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二三事（XVI-ii）

XVI-ii. non praevalebunt

【提要：旺代和圣心/1789年的法国革命如何拯救了濒死的法国教会】

Christendom学院创校人之一，历史学者Warren H. Carroll（1932-2011, RIP＋）希望构建起一套区别于“主流”学界的历史观，提出根据“政治历史”和“宗教历史”两条主线分析世界历史。正如Warren H. Carroll和他的朋友们创立Christendom学院的意向，他的观点始终是少数中的少数。不过偶尔从少数的角度观看熟悉的事物，或许会发现更多趣味。

1789年往后，法国的“政治历史”飞转。“君主的躯体是人民”，自从1793年人民自断其首，接下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法国经历了三次主要政变，第一帝国，百日战争，两次波旁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两次以灾难收场的大型对外战争和形形色色的大小“城市暴动”……如果说这些是“社会进步”必然需要付出的“代价”，不禁让人想象这个“进步”终点的景象。

另一方面，“宗教历史”则有了惊人的反转。1789年的革命降临时，法国的教会内外交困，正处于最糟糕的状态：管理机构长期沉陷于腐败和丑闻萎靡不振；学术上因为漫长的杨森主义争端内耗而少有建树。主教们大多忙于参与政治和经营私人产业等“上层事务”无暇顾及教区牧灵，城市堂区的本堂神父们在忙着做什么更是成迷——想一想1796年的法国，居然有人问夏雷特为什么他不开枪自杀！——Hilaire Belloc认为国民公会的“宗教国有化”政策主旨是让法国的教会“安乐死”：尽管国内的教会已经形同丧尸，但宗教对大部分国民而言仍不可缺，很难在不激起强烈反响的情况下快速消除，最好是以缓和的方式让她体面的自然死亡。 或者，改造出一个能为革命服务的“新教会”。

这样的措施对任何人立机构都切实有效。不过除了“人立机构”这一层面，“教会”还具有更深层的维度。总之，1792年的教士公民誓言犹如一道大瓦数电击，让这具丧尸登时复活。面对共同的阻力，长久以来分崩离析的法国教会终于重新团结一致，发出异口同声的：“non possumus”（我们不能够）。

如果说内战没有锻炼出法国的军队，显然锻炼了法国的司铎。革命风暴“培育”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善牧”：1791年前后，不愿宣誓的主教们纷纷流亡国外，实际“抵制”，乃至“对抗”国民公会的宗教政策的任务落到了堂区司铎们身上。各地不宣誓神父依靠信友的庇护藏身民间，一面与官兵“斗智斗勇”一面履行教务。就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的教会，法国的革命也前所未有的深化了司铎与信友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神父”成为一个固定句式，不仅因为多数堂区神父来自本地，字面意义上是乡民们的兄弟叔侄；也因为这段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动荡经历。

1801年后，首批祝圣的主教中不少有革命期间拒绝流亡的不宣誓堂区司铎，比如吕宋主教de Soyer。他们的言传身教更直接影响了下一批法国教会的领导者，比如de Soyer的秘书，1840至1848年间的巴黎大主教Denis-Auguste Affre。不久后还会有另一位“旺代人”的儿子接过巴黎主教区的牧杖，将父辈的旗帜永久性的插上这座城市的最高处……

除了净化了教会的管理系统，革命还带来另一个意外效应。为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刺激国内的共和派，路易十八世复辟后即没有恢复革命期间被收缴拍卖的教产，也没有恢复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失去“王座”的支持，法国的教会与圣座越行越近。不到十几年的时间里，主导了法国教会五百多年的加利根主义（Gallicanism）迅速失势，转而产生“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思潮，乃至演变出极端化的“拜教宗主义”（Papolatry）——对“波旁”近乎“宗教热情”的崇敬逐渐消弭，“教宗”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信仰”【见附录】。

