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图腾崇拜在童年期的再现
图腾崇拜在童年期的再现
图腾制度与乱伦禁忌
我们在此章重新将《乱伦恐惧》一章中的核心概念图腾进行重新讨论，在此讨论的图腾主要为氏族图腾，对于原始人来说图腾制度是代替了宗教与社会制度的，因而图腾它本身就具有宗教与社会的层面。在图腾制度的宗教层面是氏族成员与图腾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在社会层面则是同一图腾氏族内的成员之间以及不同氏族的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从这两种关系中又有着相对应的两个层面的禁忌。
宗教层面的禁忌是图腾氏族成员禁止杀死或者食用其图腾动物，社会层面的禁忌是同一氏族内的异性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性关系。
而正是这两个层面的禁忌构成了图腾禁忌/图腾制度，而如同在《乱伦禁忌》一章所说的，在图腾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婚姻制度，即族外婚制度，具有相同图腾的男女之间必须遵循相当严格的性禁忌，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乱伦禁忌。那么本文将就从两个问题进行切入，一个为乱伦禁忌起源于何处？另一个为为何乱伦禁忌会和图腾制度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乱伦禁忌的起源
如在《塔布与矛盾情感》一章中所说，所禁止的必定是所欲望的，禁令是建立在欲望/对禁令的逾越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我们则可以得出，乱伦禁忌必定是建立在对乱伦禁忌的逾越之上的。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每个人的童年必定会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即必定会有乱伦冲动，而在此基础上其后又形成了对乱伦的禁令，对这种冲动进行压抑，并作为其后神经症的动力。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人的心理过程对原始人的乱伦禁忌进行回溯性地探究。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像分析一个来访者一样，去分析原始人，去得出其“童年”时期（对于人类历史与心智发展的童年时期）的被压抑的欲望是什么，也就是说，纵使我们知道原始人对于乱伦的巨大恐惧以及对其做出的繁重的防范是建立在其过往的乱伦冲动之上的，我们仍然是无法探究出那个乱伦冲动是什么样的，到底起源于哪，因此要无法探究出原始人的乱伦禁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父亲到图腾/动物
因此我们只能暂时搁置族外婚制度/乱伦禁忌，先去以同样的方式，用现代人/儿童的心智回溯性地去探究图腾制度。在弗洛伊德的临床经验中可以得出，对于儿童来说最早的一种神经症的形式是动物恐惧症（animal phobia），而儿童所恐惧的动物一般都是他先前特别喜爱/崇敬的动物。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所恐惧的动物实际上都是对于父亲形象的移置，在儿童的俄狄浦斯时期，儿童会由于父亲对于母亲的占有而对父亲产生憎恨之情，但是又由于先前儿童对于父亲的爱戴与崇敬之情，儿童对于父亲的情感是相冲突的，而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对于父亲的这种矛盾情感就会移置到儿童所爱的动物身上，但是这种情感的冲突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因此儿童对于这种动物的情感也仍然是矛盾的，因此儿童在恐惧这种动物的同时又对其是崇敬与爱戴的。
我们在此重新审视一下原始人社会中的图腾，基于《塔布与矛盾情感》一章的研究，图腾/图腾动物本身也是一种塔布，其禁忌建立在自身之上，而图腾动物本身是即神圣与禁忌于一身的，首先原始人对图腾动物是极度崇拜，甚至将其作为自己氏族的象征以及标志，但同时原始人又对其透露出一种恐惧，将其作为一种禁忌，原始人是不得伤害或者食用自己氏族的图腾动物的。
