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遇难者的亲属回忆起在索契坠毁的图-154
译自《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作者：斯维特拉娜·萨莫捷洛娃（Светлана Самоделова）
2017.12.24
“一架军用运输机在一年前坠毁”
在一年前的12月25日清晨，一架沿着莫斯科-索契-拉塔基亚航线飞行的图-154坠毁。在索契加油完毕起飞之后的70秒，它坠入了距离海岸1.6公里的黑海里。在这架飞机上，有着荣获两次红旗勋章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原本他们是要把音乐带给赫迈米姆军事基地的军人们的。除了传奇的亚历山德罗夫人们以外，飞机上还有7名军人，包括空军的飞行员们以及一个空军中队的副中队长、国防部文化司司长安东·古班科夫（Антон Губанков）和他的新闻秘书奥科萨娜·巴茹特纳娃（Оксана Бадрутдинова）、正义救助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伊莉莎白·格林卡“丽莎医生”（Елизавета Глинка — «Доктор Лиза»），还有来自三个摄制组的记者们。
机上的全部92人——84名乘客和8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飞机坠毁的原因被认为是机长的失误。
在一年之后，遇难者的亲属们终于可以讲述他们死在那架编号为KA-85572的图-154飞机上的亲人的故事了。
“用音乐来祈祷”
按照计划，在赫迈米姆基地，歌舞团会举行一场音乐，在这场音乐会上合唱团会演唱15首歌，而舞蹈团也会跳几支舞。由于那里的舞台太小，难以容纳下整个歌舞团，所以歌舞团的乐队被留在了莫斯科，音乐家们在赫迈米姆只能在播放的伴奏下演出。
和歌舞团一起出发去叙利亚的，是歌舞团团长兼艺术总监瓦列里·哈利洛夫中将。他于2016年4月份来到歌舞团，在此之前的14年里，他是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军乐局局长，也是军乐团的首席指挥。在他面前的，总是庞大的军乐队——只有他才能够在红场的胜利日阅兵上娴熟地指挥1500人的乐队。而在救世主塔国际军乐节上，他还会指挥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军乐队……
为了了解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这位专业的音乐人——MK（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和他的弟弟俄罗斯联邦国防军事大学高级讲师亚历山大·哈利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Халилов）上校以及他的女儿玛利亚（Мария）进行了对话。
亚历山大：在我的记忆里，音乐总是在我们家里响起。我们的爸爸是一个军乐队指挥。在4岁的时候，瓦利亚开始学习音乐。在他11岁的时候，就进入了莫斯科军事音乐学校。一开始他学的是单簧管，后来也学会了钢琴。莫斯科军事音乐学校是一所全封闭的学校，日常管理很严格，四年之后当我去到那所学校时，妈妈一离开，我就开始大喊大叫，因为离开家里独立生活真的很艰难。我和我哥哥在入学的时候都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在后来去了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军乐指挥系学习时，我们才开始长高。
瓦利亚是一个非常关心兄弟的哥哥。我们的童年时代都是在弗拉基米尔州的基尔扎奇附近的村子里度过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外婆总会用俄式土制烤炉给我们做好吃的芝士蛋糕。她是个残疾人：因为在工作中受伤，她失去了脚。不过尽管是个残疾人，她还是经常带着我和我的哥哥去距离村子七公里远的修道院里去。
瓦利亚总是在照顾我。有一次，当我们去赫梅列沃附近的池塘里游泳时，他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我才7岁，还不是很懂得怎么游泳，但是当年纪大一点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去时，我也跟着跳了下去。当我一跳下去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开始感到窒息。还好我哥哥及时抓住了我，把我拽到了岸上……
