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九）
1 新生
世界上可能有十几亿人都不知道南苏丹这个国家的存在。他们连冈比亚、斯威士兰、不丹或伯利兹很有可能都没听过。但是，不知道南苏丹情有可原，因为几年前这个国家还并不存在。
第一次内战于1955年至1972年间爆发，第二次内战于1983年至2005年爆发。那时候，仅有为数不多的人讨论这个现象。他们认为，这是21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当时几乎没有人说，如果美国雪佛龙能源公司，前身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三年前没有发现南苏丹地区的石油矿藏的话，1983年的内战就不会爆发了。历史一贯如此，新资源的发现会带来新的灾难和悲剧。
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次世界范围内鲜为人知的惨烈的战争。二十二年间，200万人死于战争。200万人中，大约20万人是军人，在武器下毙命，其他人则是被无辜杀害，或是因战乱导致的饥饿、疾病而死去的平民百姓。
2011年1月举行了公投，98.8%的南苏丹人决定独立。7月9日，南苏丹成了地球上最年轻的国家，同时也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战争可没有结束，只是以另外的方式发生。
南苏丹面积像法国那么大，人口大约有900万至1100万，但该国至今仍未做过人口普查工作。南苏丹现在还没有自己的统计数字，还没有进行那种恐怖的统计，如被列为全世界最穷的第五号国家，世界上文盲最多的第三号国家，等等。南苏丹刚成立，还没有统计数字，若以苏丹整体的统计数字来推算，可以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男人与三分之二的妇女都不会读书写字，五分之四的人每日花销低于一美元。
“南苏丹像一个孩子，刚刚诞生，还在学走路。在一个连道路都没有的地方无法建立国家。”
人道主义专家跟我说。一块领土、一个民族、一面旗帜、一个军队还不足以成立一个国家，哪怕它坐落在一块石油藏量丰富的地区。在这里，每十个刚出生的婴儿中就有一个夭折，每五十个母亲中有就一个死于分娩，85%的公共卫生是由国际组织负责。2013年政府号召外国捐赠者捐款数亿美元，半年之内募集到了一半的金额，对此数据进行重新统计，并且认定不是450万人、而是400万南苏丹人吃不饱饭。
国界线就是一条直直的线，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简直就如一名冷酷的地图绘制员的发明。
非洲地图上的国界线经常是笔直的。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有那么多笔直的国界线，因为它们都是历史上的殖民者官员拿着指南针和尺子，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来的。从1878年至1898年的二十年间，欧洲各个帝国创建了三十多个非洲国家，1960年后，这些国家从殖民者手中独立出来的时候，仍保持了这些边界。
非洲国家许多都是人为的、随意的、不能成型的，由不同的种族组成，各种族之间的冲突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是面向宗主国的出口导向型，仅有的一些道路和铁路都是通向港口的，在国内其他地方却互不相通。放眼望去，看到的是教育程度低的贫困人口，令人痛心的基础设施，消失的工业。
2 为了自由
“你看见过人饿死吗？”
聂库马看着我仿佛我说了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
也许我确实说了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她的目光是一种蔑视，我就试图收回这个问题： “你害怕这种饿死的可能吗？”
“是啊，我害怕。我一直都有这种恐惧。”
“你能做什么去避免它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就是到处找吃的，有时候找得到，有时候找不到。因此恐惧一直追着我。”
苦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件事情失败，所有的一切都坍塌。平衡看起来是那么的脆弱。
聂库马等不及回去了，她很乐观： “我们的生活会变好的，我们现在独立了，阿拉伯人再也不骑在我们头上了。我们以前不是自由人，阿拉伯人总是指使我们做这做那，让我们去这去那。现在我们可以过上自己的生活了，没人能指使我们了。我们自由了。”
“这种自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食物吗？”
“当然了。现在还不会，但是慢慢会的，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食物。现在阿拉伯人已经不是一切的主人了，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土地去耕种了，我们当然就会有更多的食物了。”
