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制度

唐代的制度基本上延续隋代的，至少在开国的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但是，制度总是流动的，特别是这种政治制度，总是在变化中。

总体上来说，唐代的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唐代整体的历史分水岭是安史之乱，这是共识。制度上大体上也是如此，不过，唐代制度，其对于隋代的修正和变化其实在高宗武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那个时代，一部分的制度就相对于太宗时代有了较大的变化。

就中央政治制度来说，唐代继承了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度，以三省长官执掌相权。因为高祖李渊的时候，太宗李世民曾经做过尚书令，所以此后的唐代历史中，几乎再没有人被任命为尚书令，尚书令这个官职没有被废除，但是总是空缺的。因此，尚书省实际的主官是尚书令的副手——尚书仆射。

在三省当中，一般说来，中书令和侍中相对尚书仆射更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中书令和侍中的官阶比起尚书仆射要高，也是因为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作用比起尚书省更重要。尚书省只是政务的执行机关，而政策决策机关是中书省和门下省。唐代，中书省和门下省通常是连在一起说的，同时也是一体办公的。它们和在一起被称为“中书门下”或者是“政事堂”。皇帝的圣旨上需要有“中书门下”或者“政事堂”的印方能被尚书省执行。

虽然，尚书省的尚书仆射理论上应该和中书令、侍中一起行使相权，作为宰相。但是，大致从太宗时代开始，尚书仆射需要有“同中书门下”的加衔才能行使本就不重的相权。大致到了武后时代往后，这个加衔被基本固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而且也不一定仅仅被授予尚书仆射，只要是皇帝所信任的，加上了这个加衔就是真宰相，没有这个加衔，即使贵为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都不能使相权，不能预闻政务。

唐代，安史之乱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不光是改变了唐代历史的进程，也在制度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首先，最重要的制度性变化就是宦官势力的强劲上升。东汉以后，直到唐安史之乱之前，宦官势力在皇朝朝廷中并不突出。但是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急剧扩张，到了唐中后期，宦官势力控制了中央朝廷的运作，宦官专权并不是某个宦官，而是宦官这个群体在集体掌控朝政。虽然东汉也是宦官专权，但是也没有如唐代这样。唐代最极端的事例是宦官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废立皇帝。他们本是皇帝的仆人，现在他们倒是变成了皇帝的主子，皇帝变成了傀儡。

宦官势力的兴起，是因为宦官控制了中央的禁军指挥权。而这个根子在于唐代并不排斥宦官被授予实权，掌握某种政务。唐代宦官掌兵不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但是被强化却是在此时。唐代的禁军组织不少，但是安史之乱使得这众多的禁军都溃散了，不堪一击。唐后期，最重要的禁军是“神策军”，但是“神策军”一开始并不是禁军，而仅仅是一只驻守在西北的边防军。但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它在鱼朝恩的统帅下迎接了流亡的肃宗，所以被提升为禁军，此后“神策军”就几乎变成了唐代中后期禁军的代名词。俗话说“枪杆子出政权”，皇帝的权威多少是因为皇帝有兵，同时也可以说，谁有了兵，谁就能做皇帝。既然中央朝廷的兵在于神策军，那么神策军控制朝廷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神策军的司令是神策军中尉，手下有神策军都指挥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才是唐后期最大的实权人物。而从鱼朝恩以后，几乎神策军的中尉都是宦官，这是宦官专权的基础。

其次，安史之乱后，使职差遣越来越多，某些使职开始侵蚀六部的权力。使职差遣并非唐代的独创，唐代也不是使职差遣制度的顶峰，但是其承前启后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轻视的。所谓使职指的是这项职务带有“使”的名号，所谓差遣说明其本质上仅仅是临时性的而非是永久的。也就是说，使职是一项处理临时性的政事的官职。同时，使职因为是朝廷派遣出来的，所以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钦差。前代的派遣到地方的御史、都督都具有使职的意味在其中。从差遣的意义上看，秦汉时代的将军也是一种使职。将军并不是常置的，有军事行动才任命将军出征。汉代以后，将军名号越来越多了，将军逐渐变成了一种表示官阶的序列，到了唐代，规范成为了勋阶，这后面展开。使职本是一种临时的事务，但是唐代中期，特别是唐玄宗以后，使职逐渐固定化，逐渐长期化，最后就尾大不掉了。特别是授予地方上的节度使逐渐变成了地方大员，也正是因为这样，安史之乱才有基础。同时，中央朝廷中，度支使等的出现，使得财权被从六部中分割出去，其他的例如转运使等使职也逐渐侵蚀了原来六部对应部门的权力，六部逐渐虚化，而使职逐渐变成实权，这就为后来宋代差遣和寄禄分割奠定了基础。