不过，“祭坛和王座”之间的联系没有立刻割裂。整个19世纪，法国教会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是君主制支持者。除了拉梅奈神父（Félicité de La Mennais，1782－1854）和他的追随者。

拉梅奈神父也是个土生土长的布列塔尼人，出身圣马洛的一个富裕的海商和行政官员家庭。家族信仰传统深厚，平时广行慈善。革命到来时，除了拉梅奈和兄长就读的神学院被迫关闭，风暴没有过多波及拉梅奈家族本身。但他们居住的地区让他们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像很多西部的大家族一样，拉梅奈家也致力于庇护救助被追捕的不宣誓神父和各种“嫌疑分子”。

因为革命期间的见闻，拉梅奈神父最初也是个保王派。复辟之后他的政治和宗教观点渐渐转变，与波旁和教宗的冲突让他从“越山主义”的极端冲到了弃绝信仰的另一个极端。作为“天主和自由”（Dieu et la Liberté）口号的提出者，今天“解放神学”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把拉梅奈神父当作先知般崇敬纪念。

拉梅奈神父最初的拥护者包括道明会神父Jean-Baptiste-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1802-1861）。拉美奈神父后期立场日趋极端，乃至与罗马的决裂。无法接受的Lacordaire终于与他分道扬镳，转而将全副精力投入重建法国的道明会，重获对本会“天使圣师”圣多玛斯 亚圭纳的诠释权威。1879年，良十三世颁布通喻《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确立经院神学在教会中的核心地位。复兴的经院哲学很快成为对抗“现代主义”的最有力武器。这个时期众多受“新经院”影响的法国司铎、修士和平信徒中，可以轻松数出一长串响彻学界的名字：Edouard Hugon，Réginald Garrigou-Lagrange，Marie-Dominique Chenu，Étienne Gilson，Jacques Maritain，Henri de Lubac……【纯报菜单。无立场。恳请别问“请评价XXXX”】。今天，除了英国牛津的“黑修士小修院”（blackfriars priory）研究所，另一个堪称“正统”与“权威”代名词的道明会研究所位于图卢兹。 【侧批：……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坦言，Charles Maurras也算是经院复兴的“果实”。另外Congar也是法国人，偏左的道明会法国会省】

学术领域之外，法国再次成为修道主义的复兴重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除了拉丁语，当今西方教会修道主义的另一个“通用语言”是法语。【侧批：现在美式英语开始覆盖欧洲老牌修会团体】。

1793年底，怀特斯曼曾在拉曼之战后宣称“没有旺代了”。这场战役和随后的萨沃奈之战之后，天主教保王军的主力彻底溃散，上万随军难民在战后的屠杀中遇难。或许是奇妙的巧合，严冬过后，这片旺代人的绝望之地将成为一片希望的沃土。

Lacordaire神父有一个年轻的司铎朋友，叫做Prosper Louis Pascal Guéranger（1805-1875）。1831年，二十七岁的Guéranger神父路过拉曼附近，发现有人正在出售一片“私人财产”：1791年之前，那里曾是座本笃会修院，叫做索莱姆的圣伯多禄（Saint-Pierre de Solesmes），此后和很多其他教产一样被收归国有。Guéranger神父向来对本笃会的修道主义和礼仪传统极为热心，他决心以此为“根据地”，复兴法国的本笃会传统。Guéranger神父设法筹到资金买下这座修院，他召集起另外五个有同样想法的神父，向拉曼主教陈情获得过修道生活的许可，开始严格遵行本笃会规和经课礼仪生活作息。

这座小修院（priory）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壮大。仅仅六年之后，同属本笃会的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批准将索莱姆晋升为修院（Abbey）。1866年，Cécile Bruyère（1845-1909）得到Dom Guéranger的支持，在索莱姆旁边创立了遵循同样礼仪传统的圣则济利亚女修院（St Cecilia Abbey ）。到了20世纪，索莱姆修院已经成为礼仪运动的中心重镇。 如今索莱姆的“子修院”遍布世界各地，是当之无愧是“当代克吕尼”。

