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内蒙古上层反动分子成立的傀儡政权，1939年9月1日经过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等精心策划，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而成。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首都”为张家口，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下设政务院、蒙古军司令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原察南、晋北两政权机构改为两个厅，原蒙古联盟政府所辖的5个盟也直隶政务院。各厅、盟、市、旗的长官均采用蒙汉分治制，日本人还以正式官吏的身份充任部长、次长等职操纵其政权，1945年随日本投降而垮台。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进犯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次日占领察哈尔重镇多伦，便以多伦为中心建立察东特别自治区，由李守信任行政长官，悬挂日本国旗，同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简称“蒙疆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内蒙古建立的傀儡政权，主席为德王，副主席为李守信。由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均认为蒙疆政府是日本在战时建立的傀儡政权，不承认其存在，只称呼其为伪蒙疆政府，简称伪蒙疆。蒙疆按照德王的说法意思是“收复蒙古固有疆土”，1933年7月在日本的策动下内蒙古各盟旗王在绥远百灵庙召开自治筹备会议，次年成立“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在联合委员会下以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三地为中心设立蒙古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

（二）1935年4月1日李守信部及日军再次占领多伦，同年12月李守信侵占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统治机关迁至张北，建立蒙古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合作，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市（原化德县改名）组成蒙古军政府，1937年10月28日改名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都并改名为厚和豪特（后简化为厚和）特别市，与包头特别市及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5盟直属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事实上横亘整个抗战时期乌兰察布、伊克昭2盟均在重庆国民政府所属绥远省管辖下，仅小部分地区落在日军手中。1937年10月28日在日本的授意下第二次蒙古大会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方面指定云王（未到会）为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为副主席。政务院下设总务、财政、保安三部，陶克陶、吉尔嘎郎、王宗洛分任部长。吴鹤龄任参议会参议长，日本最高顾问是金井章二。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对察、绥、晋北统一实行殖民统治，指使蒙、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派代表签订协议，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其职能为处理三政权有关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金井章二任代理总务委员长兼最高顾问，凌驾于三个伪政权之上，控制经济、交通等命脉。

（三）1938年3月云王病逝，7月德王又主持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会议推选德王继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仍兼政务院院长），李守信继任副主席。政务院之下又增设民政、畜产二部，由王宗洛改任民政部部长，雄诺敦都布接任保安部部长，郭尔卓尔扎布任畜产部部长。后来又增设交通、教育、司法等部，由于兰泽、金永昌、补英达赉分任部长。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下辖察哈尔（不含察南）、绥远二省日本占领区，德王将归绥县城恢复蒙古旧称，汉文写作厚和豪特，升格为市。作为政府驻地，包头也一并升格为市。又将原归化城土默特旗和察右四旗地域各旗县合并新设巴彦塔拉盟，各盟统一设立盟公署，正式建成一级地方行政建置，行政区域重新调整后伪政权下辖锡林郭勒、察哈尔、伊克昭（实只占一小部分）、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五盟和包头、厚和豪特二市。为进一步收买和控制伪政权首脑，德王、李守信等人及蒙疆各种军政代表团曾受邀多次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天皇、内阁总理大臣等军政要人的接见和款待。1939年4月日本驻军又宣布德王为联合委员总务委员长，同年9月日本不顾德王的反对（不愿与汉族伪政权合流）将三个伪政权正式合并为驻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都迁至张家口，改中华民国年号为成吉思汗纪元，并将其改为直属蒙疆的特别市。政务院下设总务、财政、保安、民政、畜产、交通、教育、司法等部，日本最高顾问是金井章次，德王任主席，察南、晋北伪政权首脑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

（四）金井章二仍为最高顾问，参议长、蒙古军总司令仍分别为吴鹤龄、李守信。政务院长为卓特巴扎普（后由吴鹤龄继任），补英达赉、松津旺楚克等分任最高法院院长、民政部部长等职。原察南、晋北辖区改为与盟平行的政厅，同时仍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只是将政权旗帜改为红（赤）蓝黄白四色七条旗（红色居中象征日本，取“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之意，进一步显露伪政权的傀儡性质）。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之后日本又指使伪蒙政权与汪伪政权签订协议，蒙疆承认汪伪为继承“正统”的新中央政府，汪伪承认伪蒙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其后汪精卫还曾到张家口访问视察。在名义上拥有蒙疆，但实际上没有管辖权。1941年8月4日对内再次改名为“蒙古自治邦” ，这个政府消失于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周作为八月风暴行动的一部分，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对日宣战，攻入内蒙。日本侵略者投降，蒙疆政府垮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侵华日军利用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中国蒙古地区炮制的伪政府，伪蒙政权一直处于日本统治者的严密控制和操纵之下。建政之初最高顾问之下政务院各部和蒙古军均设有日本顾问，各盟、市、旗、县均设有日本特务机关长，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时更由日本顾问直接担任最高长官总务委员长。1939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成立后有更多的日本人直接担任各部次长或职能机构主官，地方各盟、市、政厅也均有日籍次长或日本参与官。1937年10月在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13县成立“晋北自治政府”，夏恭为主席。