在唐代的使职中，除了节度使外，另外值得注意的，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是枢密使。枢密使在唐代出现的时候，不是太重要的官职，但它也是宦官势力膨胀的结果。唐代的枢密使主要职责是皇帝旨意的上传下达工作。但是因为它处在这个位置上面，且它多为宦官所垄断，所以它和神策军中尉形成了宦官对于朝政控制的文武两只手。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职是“观军容使”。“观军容使”也是始于安史之乱，因为唐军节节败退，加上唐代以来，多有宦官出任监军的传统，所以当鱼朝恩保驾而备受恩宠的时候，鱼朝恩被授予“观军容使”的职务，也就是事实上的军队统帅。有了这个职位，宦官势力得以大张。

第三，唐代中央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翰林院以及翰林学士的出现和发展。隋代开始有了正规的科举考试制度，唐代延续发展了这项制度。唐代，皇帝会选拔一些所谓文学（广义的文学，包含有其他一些术士等）侍从在身边，一方面是做自己的文秘，一方面也是当做是文艺演员。因为他们侍候在皇帝身边，皇帝会就一些政务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某些时候皇帝的诏书就让他们起草。本来皇帝诏书的起草是中书舍人的职责，但是因为翰林在皇帝身边，更方便驱使，所以翰林就侵蚀了中书舍人的权责。这样翰林就受到很多人的高看。翰林也进入了中枢的范畴中。到了后代，翰林虽然没有如同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那样形成一股新的中枢势力，但是依旧是很受人尊重的部门。后世的宰相人选如果不是进入过翰林，则会被人所耻笑。

地方制度

在地方制度上，唐承接隋，直到中期都是州县两级模式。玄宗时代，曾经将州改为郡，不过时间不长又改回来了。

唐初的时候，划分天下为十个道，不过道不是行政区划，而是监察区，类似于汉代的刺史部（州）。开始的时候，派遣御史流动。历史总是那么相似，时间久了，道的御史变成了常任的，变成了固定的，有了自己衙门，这样道开始有了行政区划的趋势。

唐地方行政制度的大变化依然是因为安史之乱的影响。但是，其趋势和端倪在安史之乱前就有了。唐高宗武后以后，在边境地区就开始设置节度使了。当时，沿着边境设置了十个节度使，用来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节度使的辖区被称为方镇（也被称为道。“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新唐书》）。本来，节度使在方镇内仅有军事上的权责，不对民政负责。但是，玄宗开了一个不好的口子，不仅让安禄山一个人兼任了四个方镇的节度使，还让他兼任了河北道的采访使以及营田使，使其具有了地方官员的处置权和地方财政的处置权，也就是拥有了对地方民政的监理权。这样，道也就是具有了高一级行政区划的性质。安史之乱发生后，为了抵御安禄山的叛军，在内地也开始设置其节度使和方镇，同样为了军政的统一，节度使也同时兼任同区域的监察官，对州县的控制力大大加强。这样，监察区的道和节度使的方镇开始合而为一，监察区的官员也由采访使变成了观察使。观察使也变成了节度使的例行兼职。在方镇的辖区内，方镇的头脑以节度使的名义管理军政，以观察使的名义管理民政，变成了独霸一方的军阀。就这一点来说，唐代和汉代是很像的。且，安史之乱后，很多方镇的节度使变成了父子相继的局面，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这也就预示了唐王朝的结局。历史也确实是这样的，作为方镇节度使的朱温禅代了唐，开启了五代时代。

节度使的官称源于前代的“使持节、都督XX诸军事”，直接的源头是唐代初期的都督府都督加“使持节”的称谓。而在职责上，节度使则是源于唐初设置的行军总管。唐初，继承了隋代行军总管的官职，当需要出征的时候，临时设置一个行军总管作为统帅。而后，因为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的长期性，总管被长期化固定化，都督府和总管府合而为一。

在边境和少数民族区域管理上，唐代和汉代类似，设置有都护府、都督府。都护府和都督府下面也有州县的，不过一般认为这些仅仅是羁縻州县，也就是一种以州县名称命名的民族聚居区域，相当于明清时代的土司，现代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

唐代，和州平行的还有府。府一般是具有更高地位的州，一般来说是首都、陪都等。此开了设置府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