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塔列朗生平考索 CHAPTER III
Talleyrand: A Biographical Study
by Joseph McCabe (1867-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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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II Priest and bishop
第三章 从神父到主教
塔列朗在被授予神父职位前已经度过了两年这样的生活。在一份传记性质的考索中只需指出，为达他的目的，取得神职不可或缺。而如一些传记作家所分析，他很可能也考虑到父母方面的因素：不论迄今为止的人生如何缺憾，既是贵族，就决不能停留在低级教士的职位上。无疑他相当清楚，在这条被迫选择的道路前方，要想步入更高层面的政治世界，只有成为主教一扇门可走。设想他在那时就已预见到1789年的剧变（这场剧变使西哀士之流得以发迹）是缺乏依据的；教士议会将于1780年将再次举办，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将被任命为教士阶级总代表，紧接着这一要职而来的往往就是一顶主教冠。教会凭其别致的方式对一个人的人生欠下了如此深重的债，而今要因为同样的僵化作出偿还，对此他想必乐见其成。
九月份（1779年），他在一封现存的书信里向叔父提出请求，期望成为兰斯教会的一员。巴黎大主教在还可能诉诸良心[conscience]的范畴内是个认真负责一丝不苟[conscientious]的人。在两年前继拉罗什-艾蒙任兰斯大主教的叔父那里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他在做出肯定答复后不久便设法将侄子的教职归属从巴黎转到了兰斯——亚历山大·德·塔列朗无疑是位才德兼备的可敬教长，对比同时代人尤其如此，但在千方百计试图对他那快活的侄子施加所谓正面影响这件事上，他怀有的决心未免令人摸不着头脑。9月17日，教职转移正式进行，同一天塔列朗被授予助祭头衔。三个月后（12月18日），在兰斯教区礼拜堂举行了授予他神父职位的仪式。【注10：通过悉心查阅兰斯的各宗文件，德·拉孔布先生业已为我们拨开了笼罩着他被授予神父职位这一幕的迷雾——在此之前，某些执意乱编滥造的写作者甚至仅仅因为缺乏了解就兀自声称，他是直接从低级教士一步跳到了主教。】舒瓦瑟尔也在现场，强烈建议他拒任，不要再在这条路上往下走；他回说不可能了。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认识到的关于塔列朗的一切，都会让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得出结论——确切地说，不可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他绝非以一种愤世嫉俗的轻率，而是百般不愿地迈出了这一步。自持而生的优雅和关乎根本人性的东西是他自始至终未曾丢弃的。
1780年5月10日，他被图尔（彼时他名下有该地的一份次级教职）的神职人员提名担任接下来五年的教士阶级总代表。法国教会中政治重要性首屈一指的职位莫过于此：教士阶级总代表是联系君权和教权的纽带，而到十八世纪末，他有必要培养自身的外交才能，同样需要一个熟谙国内事务（尤其财政方面）的可靠班底。两名代表分别由轮替的各省在大会前选出，任期自被选举起至下次例会召开为止，一切行动旨在维护教会利益。假如说塔列朗作为上次会议的promoteur把大部分工作都丢给了同事，那么眼下情况则截然相反。他现今的同僚德·布瓦日兰神父，艾克斯大主教的表亲、艾克斯教区主教总代理，惫懒无能一如其声名狼藉。他分享塔列朗的劳动成果和名望，但不出一分力。事实上，据塔列朗所言，这位同事没过多久便深陷一桩丑闻，不可能看不出让他待在幕后是更恰当的选择。
