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专栏●浩然和他的朋友●（7）张峻
张峻：低谷期帮扶父亲浩然的那个人
1985年7月16日张峻
张峻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的日记中，是在1962年11月7日。
从这篇日记的文字表述上分析，父亲对张峻应当是熟悉的，至少对这个名字不陌生。
其时，父亲在北京的《红旗》杂志社任文艺编辑，与郑公盾一起来到天津，是为了给《红旗》组稿。
他们除了拜访一些作家外，还分别召开了作家和评论家的座谈会。
父亲尽管1956年9月调到北京工作，但与河北并未断了联系，跟那里的许多作家都保持着交往。
8日晚，父亲应约到作家张庆田家做客，张峻是唯一的作陪者。
父亲与张峻是怎样相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间，在父亲的日记中没有找到记载，不过在父亲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圆梦》中，父亲回忆1956年列席“河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会议”时写道：
让我特别高兴的是，组里有我的老朋友卢万全、杨啸、常庚西，还有新结识的王保春。在会上刚认识的同龄人张峻也很使我喜欢。
但是，在张峻的一篇文章中，却给出另外一个答案。张峻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说浩然》，刊登在2009年10月23日的《大众阅读报》上，他在文章里描述了初次与父亲见面时的情景：
与他初次谋面是一九六二年初冬，浩然以《红旗》文艺编辑的身份回河北组稿。当时省会在天津，他下车就向张庆田同志打问我，正巧我在省文联，庆田同志就约我去他家给浩然接风。我们同车去尖山家属楼，浩然一见我如故友喜相逢，他兴然握着我的手：“我早就知道你，咱俩的经历差不多，都来自农村，当过基层干部，又都办过报……”他微笑着说：“六年前，庚西常向我说起你……”
文中所说的“庚西”，指的是时任《河北青年》报编辑的常庚西。
父亲与张峻的说法相差了6年，不知是谁的记忆发生了错误。
那晚在张庆田家过的热烈而顺心。夜深了，张峻送父亲回住处，一路走着，一路继续聊着，临分手时，父亲一再叮嘱张峻，到北京时，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第二天，父亲便随郑公盾返回了北京。
几天后的11月16日下午，张峻真的来到了北京，而且来到《红旗》杂志社看望了父亲。因父亲要下厂校稿，只能小坐一会儿，简短地聊几句便分了手。
1985年7月与张峻 翟向东于承德
1968年2月，早已调到北京市文联的父亲为没有时间写作而烦闷着，为文联的运动究竟要怎样正确进行而焦虑着。20日晚上，从故乡承德要到保定去的张峻来到家里，两个人多年不见，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夜里。
河北省话剧院1972年根据父亲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排演了同名话剧，特邀请父亲前去观看。
5月10日上午，父亲乘火车来到石家庄市。父亲被安排住进了省委招待处，当晚张峻和张庆田就赶来看望，三个人一直谈到深夜近12点。
13日晚上，父亲应邀到张峻家里做客。深夜，张峻送父亲回到招待处后，又继续交谈起来。
1974年以及1975年，张峻利用来京的机会多次来家中看望父亲；而父亲却因为紧张的写作和无法推脱的各类杂事无缘再到石家庄与老友聚会。
1976年春节期间，父亲因病住进了医院，治疗了一个半月。出院后没有几天，得知张峻等河北朋友来到北京的消息后，便于3月26日的下午与部队作者马贵民一起到他们住的旅馆去看望，两天后张峻等人又来到家中做客、聊天。
这一年的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八级地震。父亲同许多单位职工一样，带着家属来到都是平房的单位避震。
10月26日晚间，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张峻等几位河北朋友来到父亲的暂住地看望。
那段日子，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有关父亲的谣言，让父亲听了既觉得不快，更感到烦闷，与好友的一番长谈，心情畅快了许多。
1977年11月，父亲在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市革委会委员、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当时的北京市委对父亲是了解的，也是信任的，但是社会上的个别人却紧盯着父亲的一言一行，寻找着下手的机会。
这年年底，一个较为重要的座谈会上，父亲没有发言，在报纸发布的消息里没有父亲的名字。这件事，却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种信号。
南方某家刊物在延期到1978年1月才发行的1977年第11期、第12期以及1978年第1期上，连续刊发三篇“批判”父亲及其作品的文章。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三十多家地方报刊登载或转载了这类的文章，共计40余篇。
迫于这种形势，避免造成被动局面，北京市委提议取消了父亲的全国五届人大代表资格。
父亲跌入到了人生的谷底……
直到1978年的年底，父亲才算是基本上得到了解脱。他要从跌倒的地方再次“爬”起来，先写一些短小的儿童故事恢复状态。