那么我们则可以发现以上患有动物恐惧症的儿童患者对于动物的态度与这里原始人对于其图腾动物/图腾的态度是一样的，其中都包含着一种情感的冲突。那么我们则可以做出一个推断，即原始人对于图腾的矛盾情感与儿童对于某一动物的矛盾情感有着相同的原因，即这是一种对于父亲的矛盾情感的移置。因此原始人的氏族图腾实质上是对于原始人的父亲形象的一种移置，因此我们可以将图腾的核心原因看作是俄狄浦斯情结。而原始人的图腾塔布与俄狄浦斯所导致的禁令的极度相似也正论证了这一点，两者都具有两条核心禁令：①不得杀死图腾动物/父亲②不得与同一图腾氏族成员/家族成员发生性关系。
图腾献祭
我们在此深入图腾制度中的仪式，从而进一步论证上文所提出的那个猜想，即图腾制度的核心/根源是俄狄浦斯情结。在图腾制度中有一种叫做图腾餐（totem meal）的仪式，它是一种祭祀仪式，但同时也是一种庆祝活动，全氏族的成员都会一同参加，在仪式中将本氏族的图腾动物献祭给氏族所崇拜的氏族神，并与神一同分食图腾动物，而从这种分食中，氏族成员们一方面通过与神共食获得了神的神圣性，而另一方通过分食图腾动物，获得了图腾动物的一部分神圣性，而全氏族成员通过这种仪式获得了成员，图腾动物以及神之间的一种共同体的联结。如上文所说，图腾动物本身是一种塔布，单个的氏族成员是禁止食用/杀害图腾动物的，但是在这个仪式当中，只要是整个共同体里的成员一同去行使这一禁忌行为，共同承担罪责，那么这个禁忌行为就不再禁忌了。在献祭结束之后整个氏族成员会对图腾动物的牺牲进行哀悼，而在哀悼之后，整个仪式则摇身一变变为节日狂欢。
在此我们则能发现一种熟悉的模式，如同儿童对于动物的矛盾情感，在整个献祭仪式中，原始人们对于图腾动物既是崇敬的（在其死后表示哀悼），但同时也是憎恨的（共同杀死分食图腾动物，并在其献祭后狂欢）。由此我们则可以确切地说，对于原始人来说，图腾就是一种父亲形象的移置，而原始人在图腾餐与图腾的关系则是原始人与其父亲的关系的一种移置。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如上文一样的问题，即我们只能看到作为移置的产物的图腾塔布或则图腾餐，但是我们仍然无从知晓那个被移置的原初的原始人们与其原父的关系以及对原父的情感，或者说我们仍然对原始人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无所知。
图腾献祭到原父献祭
我们在此必须借用达尔文的“历史学的”理论来回溯性地建构原始人与其原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达尔文认为我们可以从现代的高级类人猿的生活样态来推断出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样态。在高级类人猿的群体当中，最强壮的雄性类人猿通常会霸占所有雌性，并禁止其他雄性沾染这些雌性，而违反者则会被杀死或者是赶出群体。
因而我们则可以从类人猿的生活样态以及原始人的图腾餐/献祭的情景对原始人以及其父亲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推断。在原始社会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最为强大的男性，我们将其称作原父，原父拥有许多妻子，而出于性妒忌，原父下达了其他男性成员与其妻子的性禁令，并将这些男性成员逐出部落（由高级类人猿的生活样态推断出），而这些被原父逐出部落的男性成员们则一同联合起来，杀死了原父并将其分食，从而获得了原父的一部分力量。
原罪的罪恶感到乱伦禁忌的起源
但是由于这些男性成员先前对于原父的爱戴之情，他们又会由于自己的行为产生极大的罪恶感。而出于这种罪恶感以及他们通过分食获得的父亲的一部分，死去的原父以及其禁令则会被其所内化，儿子们自己布下了先前自己违反的禁令，如禁止杀害/食用原父以及禁止与原父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并自己对其进行遵守，由此乱伦禁忌得以产生，而出于对重演这一事件的恐惧，原始人对于乱伦冲动的防范才如此严格。
由此我们通过回溯性地建构原父之死的原罪，从而得出了乱伦禁忌，同时也是道德律令的源头，弗洛伊德以一种精神分析的方式重新阐释了康德的绝对律令，绝对的道德律令是由主体自行设立，并自行遵循的，主体是立法者，也是守法者，正如同杀死原父的儿子们自行内化了父亲的律令，自行设立乱伦禁忌，并严格对其进行遵循。同时也解释了族外婚与图腾制度之间的联系，两者之所以总是紧密相连，是因为两者的核心根源实际上都是俄狄浦斯情结。