教士议会的一系列集会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没有多少显著差异，1780年的这次会议在这里无需赘述。各省仅派出两名代表（高级教士和较低级别各一），鲁昂大主教兼红衣主教任主席；国王现在开口要三千万，议会作出的回应是指示塔列朗前往御前面禀：陛下忠诚的教士阶级，即便“被馈赠压得喘不过气”，仍会凑齐这笔金额——当然表明完态度也要不失时机地暗示一二（针对教会财产遭到的愈发激烈的攻击），陛下肯定知道不可竭泽而渔的道理。塔列朗想来不会错过这个观察凡尔赛众生相的机会。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对宫廷律师要求神职人员履行封建义务的愤懑讨论，对伏尔泰、对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的不得体文学的的猛烈抨击。议会会期为五月至十月。塔列朗眼下在这个位子上待得如此安稳，以至不动声色如他也宣称此事“为他的任职增添了些许声望”。
两年后，形势迫使他在奥古斯当修道院召集一次特别集会。他不得不转交给同僚的国王这封信想必对他的外交意识颇有触动。路易十六在信中称，虽说对美国的援助导致了未曾预料的损失，他并无向整个国家呼吁求援的需要。然而，没有办法忽视的如此昭彰的事实——每个等级俨然都无比热望地想要对弥补这些损失做出贡献——摆在面前，他不可能忍心将他忠诚的教士阶级排挤在外。因此，他宽容大度地允许他们在1782年进行一次特别集会。塔列朗此际又被指定向议会阐明国王为何改变心意，违背先前做出的直到1785年都不会再要更多钱的庄严承诺。一千五百万按例照给，教士议会又拨出一百万以赈济受战争摧残的贫困家庭；总代表阁下更进一步，督促教长之一推动有关准许布列塔尼地方丈夫失踪但无确切死亡证明的妇女再嫁一事的处理——据塔列朗的说法，这位高级教士没看出如此动议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而也就不了了之。有害读物引起的关注空前：正值伏尔泰作品全集于凯尔（Kehl）刊印，巴黎在各种意义上毫无掩饰地表现出对其的热烈欢迎；作为回应，议会代表们吁请国王正视“它那骇人的不成体统（monstrous obscenities）”，向陛下请愿务必阻止这套书流通。塔列朗其实没有必要签署请愿书，但眼见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和诸多信奉伏尔泰思想的神职人员纷纷签名，他也从善如流。
言归正传：塔列朗本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两项颇有意思的建议。其一，教士阶级应当承包所有王室彩票，通过每年进行一次变相“馈赠”减少利润损失。为使论点更有说服力，他不辞辛苦从其无异于聚众赌博的本质切入，舌灿莲花地谴责了一番博彩业，只可惜他的同僚们不太感冒。那些知悉佩里戈尔修士平日里兴趣爱好的人难免莞尔。但不可否认，塔列朗的目标即使不够具备道德模范性质，本身也是好的。眼见整个教士阶级节节丢失阵地，想来他认为作出这样的牺牲多少能对每况愈下的局势有所补救。总之，这份按计划要呈递御前（随后发表，自不必说）的备忘录“本有可能是篇相当出色的作品”，他自己后来含笑点评道；假如动议当真通过，要他写这样一篇文字也是乐事。其二则是提高低级教士收入。这部分神职人员承担着在全国范围内维系宗教的真正切切实实的工作，然而其时本堂神父年薪仅为七百利弗尔（不到三十英镑），副手更是只有可怜的三百五十利弗尔。主教职位一如军官乃是贵族的专属，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间亦存在待遇的鸿沟。据我统计，其时法国约有一百四十位仅教务收入就超过八百万利弗尔/年的主教；而鉴于这些主教全是贵族，他们大多都有数额极为可观的额外收入来源，从私人渠道到政府任职薪酬不等。狄龙凭其迷人可亲每年从王后那里赚走十六万。乘坐富丽堂皇的马车穿梭巴黎，时常出没剧院包厢，宅第座座极尽纷奢，行宫猎场雕栏玉砌，等等等等：常态大致如此。与之相应，饥寒交迫已久的农民阶层中日益发出反抗的声音。艾克斯大主教在显贵会议上将什一税称为“虔信者的自愿奉献”；“是啊，”德·拉罗什富科公爵插嘴说，“关于这类奉献的案子正在开庭的就有四万多件。”低级教士同样在为改善自身待遇而组成协会。高级教士得悉此事又惊又怒，但依旧回绝了塔列朗的提议。最初的这些设想和雄心，正如他本人日后所言，因为在其余教士看来过于大胆而未能落到实处。然而，建议本身折射出的智慧无可置疑。彼时彼地，没有人能够预见到1789-1790年间一系列事件的哪怕最微小的迹象——波佐·迪·博戈[Charles-André, Comte Pozzo di Borgo (1768-1842)]的事后猜想（塔列朗从一开始就站在贫苦大众一边无非是暗地里一番算计后得出的结果）显然也就不足为道了——他对整个局面、整个教会所处的境地的认识非同寻常地客观深刻，提出的建议更无一有违教会利益，我们现在看来再明显不过。执意忽视这位年轻教士有关布列塔尼地方未亡人再嫁和提高低级教士收入的动议同样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前者是他亲眼所见的苦痛；后者即使不考虑落实，提议本身就极有可能要他付出失去和各位高级教士之间友谊的代价。
