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未来1999人物瞎谈】我为什么认为康斯坦丁是个优秀但还不够优秀的政治家

文章包括引例内容在内的一系列内容都可能出现错误,如有不同看法和内容指正,欢迎在评论区指出。
从开服我就一直在游玩1999,直到6月5号上午,我终于通关了目前的全四章。游戏的剧情演出基本广受好评,引发了一定讨论。其中康斯坦丁作为直觉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反派”担当,也引发了网友对于其作为基金会副会长的正义性,专业性的讨论。我当然不是政治家,顶多算是关注时事政治,知道一点点历史。但在这篇文章中,我仍想对此做一些分析,来分享“康斯坦丁是个优秀但还不够优秀的政治家”的观点。
政治家是掌握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重大影响的领导人物。一些中国近现代顶级政治家我就不列举了,大家可以自行做点参照。而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做个明确区分,康斯坦丁是有着自己政治抱负和信仰的政治家,不是为利益奔波的政客。在游戏的第三章,康斯坦丁在剧情表现十分明确的体现她的做事出发点就是为了基金会、为了对抗重塑之手、为了人类文明的秩序与和平。她以此为出发点,才在一系列诉求下设计了对维尔汀一行的陷害逼迫。而第四章中,康斯坦丁与z博士的对抗虽然暗流涌动但也是公开的,目的是明确一贯的。另一方面,从官员们包括z博士在内与其私交还算融洽的关系亦可以作为旁证。这些基本确定康斯坦丁确实是个有明确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而非什么纯粹丧失人性的恶心政客。
那么如何评价康斯坦丁作为政治家的优秀与否呢?最直接的是政绩。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资料,除开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以外我们很难知道关于康斯坦丁的过往政绩,也很难弄清楚她的全部思想。但仅从第三章来看,康斯坦丁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对于关键信息的处理能力,制定与实施计划的魄力等等综合素质来看,她在基本能力上首先无疑是优秀的。这些优点在第四章得到了充分的延续。临危不乱,将自己的想法贯彻到底,在无法获胜的最终依旧尽力通过己方那份妥协后的法案,斗争意志上亦可谓顽强。
然而,哪怕假定康斯坦丁在此之前拥有足够优秀的政绩,且能力方面十分优秀,这依旧无法改变其无法跻身最优秀政治家行列的事实。除开话术能力等小毛病外,这之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政治视野的深度问题,一个是政治亲和力缺失。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一个她看似无关乎政治亲和力而仅关乎个人价值判断的经典案例入手——“越狱事件”。
在这场事件中,康斯坦丁以维护基金会有生力量与后续发展为根本目的,为了对抗来自重塑之手的外部威胁,在“需要一个为我们预告‘暴雨’的人”的诉求下,巧妙借助了重塑之手的计划与维尔汀的计划,策划了冷血的越狱事件。事件的主要目的在于让维尔汀“铭记背叛的代价”,作为忠诚的棋子加入基金会。对于其中的具体细节,欢迎大家去游玩体验,但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对于康斯坦丁来说,这场行动的结果是完全预期之内的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她政治活动的目的来说却是有争议的。她成功让维尔汀铭记了背叛的代价直至今日都不曾忘记,但同时也加重了维尔汀对基金会在更多方面的不信任。这其实将维尔汀与基金会的关系实际上推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而这种尴尬在在三四章推到了另一个高峰。除开基金会本身对神秘学家的待遇问题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另一方面像槲寄生一行主角团的动乱毫无疑问是受维尔汀思想与其同基金会尴尬关系的直接影响。尽管康斯坦丁的处理很冷静,也有一定的预期准备,但毫无疑问这次事件的发展包括z博士的坚持都是出乎她预料的,同时也无可否认,其处理方式,尤其在沟通话术上的能力具备一定缺陷,全局把控上也终究还是出了疏漏。对z的判断失误,黑脸过黑,红脸过红,早在事件开端就埋下祸端。再往前追溯到越狱事件。作为一个政治家,康斯坦丁看轻了实践中正义的重要性,片面的着力于理念正义,也称大局观,这实际上是片面的政治观的体现。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对政治家来说也是相当的隐患。我们也因此可以说康斯坦丁更偏向于一个战术家而非战略家。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康斯坦丁在个别方面政治能力的缺失以及政治视野深度上的一点点遗憾
而在第四章中,康斯坦丁政治亲和力缺失的表现开始正式体现。在一开始,对槲寄生威逼利诱的处理,对维尔汀一行的监禁处理等,在执行上首先就不达预期。从战略的角度讲,这一步不说是不是臭棋,但称不上是好棋。同时,在主持开会时上位者姿态过于明显,对于十四行诗的利用是简单粗暴地话术引导,而后直接拉下台,很难称之为有水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像康斯坦丁与十四行诗这样的表现反而是十分扣分的。同时,整个第四章剧情内康斯坦丁没有任何政治拉票行动表现,可能是出于剧情表现的需要。我们可以知道康斯坦丁与z确实是对等的对弈双方。你拉票我也可以拉,你拖时间我也可以拖时间,事实上剧情中主席就建议康斯坦丁也效仿z采取拖延战术。z能靠拉票拖延反败为胜,康斯坦丁在优势情况下同样有理由做得到。因此,这场双方都没有留手的对抗下的失利无疑是康斯坦丁的失败。以上种种,足以说明康斯坦丁虽然优秀,但终究有着个人的局限。
但这之中有多少是康斯坦丁的问题呢?抛开历史局限这种正确但意义不大的说法,其实基金会的整体氛围出了偏差是更大的问题。嫁接于种族主义之上的理性至上主义思想风靡基金会。再加上其内部为了维护严格秩序设置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缺乏相当的灵活性,营造了可以说比较压抑的办公氛围。在这种内部建设风气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作为副会长的康斯坦丁并没有及时察觉到危害并反应,这可能是由于她本身就是这种思想的来源或支持者从而出现思维盲区,亦或是出于某种原因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机构内部的稳定因而故意视而不见。但不论怎样,这种风气已经带来了内部的一定分裂,并以维尔汀一行为导火线带来了第四章的法案事件。而法案的通过毫无疑问也是权宜之计,基金会内部的矛盾远超过一纸法案的内容,不会因此而消亡。同时,庞大机构的臃肿弊端也一点点的体现。在重塑之手发展愈演愈烈、灵活机动的情况下,仍然缺乏人手的基金会已然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危机四伏。
就目前的表现看,基金会的一系列麻烦不是康斯坦丁一人能够力挽狂澜的,至少不是现在这个优秀但还不够优秀的政治家康斯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