但是如同儿童将对于父亲的矛盾情感进行压抑并移置到动物身上，杀死原父的儿子们对其的矛盾情感也是如此，为了缓解对于原父的冲突激烈的两种情感以及忘却杀死原父的原罪，儿子们对于原父的情感同样也移置到了图腾上，由此构成了图腾制度。在一方面，出于对于杀死原父的罪恶感，产生了图腾塔布，即不得杀死/食用图腾动物以及不得与同一图腾氏族内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且在图腾餐后对被献祭的图腾动物进行哀悼。但同时对于原父的憎恨仍然存在，由此产生了图腾餐/献祭，在此仪式中重演了那个原初的弑父场景，并在其中进行整个氏族的狂欢。
原父到父神
图腾餐的整个仪式得到了解释，是对于弑父原罪的再现，但是在其中氏族成员所向其祭祀的神却在弑父原罪的场景中无法找到对应。但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原始人对图腾的态度中找到神的踪迹，在原始人的神话以及文化当中，神经常以某种动物的形象出现；而在图腾献祭活动当中，特定的神只能对其献祭特定的图腾动物，而这个神往往就是这种动物的形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原始人的文化当中，神与图腾动物是同一的。因此实际上图腾献祭中人们所祭拜的神仍然是对于原父形象的一种移置。
我们可以从此结论做出一个推断，在原父死后，儿子们对原父的憎恨情感逐渐消失，而对于原父的渴望以及杀死其的罪恶感日益增加，乃至最终变成了对原父的极高的崇敬，而这种崇敬则是后世的作为原父”儿子“的原始人们重建起了原父的形象，这种形象即神，由此原父的形象成为了宗教的核心。
对父亲的放权
而又随着图腾动物逐渐失去其神圣性，最终图腾则不再能作为原父的替代物，因而原父的形象就移置到了社会组织以及国家制度的层面，由于对于原父的渴望以及对其的罪恶感，原本从原父那里剥夺的权力逐渐被归还到”父亲们”的身上，由此社会的父权制度以及国家的君主集权制度得以诞生。
从未消失的反叛
但是如同儿童的动物恐惧症中父亲到动物的移置过程，对于父亲的矛盾情感确实有所减弱，但是并不代表它会消失。纵使人类的精神与历史经过如此多的变迁，对于父亲形象的反叛以及对其的崇敬之间的冲突从未消失。在神话当中，“儿子们”的形象不断试图去代替父神的位置，典型的例如阿提斯，阿多尼斯以及塔缪兹，这些年轻的男神违背父神的律令，与母神发生了关系，从而遭受了父神的阉割惩罚。
而在宗教/基督教当中，圣子自我牺牲来为人类杀死圣父的原罪付出代价，圣餐仪式便是对这一过程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基督徒们对于圣子的血与肉的分食，以此来获得圣子一部分的神圣性，而这同样也是如同图腾餐一般对于原罪的重演，因此圣子在出于对圣父的崇敬为原罪赎罪的同时又取代了圣父的位置，再次触犯了原罪。而在古希腊的艺术悲剧当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悲剧中的英雄如同圣子，必须受难，由他来承担其他人的原罪，而这一情节同样也是对原罪的再现，使悲剧英雄登上原父的位置。而对于社会组织中的父权制以及君权的威权制度，人们在对其崇敬的同时又不断地对其进行反抗在历史长河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人类文明中的俄狄浦斯
因此，无论是图腾塔布，道德律令，神话，宗教，艺术以及社会国家形式，其形成根源都是对于原罪的罪恶感，但同时其又都是对于原罪的一种重演，其以对原父的崇敬为基础的同时又总是带有对原父的反叛，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类精神的文化产物的核心或者根源实际上都是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使这些产物形成的众多因素之一，但是俄狄浦斯在其中是起到了中心作用）。
面对此结论，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从杀死原父的原罪到儿子们出于其罪恶感而不断移置其父亲的形象，以避免重演原罪，但又一次次再现原罪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历经了人类几千年文明的不连续，断裂的发展产物，而我们在本文将其视作连贯的集体心理的发展，即使在几千年前发生的事件，仍然会对后世的人类产生一种无形的影响。这种阐释乍看起来是不合理的，但是若我们将其与一个个体人类的心理发展相对照，我们则能发现其中的合理性。父辈的童年经历必定会对其心理模式造成巨大的影响，而纵使后辈从未经历过父辈所经历过的，那些经历也必然会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对后辈的人生起到相当大的影响（原生家庭的继承）。