塔列朗在总代表任上做出的种种努力最终取得了如他所愿的效果。教会听不进苦口良言；那就随它去吧。天主门下的工作对他来说跟一件工具没什么不同，他使用起这工具来也相当地得心应手。各种递交给御前会议（Conseil du Roi）的工作报告给予了他接触到真正伙伴的机会：任期结束前他已获得首相的关注和尊重。但在进一步追溯最初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以前，我将先在这里对他的神职人员生涯作最后的论述和总结。他的出色才能深得他的教士同行们赞赏。1785年议会上他和狄龙被任命为秘书；有一天，在塔列朗作完演讲后，主席竟然站起身，当着众人赞扬他是“满怀激情”的榜样！他和布瓦日兰呈交的任期报告受到格外热烈的欢迎，有“为我等之年鉴又添熠熠生辉庄严一笔”的美誉。在早年的那些岁月里，塔列朗什么都没有掉以轻心。他的文字论述透彻全面，更罕见地具备文学美感。后世那些执意编造神话的传记作家俨然有独家情报来源，宣称他连一封完整的信都写不出来（部分因为懒，部分因为没那个能力），什么事都丢给同事下属去办。【注11：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指出，尽管塔列朗的冷静自持、八面玲珑世所罕见，他注定要树立相当之多的敌人。从贵族主教到革命者，从督政府到拿破仑，从拿破仑到复辟王朝，最终又从波旁家族到奥尔良王朝，他每迈出一步，都有一部分被他抛在身后的人心怀怨恨而选择站到他的对立面。他的个性，他的尖刻刺骨的机智，他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容易招致各种各样的传闻。唯有拨开层出不穷的流言蜚语，才能窥见真实的塔列朗。】我们知道，从1780年起他成功将一系列人才引为臂助，如马奈（Mannay）、布利埃（Count Bourlier）、杜瓦桑（Duvoisin）（这三位先生最终各得一座主教教区作为报酬），尤其值得列出的是年轻的德·雷诺兹修士。要将工作完成得如此出色，单靠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指出，他很久以前就从舒瓦瑟尔那里学到了最大程度利用可用之人的诀窍。这当然是很好的政治才能；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处在同一位置上，若自己不付出实打实的辛苦，再擅长指挥也是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果的。历经三十余年，远在从金融转向外交之后，他在叙及1780-1790年间的经济问题时字里行间依旧带着专家的自如意趣。无可置疑他对这些年里财政形势的认识是全面深刻的，议论捭阖完全不在潘肖、富隆或杜邦·德·内穆尔之下；回忆录本身亦是对“做不出一篇完整文字”的反驳，人们时常可以见到亲王坐在桌边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圣伯夫自己也承认（第44页），塔列朗只要上心，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
他于1785年递交的报告照理该是最后一次对主教职位的申请：不成文的惯例乃是教士阶级总代表在任期结束后取得一份有俸圣职作为奖赏，塔列朗拟稿行文时自然要额外加小心，同行们最受用的那类恭维话融在字里行间有如春风化雨。他言及“为我国第一等级之辛劳工作略尽绵薄之力之荣幸，职务所在得以与这一卓越等级之卓越代表交谈并生发友谊之欣喜，这友谊因他们的高尚操守和无伦智慧而弥足珍贵”时到底在想什么可想而知。指称狄龙（时任议会主席）时的措辞想必颇使他在皇家宫殿的伙伴们侧目：“所有职位对这位先生而言都无异于又一个可以展现其无比高贵的品格和无限活跃的爱国天才的机会。”塔列朗本人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狄龙就是那位每年花六个月时间打猎的大主教，虽说这位先生确实做过几件好事。而作为报答，大主教阁下当即向陛下和负责掌管空缺教区名单（feuille des bénéfices）的马尔伯夫[Yves-Alexandre de Marbœuf (1734-1799)]大力推荐了一番两位卸任代表。议会随后按惯例投票决定赠予每位代表两万四千利弗尔，各人又分别因为在promoteur和秘书任上的辛劳而获赠四千/三千利弗尔。