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十口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无数人的童年阴影，八仙饭店叉烧包案

司警接信后重新检验检获的残肢，竟发现一只女性指纹与八仙饭店失踪者陈丽珍的指纹相似，司警于是监视黄志恒，并访问失踪者约20名街访。

当时八仙饭店一名鸡鸭商指，1985年8月4日下午，曾接到郑林来电落单叫货，职员送货时，店内一切如常；翌日早上，当伙计再送货时，却发现八仙饭店突然贴出“休业三天”的告示。该鸡鸭商曾到访郑林住宅，当时一名陌生男子应门，指郑林居家去了珠海。

同样在8月5日，另一名失踪者、女东主九姨陈丽珍亦离奇失踪。她的邻居指，当日清晨，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上门找陈丽珍，指郑林的幼子发烧，请她协助，两人乘计程车离开，自此陈丽珍一去不返。

这两份口供令警方相信，郑林一家是在1985年8月4日至5日失踪；由于黄志恒已年届50岁，警方怀疑有一名年轻男子有份参与谋杀。

疑凶黄志恒同年9月28日下午，黄志恒匆匆离开八仙饭店，欲进入中国内地，司警发现后即将之截住，带署调查。警方发现，黄志恒在郑林一家失踪后，除了接管八仙饭店，换上新员工外，同时把郑林位于黑沙环第四街的物业放租，黄志恒与一名廿多岁的儿子住在另一单位，当时其子驾驶的汽车亦为郑林所有。

盘问时，黄志恒指他只想送契女返大陆，否认潜逃，又指自己以真金白银买下郑林的物业，这笔钱是从走私中赚取。当晚，他指自己哮喘病复发，情绪激动，扬言会咬舌自尽。翌日，司警正式发出八仙饭店10名失踪者的照片，要求居民提供有关资料。

此后，黄志恒又转口供，声称郑林欠他60万元赌债，把所有财产移交自己，郑林一家此后移民，但司警并未发现郑林一家的离境纪录。此时，警方在黄志恒的夹万内，搜出郑林在南通银行红街市分行的保险箱锁匙、回港证，4名子女的出生证书、学生证副本。

1986年10月2日，黄志恒正式被落案起诉，移交刑事起诉法庭侦讯，并裁定表证成立，还押澳门市牢监狱候审。

黄志恒被捕后，一直拒绝供出案情，并曾两度自杀。1986年10月4日下午，他利用市牢监狱内的铁皮垃圾箱，向左手腕上直割后横锯，被囚犯发现，经5小时抢救后得以保命。

同年12月初，他在狱中多次与其女伴黎氏见面，在最后一次会面时，双方放声大哭；他20多岁的长子阿源亦在同一时期探访父亲，两人神情肃穆。

12月5日凌晨，黄志恒磨锋汽水盖拉环，在之前自杀的伤口再次割脉；当天上午8时，狱警派发早餐，发现他已无气息，手腕被一幅染满鲜血的棉被覆盖。他当时住在市牢大楼A楼楼下五号仓，仓内共收禁28人，有犯人事后指，当晚看见黄志恒坐在床上，利用外透入的灯光做胶花手工，以为他只是打发时间。警方事后在黄志恒身边，找到遗书、哮喘药及数本色情杂志。

黄志恒死前曾向报馆寄出一封自白书，这是黄志恒唯一交代案情的文件，行文颇生涩。信中说：“请代我平反这冤案，请想，一个临死的人还会说谎，我之所以在法官面前承一切，是有因的。九月廿八日两点钟，司法处谓想了解一些事，我在那里一直坐了十多个钟头，在这段时间，我估计他们在观察我心境，由于在澳门从未做过对人不住的地方，所以我心境也自算不差，迄至他们问及关于八仙饭店之事，我从实告诉他们，也就是我如何认识郑林及至如何接替业务等，足足问了两夜三天，分四个人同是问这些，最后在十月一日零时谓要控告我谋杀郑林一家，当时我已是疲劳之极。

香港那边东窗事发，我已抱定以死以谢世人，本来我已当陈梓梁已死去，而且在孩子面对他们父亲早就去世，这是由我将自己的手指模痛割掉，那时开始，我已洗心革面，坏事不但不会做，而且连想也不去想犯法的事，凡事都有动机，而我已守了十多年，孩子刚毕业，踏入社会工作，我应该安享晚年。

早在一九八四年当郑林欠我十八万八千时，我已有心收购八仙饭店，这是有人证的。总而言之，我绝对做不出这案，如果是我承认又何妨？况且编辑先生你见到这信，我已经不在人世。

凄凉是我的太太和只有七岁的孩子，舆论对她很不公平，难道我已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想过著幸福的晚年，就给我十多年前的事而粉碎，我的太太最无辜，我以前是坏人，我应承担一切后果，但我太太是乡下婆，甚么也不识，绝对是好人，难道社会竟然会对她不伸出同情的手，加以援助她？

我郑重声明，我之自我解脱，并非畏罪，而是多方面的，我患有哮喘宿疾，属次就不想再捱下去，今次终要实现。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澳门市牢有“送鬼”的迷信习俗，正是由此案而起。狱警相信死在狱中的人，会被监狱之杀气威慑，鬼魂长困而未能安息，狱警当时为黄志恒办理出狱手续，一人手持黑伞，另一人手持烧香，把黄志恒“送出”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