Dom Guéranger毕生扎根在这座西部小镇上。四十年间，Dom Guéranger复活了本笃会，复兴了额我略圣咏，推动了两条信理的正式公布…… 毫不夸张的说，Dom Guéranger协助塑造出今天的教会【侧批：包括梵二。不包括梵二鬼魂】。

从西部重获新生的修会团体不仅有遵循隐修传统的本笃会，还有曾被撤销的耶稣会。法国耶稣会的重建者Pierre-Joseph Picot de Clorivière(1735-1820)是诺曼底人，一直强烈渴望加入耶稣会。他在曾隶属耶稣会的列日英国神学院完成学业，于1763年晋圣铎，也就是法国驱逐耶稣会出境的后一年。晋铎后Picot留在学院教书，随后前往比利时与当地耶稣会会合，于1773年八月十四日在比利时发终愿。正是教宗克勉十四世撤销耶稣会的前一天。

Picot只得作为堂区神父返回法国继续教书，期间曾前往英国短暂停留。1791年法国风雨欲来，英语流利的Picot拒绝了美国会友John Caroll的邀请，宁愿留在危险重重的国内。Picot的第一本书作是圣路易．蒙福的传记，因此不意外他对圣心礼敬有特殊情感。不用说圣心礼敬的传统本身就与耶稣会联系紧密。革命前Picot曾获得他的主教批准，建立一个奉献给圣心的司铎团体。1791年，Picot与五个有同样意向的年轻司铎前往巴黎，来到烈士山上圣伊纳爵发愿建立耶稣会的教堂，正式成立“基督圣心司铎会”。

几人悄悄藏身在巴黎，为城里不愿接受宣誓神父的教友送弥撒和各项圣事，还组织城里的女信友，组建了司铎团的姊妹团体“圣母之心孝女会”。“基督圣心司铎会”首批宣誓的五个成员中，四人先后遇难，只有Picot一个人幸存下来。1804年，教宗庇护六世准备恢复耶稣会，Picot负责组织法国的前会士和教导初学者，他的小团体也成为重建耶稣会的基石。

某种程度上，严规熙笃会(Trappist)也算是“革命产物”。严规熙笃会起源于同样地处诺曼底的La Trappe修院,正如熙笃会曾是本笃会内部的一个改革运动，起初“La Trappe”也只是17世纪中叶熙笃会内部的一个改革运动。一些修士希望恢复熙笃会早期刻苦简朴的修道生活，严格遵照圣本笃的“ora et labora”（祈祷和劳作）箴言自耕自足。1792年后，La Trappe修院也受到革命的冲击，部分修士逃亡瑞士，栖身在一片废弃的加尔都西修院中。期间不少有其它修会团体的修士加入他们。

1789年法国入侵瑞士，修士们再度被迫逃离修院。此后频繁的战争让修士们不断迁移，以小团体的形式分散遍布欧洲各地，甚至飘洋过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后严规熙笃会的独特风格渐渐发展成熟——每个团体人数少、“机动性”极强、管理灵活并相互独立；各个会院耕牧自足，根据地方情况制作农副产品补贴开销，所以能够在最贫瘠偏僻的地区落地扎根；并通常兼具地方医院、学校、救济站、堂区活动中心等等功能于一身。【侧批：严规熙笃会也是全体票决，但比道明会的票决更有效率。因为每个团体人数少】

La Trappe修士们终于返回法国时，已经获得圣座的认可。十九世纪末，已经蔚然成风的“Trappist”顺理成章的正式从熙笃会中分出，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管理机制的修会。