令塔列朗大失所望的是，荐举他成为主教的努力无疾而终。近些年来最才华横溢的教士阶级总代表被迫为应得的报答等待三年之久，眼睁睁看着一座座教区花落旁家。据说国王坚决反对向这么一位捉摸不定的候选人委任圣职；我们对此并没有实据。塔列朗自己在一封致小舒瓦瑟尔的信中抱怨过来自马尔伯夫方面的恶意，然而马尔伯夫本身是个虔诚的、意志颇坚定的人这一事实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佩里戈尔修士的名字频频和德·弗拉奥夫人联系在一起，有段时间里还包括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的儿媳；关于他的侍奉天主之路之前景不乏调侃；尚福以及好些位迷人的女士都被归在三朋四友之列。凡尔赛拍板决定划清界限并非不可能——只要它觉得自己有此力量。
另一项需要指出的事实是，就在这一年他或多或少引起了王后方面的敌意，达到安托瓦内特亲自出面使他失去升任红衣主教机会的地步；当然合理推测，到1791年，这顶红帽子恐怕还是会挺碍事的。德·布里奥内伯爵夫人说服瑞典国王向教皇请求封佩里戈尔修士为红衣主教，彼时和这位新教国王关系颇佳的庇护六世欣然应允。而就在一切都安排妥贴只差最后一步的关头，平地炸出了个钻石项链事件——德·布里奥内夫人站在罗昂一边，塔列朗也就跟着站了过去。王后于是设法让奥地利大使出面抗议，声称法国没有理由再添一位红衣主教，从而成功实施了一次小小的复仇；塔列朗只得空手而归。不久，布尔日大主教区空出，结果塔列朗连候选名单都没进。他难免跟好朋友舒瓦瑟尔倒一番苦水。直到1788年末，他才终于当上欧坦主教。
正是在此期间塔列朗走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并不是落在有关教会的问题上的。如前所述，他在柏勒夏斯度过的那些年头里不仅拜访翩翩佳人、饱学之士和丹青妙手，还是几位老一辈最出色的政治家府上的常客。譬如莫勒帕，旧制度的典型代表；马勒塞布，伟大的议会派/自由派改革家；以及杜尔哥。莫勒帕和杜尔哥都在1781年离世，由此推断，他对政治事务的高度关注最早可追至刚刚告别索邦时（甚至更前）。和小舒瓦瑟尔的密切往来，也使他有了更多和退休的老舒瓦瑟尔交流的机会。事实证明，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和数位法国年轻贵族的参战比国家破产的灰暗前景更能搅动风云。富兰克林在帕西[街区]的住宅被狂热分子团团围住，人人都期待着以诸如热烈拥抱之类的形式抒发他们对这位伟人的热爱；巴黎的花花公子争先恐后模仿他戴皮帽，女郎们则在翩翩起舞的间隙讨论宪政问题。“对美国的热情无疑是崇高的，”米什莱如是说；阿利森（Alison）则认为，“美国战争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变革，将创新的余烬吹入火焰之中。”哲学家们倾向将其赋予的形象大抵如此。当拉法耶特一行贵族带着对新大陆那光辉灿烂前无古人的宪法和民主的描述归来，如假包换的成功案例摆在眼前，难免引起一番席卷社会各界的讨论：固然极为大胆地紧密结合本国国情，但仍在一定限度内（应当指出，彼时还没有任何称得上共和派的人士）。塔列朗不为所动。他和舒瓦瑟尔确实共同出资装备了一艘船，问海军部要枪要炮，但对整个潮流他持嘲弄态度。下一波潮流即是对英国文化的狂热（Anglomania），而这也相应地激起了切关法国国家利益的对宪政问题的讨论。【注12：值得一提的是，1783年，他在兰斯和小皮特（以及同行的艾略特[Edward James Eliot (1758-1797)]、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见过面。】
由他对这一时期频频在沙龙里、在各个社交圈里被提起的问题的关注不难看出，塔列朗已经准备好迎接普选制到来，倾向支持以英国为榜样。他于三级会议召开当晚发表的宣言将会充分证明，这个人并非坐等事态发展推动他投入民主怀抱之流，而是早在时势昭显前就对前行方向有所决断。1787年显贵会议期间他就向舒瓦瑟尔抱怨过，“巴黎本该井井有条地将其意志施加于会议之上，眼下却在亦步亦趋地随其动向而动；”在同一封信中，他满意地评论道，“人民的意见将会得到应有的分量，”也指出“下放各省行政权【地方自主】、废除特权将会提供可观的经济来源”。国王和王后对举国情势的掌控力之低下之可悲令他大受震撼。仅仅有“一颗好心”是致命的。“君主如过于平易近人，”他在回忆录中点评道，“将招致喜爱而非敬爱；一旦稍有失误，就什么都不剩啦。”说这话的是个（借用他自己的说法）“情感彻底为理性思想所取代”的人，但事实如此。