有空的时候，瓦利亚总是会回去我们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哈利诺村。在90年代，我们在这里买了地，在瓦利亚那块地附近还有一座小教堂的遗址，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是怎么穿过那些废墟玩耍的。后来我哥哥就在他的地上建了座房子。在他建房子的时候他挖出了很多以前的东西，原来是以前在教堂附近有一个专门修理耕犁工具的铁匠铺，哥哥在那里挖出了很多斧头、干草叉、大车的残骸和断钉，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他都放在谷仓的墙上了，像一个真正的铁匠博物馆。
作为一个军乐家，哥哥的另一个收藏爱好是收集小兵人。他有很多收藏，每次在国外巡回演出的时候他都会带回来很多。甚至连约瑟夫·科布松也给瓦利亚带回过12个漂亮的瓷质小兵人。
我为我的哥哥感到骄傲。在他的一生中，他取得了很多成就。作为一个军队里的音乐家，只要你肯努力，你是可以成为上校的，对于大部分军乐家而言上校是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但是他做到了中将。他甚至还受邀去过朝鲜和美国做指挥。但是他依然是一个很谦逊的人，无论是要求自己，还是要求他的家人。
玛利亚：爸爸是在加格拉遇到妈妈的。妈妈的祖父母都住在阿布哈兹，当时妈妈的祖父来这里负责建桥和打隧道，后来就在那里有了一间房子。在妈妈家的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在爸爸坐下并开始熟练地弹钢琴时，给妈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他们就一见钟情，然后就开始互相写信了。不久之后在加格拉，他们就举行了婚礼。
爸爸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也常常用他的原则教育我们姐妹。他是一个很严格的父亲，但是他以自己为榜样教育了我们。在假日里，爸爸总是会弹钢琴和吉他，我和姐姐一开始都在音乐学校上学，不过后来都选择了去技术学校。虽然他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对我们很严格，但是他对待他的四个孙辈的态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他总是很呵护他们，如果他听到我们对孩子们说话的声音稍微严厉一点，他就会骂我们。
我现在很想念他。每天我都在听爸爸的音乐，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我都放了他作品的光碟。爸爸总是很喜欢重重复复地说，音乐是来自于“精神”的，每个人都能在音乐里发现不同的东西。他总是希望军乐队能够回到公园里，这一愿望来源于他的童年记忆，在他小时候，他的爸爸总是在公园里指挥军乐队，对于每个人而言这都是享受假期的好方式，每次在军乐队在公园里演出时，当他的妈妈出现在公园里，她最喜欢的狐步舞曲“盛开的五月”就会响起……
亚历山大：那真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瓦利亚还记得那个时候他总是坐在打大鼓的音乐家旁边。哥哥后来也开始了恢复这些传统，比方说，他是救世主塔国际军乐节的创始人，在这个军乐节期间会有许多军乐团包括国外的军乐团在莫斯科的各个公众场所进行演出。在悲剧发生的一年前，瓦利亚还创立了一个管乐、弦乐以及打击乐音乐家协会，现在这个协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玛利亚：开车送爸爸去奇卡洛夫斯基机场的司机说，在路上爸爸很紧张很难过。在那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试过长时间离开家了，那天他一再推迟离开家的时间，爸爸想和妈妈一起再待久一点。她为他进行了祈祷，在马路上送别了他，然后爸爸就离开了家。其实爸爸根本不想去赫迈米姆基地举行音乐会，但是他不能不飞。他忠诚于他的国家，他需要对他的团队负责。
亚历山大：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哥哥已经整整一年了，那是去年的12月23日。他来到我们军乐局这里，为其中一位同事庆祝生日。虽然哥哥当时已经去了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以前的同事。在四楼他有自己的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他曾经见过的那些人的照片，那里还有钢琴，瓦列里在那里创作过很多歌曲，比如浪漫曲和进行曲……他经常叫我上去，叫我听他新创作的歌曲。我会告诉他哪段旋律听起来比较奇怪，然后他就会弹另一个版本给我听。之后他就很快速地把这些旋律记下来，然后交给我来编曲。我曾经为此感到很生气，因为这老是占用掉了我的很多时间。不过事后他总是会很感谢我，说我的编曲让他的进行曲变得很好听。举个例子吧，在射击进行曲（Стрелковом）里，就很巧妙地把连续射击的声音和音乐结合在了一起。而在专门纪念1812年的战争英雄的米洛拉多维奇将军进行曲（«Генерал Милорадович»）里，瓦列里第一次尝试把祈祷词放在音乐里，并且没有改动一个词。
