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大败局》(吴晓波 著)②

案例一:“合理的成长目标应该是一个经济成就目标,而不是一个体积目标”。
企业:顺驰
关键人:孙宏斌
孙宏斌曾经是柳传志十分欣赏的年轻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柳将内地市场全部托付给孙的团队。因为总管集团的所有业务,所以孙宏斌权重一时,全国的13家分公司经理都是他挑选的,为他马首是瞻。因此在孙心中慢慢地滋生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帮会行为”。一晚,柳传志接到报告,称孙宏斌等人聚会商议,有人建议把分公司的钱转移到别处,当时孙手中握着1700万的货款。柳传志当即报案,孙后因“挪用公款”被判罪。
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面临重大压力,启动内需成为主要战略任务。这时候,一直被限制发展却能带动巨额消费的房地产业突然受到重视。1998年,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政策,接着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以往对个人住房信贷的多种限制,并允许许多商业银行进入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由此,压抑多年的住房需求被彻底释放出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爆发式地成长。
孙宏斌坚持中介代理和房产开发两条腿快跑的策略。
顺驰在拿地上很有技巧性。这些土地都有以下特点:由于是“生地”,不被注重短期效益的当地开发商看好,竞争相对来说不太激烈,而且未来有升值的潜力;当地政府的出售新急迫,便于获得支持;基本上没有拆迁的遗留问题,有利于迅速开工和交付;地块面积普遍较大,适合建设大规模的中低档住宅楼盘。
其次,顺驰在项目定位以及设计上有很强的现实性。顺驰坚持只做住宅项目,而且以中档价位为主。孙认为这类房产的消费群最大、变现性最高,适合短期内快速出售。
孙宏斌最重要的战略基点是对现金流的严格控制,将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到极限。第一招,大幅缩短建造和交付时间。第二招是加快现金的流动和运用,顺驰的商业模式就在于“缩短从现金到现金”的周期,其业务中心也是围绕现金流开展的,包括在全公司统一调度资金、延缓支付买地的钱,3-6个月开工、提前收取业主购房款、利用合作伙伴的资金等。
孙往往要求政府方面降低首付款的比例和延长结算的周期,如果这方面有弹性空间,他宁可提高土地的购买价格。出于对房地产业的长期看好,孙企图用眼前的利益来换时间,靠地价的持续上涨来弥补购地的高成本。
上涨过快的房价成为千夫所指。房地产过热,直接拉动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宏观经济面临过热。一系列宏观调整导致房地产行业的冬天来临。
顺驰有可能获得资金的途径来自四个方面:①自有资金和合作伙伴资金;②销售回款;③银行借款;④信托、境外基金和上市
在顺驰财务困境时,第④种方式成为唯一可以寄托希望的方式。但是其上市失败了,原因在于“顺驰2004年发展速度很快,手里有35个项目,但是当年的利润体现不出来”。
后来,顺驰的快速建房模式也出现了后遗症,房产免不了有质量和信用方面的问题。

案例二: 没有学会妥协的企业家很难在中国商界成功;没有学会“政商博弈术”企业家甚至很难在商界立足。
企业:华晨
关键人:仰融
有档案显示,仰融收购沈阳金杯所投入的所有资金都来自许文通掌控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买下金杯股票的当月,华博财务公司(仰融创建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组建了新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后来仰融又设立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华博100%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公司40%的股份全部被注入这家专门用于上市的“壳公司”(即华晨拥有金杯客车40%的股份)。到8月,仰融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由,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让华晨持有金杯客车51%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的控股方。【解读:当时美国那边规定是上市公司必须是下属公司的控股公司才可以申请上市,因为此时的华晨中国就是个皮包公司根本没有上市的资本。仰融为规避这一规定就想到了换股的办法:用华晨中国21.57%的股票换金杯汽车手上持有的金杯客车11%的股份,这样华晨中国就持有金杯客车51%的股份成为其控股公司了,完全符合美国那边的相关规定。】
1992年4月,仰融的华博与许文通掌管的海南华银、中国金融学院(现在的对外经贸)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人民银行出资10万,华晨出资100万),其性质是“非官方的非盈利性组织”。随后,华晨隐身其后,其资产以“划入”的方式全部装入基金会中。某种意义上,这个基金会对金杯的上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解读:在仰融动身去美国前不久,仰融把自己持有华晨中国78.43%的股份转让给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对此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是,有关方面希望即将在美上市的华晨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大股东应该是国家资本。于是仰融就找到基金会其他几位股东许以某种利益造一个壳来满足有关方面的要求。】
1992年7月,金杯汽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
对华晨来说,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是时间。因而,必须在中国家庭轿车消费井喷以及价格大战开打之前,构筑起一个庞大的、有持续竞争力的制造和研发体系。
仰融与罗孚(一家公司)的谈判从发动机上升到全面合资,仰融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宁波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略了东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态。
或许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溜走”了。一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车,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
政府方面和仰融就罗孚项目放在哪的问题产生了分歧。2001年秋天,矛盾被激化。
在华晨归属方面,政府方面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仰融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但是仰融认为,基金会知识为了上市而设计的一个“壳”,当年的国有投资仅有10万,之后国家再也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因此,国有资产在华晨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30%。
仰融的算盘:在浙江宁波注册成立一个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国正通控股公司,它将成为华晨与罗孚合资的中方母体。同时他在华晨集团内组建了职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职工入股发起,中国正通投资公司再与后者进行某种方式的股权交换,这样,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就诞生了。——最后还是落空了。
华晨最终被认定属于国有资产,仰融被驱逐。有关官员引用相关规定:“一切以国家名义的投资及投资派生出的所有资产,都是国有资产。”【解读:基金会有国家出资;仰融把自己持有华晨中国78.43%的股份转让给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2002年,财政部批准华晨集团以1.44亿港元收购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有的14.4亿华晨中国股份。

案例三
企业:中科创业
关键人:吕梁、朱焕良、丁福根
朱的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套牢了2个亿。寻找欠债1千万的吕帮忙。吕与朱签了一个协议,他将组织资金接下朱受众50%的康达尔流通股,朱配合锁仓,还必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朱承诺,不论日后股价怎么上涨,他都将以13元的协议价向吕转让手中的股票。
丁去融资,吕用资金收购朱的购票,再把买进的股票拿给丁用于抵押融资,循环往复。
当股权到手、资金到位、共犯结构形成后,吕与丁开始了庄家运作:不断发布资产重组的好消息,大规模地对倒推高股价。其重组方式之一,就是他控制的系内公司之间的排列组合。股票市值翻番之后,他们就用中科创业作为质押,购入其他股票并拉升这些股票价格并卖掉挣钱,再通过倒仓、对敲(行为人意图影响证券市场行情,与他人通谋,双方分别扮演卖方和买方角色,各自按照约定的交易券种、价格、数量,向相同或不同的证券经纪商发出交易委托指令并达成交易的行为)进一步炒作中科创业的股票。
这个骗局的崩塌从中科的内讧开始。朱由于签了协议,保证5年内不抛其手下的股票,但后来随着股价不断上涨,他担心夜长梦多,不断抛出股票。其次,中科内部员工私下建仓炒股,一些高层甚至用公司的股票做质押,为了清除这些“老鼠仓”,吕要求这些“老鼠仓”平仓出货。但是普通股民本来就对高价位的股价颇为敏感,一时间诱发了大规模的出逃。于是,中科倒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