除“老牌”修会团体之外，革命后的法国还涌现出大量新的修会团体和民间善会，这些团体大多与圣心礼敬有关。直接和间接的激发原因都是革命：1790年制宪会议禁止宗教誓言，撤销废除国内修会。部分修士修女流亡海外，有的被迫还俗或藏身民间，悄悄继续过奉献生活。或许是受私下流传广泛的“路易十六世的誓言”（被处决前将法国献给圣心的宣誓）启发，圣心图案在教友和保王派中悄悄流行。这个图样同时带有宗教和政治的信息，还颇有些“流行信仰”（图好兆头）的意味。藏在民间的修女们大量绘制圣心图案，这些小图片传播的很快，人们通常把它们藏在衣物中随身携带。随着圣心图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这件手工很快成为修女们维持生计的“产业”——1793年底的萨沃奈之战后，旺代军难民中一个叫做Catherine Joussemet的“前”修女被共和军抓到。简单审判后，Catherine Joussemet很快被处决。她的“罪证”确凿，简直令人发指：从她身上搜出了二百五十枚手绘的圣心图样！

新的团体多从事慈善和教育等工作，一个显眼的例子是Madeleine-Sophie Barat（1779-1865）。1800年，Madeleine-Sophie Barat在兄长的鼓励下创立的“圣心修女会”（Société du Sacré-Cœur de Jésus），负责教育周围的女童。日后Madeleine-Sophie Barat的学生中有罗什雅克兰家的三姐妹，也就是亨利的三个侄女。

今天圣心修女会的修女们仍在世界各地运营着三十一所学校，包括被称为“日本三大名媛学院”之一的两个日本皇后的母校，日本圣心女子大学。圣心修女会在亚洲创办的学院还有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日后成为复旦大学的一部分。

但是直到复辟之前，没有人公开把“圣心”放入团体名称中：由于耶稣会的“恶名”和旺代等地的战争，“圣心”一度与“反革命/反共和”或者“保王嫌疑”同义。虽然这样的怀疑完全正当合理，因为这些团体的创始人们确实都兼具了“反革命/反共和”和“保王”的特征——Madeleine-Sophie Barat的哥哥Louis Barat是个神父，属于与“圣心修女会”同名的兄弟团体“圣心司铎会”。复辟之前这个团体对外叫做“信德司铎团”，创立成员包括Joseph Varin (1769-1850)，重拾圣召返回修院进修前曾在孔代亲王的流亡军中作战。

学术和宗教团体大举复苏，民间“热心善工”（popular piety）也蔚然成风。革命之前，堂区神父们往往对一些民间流行的礼敬形式和朝圣活动存有戒心，认为这些行为不免有“迷信”或拜物之嫌；没有充分神学知识的民众自行进行一些灵修活动有“走火入魔”的危险【“走火入魔”例：“天使给我打电话……”】。然而随着国民公会的宗教政策一再收紧，不宣誓神父四处躲藏逃避追捕，常规圣事难以为继。这样的情况下，为激发信友的信德和希望，地方司铎们最大程度的宽容甚至鼓励很多民众间自发的宗教活动。几乎所有现在流行的礼敬形式和朝圣地都发源自这个时期——玫瑰经和圣心礼敬自不必说，1848年的La Salette圣母显现，1858年的露德圣母显现，以及“圣母显灵圣牌”（Médaille miraculeuse）。

政治历史中，1830年通常与“七月革命”紧密相连。宗教历史中，这个年份和月份因为另外的意义人尽皆知：1830年七月十九日除了是圣文生瞻礼日，也是“圣母显灵圣牌”的起源日，仁爱会修女圣加大利纳·拉布莱（St. Catherine Laboure，1806-1876）声称自这一天起，自己经历了一系列“神视”体验。加大利纳·拉布莱的告解神父仔细听取了她的形容，鼓励她记录下这些经验。加大利纳·拉布莱描绘的这些形象，即是之后被称为“圣母显灵圣牌”的图案蓝本：正面是脚下踩着象征撒旦的蛇的圣母，站立的地球上镌刻着“1830”，纪念显现的起源年份。圣牌背面的图案更加有趣：十架和象征圣母名称的巨大字母下面，是对很多人而言格外熟悉的图案——两枚并排的心。分别代表圣母无玷圣心与基督圣心。