前两个等级特权编织成的无形网络已使在这片贫困交加的国土上推行贵族政治前景渺茫。摆在面前的选择惟有二：要么是强有力的专制政治（什么样的主子在位全看老天心情），要么保留君主制，但王权将为明智的民主所限。孟德斯鸠的思想使他倾向于后者，这位先贤的名言之一乃是将法国社会不无揶揄地描述为“为嘲讽戏谑所调和的专制体制”；受到杜尔哥影响，他认为人民必须接受教育，学会自己治理自己，因而强烈要求建设更加有效全面的教育体系（此事见诸一位同时代人的记载，但记录者似乎认为这纯属他一时兴起）[塔1791年9月10、11、19日曾先后在议会发表关于公共教育的“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他也四处拜访过像布列塔尼这样的特区，注意到地方行政机构的正面影响——他当然不会由此生发出什么道德激情，但身为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赞成循序渐进的、立宪的、同时也是彻彻底底的改革。而不论如何，在有识之士看来，当下法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只在经济。他看到世家贵族面对民主思想摇摆不定百般作态，心理没有半点放弃金钱特权的准备，罔顾正是特权正在窒息这个阶级本身；他看到立宪派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地编写他们的“不规则动词法大全”，却对这个国家真正亟需为何没有半点认识。他当即开始潜心钻研经济这门科学、探究国家财政的种种乱象。前者而言，他的那些位大主教朋友派得上用场；要熟练掌握两者，也有潘肖和杜邦·德·内穆尔这样的朋友帮忙。他的第一次公开政治行动系1776年内克尔上台后对其的一番激烈攻讦，字里行间相当不乏成见：他嘲弄这位大臣其人、其貌、其衣着、其言谈，堪称无所不阴阳怪气，财政方面的举措亦未能幸免。但在就这位日内瓦银行家的战略展开具体批判时，他的态度大相径庭。在塔列朗看来，内克尔采取的方略既不果决、亦过谨慎、更乏眼界，没法将法国从悬崖边上拉回来。而批评完了，他倒也没有忘记做出建设性的努力：神职人员的资产储存在杜尔哥创办的银行中，而当1784年这一事实日益引起担忧时，他担负起教士阶级总代表的职责（照他自己的说法），起草了一份提议重组银行的报告，备受瞩目。某位年迈的银行家听着听着险些潸然泪下——据塔列朗表示，和这位老先生在公开场合文饰自家这门行当的做派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他很快熟识了相当一部分金融方面的专家，如富隆、圣弗伊（Sainte-Foy）、多戴（Daudé）等。这一时期，他亦已被引见给新任财政大臣卡洛纳，此人富有才干，然而变化不定、没有道德原则。
卡洛纳的失败有其历史因素，但不论如何，在其任期的三年里，塔列朗从和他的联系中获益匪浅。来去宛如暴风雨的米拉波也出现在这一幕，选择性地时而张开双臂拥抱他，时而和他大肆争辩。他在柏林是个某种秘密代理人的身份，寄回的信件在呈递给国王前几乎都由塔列朗修改润色；他向来信中给塔列朗的抬头都是“亲爱的大师（dear master）”，但回到巴黎后两人间发生过一次相当激烈的争吵，达到上述称呼变成“你这见鬼的、刻薄的、贪得无厌的、迷死人的家伙”的地步——起因大概是佩里戈尔修士就他那位情妇说了几句过分尖刻的俏皮话。塔列朗对他个性中的激烈和鄙俚表现得相当大度，在他激情洋溢地斥责卡洛纳并将诸多攻讦中的一篇发表成文时也出面干预。卡洛纳试图通过召集显贵会议以避免召开三级会议。塔列朗评价其计划是“空中楼阁”，原因之一是显贵们根本无从筹集到需要的物资；但这的确给了他一个实际参与到工作中的机会。会议定于2月22日（1787年）召开，卡洛纳14日邀请塔列朗【注13：剑桥史在给出“塔列朗并非行政或经济方面的专家”的论断时显然忘记了他那五年的任期。】、杜邦·德·内穆尔和其他一些人来帮他准备报告。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团乱麻的材料和纹丝未动的各项工作。分工行动：塔列朗负责写粮食方面的报告及法案，此外又协助德·圣热尼（M. de Saint-Genis）起草了一份授权出售教会财产[the redemption of the debt of the clergy]的方案——依照卡洛纳的设想，这本该是他建立通用土地税、废除所有财务特权的计划中的一环。