在12月23日那天，我们讨论了哥哥要去出差叙利亚的事情。碰巧的是在两个星期之前我就飞去过赫迈米姆基地了。我曾经在阿富汗任职，是“瀑布”（«Каскад»）乐团的最后一任团长。现在，乐团的创始者安德烈·苏霍夫（Андрей Сухов）已经决定重建这个乐团，并且把以前的作品都收集回来了，因此，我们一群曾经的乐团成员就去了叙利亚举行音乐会。当时我们乘坐的飞机，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就是坠毁了的那架飞机和那些机组成员。
我记得瓦列里问我：那边的天气怎么样？我告诉他不用带太多东西去，带上制服和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他告诉我他这次在那里不指挥，所以不用带制服。在那次飞行中，他主要是要陪同国防部文化司司长安东·古班科夫。
其实我们——瀑布乐团，本来也会参与到这场致命的飞行中的。不过我们没有去，好像是由于没有足够的位置，也好像是有人命令我们不要去……
玛利亚：爸爸被埋葬在了他长大的地方，弗拉基米尔州一个村庄的大天使米迦勒教堂附近。那里的景色很优美。在教堂旁边有一条路，通向一片湖泊，那是圣水的源头。我们一年总是会去这个公墓好几次，爸爸总是说：“把我埋在这里吧”。爸爸和当地居民还在通往村子的道路上立起了一个带有十字架的小祈祷柱，我们把它捐献了出来。在小祈祷柱的底座上，有一张爸爸站在那里的照片，还有一个装有所有村民的姓名的胶囊。
亚历山大：我们的曾祖母阿丽娜（Арина）也葬在这个乡村公墓中，瓦列里后来有一次在她的墓上找到了她的墓碑。12月24日，我们会再去哥哥的墓地看望他。不过在去他那里之前，我们会先去基尔扎奇的儿童音乐学校，这座学校以瓦列里·哈利洛夫命名，在那里有一块哥哥的纪念牌匾。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哈利洛夫在他生日前的一个月零五天去世。本来在2017年1月30日他就该65岁了。
“弗拉基米尔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坠毁在黑海的那架飞机上，几乎聚集了全俄罗斯的金嗓子的传奇歌舞团的合唱团有三分之一的人丧生。
在这其中的有些人已经有着辉煌的人生了，而有些还在期待着自己未来的光辉事业。歌舞团的独唱家维克托·萨宁总是被称为“小太阳”——他的心态很积极，并且常常微笑。在歌舞团工作了超过22年的他去过许多热点地区。等他从叙利亚回来之后，他已经计划好了在12月28日如何庆祝自己的56岁生日。“但是他现在永远都只有55岁了。”他的朋友痛苦地说。
高大又善良的伊万·斯托利亚尔毕业于科斯特罗马神学院，后来又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附属专科学校。他拥有着优美的低音，他曾经在戴维沙漠男修道院演唱，在圣乔治胜利教堂演唱，在新耶路撒冷修道院演唱。现在，他留下了他的三个儿子：纳扎尔（Назар）、玛特维（Матвей）和卢克（Лука）。
在娜塔莉亚·萨特（Наталии Сац）儿童音乐剧院，人们都很为弗拉迪斯拉夫·戈利科夫骄傲。“虽然弗拉德（Влад，弗拉迪斯拉夫的小名）去了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但是他从来没有中断过和我们的联络。他在歌剧《魔笛》里演唱了塔米诺的部分，还唱了格列恰尼诺夫（Гречанинов）的歌剧《婚事》中的波德克列辛的部分……在普罗科菲耶夫（Прокофьев）的歌剧《三桔爱》里，他是一位多么出色的王子啊！”他的同事安东·瓦连佐夫（Антон Варенцов）说，“在这里，在我们的剧院，他找到了他的命中注定。我们有一个负责教学的部门，部门的老师们会在门口迎接来看表演的孩子们，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因为来到陌生的地方而感到害怕并且大哭了。在这些老师中有一个叫做瓦伦蒂娜（Валентина）的，后来她成为了弗拉德的妻子。”
独奏家奥哈内斯·吉格尼扬是莫斯科大剧院的客座独奏家。他不仅演奏出色，而且还能画漂亮的油画和水彩画……在工兵营服役期间，他曾经因为意外被埋在砾石堆里，几乎丧命。后来把他挖出来的士兵对他说：“那么，伙计，现在看来您会很长命了。”这个预言没有实现……
拉季克·扎基洛夫毕业于乌德穆尔特大学外语系，因此他能说四种语言。但是比起翻译，他更喜欢与音乐有关的事情，因此他和歌舞团一起几乎去了大半个世界。在悲剧发生前不久的那个秋天，他曾经在街上捡到两只小猫。现在，这两只长大了的猫总会让亲友们想起拉季克……
安德烈·科切马索夫是一位十分抒情的男高音，同时他还有着天赐的礼物——出色的听力。他可以“看到”声音的颜色。在马林斯基剧院，他曾经被称为“男高音之王”，后来他来到了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在歌舞团发光发热。
弗拉基米尔·哈利蒙只有33岁，朋友们都相信他会成为著名的民乐艺术家。