战争还在继续，一年前，我在班提乌认识了聂库马，现如今战争依然继续，一时加强，一时停歇，一时又加剧。
二三十年来战争就一直这样：发生在贫穷的国家、一些贫穷的军队之中，至少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起义，不停歇、延长、来来回回、平静与爆炸反复交替。他们把这叫作低强度战争，因为没有杀死那么多军人，只是杀害了一些女人、年轻人、部分男人，这些人被强暴、被驱逐、被抽打、挨饿，他们一般都是死于饥饿和疾病，多过死于子弹。
我于2013年年中写下了这几页，2014年初在巴塞罗那进行了修改。这段时间之内，从朱巴传来内战或是争夺政权或是种族屠杀之类的消息，据说已经有好几千人死亡了。昨日，足不出户，我便得知班提乌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被努埃尔的反叛军在逃出城之前洗劫和摧毁了。还出现了许多〔得花工夫找找〕关于食品短缺、当地千万难民的饥饿问题的新闻。
从这里，自现在，再读一遍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我感到奇怪，不幸的是，我笔下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地区，比现在处在灾难之中的这片土地还稍好一些。
3 “我是个好人”
几个世纪以来，白人来这里主要是为了掠夺东西的。现在，大家的设想是，大部分情况下，白人是来给予东西的。有时候这甚至是事实，无论他们做这事的理由和逻辑是什么。
我得承认无论如何这种付出和努力让人感动。他们告诉我，这几天，十万多快饿死的难民正从战争中逃离出来，那个地方的名字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马班，在上尼罗省，离这里300公里的地方，那是个得开好几天车才能到的地方。成千上万的难民出逃，原因是敌军给水源下了毒，烧毁了他们的房子，对他们进行千百人大屠杀。
卡洛琳娜说，他们唯一确信知道的是难民如潮水般涌来。六月份，埃塞俄比亚东部的立本，靠近索马里边境，每天接收两千多名难民。
“人们是很难以置信的……他们沉默地死去，当然有时候稍微抱怨一下，最让我吃惊的是，在这种灾难面前，他们还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什么呢？”
“我也这么好奇，能谢他什么呢。他们感谢上帝让他们一个个地死，而不是所有人都一起死，至少能救出一些其他人，他们感谢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感觉他们不了解其他的东西，不知道世界可以再公平一些的。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也不觉得多苦了。我这么说是有点残忍，但是……”
“我永远都忘不了在立本的那几个月。太可怕、太绝望了，我累极了，每天都在受苦，但是每天我都在想，我没有其他更想去的地方了。这里需要我，我知道待在那里、做我该做的，就是我人生最好的过法。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自私，救助他人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知道这对那些人来说是个好事，我很高兴能帮助他们。” 卡洛琳娜这么说。
“有时候我止不住地想，大部分人在自己家里舒舒服服的，而这里的人却在饿死，我却在现场，止不住想我是一个好人，是少数几个好人里的一个。我还得不断地制止我这样的想法。”
4 不老
这里也没有老人：这是生态系统的另一种胜利。
我们所有人在技术面前都有些迷失。衰老是我们仍无法控制的一种发明。我总是对衰老造成的损害非常吃惊：身体的机能没有随年龄增长而改善，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衰落。几个世纪以来，许多社会都企图用一种理念去弥补这种缺陷，即老年人才有智慧。“魔鬼因为是魔鬼才知道更多，而老人比他知道得还要多。”现在，自从我们认为真知是新近才发生的，学问这种标志性的价值也转到了年轻人中。
我总是自问，为什么这么精巧的自然系统将我们置入衰亡之中，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有多傻，现代的衰老绝对不是自然的，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发明。
在穴居的自然状态下，人类只能活25岁至30岁，在衰老之前就死去了。直到不久前，发达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也没有超过60岁。现在这一平均数字超过了80岁，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平均年龄的增长，但我们还在一种过渡时期，一种复杂的境况之下，我们却已经学会延长衰老，而没有学会去避免衰老带来的灾难。
但这并不是自然的错，是我们发明了极端衰老这种非自然的状态，但是我们还差很远，我们只做了一半，做法还充斥着错误。 在毫无希望的时代，衰老也只能带来忧郁。
以前的技巧很明显，你努力工作了，到了某一年龄，你就有许多的职业经验，使你成为值得敬佩与一个完整的人。
