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朱永嘉-刘邦在洛阳南宫与功臣宿将探讨刘、项成败的原因

刘邦在洛阳的南宫举办酒宴，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会议。刘邦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是什么？项羽之所以失败的教训在哪里？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人们永远去思考总结的东西。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还是这个问题。刘邦不同意高起、王陵的答案，他有自己的想法，对此，《汉书·高帝纪》和《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是一致的，相差的只有几个虚词。今录《汉书·高帝纪》如下：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刘邦与王陵的对话，都有事实根据，讲的都有道理。王陵这个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都是沛县人，刘邦年轻时以兄事陵，王陵在沛县的地位比刘邦高。刘邦入咸阳时，王陵在南阳，并没有随刘邦入关。刘邦与项羽相争时，王陵站在刘邦一边，项羽以王陵的母亲为人质，逼王陵投奔项羽。王陵派人到项羽军中探望其母，其母在使者面前伏剑而死，遗言使者，要王陵一心事汉王。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项羽不善于争取人。此后王陵一直追随刘邦，所以王陵在这个问题上敢于讲得那么直白，说刘邦“嫚而侮人”，换一句话说那就是有一点流氓腔，不知道如何以礼待人。这在刘邦接待郦食其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洗着脚接待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他的优点是能从善如流。从礼貌上讲项羽要比刘邦高明一些，在与天下同利这一点上，刘邦要比项羽高明。这是至最终追击项羽时，他对韩信和彭越的许诺。

王陵讲的是大实话，刘邦最终打败项羽，靠的就是这“陛下使人攻城略池，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但是要懂得这是刘邦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当初韩信派人给刘邦讲要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就发怒了，这是刘邦的本来面目；是张良和陈平在一旁提醒他，他悟性高，才马上换了一个腔调，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稳住了韩信。而这次答应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事，特别是楚王所王之地既是项羽故地，也是刘邦的家乡，五年的楚汉之争刚过去，刘怎么能放心。王陵这话正说在他的心坎之上，一时半刻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项羽进入咸阳以后，立即论功行赏，但给项羽埋下了五年战乱的祸根，如何论功行赏也是摆在刘邦面前的难题，怎么办？再说军队的复员，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去，恢复社会正常的生产秩序，不是一二条诏令所能完全解决的。既然当了皇帝，过去大家一起靠打打杀杀起家，现在成了君臣关系，如何建立朝廷的礼仪制度，这些都是摆在刘邦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说，刘邦说他之所以取胜原因是自己会用人，论谋略，张良的确胜人一筹，关键时刻，关键性的点子，都是张良出的。如刘邦入咸阳，要不要进秦宫居留，固然樊哙谏在前，但最终是张良说服刘邦的。在咸阳，项羽准备进攻刘邦，是张良设法为刘邦化解危机的。诸侯王自戏下至国时，是张良建议明烧栈道，以堵住项羽对刘邦的疑虑和追击，然后才有暗度陈仓，重返关中。刘邦定三秦以后，也是张良告诉项羽，刘邦得关中，如约即止，转移项羽的注意力，让项羽专心打击东边齐国的田荣，刘邦则联合诸侯乘虚而入，攻入彭城。刘邦在彭城大败之后，还是张良告诉刘邦，如何建立反楚的统一战线，有两个人可用，即彭越和英布，而韩信可使其独当一面。韩信定齐地，要刘邦封其为齐王，刘邦最初不答应，是张良提醒刘邦，让张良亲自去授韩信齐王印信。垓下之战，也是张良提醒刘邦要“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这样别人才有作战的积极性，所以说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话不假。实际上，在刘邦身边有一批这样的谋士和说客，如陈平、陆贾、隋何、郦食其等，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实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也有一类谋士，恐怕也没有张良高明，他们都没有真正打过什么硬仗，但点子颇多，恕我就不指名道姓了。

至于带兵打仗，刘邦确实不如韩信，刘邦与项羽对峙，几乎十次有九次打的都是败仗，而韩信则每战必胜。在带兵的问题上，刘邦和韩信有过一段对话，《汉书·韩信传》称：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办耳。”上笑曰：“多多益办，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些话都是韩信被擒，由楚王改为淮阴侯后的对话，有一点奉承刘邦的意思。然而韩信是将才，而刘邦是将将之才这一点不假。将兵与将将的之间这一类相互关系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曹操、孙权，都是将将之才，在其手下带兵的大将只能听从他们的调度和指挥，这是战争时期军事指挥的分工造成的，有指挥局部战役的，有布置全局的，前者为将，后者为帅，帅即是将将之才。当代历史上也是如此，彭德怀、林彪、陈赓、许世友等都是将才，但毛泽东是将将之才，他们之间只能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局部服从于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只有二者配合默契，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两类人物的品格和气度皆有其长处和短处。

