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从满文史料看清朝对中国的认同

本文原作者钟焓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UP主系转载

　　「中国」一名在满文史料中的较早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满洲入关之前的清太宗天聪三年（1629）《满文老档》的相关记事中。这条史料最早由神田信夫检出，即为袁崇焕遣郑伸、任得良同杜明忠致后金皇太极书信的满文译文，文中最后的内容为「中国的例法如此，汗勿怪之」(dulimbai gurun i kooli šajin tuttu，han ume ferguwere)。神田氏还从日本某旧书肆找到了该满文书信的汉文原件写真帖，上述满文内容的对应原文为「中国之功令如此，汗毋讶焉」。〔1〕

　　据此可知，在满文创制使用不久的天聪年间，后金政权通过翻译途径在其书面语言中借入了「中国」（dulimbai gurun）一词，以指代当时与后金互为敌国的明朝。看来，在清朝入关以前，满洲统治者尚未以「中国」作为其建立的国家政权的自称。

　　不过到清朝入关之后不久的康熙前期，随着统一全国进程的最终完成，满洲统治者也相应调整了政治观念，转而将清朝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继明朝而起的又一个正统王朝。因此，满语中的「中国」（dulimbai gurun）顺理成章地被满洲统治者采纳为本朝的自称用语。

　　明清鼎革之际在中国长期生活、最后客死北京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ães）于康熙七年（1668）用葡萄牙文写作了一部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面貌的概述著作，在1688年被译成法文出版，次年又被转译成英语。该书就是在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新史》。

　　值得注意的是，安文思在该书首章关于中国国名的部分中叙述如下：东鞑靼人（按，指满洲人）曾蔑称中国为NicaCorum，意思是「蛮国」；而现在他们已在这里定居，并成为它的统治者，故称其为TulimpaCorum，即「中央的国家」。〔2〕

　　这段记载中的Nica Corum显然是满语nikangurun（汉国）的转写，其在清朝入关以前多被用来指代明朝，且时常带有轻蔑的意味。随着明清易代的完成，nikangurun的用法在满语中逐渐减少，但nikan（尼堪）所具有的「汉人」或「蛮子」的义项仍旧保留在入关后编竣的满语辞书中。〔3〕至于随后出现的Tulimpa Corum（中央之国），无疑就是满语dulimbai gurun（中国）的转写。

　　安文思的记述明确反映出，及至康熙前期，业已入主中国的满洲统治者不再避讳沿用中国的名称，故在满语中以其直译形式dulimbai gurun来指代自己的王朝政权，可以说满语中的「大清国／清朝」（daicing gurun）与「中国」（dulimbai gurun）逐渐具有了同一性。

　　因此，到康熙二十八年清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该条约的几个不同文本中均出现的是「中国」的有关译名。条约的满文本中出现的是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hūwangdi（中国的神圣皇帝）、dulimbai gurun（中国）、dulimbai gurun-i harangga（中国的所属地）、dulimbai gurun-i niyalma（中国之人）、dulimbai gurun-i bithe（中国的文字）等。其中最后一例出现的记录条约内容所采用的dulimbai gurun-i bithe（中国的文字）实际上是同时包括清朝官方通用的满汉两种文字。

　　而在其对应的拉丁文本中，出现的与「中国」有关的词语用例则写作Sancti Sinarum Imperatoris（中国的神圣皇帝）、Imperium Sinicum（中华帝国）、Imperi Sinicidominio（中华帝国的属地）等，此外用来记载条约内容的「中国、俄国和拉丁三种语言」在拉丁文本中也作Sinico Ruthenico et latino idiomate。显然这里的「中国语言」同样是包括了满汉双语，因为在后来杜赫德（Du Halde）于1735年根据上述拉丁文完成的法文译本中，即将「中国语言」拆译成鞑靼语—汉语（en langue Tartare，Chinoise）。