（五）1937年9月日本人在以张家口为中心，包括察哈尔南部10县的地区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于品卿为主席。1937年10月在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辖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 巴彦塔拉、伊克昭五个盟，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政务院长。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在厚和豪特（原归绥），政府设主席及副主席。主席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之主权者，遇有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行之。政府下设政务院，掌理诸般行政，实行政务院长负责制。政务院下设总务、财政、保安3个部，每个部下设若干处。总务部下设总务、法制、建设、内务、教育、外交等处，财政部下设会计、税务2处，保安部下设警务、司法2处。乌兰察布、伊克昭、察哈尔、巴彦塔拉（后设）、锡林郭勒等5个盟公署与厚和豪特、包头2个市公署为政务院下辖地方行政机关，与政务院平行机构有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咨询建议性质的参议会，另外还设秘书处、司法局等。同时设立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部，掌握军政实权，其下设总务、财政、保安等部。1938年8月1日政务院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革，废除政务院的总务、财政、保安3部制，实行1厅4部制（即总务厅，民政、财政、保安、畜产4部）。总务厅下设总务处、人事处、主计处、外交处等，民政部下设内务、教育、建设等3个处，财政部下设税务、理财等2个处，保安部下设警务、司法等2个处，畜产部下设牧业、畜产等2个处，直属政务院的机构还有地政局、司法局、参议会等。

（六）“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乌兰察布盟（盟公署驻百灵庙）、锡林郭勒盟（盟公署驻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察哈尔盟（盟公署驻张北，今属河北省）、巴彦塔拉盟（盟公署驻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市）、伊克昭盟（盟公署驻包头）及厚和豪特市、包头市为统治管辖区域，其中巴彦塔拉盟为合并土默特特别旗和察哈尔右翼4旗地域新设，各盟公署设盟长1人、副盟长1人、日本参与官1人，下设总务、民政、保安、财政、教育等厅。厚和豪特、包头2市各设市长1人、日本主任顾问1人，下设总务、财务、建设、司法、警务等科。伪蒙（即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晋北3个政权相继成立后虽在行政上互不隶属各自为政，但都在平绥铁路线上，交通、金融、产业都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日本侵略军为了加强控制这3个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攫刮战略物资，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还设置日本最高顾问1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1938年8月1日“蒙疆联合委员会”进行机构改革，把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6部，并每部配置若干名日本顾问。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使其由协商性的机构变成行政组织，成为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的上级行政机关，它的管辖范围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的辖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之后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以及与主席并列地位的最高顾问（日本人担任），主席的办事机构是秘书处。

（七）政府下设管理军事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咨询建议性质的参议府，管理政务的政务院，还设最高法院和最高检查厅等司法机关。政务院下设总务部、民政部（直辖蒙古学院、蒙古文化馆）、治安部（直辖中央警察学校）、司法部（直辖各地法院和检查厅及各地监狱）、财政部（直辖蒙疆银行、经济监视署、税务监督署）、产业部（直辖清查权运总署）、交通部（直辖邮电总局）等7部，直属政务院的机构有蒙疆学院、驻外代表部和办事处、地政局、审计局、牧业总局、2个政厅、5个盟和2个市公署。“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管辖范围为察南政厅（原察南自治政府管辖区域）、晋北政厅（原晋北自治政府管辖区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巴彦塔拉盟、察哈尔盟、张家口市、包头市、厚和豪特市（包头市、厚和豪特市后划属巴彦塔拉盟管辖），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都”张家口下辖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五个盟，察南、晋北两政厅和厚和豪特（归绥恢复蒙古旧称）、包头2特别市。1939年增设张家口特别市，部分文献则称同时将厚和、包头降为盟辖市。1943年1月1日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五个盟为核心，另加上察南、晋北两个由自治政府改制的政厅。盟下辖旗与市，政厅下辖县与市。1943年1月1日起两政厅皆改制为省，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下辖张家口市及万全、宣化、怀安、怀来、龙关、赤城、延庆、蔚、涿鹿、阳原等十县；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下辖大同市及大同、怀仁、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邱、朔平（右玉）、山阴、应、朔、左云、平鲁等十三县。