各地教友纷纷组成善会团体，四处免费分发圣牌并宣传其中信息。经过四年审查，教会许可了这一新的礼敬形式。1832年霍乱大流行波及法国，对显灵圣牌的传播推波助澜。1854年庇护九世法座宣言（ex cathedra），公布圣母无染原罪教理，让这个礼敬形式更加深入人心。九年后，有记录的显灵圣牌散发数目达到一千万枚余。四十年后，一亿枚。可以肯定的说，今天全球1.2亿教友，没有一个不认得这个小牌上的图案。

这些分发圣牌的善会成员中包括Arsène Heitz，欧盟旗帜的设计者。Arsène Heitz是个热心教友，他声称欧盟旗帜的设计灵感直接来自圣母显灵圣牌——蓝色和十二颗星都是最广为人知的传统圣母礼敬象征，不用说这个标志与显灵圣牌上的背景图案几乎完全一致——Arsène Heitz曾亲口说过：“非常自豪欧洲的旗帜就是圣母的旗帜”。不过出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欧盟官方极力否认这个标志含有任何宗教因素。一切都是巧合。包括Arsène Heitz的设计图样在圣母无染原罪瞻礼日（1955年十二月八日）当天通过。

或许一切真的只是巧合。更加巧合的是，如果没有1789年的革命，根本不会有加大利纳·拉布莱——她的父亲Pierre Laboure是个前修生，革命爆发时正在神学院学习。受1790年教士公民法案的影响，被迫中断学业的年轻人返乡后务农为生，与妻子养育了十个儿女。加大利纳九岁丧母，12岁时和几个姐姐陆续进入照顾穷困病患的仁爱会修道。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圣加大利纳·拉布莱的家庭不能再“正统保王”：加大利纳的妹妹叫做玛丽-安东尼特，纪念路易十六世的断头王后。

与十九世纪的法国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圣母礼敬传统的复兴，则成为东西方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奇妙联系【侧批：……是否可以用“文明”形容“古老的”高卢和法兰克人……？或许他们比同时期的不列颠人“文明”些？】。

第一帝国时期，罗马教会的处境一度极其狼狈。1809年，拿破仑“绑架”了庇护七世，送到法国软禁。当时很多人声称庇护八世将是“最后一个教宗”，很快整个罗马教会和信仰都会和他一同消亡在历史的尘土堆中。

1814年，庇护七世返回罗马。次年，庇护七世确立首次获释归国的五月24日为进教之佑圣母瞻礼。1864年，佘山建造了一间小六角亭，其中放置圣母形象供信众瞻仰。堂中的圣母像出自一个华人修士之手，参考了他在巴黎进修期间看到的“得胜圣母像”(Notre-Dame-des-Victoires)形象——1789年革命期间，巴黎的胜利圣母圣殿(Basilique Notre-Dame-des-Victoires de Paris)曾被收归国有，依次用作彩票站和交易所。1801年教务专约签订，胜利圣母殿恢复堂区功能。1836年，这座教堂的本堂神父将教堂献给圣母圣心并创立善会。1853年，教宗庇护九十根据教宗有权为圣母像“加冕”的传统习俗，要求为堂中的得胜圣母像加冕，得胜圣母像成为全法国第一尊被加冕的圣母像。

1873年，佘山大殿落成，是为亚洲第二大圣殿。进教之佑圣母成为江南代牧区的特别主保，中国的教会也成为最早一批隆重庆祝“圣母月”的地方教会——二十世纪以来教会开始复兴“五月敬礼”传统，其中也含有中国的教会的推动 ——1942年，庇护十二世升佘山大殿为“乙级圣殿”，成为远东第一座受到教宗敕封的圣殿。2007年，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发布《致中国信友》信函，正式指定每年五月24日为全体普世教会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日。