　　而在条约的俄文本中，清朝皇帝则被表述成俄语的「中国博格多汗」（Китайского Бугдыхан）或者「中国汗」（Хинского Хан），其统治的国度则被表述成「中国」（Х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条约中俄语的「中国」既使用了其固有的词源———来自契丹一词的Китай，又使用了借自西欧语言中指代「中国」的Chin(a)／Kina的俄语借词形式Хин。〔4〕

　　又雍正元年（1723）刊行的《异域录》满文本中，「中国」（dulimbai gurun）更是屡屡出现。此前赵刚的论文业已指出，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出访土尔扈特的是书作者图理琛惯用「我们中国」（meni dulimbai gurun）的表述来突出自我认同。而这种表述一般出现在图理琛等清朝使臣与俄方接待官员及土尔扈特阿玉其汗的当面交谈中，故尤其凸显了这些满洲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意识。

　　如清朝使臣面告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公爵，「我们中国，都以忠孝仁义信为本而行」（meni dulimba-i gurun，gemu tondo hiyoošun gosin jurgan akdun be da obufi dahame yabumbi）；又如当阿玉其汗询问清使国内物产情况时，后者习惯回答到「在我们中国，五谷又各种豆都种」（meni dulimba-i gurun de，sunja hacin i jeku jai hacingga turigemu tarimbi），「我们中国有各种果子」（meni dulimba-i gurun de hacingga tubihebi）等。〔5〕不仅如此，甚至连阿玉其汗表示谢恩的话，在书中都被润饰成「臣我，因为幸属中国……」（ambanbi，jabšan de dulimba-i gurun i harangga ofi），〔6〕以刻意制造出一种绝远边裔之人宾服中国的政治归属形象。

　　这也正如作者在最后向皇帝上奏时所恭维的，「从古以来，中国人没到的地方的人，倾心服从」（julgeci ebsi dulimba-i gurn i niyalma isinahakū ba i niyalmai gūnin hungkereme dahah-angge），〔7〕表明清朝皇帝诚然乐于以中国君主的身份听闻下属上奏此类颂词。

　　根据相关索引，满文本《异域录》内总共先后出现了23次「中国」（dulimba-i gurun）的用例，〔8〕而且作者图理琛还是在先完成满文本后，复将其译成汉文。〔9〕由此更可看出，以自己作为中国臣民的归属意识，在像图理琛这种于康熙中后期步入仕途的满洲官员那里业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作为效忠对象的中国与大清彼此完全可以等同。

（节选自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 ———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1〕神田信夫：《袁崇焕の书简》，《清朝史论考》，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第149—156页。该文初刊于1962年，作者后来在修订时特地增入了一则补记，系据1937年《青丘学丛》刊载的相应图版，推论汉文书信所出的写真帖本自稻叶岩吉的相关旧藏。王钟翰先生曾注意到这一史料，但以为神田氏所见的汉文书信是原件及其写真帖，实际上神田信夫在书肆寓目的只是贴在照相簿上的原文写真件。参见王钟翰：《论袁崇焕与皇太极》，《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0—131页。

　　〔2〕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3页。

　　〔3〕关于nikan（尼堪）的词源及义项的考察，参见伯希和：《南家》，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1—73页；黄彰健：《论满文nikan这个字的含义》，《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88—593页；JohnTang，“Encore à propos du nom Nankiās note par Paul Pelliot,”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vol.7, no.2, 2015, pp.119-124.

　　〔4〕以上关于《尼布楚条约》中各种文本中所见的「中国」词例，均引自W.Fuchs，“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Nertschinsk vom Jahre 1689：Eine Textkritische Betrachtung,” Monumenta Serica 4/1939-1940, SS571-593. 其中Хин一词不要与「清」混淆。

　　〔5〕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奈良：天理大学，1964年，第164、142、145页。

　　〔6〕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第176页。

　　〔7〕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第183页。

　　〔8〕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第210页。其中两处满文的「中国」在原刊本中稍有讹误，参见G.Doerfer,  “Ein mandschurischer Reisebericht über Russland，”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0/1968, S156.

　　〔9〕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