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历史的真想,康乾真的是盛世吗
从1911年开始,越来越的学者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满清统治者为了美化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在众多提出质疑的学者中,鲁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并作了一些研究,后来感慨地说道:"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篡改史料的结果罢了"。 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便开始一路下滑。明朝时,由于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松江是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一度誉为“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然而,到了清代,松江棉纺织业却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写道:“(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原本,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铁产量达到北宋产量的两倍半,棉布也取代了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工业产量更是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可是,清初大量屠戮人口造成的恶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显现,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而满清统治者囿于智识与眼界,可能根本就未曾考虑过这一点。 从明清的经济规模来对比,就会发现清朝只是一个弱化版的残破明朝,就耕地面积而言,康乾盛世仅有741万顷,尚未追上崇祯年间的784万顷;GDP总量也从45%下降至30%,工业产量也未超过明朝。由于耕地面积不够,人口又大幅增长,导致僧多粥少,百姓经常挨饿,食不果腹。 秦汉人均粮食大概在985斤,隋唐达到了988斤,明朝则是1192斤,而清朝只780斤左右,再抛去其中一些用来喂养家禽牲畜的粮食,可供食用的就更少了。纵使某些地方有了引进的甘薯,也并未解决大问题。 明末时,西方传教士还盛赞中国物产丰富,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并称明人衣饰华美、风度翩翩。 然而,乾隆朝时,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却在出使日记中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详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此外,马戛尔尼还写道:“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那些被官府征用过来的百姓“都如此消瘦”,并接到使团剩下的残羹剩饭都千恩万谢,用过的茶叶也是争先恐后的抢夺,用来泡水喝。 根据乾隆年间访清英国使团成员的记载,在清朝随处可见衣衫的百姓,他们往往骨瘦如柴,皮肤黝黑,甚至还随处可见死去的弃婴。 英国作家约翰·巴罗随团访问,将在清朝的所见所闻用非常中肯客观的语言进行了描述,成书《我看乾隆盛世》,这为现代人研究清朝历史,了解清朝盛世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在《我看乾隆盛世》书中写道:"在京城的一处野外,每年都可见上万的弃婴尸体……我曾看见一个死婴,漂流在来往的船只中,而人们却熟视无睹"。船员之所以对尸体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早已见惯不怪了,这也说明,在当时婴儿的夭折率非常高,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而且,当时穷人一生都会是穷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接触达官显贵,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穷下去,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书中还记载,当时的乾隆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丰厚的奖励赠给西方的使者团和传教士,然而在清朝大部分地区,很多百姓连饱饭都吃不上。 实际上,康熙年间,几乎平均每一年都发生一次饥荒。 康熙一年,也就是康熙元年,广东吴川大饥。 康熙二年,安徽合肥大饥。 康熙三年,广东揭阳大饥,同年,交河大饥。 康熙四年,曹州大饥、兖州大饥。 康熙六年,应山大饥。 康熙四十三年,泰安大饥荒,百姓无粮可吃,最终人相食。同年肥城、东平大饥荒,城里的树皮都啃光了,还是人相食。同年兖州、登州大饥荒,百姓饿死大半,把草屋给拆了吃。 康熙五十二年,苍梧大饥荒,饿死数千人。“人相食”(人吃人)的报告在各地地方志中更是高频词汇。康熙帝竟然大言不惭地责怪百姓吃饭太多。 根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如果换成白银,大约相当于40两。而同一时期,中国一个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可是,农户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 这意味着什么?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年,居然都养不活自己,还要举债3两才能维持生存。此等情况,哪里还有结余?若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中等及中等以下农户将会毫无意外立刻破产,因此,卖儿卖女十分普遍。同样,关外满族同胞也活得十分不易。 雪上加霜的是,从康熙初期开始,清廷就一直处于战争中。 康熙在位61年,历经三藩之乱和准噶尔部叛乱。三藩之乱历时8年,席卷中国西南,中南省份,严重破坏了内陆经济生产。而准噶尔部叛乱持续几十年,扰乱中国西北边疆,即便康熙三次亲征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借三藩之乱,康熙还一次性枉杀三藩开国功臣7万余人。还将三藩的旧臣家属全部杀死;对于三藩将领的妻女,康熙竟把她们送入满城营地或卖入妓院、任人宰割。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康熙后期,与沙俄发生冲突,康熙在清朝打大胜仗时签订《尼布楚条约》,割让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之地划归俄国。谁见过这样的神奇操作?试问,历史上有哪个盛世割地求和?有吗? 但这丝毫不影响满清所修《实录》里的康熙个人形象。在实录里,康熙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勇武无敌,出去打猎,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 到了雍正和乾隆年间,白莲教的叛乱也使清朝鸡犬不宁。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连年征战,必然所耗颇巨。可这些钱从哪来呢?当然是巧立名目,从广大老百姓身上压榨而来。可是,民众已经不堪重负了,连中等农户辛辛苦苦一年到头都要举债3两才能维持生存,更何况底层百姓?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百姓岂能安居乐业?百姓若不能安居乐业,又焉能称之为盛世?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阿桂之子阿迪斯,又被人指控贪赃枉法,被抓了现行——查到赃款金银八箱。乾隆大怒,下令和珅查办此案,将阿迪斯发配伊犁充军,其父阿桂连坐,降二级留任。 和珅以反贪起家,终成清朝第一大贪,因贪成为世界首富。 相比之下,明朝正德帝朱厚照,因修缮了一下前朝就有的豹房,花费了24万两银子,就被称为“豹房帝”。朱厚照想要去江南视察一下,结果被一群大臣拦住,连城门都不让出去。群臣直言此举耗费巨大,浪费百姓血脂血膏,乃亡国之君。而乾隆六下江南,却是体察民情,受到不明真相的无数人赞扬,还有无数辫子戏在为其洗白,真是可悲可叹! 而其衰亡和后期的孱弱,包括创下历史之最,签订了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数量高达1175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受尽屈辱,这个祸根其实从立国时强行推行“剃发令”而大杀四方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剃发令,发出“留发不留头”的威胁。酷令一出,天下沸然,皆拜祖泣告:‘头可断,而发决不可剃!为捍卫中原几千年的传统与气节,各地人民纷纷揭竿斩木,力抗强暴。数千万人因此被害,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 数不胜数,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 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几乎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其中四川人几被屠尽。 故,民无遗类,地尽抛荒。 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同时期,欧洲占62%,中国已经被远远甩到了后面。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 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却不到市价的六分之一,近于明抢。 清廷下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至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 明末清初,唐甄对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有过这样的概括:“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在《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