刘邦赞萧何这几句话也是真心话，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屡战屡败，如果没有萧何在关中和巴蜀提供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保障刘邦前方粮饷不缺，刘邦未必能坚持下来。项羽之所以失败，不是他不会打仗，他仗打得很好，与刘邦交手，几乎每战皆胜。彭城之役，项羽以三万精兵一下子击溃刘邦统率的五十六万大军，刘邦被打得抱头鼠窜。然而只有以稳定的后方作为支撑，要粮有粮，要兵有兵，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否则的话那五年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萧何有几件事对刘邦影响甚大。刘邦攻进咸阳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这样摸清了全国的基本状况，才能对全局心中有数，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项羽在咸阳开始分封诸侯时，刘邦去不去汉中任汉王的问题。一开始刘邦怒项羽背约，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汉王中兴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知，百战百败，不死何为？’”（《汉书·萧何传》）这样，刘邦才去汉中就国。第三件事是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相持时，“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在巴蜀和关中，萧何能“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能兴关中卒，辄补缺”。，没有后方坚强有力的支持，那就无法保障前方的相持战争了。项羽的失败，就是没有后方根据地的支持，彭越不断骚扰项羽的军储，项羽垓下之败，不是败于战，而是败于“兵少食尽”，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啊！两者比较，可见萧何对刘邦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

刘邦在即皇帝位以前，与诸王关系是肩并肩的，即皇帝位以后他与诸王的关系不再是肩并肩的关系了，而是君臣上下的关系了，刘邦心头并不甘心“功城掠地者，因以与之”（注：作者原文如此），刘邦与韩信的矛盾，在韩信请封假齐王之时已经埋下了，项羽一死，他便夺军权，把韩信从齐王改为楚王，接着在陈缚韩信至洛阳，以为淮阴侯。陈豨反，吕后用萧何计缚韩信于长乐宫斩之。韩信讲的“狡兔死，良狗烹”是韩信自己的感慨。刘邦与彭越、英布的矛盾是同一回事，事实上打天下和坐天下不是一回事，打天下的人是武将，并不一定能坐天下。打天下以后面临的不能只是谁坐天下的问题，那时更主要的不是谁来坐享其成的问题，而是大战以后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管理问题。因为治天下的问题不再是过去打打杀杀，互相较劲的过程，而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如何使民众有一个安定和富裕的生活，这不是靠武力强迫所能实施的。战争基本结束，留下骄兵悍将不加约束地在分蛋糕上互相攀比的话必然后患无穷。陆贾对刘邦讲的“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这话还是有道理的。治天下是文臣的事，因为那得靠恢复和发展生产与礼仪教化来解决，陆贾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打天下时的功臣宿将限于知识文化水平不高自然应后退一步，因为以军人治国太粗，用拳打脚踢那个打天下的本领来治天下有一定的难度。再者军人们只善于以力服人，不善于以理服人，只善于以势压服，还不行的话，就会动刀动枪了，这种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将领们参与政事的话，要脱下军装，离开军队。邓小平不当元帅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从政了。所以在我们这儿是党指挥枪，不是让枪来指挥党，也是这个道理。在《汉书·爰盎传》有爰盎和汉文帝的一段对话，“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是要治国，周勃厚重少文，让他治国是有难度的，你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知道如何去应对，那就不是周勃这一类打天下的功臣所长了。毛主席要许世友读《周勃传》也就是这个道理，要他读《红楼梦》也就是要他学文化，时代的形势不同了，你要好好学习。

汉文帝时，要启用年轻的文人贾谊，周勃这个丞相与灌婴便容不得他。《汉书·贾谊传》云：“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所以贾谊只能被下放去做长沙王太傅了。宋高祖之所以杯酒释兵权，也就是这个道理，宋代重文轻武，就是吸取了五代十国战乱的教训。记得毛泽东曾在各次讲话中推崇贾谊是秦汉时代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他对贾谊之死，深表惋惜，毛在一九五八年写信给田家英，要田家英去读《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说“这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认为“全文切中时弊，有一种很好的气氛”，说这“值得一读”。为什么说《治安策》是一篇好文章呢？贾谊有这么一段话，其云：“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即发展文明，靠文化来强国）；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我们不是也强调社会和谐嘛！）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贾谊这一段话很有道理，周勃是写不出这样好文章来的，《治安策》讲的是治国之道啊！所谓德教者，文化建设也，礼乐者文化也，我们不是要建立文化强国嘛，文化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支柱产业，有的可以走市场化的道路，如出版、电影、戏剧之类；有的则属于公益事业性的，如博物馆、图书馆这一类非盈利性的；有的还可以走出国门宣传我们的文化，并赚外汇，但最根本的还是道德礼教，以化吾民俗，现在叫文化强国，古人讲：“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同上）贾谊这段话也讲得非常精辟，君臣（现在不是君臣关系了，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同志间平等的相互关系）、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对的，如果大家都能相依为命，那还争什么呢？这只有教化，也就是道德礼仪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这样自然而和谐的境界。说到底还是思想领先，形式要有灵魂作内涵，在今天讲，这个灵魂便是复兴中华，否则的话，一切向钱看，即使物质生活好了，为人却失魂落魄，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