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政局动荡，七月革命之后宗教和国家间的冲突日益尖锐。1880年，弗雷西内政府通过两道法案驱逐耶稣会出境，并解散所有教务专约签订后成立的“未经授权”的男性宗教团体（因为，这些人统统是罗马的耳目）。1892年，教宗良十三世发表通喻《Au milieu des sollicitudes》，呼吁法国的教友们“团结共和国”（ralliement）。良十三世和少数法国教会的高层试图分离法国国内的宗教与政治诉求——信奉罗马宗教的不一定必须是反革命并反共和的保王党——以此消除“执政者”对教会的戒心和敌意。或者至少保持1801年教务专约。

良十三世的“团结”政策在法国教会各界激起的反响都很差，共和国也并不买账：1905年政教分离政策正式施行，1801年教务专约被废止——革命后法国教会失去了几乎所有地产，这时所有的历史性教堂也被收归国有，成为“公共场所”。对于这些教堂，堂区只具有使用权——共和国继续系统化的推行世俗主义和反教士主义，并通过禁止私人办学，彻底从宗教团体手中取得公共教育的主导权——政府中的左派指责教会学校对青少年灌输洗脑，好把他们都变成“狂热分子”。法国教育系统的缔造者，修会驱逐法令的主要推动者Jules Ferry（1832-1893）声称， 公共教育的目的是：“将国内青年们放进同一个模具中压花，像造币一样在他们身上刻下共和国的印记”（“de jeter toute la jeunesse dans le moule, de la frapper, comme une monnaie, à l'effigie de la république”）。

新一轮的“紧张时期”随之而来，大批团体再度被迫迁往海外。借此之机，法国的宗教复兴成果迅速散步到世界各地。

这些法国避难者们选择的落脚点除了西班牙，还有隔海相望的英国。 17世纪以来，互为死敌的两国民间交流颇为频繁：17世纪英国教难期间，流亡出国的英国教友在欧洲各地兴办学校和修院。圣路易．蒙福和Picot都是这些英国学院的校友。而1792后年法国避难者们大量涌入英国，带动英国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天主教活动的禁制。一个多世纪的血洗后，英国的教会得以渐渐复苏。

这些法国团体还为英国的教会带来一些“奇遇”。1903年，法国本笃会女修会会母Marie Adele Garnier带领她的小团体前往伦敦避难。在城里四处寻找合适做修院的房产期间，Mere Marie Adele Garnier物色到郊外一座小公馆。她写信给西敏色大主教，请求得到他的资助买下这片宅院。

主教收到信件后深感震惊：Mere Marie Adele Garnier是法国人，不熟悉英国的历史。她并不知道离这座公馆不远处，就是曾经竖立被称为“泰伯恩树”（Tyburn Tree）的绞刑架的老刑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泰伯恩曾处决过上百教士和平信徒。1585年，一个老神父曾“预言”，称有朝一日这座刑场旁将会建立一座修院，为遇难者和加害者的灵魂日夜祷告。此后英国的教会的严冬持续百年，十九世纪中旬的一本书中提到这个预言，说与这个预言最接近的是附近堂区组织的一次宗教游行。谁知三百多年后，对此一无所知的Mere Marie Adele Garnier竟选中此地，无意中应验了那个“预言”。

Mere Marie Adele Garnier得知详情后也很吃惊，认为是“天意”让她在这里扎根。修缮完毕的修院从此得名“泰伯恩修院”（Tyburn convent），今天“泰伯恩修院”在世界各地总共有十二座分院，伦敦的修院成为母院。不过即使在其它地方，这些修女们仍自称“泰伯恩修女”，以纪念她们会院的“神奇”起源。至于团体的正式名称，或许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烈士山的圣心礼敬本笃修女会”(Adorer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Montmartre)

