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迪尔旺加特别行动队在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有充足的森林和沼泽地，有成片的自给农业，但在德国最初的计划中，并没有占据核心地位。但在巴巴罗萨行动期间，白俄罗斯的红军抵抗还是很激烈的，落入入侵者手里的城市不少是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到1941年夏天，由于德国国防军并没有足够的兵力解决落在后方的正规军官兵，因此他们得以躲进森林里当起了游击队。游击队起初的发展并没有选择制订明确的计划和德国人继续战斗，而是采取了获得可以维持生计所需物品的生存策略。1942年初，局势的陡然反转使得莫斯科方面开始对这些游击队进行协调、组织和统一指挥的耐心工作。根据莫斯科游击作战指挥总部的数据来看，当时在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人数大约在23000人左右。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后方地域威胁，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地域总指挥部、联合党卫队单位，共同修改了最初的“消极对待游击队”战略（在此之前，这种策略包括在道路上巡逻和无情追捕），转而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即“班堡”行动，从波里西亚（Polesia）开始，一路向北，直到博布鲁伊斯克（Babruysk）附近。接下来的一周内，特别行动队（迪尔旺加）被投入作战。对于那些突击队员而言，从一个战区跑到另一个战区几乎没有过渡期，别动队待在白俄罗斯的3个月里，白俄罗斯总计有55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该部队参加了其中27次，要么作为独立单位参加，要么被编入其他的反游击战斗群——以白俄罗斯党卫队兼警察司令（SSPF）命名的”冯.戈特贝格“战斗群。在27次重大行动中，我们必须加上该部队在其驻地附近的”小型行动“，首先是在莫吉廖夫附近，随后驻地在1943年1月转移到明斯克以北的Lagoisk村。总的来说，即使迪尔旺加特别行动队在此期间的作战日志已经丢失，我们依然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参加了超过50次的扫荡行动。

在第一场为期一周的出击行动中，该行动队通过突击夺取了Ossipowitsch、Klitschev和Tscherwakov的游击队营地。随后从3月16日-22日执行了在莫吉廖夫南部和沿着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公路的侦察行动。这些”第一滴血“让迪尔旺加特别行动队应对上级时有着足够的说服力，使迪尔旺加得到支持有了充足的资本。从3月下旬开始，迪尔旺加就开始着手为扩大他部队的规模作努力，在此之前，迪尔旺加别动队的规模一直都仅限于百人。接到迪尔旺加的意愿后，位于俄国中部的HSSPF指挥部向希姆莱的司令部发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党卫军迪尔旺加突击队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并表明了自己“比其他部队更适合在困难的地形环境中进行反游击战”。基于这些理由，迪尔旺加要求将他的部队规模扩大至250人、并配备MG-34、6门轻型迫击炮、2门重型迫击炮、2门山炮，以及通讯设备和其他运输车辆。

这些报告显示了针对游击队不间断的侦察和战斗任务。游击队自1942年春以来开始定期破坏德军的通讯线路。因此，在“班堡”行动的第一个月，迪尔旺加别动队开始追捕这些破坏份子，并确保从莫吉廖夫至博布鲁伊斯克公路和铁路的安全。5月开始，迪尔旺加别动队开始致力于通过道路巡逻确保自己与莫吉廖夫的联系，莫吉廖夫是治疗伤员的医院所在地，也是直接指挥他们的指挥部所在地。5月的第三周，迪尔旺加别动队遭到损失：四名士兵在莫吉廖夫的道路上遭遇袭击，其中一人惨遭肢解、一人烧伤、一人被自己的枪支炸膛所伤。在安葬死者后，别动队着手开始实施复仇行动，他们烧毁了一个游击队营地和一个早已空无一人的村庄。几天后，别动队开始在奥尔沙（Orscha）附近活动，然后被派往以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别列津诺（Beresino）间的三角地带，和第8特别行动队沿着明斯克-莫吉廖夫的铁路线进行联合行动，显然是报复先前被游击队员所杀害的17位德国警察。

接下来的几天，迪尔旺加与刚从长期病假中回来的泽列夫斯基（von dem Bach-Zelewsky）进行了一场促膝长谈。会谈结束后的行动被定在5月-6月，目标是莫吉廖夫以西森林里的游击队。在大规模扫荡行动的背景下，泽列夫斯基现在凭借俄国中部高级党卫队兼警察总司令的身份，有责任协调和组织，并可以对武装党卫队、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polizei）和军事警察行使权力。这种实地协调必须在夏季前得到柏林方面的确认，因为全国领袖希姆莱在海德里希遭到刺杀后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截至秋季，泽列夫斯基被希姆莱任命为“东部反游击战全权代表”。