原始人/神经症患者与行动/思想
而我们另外需要注意一点的则是尽管我们反复将原始人的各种文化/精神产物与现代神经症/儿童心理进行对照，以对原始人的各种心理现象进行探究，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原始人的心理过程并非完全与神经症患者等同。对于原始人来说，他们的某些在上文所说的精神产物，如图腾制度或者宗教制度就类似于现在的神经症患者的神经症症状，在原始人的神精症症状的背后是一种心理性现实与事实性现实的同一，即原始人的图腾制度是一种对于乱伦冲动的防范的神经症症状，但是在这一神经症症状背后不仅仅是一种乱伦冲动，还有对乱伦冲动的直接实施（即杀死原父的原罪）；但对于现代的神经症患者来说，在其神经症症状背后则只有一种乱伦冲动的意图，而非直接对于意图的实施。因此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思想是取代行动的，而对于原始人来说，行动是直接取代思想的，与思想同一的。
全书总结
在叙述完本章的核心思想后，我们来对《图腾与禁忌》全书来进行一个总结。弗洛伊德在本书的四章中通常都是使用这样的路径进行阐述，首先从原始人的某种文化现象开始，图腾制度，塔布或者是巫术，然后分析其核心特征，发现这些文化现象与现代的神经症有着相当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弗洛伊德则进行推断这些原始人的文化现象的内在运作方式实际上是与其在精神分析临床当中所探究出的神经症的运作机制是一样的。弗洛伊德对于成年人的精神结构主要是从对于儿童的分析开始，因此通过对于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现象的分析就能得出关于原始人的精神结构，而原始人的精神发展就相当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儿童时期，由此我们则能够得出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结构发展。此路径初看像是，弗洛伊德是在进行一种循环论证式的阐释，先带着精神分析的视角去解读原始人的精神结构，而从中得出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结构，从而
进一步完善以及论证了其精神分析体系。但是通过《图腾崇拜在儿童期的再现》一章中，我们则可得知并不是如此。在其中，弗洛伊德仍然先从原始社会的文化现象，即图腾制度开始，通过其与儿童的动物恐惧症的相似性得出图腾实际上是对于俄狄浦斯的一种移置，但是这个原始人的俄狄浦斯是什么是未知的，但是以通过图腾与动物恐惧症对照所得出来的移置的心理机制作为基础，我们则能从原始人的又一文化现象图腾餐出人类文明的许多文化现象实质上都是对于原罪的罪恶感的一种移置。那么在这里，我们则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巨大的野心，其并非只是通过原始人的精神结构与神经症的相似性来进一步论证精神分析学说，而是其想要通过两者的相似性得出原始人的精神结构，而从这一人类的儿童时期，以精神分析的视角去再阐释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
而从中我们则能够看出精神分析的核心精神之一，即对于野蛮与文明/正常与反常的解构，如同弗洛伊德反复强调的，现代社会的人无论是对于神经症患者还是原始人，总是自带这一副自以为理性的高傲，而将所有不合乎理性的全都打为是野蛮或是反常的，但实际上就现代人类的童年时期的心理的运作机制却与原始人或者神经症患者的心理过程机制是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我们曾经都是野蛮或者是反常的，而弗洛伊德所揭示出来的无意识的运作结构是反理性或者可以说是超理性的，且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心里运作过程当中，而这实际上正是精神分析的核心要义，即理性并非是唯一的答案，而所有人人皆是异常与野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