现在年长却纯粹是一种耗损，世界象征性的主人是年轻人，如果你越衰老，你越发没有任何的回报。 这里的年轻并不是任何的象征符号。
5 农业补贴
2012年，发达国家向自己的农业生产者共计发放了2750亿美元的补贴，用来刺激农产品出口或与保护本国农产品与进口农产品价格竞争、购买本国农产品。
鼓励农业燃料生产，或直接发放现金补贴。那些国家中的农业是一种有保障的生产，如果一位生产者因干旱、虫灾，或其他什么原因未达到正常预计的产量，政府会给他补贴损失的部分。
在那些国家，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补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瑞士，农业生产者68%的收入来源于补贴，在日本，50%，欧盟大约30%，美国大约20%，在所有那些国家，农业生产者一般都是大农场主，国家再一次补贴了富人。
在贫穷的国家，农业生产较为困难，政府反而不干预。或者是反向干预，降低粮食价格、方便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但是农民就受了损失。
全球化加深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差异。几个世纪前，肯尼亚、柬埔寨、秘鲁在自己土地上生产各自的物资，最富裕的人多吃一部分，用小小的运行缓慢的船只运输出口，剩下的没法出口和没法消费的食物就给了穷人，因为穷人人数也不多，运输工具效率也不高。现在所有国家都可以方便快速地出口，每个地区最穷的人已经收不到剩余的粮食了，潜在消费人群数量是全世界人口，只要世界任何一处的人有消费能力，市场就能将产品送达，而本地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就什么也得不到。
换句话说：现如今穷人不仅在比他富裕的几万人的虎口夺食，而且是在二三十亿人面前夺食。
补贴不仅是在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上起了作用，使本国农产者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售产品，因为反正本国政府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钱，可是他们的价格打乱了市场。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棉花，这个领域研究颇丰。如乐施会所说，如果美国不再补贴其棉花生产者，国际棉花价格就会上升10%～14%，西非八个国家的每个棉花种植家庭的收入就会增长6%，看起来不多，但是这点差别就会改变他们时不时吃不上饭的现状。
还有更多的旧数据可以有效论证这一机制，2001年，34名经合组织成员国共计向贫穷国家提供了52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同年，这些发达国家向本国农业给予了311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是对外援助资金的六倍。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那些补贴造成了贫穷国家在出口中损失了500亿美元。
从你口袋里掏出钱来送给你，这事挺容易。
一位驻马里巴马科的美国合作援助官员，他认为应该将援助资金投向恢复马里当地的棉花生产，因该产业受到了西方农业补贴的严重打击，但美国没法做到，原因就是邦佩斯。“戴尔·邦佩斯是阿肯色州的议员，1986年他引入一条修正法规定，不得将国际援助资金用于支付受援国与其出口产品的种植或生产相关的检测或分析、可行性报告、改进和引进物种、咨询、出版物或培训，如果该出口产品与美国生产的类似产品在世界市场处于竞争状态。”这再清楚不过了：你让我做生意，我才帮你。
补贴的数字总是惊人的，2002年天主教发展署的研究表明，一头欧洲的牛从欧盟每天收到2.2美元的补贴，每年800美元，也就是说，欧洲每一头牛都比世界上35亿人还要富裕，胜过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6 一种比喻
饥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比喻，有时候会奏效。
这也是一种复杂的比喻。
这一比喻刚开始就被滥用了：别懦弱了，当你听到一位男士或女士因饥饿而遭罪时别再假装你美丽的灵魂震颤了，或许你还一边喝着茶。
这一比喻重新开始的时候，再讲述就危险了：总是热泪盈眶，总是多愁善感，总是追求廉价的感性主义。
然后，讲述就更加复杂了：情况缓慢而复杂。这不是零星的事件，而是长期的状态。我们习惯于将饥饿认定为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受控的世界，饥饿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不出声响的持续的现象，全世界七分之一人的生活方式，然而这故事总是与我们自己无关的。