（八）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为取得各盟旗王公上层的支持与拥护，加强各盟旗的行政机构，在盟旗行政设置上首先加强盟的行政领导地位。在清朝时期盟是各旗会盟之地，不属一级行政组织。在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虽制定盟、部、旗组织法，但尚未实施。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除对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1936年由察哈尔改设察哈尔盟公署时，已确定为行政组织）3盟均确定为行政单位并设置盟公署外并将原绥远省所辖的16县2设治局重新划分，将部分县划归乌兰察布、伊克昭2盟，另在原绥远东部的以农业为主的大部分县、旗新设置“巴彦塔拉盟”。所辖区域为：土默特、正红、正黄、镶红、镶兰5旗，及归绥（后改为巴彦县）、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陶林、丰镇、集宁、凉城、和林格尔、兴和10县。巴彦塔拉盟成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5个盟中人口最多、土地资源最富庶的盟，此外划入伊克昭盟地区是原绥西河套地区的东胜、五原、临河县及沃野设治局，划归乌兰察布盟地区是原绥北武川、固阳县和安北设治局，新设的厚和豪特、包头2市直辖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同时重新任命各盟、旗行政部门首脑，根据各盟公署报辖区域的不同分别设立总务（1938年秋后一律改为官房）、民政、保安、教育、畜产等各厅，并尽量任用蒙古王公上层人士担任厅长，以示笼络。调整后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辖区域为5盟2市，土地面积为350万平方华里，人口约250万，其中蒙古族30万人（占总人口的12%）、回族3.7万人（占总人口的1.5%）。

（九）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对于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方采取蒙汉分治的政策，土默特旗和正黄、正红、镶红、镶兰等绥东4旗同巴彦、集宁、陶林、丰镇等县长期以来就是旗县并存的区域，在这些旗县境内多属蒙汉杂居、农牧并存。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对这类地区实行蒙民归旗管理，汉民归县管理的分治政策。为了便于统治，对各个市、县长的安排上多数任用汉族中的绅士富豪，而各蒙旗总管则任用蒙古族中的原官吏。1941年8月4日经蒙疆临时政务委员会决定，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组为“蒙古自治邦”。1942年8月31日行政机构进行改组，撤销原政务院所属的总务、民政、司法、财政、产业、交通等7部，改设1厅、2部、3局、4个委员会。原总务部改组为总务厅，下设总务科、会计科、计划科、人事科、主计科。原民政、治安两部合并为内政部，下设总务科、经理科、行政科、警备科、特务科、卫生科、文教科、地政科，内政部直属机构有中央警察学校、中央青年指导员训练所。原财政、产业两部合并为经济部，下设总务科、经理科、国税科、金融科、烟务盐务科、矿业科、农林科、工商科、贸易科、粮谷科，经济部直属机构有税务监督署、经济监视署、清查署、权运署、中央农林试验场。新设兴蒙委员会，下设总务处、民政处、教育处、实业处、保安处，另设直属机构蒙古文化研究所、牧业试验场、种畜牧场、家畜防疫处、宗务筹备处、军务普及部等，另设总力委员会，回教委员会等。将原司法部改为司法委员会，下设总务科、民事科、刑事科、行刑科，直属机构有监狱，原弘报科升格为弘报局。原交通部和邮电总局合并为交通总局，下设总务科、经理科、路政科、邮政科、电政科、土木科、都市计划科、都市建设科，另设审计局。