正如世所皆知的，卡洛纳构想的权宜之计只招致了他自己的毁灭。在巴黎，复活节休会期间的沙龙里满是忿忿不平的显贵，塔列朗没少听他们抱怨领地补助金（subvention territoriale）如何如何差点被冒冒失失地强加到贵族和神职人员头上。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助长了教士阶级中的反对声音：卡洛纳下台后不久，这位图卢兹大主教便如愿得到了这个他梦寐以求多时的职位——主要通过王后的影响。向德·布里耶纳（回忆录对他评价颇低）和王后一派乞怜垂青不是塔列朗会考虑的事。他预感到，笼罩着这类人的光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褪去。“要求限制王权是当时的风尚，”他后来总结道。国王受到怜悯，王后遭冷眼相待；巨额赤字令有识之士皱起眉头，部分贵族则轻率地要求宣布国家处于破产状态（这一解决方案在他们是有成功经验的）。塔列朗其时写给在君士坦丁堡的朋友的书信表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的观点是他彼时彼地所思所想的极为忠实的反映。单就财政开展技术性的改进无疑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更加显而易见的是贵族和教士阶级务必做出改变。整个特权阶层的形态愈来愈趋近畸形寄生，而对这样一个阶层的支持是以法兰西的生机和活力为代价的。财务特权必须加以限制，或者彻底废除。谁来遏制野蛮生长的各式各样的委员会、挂名职位、有俸圣职和“馈赠”？显然既非贵族也非国王。这个国家必须准备好向大众代表转变，以透过海峡薄雾看去可见的英国为榜样。塔列朗兴致盎然地注视着这一切，步伐不停：已经决定，他将以兰斯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的身份出席夏隆省议会（Provincial Assembly of Chalons）。省议会是旧制度向新兴普选思潮妥协的产物。六位教士阶级代表、六位贵族阶级代表和十二位第三等级代表交错落座；两千万无套裤汉对二十万特权阶级的等同象征。主席从前两个等级中选出。这二十五位议员又选出另二十四位议员，每年更替四分之一成员，仅纳税十利弗尔及以上者有权参加更替人员的选举。塔列朗大主教负责主持本届议会，他对“贪欲”的毫不留情的谴责和对承诺改革税制的欢迎想必颇得他侄子和第三等级的欣赏。一系列集会的成果在三级会议开幕式上被转交给凡尔赛，这里无需赘述。通常认为塔列朗是夏隆省议会递交的两份有关税制问题的长备忘录的作者。他对能够落实普遍教育的学校的意义想来怀着相当坚定的信念：我们看到，在1789年的国民议会上，他敦促议会重新开设这些学校。
但不论如何，在革命前夜的这一年，通过被提名担任主教，政治世界的大门已然向他完全敞开。在以主教总代理的身份前往兰斯的叔父处后不久，有意无意经年累月堵在他晋升路上的马尔伯夫职位调动，空出的欧坦教区无巧不巧地被双手奉上给了塔列朗。关于国王如何突然对佩里戈尔修士的“虔诚”坚信不疑流传着相当之多的神话。可信度最高的说法是，塔列朗的父亲在1788年临终际恳求路易将空悬的主教职位赐给儿子。夏尔-丹尼尔·德·塔列朗中将早年随侍御前，履职兢兢业业、信仰坚贞不移，极有可能，他觉得自家孩子迟迟未被授予主教圣职有失法国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的体面。无论如何，11月2日，国王签署任命书，整个巴黎都乐不可支地读到陛下“已确知佩里戈尔修士的正派生活、高尚道德、虔诚信仰、出色才干及其他一系列可贵品质”。人们还记得，曾几何时达尔图夫的形象即以一位欧坦主教为原型。“真可惜，莫里哀没见着这位后起之秀，”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法国教士中当然不乏既信仰坚定且品行高尚的人物，秉持大无畏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行使神职；然而对这个既已容纳高级教士如德·罗昂、狄龙、德·布里耶纳、西塞[Jérôme Champion de Cicé (1735-1810)]，修士主教如德·格里莫迪[Louis-André de Grimaldi (1736-1804)]、莫雷莱、贝特朗（Bertrand）、德利耶、德·波旁、德·狄龙、雷纳尔、莫里[Jean-Sifrein Maury (1746-1817)]、萨巴蒂埃[Antoine Sabatier de Castres (1742-1817)]的大家庭来说，新任欧坦主教阁下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