另一些团体走的更远，比如主要兴学办教的“圣巴西略司铎团”(Congregatio a Sancto Basilio)。1790年教难刚开始时，维埃纳主教派Joseph Lapierre去一座与世隔绝的山村，悄悄开设教理班教导村童。尽管困难重重，Joseph Lapierre在山村中的“教育事业”仍非常成功。1801年教务专约签订后，主教又委托他建立培养修生的小修院。1822年，Joseph Lapierre和九个同在学院教书的神父成立“圣巴西略司铎团”，专心致力青少年教育。

1905年，“圣巴西略司铎团”被取缔宗教教育团体的法令波及，团体在法国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拍卖，团体成员们全被驱逐出境。他们渡海前往加拿大，加入已经在当地的一些会友，多伦多的圣弥额尔学院( St. Michael College)成为这个团体的新本部。圣弥额尔学院之后成为多伦多大学的一部分，其中的神学院是多伦多大学六座神学院之一。多年前笔者从多伦多的圣巴希略司铎团神父手中领受洗礼圣事，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驱逐法令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更古老的修会多居住在年岁久远的修院中，不少仍完整保存下中世纪时代的军事要塞特征。比如起源于十二世纪的诺伯丁会的Frigolet修院。警察和宪兵前往这里执行驱逐令时，场景演变成“攻防战”：在修院中避难的除了六十个修士，还有三千多个抗议驱逐令的平信徒，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包括两个市长。修院大门紧闭拒绝服从法令，平信徒们在墙内唱起宗教歌曲，并向城外警察散发传单。Frigolet的状况惊动了战争部长，先后调去了两百多骑兵、五百步兵和八十个龙骑兵，甚至在修院墙外架起了火炮。

“围城”期间，军队允许群众自行离开修院。最后墙内剩下八百多个平信徒，另外两千多人站在不远处的山坡上观望。和巴黎的耶稣会一样，诺伯丁会修士们也坚持拒绝自主离开。最后军队“攻破”修院大门，修士们在龙骑兵的“护卫”下离开。

这场荒诞的“攻防战”闹剧之后不到一年，诺伯丁修士们获准返回，至今仍然住在Frigolet修院。1984年，若望保禄二世将Frigolet修院的教堂升为“乙级大殿”。当代诺伯丁会仍以教育为主，主攻多玛斯主义，常在属于道明会的学院出没。此外他们还是教宗弥撒的“官方”咏唱团，专门负责礼仪中的额我略圣咏和重唱。

这段动荡时期中，索莱姆修院的经历也很突出。这里的修士们被驱逐了两次：1880年修士们首次被驱逐，一大群附近居民围在修院外抗议政府的行动，执行驱逐命令的士兵出动了三百多名。1905年第二次驱逐法案下达，悄悄潜回的修士们再次被逐，修院的地产被收归国有。为妥善保护修院，保王派议员Jacques de Juigne侯爵立刻出巨资买下整座修院，希望有朝一日能“物归原主”。十七年后，修士们终于重归故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五共和国放宽“认证”修会团体的限制，索莱姆修院始终拒绝寻求“认证”。

在世界各地有上百子院的索莱姆修院母院至今仍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认证团体”，所以没有法人代表，不能以修院的名义持有房产、开启银行账户、接受捐款、签订合同或拥有任何事物。【侧批：不愧在布列塔尼，刚到底】

索莱姆修士们流亡时在英国怀特岛郡落脚，建立了同名的圣伯多禄修院，很快吸引来众多有意修道的青年。男修院的旁边又发展出女修院，也叫做圣则济利亚（St Cecilia Abbey ）。修士们回归母院时，两座修院都已颇具规模。尤其是圣则济利亚女修院，得益于初代会母管理得当，不断壮大繁荣。这座女修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制作圣餐饼，此外还以手工艺品，书籍和额我略圣咏知名。笔者的一位朋友，一个年轻老师四年前加入圣则济利亚女修院，如今已经发过暂愿。