7月，迪尔旺加别动队在执行沿着铁路线巡逻的行动中度过。7月9日，在Klitschev地区一场和国防军保安巡逻队（Wehrmacht security patrols）的联合行动中，一颗子弹击穿了迪尔旺加的肩膀。7月20日-8月7日，该别动队与两个保安师、一个警察营和一个哥萨克营合作在Tschetchezitsch地区执行了“山雕”行动，这次行动得到了来自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的炮兵和两个飞行中队的支援。这次行动包围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游击队，德国人邀请游击队投降，但游击队一直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剩下的人试图分成个体或小组突围。行动结束后，共计有1381名游击队员被杀、缴获各类枪支422挺、14门火炮、以及36000发子弹和炮弹。这些战利品证明了这次的成功，在协调行动的指挥部看来，死27人伤64人的代价相比这些战果的确称得上是一场“大捷”。

迪尔旺加别动队在自己的驻地附近巡逻一周后，再度参与了扫荡行动，这次行动是和一个党卫队师、两个警察团、一个法国志愿者营进行联合作战，地点在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Vitebsk）之间，行动代号“格里芬”。随着“山雕”行动和“格里芬”行动的开展，新的反游击作战政策也直接影响了部队的实战：别动队的现在正在一个系统内进行活动，且活动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活动的高潮是“沼泽热”行动，它不仅涉及一个部门，而且涉及了整个commissariat general。“沼泽热”行动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有趣的是，没有资料可以表明迪尔旺加别动队参与其中。然而，别动队这一时期的行动始终是沿着莫-博铁路线进行巡逻，该任务可能是“沼泽热”行动的一部分，但在事后的报告中并没有指出这一点。一百人的别动队，现在构成了大规模、系统化和集中化背景下的一部分。

迪尔旺加细致利用了被调到白俄罗斯以来头几个月的“成功”，这些成果使其得到了来自泽列夫斯基司令部的大力支持，于是别动队开始发展其部队，扩展其规模，完善其装备。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自2月下旬开始，泽列夫斯基的代表就发出了一份报告，称赞迪尔旺加别动队在行动中的表现，并要求为其扩大规模，使其人数达到170人。在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曾与别动队共作战或关系密切的军官皆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支持迪尔旺加。如一级突击队中队Mahrndorff Meyer在8月接替受伤的迪尔旺加的指挥权，赞扬了该部队在“格里芬”行动中的表现。这种不要钱的赞赏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影响该部队自卢布林之后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支持迪尔旺加向SSFHA发起的增援请求。同时，也肯定了在白俄罗斯头几个月和第一次大规模反游击战期间取得的经验。

但直到1942年夏天，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善，迪尔旺加的努力和HSSPF施加的压力似乎并不奏效，这让前者十分气愤。迪尔旺加以7月在Klitschev地区受伤需要治疗为借口，跑去了柏林，打算获得自3月以来就一直在要求的增援，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当迪尔旺加重返白俄罗斯时，它给他的老友——博格尔写了封信，在信中他重复了他的要求以及物资需求的理由。

迪尔旺加的努力终于在1942年9月得到了回报，很难说同意迪尔旺加要求的原因究竟是他的下属在白俄罗斯头几个月中的表现，还是由于他本人和博格尔反复要求的必然结果？不管怎么说，一支由115名偷猎者组成的特遣队加入了这支队伍。

自1942年初夏之后，有俄罗斯志愿者加入了该团，偷猎者到来后，被编为一个连，俄罗斯人则被编为三个连，每连150人，总共4个连。这样一来，短短几个月，别动队的规模就从一个80人的突击队变成了一个约莫750人的营，该别动队还有一个40人的摩托车队和40人的炮兵单位支持。这一规模，迪尔旺加特别行动队将维持到来年夏季。