1979年2月20日这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思路阻塞了近一年，早晨在床上忽然打开了。父亲从这一天开始动手搭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的架子。
父亲将这部小说作为自己的“翻身之作”。
3月25日是父亲的生日，他有意识等到这天完成了《男婚女嫁》的草稿。
4月底5月初时，正在新创刊的河北省大型季刊《长城》主持工作的张峻得知消息后，派父亲的另一好友、《长城》编辑潮清来京找到父亲，希望能在《长城》上发表这部小说，并限期一周将上卷交稿。
父亲当时表示目前还只是草稿，希望做几次修改后再交给他们发表。在他们的“催逼”之下，加紧进行书稿的整理修改。
为了能使这部翻身之作尽快发表出来，父亲与张峻利用书信、电话多次联系沟通，尽可能的排除其他干扰，加快着修改和校对的进程。
《长城》杂志在1979年第2、3期上连载了父亲的长篇新作《男婚女嫁》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这部长篇小说，从写作、发表到出版单行本，以及电影的改编拍摄，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但终于都冲闯了过来，让父亲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朋友间真挚友情的温暖，体会到友情的力量。
1980年9月17日的晚间，父亲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张峻的妻子李桂芬逝世，第二天一早他便跑到邮局拍去一封慰问电报。几天后，父亲的一封书信又送到张峻的手中：
昨日跟学鳌在电话中联系，我们都认为你到北京来住几天，对你的心境、身体都有益处，不知道你怎么考虑。我现在什么也没写，多半住在通县，有时间陪你，所谓“打搅”之类的念头，你千万别有。
我昨天回京接待刘国玺同志，今日下午返通县，差不多每周回一趟家。得便写信谈谈你目前的情况，告诉我们何时可到北京来？
父亲真诚的问候和关怀感动了张峻，收到电报和信件后，在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在我生活中处于逆境之际，你设身处地的在为我分忧，使我感到朋友间的关怀、劝慰、鼓励是多么温暖、可贵……但家庭目前的实际情况使我又离不开……我将振作起来，请你放心！”
张峻12月2日才来北京。那时父亲正在郊区写作，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便赶回北京，与张峻相聚。
1983年，父亲为农村读物出版社编选《中国农村小说大观》，张峻曾创作过不少优秀的农村题材小说，自然在入选之列。父亲在为张峻编写的作者小传中，对他及其以往的创作向读者做了一个简单而又全面的介绍：
张峻，是一位在燕山深处、长城内外那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作家。
他1933年出生在河北省隆化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区、县机关的文书，当过报刊编辑，现在河北省搞专业创作。他1953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宋万义老头》，而踏上文学道路之后，那支笔一直写农村、写农民；他的作品也带着极其强烈的泥土气味。
正如绿叶、红花、金黄米谷，以及香的、甜的果子，都是从泥土里孕育出来的一样，张峻小说的土味儿里，也饱含着生活的各种色彩和各种味道……
张峻的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搭桥集》（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金鸡宴》（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和长篇小说《擒龙图》（197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对张峻的小说是喜爱的。1979年10月收到张峻寄赠的新书后，父亲在复信中这样写道：
惠赠的《大山歌》收到，当即又读了一遍《夜走黄土岭》。因为它是我接触你的第一篇作品，印象极深；二十多年后再一次‘重逢’，感人的力量仍不减当年……
纵观父亲与张峻的交往，虽然他们相识的时间不算短，见面的时候却很少，但他们彼此之间是信任和关心的，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人生的旅途中成为知心的好朋友。
梁秋川，著名作家浩然三子，祖籍冀东。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198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曾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等单位工作。目前专事浩然先生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中国政协》《北京日报》《传记文学》《文史资料选辑》《深圳晚报》《世纪》《读书台》等多种大型报刊发表有关浩然先生文章数十篇。并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及《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两部研究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