,当岷江出山之要冲,将岷江水一分为二。西侧为外江,走岷江主河道;东侧为内江,流向成都平原。
都江堰末端飞沙堰,动态调节内江水量。内江水过量,则水淹飞沙堰顶泄入外江,同时带走大量泥沙,减少了内江河道的淤积,使成都平原免于洪涝。内江水不足,则堰顶露出水面,从泄洪通道变成拦水堤堰,确保内江水量。
都江堰东南方,于玉垒山中凿一孔道称宝瓶口,引水东南流向平原,同时起束水之用,严控水量,玉垒山体与主山分离部分为离堆,阻遏洪水使其回涌,驱动过量水流挟裹泥沙经飞沙堰一道泄走。
从鱼咀到飞沙堰,从离堆到宝瓶口,无一处不是阴阳相生,分合有术,形成呼吸吐纳与水共生的一整套水利体系。
成都平原由此根治水患,“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号为陆海”,成为真正的天府之国。
何为天人合一?
这就是天人合一。
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深处。
传承中华传统智慧,以治水为镜鉴,或可有所启发。



水性即天性。
故水不能蹙迫之、困阨之,亦不能听任之、放纵之。
也就是说——
敬天,是因为看到了人之为人的有限,便懂了与水共生的必然性。
保民,是因为担负着民所托付的重任,便懂了与水共生的方法论。
与水共生,绝不意味着放弃或投降,却也绝不意味着固执与蛮干,而是允执其中,奋发有为,务令人工与天工同力,有淤的去淤,有障的除障,有塞的决塞,以建设性的态度与系统性的思维去营造与水共生的新生态,方为永续之计。

▲ 禹贡九州图

先顺水性,再治水情。
水有了去处,人才有了居处。
人惟能容水,水亦必能容人。
一如大医救人,舒筋通络,使气血周流,自然百病消除。
大禹就是这样做的。


治水之道,又岂止于治水?
荀子君舟民水之喻,到底在讲什么?

这绝不是一则简单的类比。
古之智者,很早就参悟了民与水的通感。民如水,散则一点一滴,柔弱可欺,合则排山倒海,不可不畏。民心畅,则岸阔潮平,利行舟楫;民心阨,则拧成漩涡,倾舟覆桨。
治水,即是治政、治民。
这才是观水治水的政教意蕴。

▲ 君子观水

《礼记·坊记》专讲治理民众有如修堤治水。故谓之“坊民”。坊者,堤防也。
虽设下种种礼教、种种禁忌、种种刑罚,便如张布罗网,高筑堤坝,但似乎并没有多大用处。其结论是——
“以此坊民,民犹偝死而号无告”
“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
“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
“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
最终“大为之坊,民犹逾之”。
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总是生存导向刚需导向的,无非任乎自然,顺性而为,本能驱动,聚合为浩浩荡荡的群体无意识。便如水之就下,奔流不已。
民性即水性,水性即天性。
防是防不死的,堵是堵不住的。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老百姓有话讲,能堵他们的口么?
老百姓要谋生,能堵他们的路么?
迫之愈紧,水情益怒。塞之愈严,水势更汹。
千年古训,声声在耳。
道理是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