“弗拉基米尔和我一起在沙赫京斯基音乐学院的指挥合唱系一起学习，”弗拉基米尔的妻子叶夫根尼娅·哈利蒙（Евгения Халимон）说，“一开始我们总是无法忍受对方，在前两个学年，我们就像是一只猫和一条狗在一起一样，完全无法交流。但是后来我们都被彼此的声音吸引了，然后不由自主地越走越近，最后产生了爱情。后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了罗斯托夫国立拉赫玛尼诺夫音乐学院。”
在一个好日子——2008年8月8日——他们结婚了并举行了婚礼。然后在11月，沃瓦（Вову，弗拉基米尔的爱称）被征召入伍。为了不浪费自己的歌唱技巧，他决定在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服兵役。之后，在2009年，他留在了歌舞团工作。
弗拉基米尔有着一个艰难的童年：他在一所家庭孤儿院中长大，爸爸和妈妈不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收养了许多孤儿——家里一共有11个孩子！当母亲1993年去世的时候，由于爸爸一个人无法再继续抚养这么多孩子，因此孤儿院也就此不再继续下去。除了9岁的沃瓦以外，更年长的孩子就只有一个盲人哥哥和一个姐姐了……老师们说，瓦洛佳（Володя，弗拉基米尔的另一个爱称）的所有时间都在学校里学习——学习通识教育和音乐，他还学了如何演奏巴扬琴。人们都说他是大家的孩子，因为大家都会接济他，让他能够吃饱。音乐学校的校长尤里·伊万诺维奇·叶夫图申科（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曾经是沃瓦的老师，是他坚持要沃瓦离开音乐学校之后去读音乐学院的。后来，他很为自己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骄傲。
“我没有办法在莫斯科找到工作，因为我不像我先生一样那么精明。我不像瓦洛佳那样，可以一户一户地敲门去找工作。有一次我搭地铁的时候，看到了招聘空姐的广告，我想我可以去，我不害怕飞行，我热爱天空。”在当了空姐四年半之后，她休长期产假了，“我们已经期待有自己的孩子八年了。在商量过之后，我们给女儿起名安菲莎（Анфисой）。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手头变得紧了起来，沃瓦为此还在奥帕里哈的伊丽莎白教堂唱歌，尽全力的赚钱……”
“他是个很好的丈夫和爸爸。我被他宠坏了，总是被他捧在手心里。在家里的时候，他从早到晚都在听歌剧，他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在剧院里唱歌。本来在新年之后，他打算离开歌舞团，歌舞团里的竞争很激烈，但是薪水不高。弗拉基米尔打算去剧院或者莫斯科斯瑞坦斯基寺唱诗班面试。”
“在悲剧发生前不久，沃瓦把订婚戒指拿去稍微弄大了一点，结果戒指裂开了一点。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以免大家不开心，后来我才在他的戒指上看到修复的痕迹。我知道，订婚戒指受到任何损坏都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当时我想：应该没事的，我亲爱的正在出差的路上呢……”
“当一开始知道歌舞团要分开两架飞机去叙利亚时，弗拉基米尔申请坐先起飞的那一架，他想要早点回来，因为我们计划好了新年时要飞去陪我的父母。不过他的申请没有被允许。”
“独唱家瓦季姆·阿纳尼耶夫因为他的第三个孩子尤拉（Юра，尤里的小名）刚刚出生，他有必要留下来帮助他的妻子，因此向团长申请了留下，所以沃瓦要代替他去唱卡林卡。当他已经穿好鞋子出发去机场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就像被从头到脚用冰水淋了一样。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沃瓦了……”
“12月25日，我们的女儿醒的很早，5点25分就醒了——后来发现飞机就是在那个时候失事的。我在给她喂奶的时候，电视上的频道正在放我和沃瓦最喜欢的电影‘巴尔扎米诺夫的婚礼（«Женитьба Бальзаминова»）’。突然沃瓦的爸爸打电话过来，说：‘西伯利亚的亲戚说有一架飞机在索契坠毁，飞机上坐着的是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沃瓦也和他们一起飞了吗？’我对他说：‘他们向南方飞去了，但是不去索契。’然后我换了一个频道，看到了新闻……”
“在沃瓦离开之前，他给所有的亲戚打过电话。他还特地打电话给我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爸爸，告诉他我的车子已经修好了，就好像他意识到了他不会再回来……”