该营先后在白俄罗斯参加了“赛船会”、“温泉小镇”、“丰收节一号”和“二号”、“喇叭”、“魔笛”、“胆大包天者一号”和“二号”、“科特布斯”和“京特”共11次行动（一年），平均每月一次，每次行动持续时间超过三周。这些行动构成了Nazi在白俄罗斯地区针对农民和游击队乃至犹太人的灭绝高潮。别动队参加的一些行动摧毁了自1941年夏秋在白俄罗斯各地开始建立的犹太区。“喇叭”行动摧毁了Slutsk犹太区，“沼泽热”行动包含了Boranowitsche犹太区的大部分区域。Lida犹太区在1942年秋天遭到屠杀，两名幸存者指控此事是迪尔旺加别动队所为，但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迪尔旺加别动队在Lida，这座城市位于立陶宛边境的西北部。在“Lida大屠杀”进行时，别动队似乎还在白俄罗斯中部活动，特别是明斯克以东地区，主要活动范围在Tscherwen、Tschechewitschi和Beresino之间。1942-1943年冬天，迪尔旺加营开始向明斯克以南移动，目的地是Slutsk和Volhynia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地。

泽列夫斯基希望能解除他的俄国中部高级党卫队兼警察司令的职务，如他所愿，他在1942年10月24日被解职，继任者是格雷特.克塞曼（Gerret Korsemann），泽列夫斯基被提名“东部反游击战全权代表”，这表明了Nazi当局向整个东部占领区输出白俄罗斯地区完善经验的愿景。迪尔旺加别动队负责的区域在当时仍然是主要抵抗活动的战场。例，泽列夫斯基于1942年11月12日发给希姆莱的电报（HSSPF司令直接向希姆莱和柏林方面负责），电报中提到，目前在Tscherwen南部地区活动的迪尔旺加营，”与几个顽固的游击队营地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并附上了战果：杀敌176人，包括11名武装妇女、缴获3挺机枪、12250发子弹。己方损失：死3人、伤7人、5人失踪。

一场针对俄国老农和犹太人的灭绝性战争——人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前文提到的1942年初的反游击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根据Christian Gerlach的计算，每缴获1支武器，就有6-10个人惨遭杀害，也就是说，被杀的人当中只有15%是游击队员。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和犹太人，尤其是刚从犹太区逃离的犹太人。更重要的是反游击战单位战利品中的食物数量：马铃薯、谷物和牛，这些经常出现在报告内，特别是在1942-1943年冬天之后，因此，这些所谓的反游击战到最后都变成了对当地农民进行的谋杀性掠夺行动。”沼泽热“行动的报告完美阐释了这一现象，根据德方的说法，他们承认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行动中只杀死了489名”土匪“，却消灭了8350名犹太人、以及1274名嫌疑人，并”疏散“了1217人。所谓”疏散“，便是把他们”驱逐到帝国境内进行体力劳动“，而被处决的嫌疑人，要么是森林中的逃亡者，要么是那些来自村庄的”不适宜劳动者“——妇女、儿童、老人。在行动中被摧毁的49个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在反游击战面具下隐藏的是一场种族灭绝。

从1942年开始，针对游击队的战略获得了新动力，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清除整个白俄罗斯地区的人口。上半年是一个测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执行者仍然遵循1942年的模式，并开始在试错过程中”疏散“村庄的人口，将”适宜劳动者“驱逐到德国，这项行为在”绍克尔“行动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种伴随行动加剧的策略并不新鲜，1942年大屠杀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让游击队失去可以为他们提供补给、后勤支援和讯息的环境。随着时间推进，”上贡“的人员和农产品有所增加，从1942年末，尤其是Tscherwen地区，当地的部队中时常会有身穿棕色制服的官员，他们隶属德国民政部门，日常工作是向上级汇报、监督被驱逐出境者，没收农产品，在迪尔旺加营的庇护下，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执行。冯.戈特贝格在1943年8月1日颁发的命令展露了他的残酷无情，也表明了这些行动的真实目的毋庸置疑：

（一）：所有人口（男人、女人、儿童），无论死活，都必须驱逐出该命令第1条中定义的地区。

（二）：适宜劳动者，经劳工局的特别工作人员进行清点，其余群体由当地官员自行负责。

（三）：不适宜劳动者，不可留在当地，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Stolpce, Iwieniec, Woloczyn, Bohdanov和Lubcz建造了营地。

（四）：农产品和牲畜交由军需处第3分队的突击队员进行清点。

（五）：村庄和其他建筑，例桥梁或果园，如不能伪装，须被摧毁。

（六）：行动结束后，在该地区的所有人类，一律将被视作猎物，疏散时间将在指定区域平息后通过无线电确定。

建立”死亡之地“，是今后反游击作战的新策略，也就意味着指定区域的人口将被完全清空，与其说是大屠杀，倒不如说是驱逐良币到工厂，劣币就地处决，或是驱逐到卢布林、奥斯维辛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