结束的时候，它的原因是多样的、混杂的、难以理清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出现了两个层面的解释：一种是复杂的、敏锐的、充斥着相互关系的，价格啦、补贴啦、基础设施啦，等等。另外一种是基本的、残酷的解释，世界的一部分人决定，为了更好地生活，可以或应该或出于对己合适，将另外一部分人维持在悲惨生活中，这样才能使所有那些机制留存和运转下去，产生预期的结果。
最后，总是有陷入最新道德主义的危险。
问题是人们变得道德主义了。
问题是人们没变得道德主义。
我们如何才能讨论一些所有人都谴责而所有人都免责的事情？免责这个词真是好听，而谴责又是那么廉价。
最近的两三年中，我不止一次认为以饥饿为题写本书是个愚蠢的想法：是向比喻让步。
饥饿是一种比喻，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并不发人深省，因为无人反对。去反对饥饿真是愚蠢，因为没人支持饥饿，哪怕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持饥饿的存在，人们也不会公开支持饥饿，饥饿的人群是无施害者的受害者。饥饿产生了一种幻觉，即公共事业是有可能的，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前进，所有人一起对饥饿宣战。
一种幻觉的比喻，所有人都为饥饿感到遗憾，但一旦涉及如何治理饥饿时，人们之间的异见就无法克服了。我们对金融转账收取托宾税，我们给他们更多的市场，我们禁止粮食投机，我们派出专家去给他们解释如何播种，我们捐赠粮食礼包，我们获得权力，我们维持权力，我们寄去粮食礼包。
我们可以说饥饿是贫穷最后的比喻，是其最不可争辩的表达。贫穷，正如我们所见，是相对的。贫穷对一些人来说还算不错，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绝对的悲惨了。而饥饿是无法主观衡量的，饥饿是贫穷最不可争辩的表达，任何争辩都在这点上停止。人们可以为了其他事情争辩，但绝对不会质疑每日进食低于2100卡路里会不会将你摧毁，没人会质疑饥饿是在人身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
饥饿是一种不接受任何异见和延误的贫穷。
我们可以说，饥饿是一种分隔的比喻：一道他们与我们、拥有者与没有者之间、因为一些人有和一些人没有之间的断然的屏障。如生态理论哪怕是虚张声势，给我们造成一种人人平等承担责任的感觉，如气温上升，我们都要一样受煎熬，如果生态是所有威胁中最平等的一种，因此引起了广泛的支持，饥饿却正好相反，饥饿是最具阶级性的威胁。我们很多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这为什么成了我们的问题？
由资本主义创造的来论证自身的故事中，没有一个比多劳多得的假设更加有效的了：最聪明的、最勤劳的、最有毅力的人就过得更好。挣钱是对你成就的奖赏，精英观论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要批判某人，只是因为他比其他人做得好？为什么要为其他人做得不好做得少来负责呢？
这是一种比喻，一种最残酷的、最容易理解的对他人的轻蔑、对他人命运的蔑视，对无法做到一流的个人的不幸和他遭受不公的蔑视。对我们读者、这些吃饱喝足的西方人来说，饥饿是其他人关我屁事的一种比喻。或是稍微多关心一点点，我也给援助者提供一些东西呢，援助这种做法是有坚实的理论依据的，只需要敢于说出来。
而且，饥饿对受苦的人也是残酷的比喻：别人可丝毫不关心我，如果我死了，他们也无动于衷，我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希望他们对我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在发达国家，饥饿总是左翼力量的一面旗帜，用来论证其改变社会秩序意图的合法性。现在听起来就像是一群好心人的申诉，一群拒绝政治定义和政治代表的人：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各类教会。
在发达国家，为面包而争斗是一种古老的行为。现在他们的要求更加多样化了。也许正因为这个，饥饿丧失了其政治重量，变成了陈词老调，这个词几乎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是另类旅游的明信片形象。
因此，在那些国家，饥饿不仅是“他人”贫穷的比喻，而且意味着过去。
或者威胁着衰落，如果饥饿回归，我们就惨了。
饥饿同样还有其无法估量的社会功能，世界上挨饿的人让我们体会到，我们作为融合在一起的西方人，生活得有多好，而那些“野蛮人”没有我们如此光辉的历史、文化、机构。
他们是“另外一种”极端，他们持续不断的痛苦提醒我们曾经奋斗的岁月，以及可能变成他们的危险。
那么，我们可以说，饥饿是贫穷最极端的形式，贫穷还包括许多其他的内容：疾病，悲伤，损失，幻想，破灭的幻想，实现了的幻想，不可饮用的水，焦虑的明天，打击、再一次打击、再一次打击，一天12小时工作、15小时工作，孩子带来高兴，孩子的疾病，遇见与不见，暴力，希望，再一次。
打击更多的打击。
同时，说饥饿是一种比喻是多么残酷啊。
我们街区的人会对我说，你去跟那些黑人说，他们那么瘦就是因为一个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