“悲剧发生之后，我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我的女儿回了罗斯托夫，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而奇怪的事情也从这时开始发生。我总能听到阁楼上传来脚步声，而我女儿有一个可以亮起来的玩具也只有我打她是玩具才会亮起来。而且她开始突然没有任何原因的一天哭几次。我感觉到，沃瓦还在我们的身边。”
“悲剧发生后的第四天，我梦到了他。梦境里的一切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真实。我的先生拥抱了我，亲吻了我。我想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我说再见。”
“有些人埋葬了亲人的残骸，但是我的丈夫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住在那哈滨（Нахабине）的宾馆里。艺术家们是坐两辆车去机场的，在飞机上通常玩得好的会坐在一起，现在他们也一起消失了。在那哈滨，只发现了阿尔乔姆·塔拉先科。十个人里也未必有一个人可以留下一些碎片。在12月25日，我们只能为他们埋葬一些个人物品来代替尸体……”
“安菲莎现在和我住在隆尼（Лобне），在悲剧发生后，在国防部的帮助下，房子现在已经在我的名下了。但是先生在空难中去世了，悲伤的我也不得不再次出来做空姐。我必须要把我的女儿抚养成人，现在我既是她的妈妈，也是她的爸爸。”
“谢尔盖在我生日的那天去世了”
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芭蕾舞团里的几乎所有人都踏上了去叙利亚的不归之路。要区分舞者们和其他人是很容易的，他们总是骄傲的抬起头，步态优雅。
亚历山大·拉祖莫夫以他的“踏板”——高高地跳起来并在空中把腿折起来——这一动作而闻名。人们都说他有金子般的手和心。亚历山大·拉祖莫夫的朋友叶珍卡（Еженька）说，他还有4个月就到他的30岁生日了。其实在6年前，他曾经跟腱撕裂过，不过在进行了两次手术之后，他康复了并回到歌舞团里。
弗拉迪斯拉夫·波波夫从来没有送过他的小儿子去幼儿园。在他的小儿子面前，亲人们不能谈起他，他的小儿子依然认为他还在一次无限长的出差当中……
芭蕾舞团里的一对夫妻奥列格和叶卡捷琳娜·科尔扎诺娃，也在空难中去世了，只留下他们3岁的儿子阿尔乔姆（Артем）。在这架送命的图-154上还有玛利亚·克洛科托娃，她的先生德米特里·帕金负责监督歌舞团行李的装卸，在两个小时前去就飞去了叙利亚，因此得以逃过一劫……莉莉娅·佩里耶娃只有19岁，她刚刚才从沃罗涅日舞蹈学校毕业。
谢尔盖·贝科夫在歌舞团工作了12年。他的妻子亚历桑德拉·特罗什科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Трошкова）讲述了他们相识的故事以及后来的一切：
“我是在皮尼亚茨基合唱团遇到谢廖扎（Сережей，谢尔盖的爱称）的，当时我是合唱团的独唱，而他只是一个从舞蹈学校来见习的学生。我比他大5岁半。不过，尽管年龄差很多，但是我们之间还是立马就互相吸引了。17岁的谢廖扎是那么的贴心、细心、温柔和善良，以至于他完全盖过了他周围的其他男生。有一次我的脚跟受伤了，找不到工作，急得流下了眼泪。那个时候我连双新鞋都买不起，因为合唱团的工资很微薄，然而谢尔盖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于是我们立马就开始了真正的成人生活。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妈妈是一个出色的俄语和文学老师，而他的爸爸曾经是伊留申设计局的设计师。站在他的身旁，我仿佛站在一堵墙的旁边，感到很安心。”
“在皮尼亚茨基合唱团里，谢廖扎得以推迟一年服兵役。然后，在2005年，他去了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服役。他非常喜欢这个歌舞团，因为团里就像大家庭一样，于是他决定留在那里工作。是的，不是以军人的身份，而是以平民的身份。”
“在23岁的时候，他当爸爸了，我们的儿子尼基塔（Никита）出生了。在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当中看来，我可以说，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爸爸了。他把自己所有空余的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从我把尼基塔从医院带回家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为孩子换尿布、洗澡，忙个不停。他还会去幼儿园接孩子，和孩子一起散步。”
“在6年来我们都是住在一个租的公寓里，在悲剧发生的两个月前，奇迹般的，他买下了这个公寓。谢廖扎以前很害怕贷款，不喜欢负债。但是他突然对我说：‘扎雅（Зая），我们把房子买下吧。’我想，既然先生已经这样决定了，那我也得接受。”