声称革命让法国教会“浴火重生”有失妥当，因为从超性层面来讲，“教会”不可能“消亡”。两千多年间所有尝试过这件“事业”的 ，最后都不得不承认：non praevalebunt。或许普瓦捷主教Louis-Edouard Pie（1815-1880）的语句用在这里更恰当：“1789年革命的发生只是为了给教会造就一个无可比拟的胜利”。

这样的“胜利”并不在人眼可见的方面，毕竟“教会的长女”再也没有恢复此世的辉煌。她的“辉煌”出于自身之中的“活宝藏”：两个世纪以来，法国国内的世俗化政策对教会接连不断的沉重打击，造就出一批数量上居于少数、但立场强硬、知识充沛、行动力和“生命力”都无比顽强的平信徒群体。【法国极右，极右中的战斗机】

如果从中立的角度审视这种往往漫布整个家族、绵延数代的“百折不挠”和“冥顽不灵”，哪怕抱持不同立场，有时也不得不由衷赞赏。这些始终拒绝被塞进“同一个摸具中压花”的少数群体“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外在＊，还有一种独特的“顽抗精神”：无论面对的是国王，世俗化的国家、流行舆论，还是司铎、主教，甚至是“罗马主教”。因此毫不意外，2021年夏天以来教会发生的一连串动荡中，人们将再次发现一些历史性的旗帜和标语，以及那句熟悉的颇具“法国特色”的口号——“non possumus”。

【＊曾在街头被“内行”亲自指点　“如何辨认‘法国（老教友家庭出身的青年）天主教徒’”……真的可以看出来🤣】

TBC

【脚注】从后续发展来看，法国的两次驱逐令和撤销教学修会对真是造福无数利在千秋，强迫法国修会走向世界。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其实是非洲。篇幅原因没有提及。另外如果没有记错，日本函馆那座以特产牛奶冰激淋出名的严规熙笃会女修院也是驱逐令的间接产物。

【“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这个名词最近频繁在“某些页面”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美和欧洲的“传统派”对此态度迥异。美国trad对越山主义的认知多数近乎“拜教宗主义”，并因为*目前的某些状况*持负面意见；然有欧洲trad（尤其是法国）会积极支持越山。欧洲trad认为越山主义是19世纪反（内部）自由派的象征（等同反现代主义象征），最鲜明的一个表现是与加利根主义等地方主义者辩论罗马和地方“主教团”（collegium episcoporum）在教理训导等问题上的位序。越山的立场是，先是罗马教宗权座（Romanus pontifex)再是“主教团”，罗马主教作为“平等中的第一位”(Primus inter pares／first among equals)，在教理训导等问题上居首；梵一将“教宗不可谬误”法座宣教理，目的是明确定义和澄清“不可谬误”的范围和限度。教宗没有权限的领域比有权限的领域宽广得多。（当然“首位”的指向是“教宗权座”而非“某个教宗其人”）

越山在北美名声沦陷的原因，似乎是当某些自由派想维护某些“自由派”教宗的某些言论时，常以“拜教宗主义”的形式引用越山主义和“教宗不可谬误”，暗示教宗发表的一切言论如果不是天启，至少全是“圣旨”……（如果遇上保守的教宗或主教？“I am a Catholic but ....."）

【提醒非教友】显灵圣牌通常免费白发。这个牌子既不能免祸消灾也不能招财开运。并且教会禁止买卖“开光”（降福）过的物品。如遇有人高价兜售推销此类宗教物品，建议立刻举报诈骗。（另外，任何教友没有任何宗教或道德义务相信任何经卷以外的神视、显现、奇迹等等等现象。教宗不能够宣布某“私人启示”是真实的/某个人是“good Catholic”，他没有权限）

最后，提到“La Trappe”可能第一时间涌现在很多人脑海中的事物:

想说他家的传统工艺除了啤酒，还有巧克力（和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