“就像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麻烦一样，银行是不会允许死者做按揭的。如果当初谢尔盖没有决定把房子买下来，那现在我和我们的儿子就只能在大街上流浪了。”
“我还记得在12月24日，飞机坠毁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去了家具店。谢廖扎记得以前歌舞团有一个小分队去过叙利亚，回来之后，所有参与了这次演出的人都获得了勋章。我的先生向我抱怨道：‘可惜他们没有带我，有勋章可以获得租金折扣。’谢尔盖总是试图让我们的生活更舒服一点，几乎整个歌舞团在这次新年假期都会飞去叙利亚，我想大概回来也不会给他们发什么勋章的，然后我就和他说：‘我不需要勋章，我只需要我的先生活着且没有受伤的回来。’”
“谢廖扎不能推掉这一次送命的演出，因为他很喜欢他的工作，同时也不想让他的同事失望。尽管12月25日是我的生日，而且是整数的生日，我要35岁了。谢廖扎说：‘你去和你的朋友们庆祝吧。’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时间去庆祝生日，尽管每次我生日的时候都会和很多人一起庆祝。”
“我还记得谢廖扎准备离开去奇卡洛夫斯基机场，已经站在门口时，尼基塔问他：‘爸爸，你今天一定要飞吗？……’而现在这已变成永恒……”
“这次的悲剧让我们和谢廖扎的妈妈走得更近了。在悲剧发生的一年前，她失去了她的丈夫，现在她的儿子也去世了……而我10年前送别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去世的那天是谢廖扎爸爸的生日，在10年后，我的谢廖扎在我生日的那天去世。”
“1月13日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自我们成为夫妻以来已经过去了7年了。但是取代庆祝活动的，是1月16日的葬礼……”
“一开始，我们被告知找不到整个身体，只有一些碎片。当我们去找法医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纸条：‘128号尸体，右臂碎片和一些肌肉。’法医还对我说：‘您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您很幸运，至少还能找到一块肌肉和一些碎片。有些人只能找到一个前列腺了……’后来事实证明他弄错了，我们还算能找到一个完整的身体。”
“后来，一名法医来到我们这里，解释道：‘我们在他身上标注了128号尸体，然后拿走了两块进行DNA检测——右臂和肌肉的碎片。’当法医请求我们原谅的时候，我说：‘也许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我永远不会理解你的所作所为的。’半年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并且想知道：我们的谢廖扎到底在哪里？而这样的困惑不仅仅我们的家庭有。”
“第一次葬礼举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告诉谢廖扎的妈妈只找到了一些碎片，她受不住这么大打击的，所有的亲戚都告诉她我们把整个谢廖扎埋葬了。不过事实上的确完整的他已经下葬了，后来我看到了他在棺木里的照片，以及在太平间桌子上的照片……”
“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第二次葬礼。在黑海，更多的身体碎片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发现了。我们去到公墓，看到很多坟墓都有被挖出来的迹象，人们把重新找到的碎片埋葬下去。我们又放了三块骨头在谢尔盖的墓里。这令人痛苦又毛骨悚然。第一次葬礼是在摄像机的注视下进行的。而第二次葬礼上，母亲和亲人们终于得以倾吐出他们心中想说的一切。所有的声音都是那么的悲怆……”
“在12月25日，我们的朋友都去世了。现在迪马·巴博夫尼科夫也不在很久了——他和谢廖扎有着同一个教父，只留下尼基塔和我独自活着。对尼基塔而言，父亲的去世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但是6岁半的他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了。每次我和他的奶奶因为谢廖扎而哭泣时，他总是会安慰我们，小心地照顾我们。谢廖扎很希望能够送儿子去上学！在出差之前，他还给尼基塔买了一个书包。有一次我的儿子说：‘去年的冬天是糟糕的冬天，爸爸去世了，您也没有和我一起去买芝士蛋糕和去溜冰。’以前，谢尔盖总是和他一起去山上的溜冰场……”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梦到过我的先生两次，每次他都是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人。但这也只能是一个梦罢了。”
哈利蒙版本的卡林卡，在P2的3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