（十）1943年秋该政府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将经济部扩充为经济、财政、产业3部。在政务院下增设1个军事联络部，办理有关军事联络事宜，同时对部分委员会、厅内部的科、处进行调整。为加强和巩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统治，蒙疆政权加紧征兵买马、扩充和壮大伪蒙军，并根据日本侵略者提出的“蒙古军各师一律要蒙古化”的要求把蒙古军中由汉人编成的第1、2、3师改编为驻各县的警察队，用以镇压各地的人民群众。同时把蒙古军的主要兵力部署在包头、百灵庙以及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两盟的边境地区，以配合日本侵略军共同防御绥西地区傅作义军队的反攻，并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联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加强军事实力积极扩充各盟旗保安队，扩大编制，配备新式枪械以充实装备。派蒙古军官学校毕业学员充任教官，从事军事训练。扩充的各盟旗保安队编制如下：巴彦塔拉盟保安队编制1000名；锡林郭勒盟保安队编制600名；乌兰察布盟保安队编制600名；察哈尔盟保安队编制1000名；伊克昭盟因未被占领，暂未规定具体名额。各盟旗保安队按规定编制的名额由各旗征拨壮丁、集中训练，并规定保安队的服装、臂章、旗帜、印信等均由“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以条例颁发执行。在汉族居民为主的各市、县，伪蒙政权除设有大量的警察队外还实行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法，同时在各县、区、乡训练大批的“自卫团”等地方军事力量，作为受日本侵略者驱使的统治工具。

（十一）日本侵略者把“蒙疆”地区列为“防共特殊地带”，1938年成立驻蒙军，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日驻蒙军基干兵力第26师团、骑兵集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共数万人，驻扎在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丰镇、集宁、萨拉齐等平绥铁路沿线城镇。还有蒙古军9个师、绥西自治联军、东亚同盟军、保甲团等。此外日本特务遍布“蒙疆”地区。除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蒙军及各伪军内设最高顾问外在政府各部门、军队各师团、各盟旗县市均设参事官、指导官、次长顾问等，不仅掌管实权，而且从事各类特务活动，甚至文化教育、金融产业部门也由日本人主持。日本侵略者设在“蒙疆”地区权力大、活动广的特务系统有：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厚和特务机关、包头特务机关、察北特务机关、嘉卜寺化德特务机关、百灵庙特务机关。日本侵略者利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一傀儡机构对“蒙疆”地区600余万蒙汉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和军事镇压，对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频繁的扫荡及三光政策，同时推行所谓“施政跃进运动”，以维持其殖民统治。 骑兵兵团：第1蒙古骑兵师、第2蒙古骑兵师、第3蒙古骑兵师、第4蒙古骑兵师、第5蒙古骑兵师、第6蒙古骑兵师、第7蒙古骑兵师、第8蒙古骑兵师、第9蒙古骑兵师。步兵兵团：第26步兵师、第2混成旅、第11通信团。运输兵团：第23卡车团。日本人建立蒙疆银行，印刷自己的货币，上面没有年份。一些当地传统的钱庄发行的货币上标注干支纪年，如甲辰年。1939年6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有计划、有组织地扩大鸦片生产，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使“蒙疆”地区成为战时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

（十二）是年收纳鸦片88,7019两，金额331.9万元。1940年收纳鸦片增至671,7913两，金额6 263.5万元，纯收入达1562万元。1941年将罂粟种植面积扩大到91.1万亩，收纳鸦片1,124,2953两，金额达8916.6万元。因此鸦片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黑色金子”，鸦片政策成为其“以战养战”的手段之一。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用鸦片牟取暴利，另一方面用以毒害中国人民，以此削弱中国人民的反抗力，“蒙疆”地区各族人民首当其害，同时“蒙疆”地区生产的鸦片90%以上被输入北平、上海等中国各地。1937年11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察南银行改组，并合并绥远平市官钱局及丰业银行，设立“蒙疆银行”，资本金1200万元。由三个政府均摊，筹款四分之一后先行开业，在“蒙疆”各主要城镇设立分行，大量印发“蒙疆券”，控制“蒙疆”的金融。1937年12月1日蒙疆银行于张家口开业，发行一、五、十、百元纸币及五分、一角、五角纸辅币，纸币由日本及蒙疆银行印刷厂承印，该纸币与日元及满洲中央银行纸币等值流通。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该地区货币尚未统一，因此在一个短时期内蒙疆银行纸币成为当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截至到1945年该银行共发行42亿元。蒙疆银行纸币大部分都比较容易收集到，有些币种还有四位、五位和六位号码的区别，1938有一种5角白铜币发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公告，从1947年6月1日开始到9月30日为止允许蒙疆银行币一元兑换法币四角进行回收。

（十三）1938～1941年在“蒙疆”地区设立的日资公司达73个，通过“蒙疆公司”，“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大蒙股份有限公司”、“蒙疆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制革株式会社”、“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大青山炭矿股份有限公司”、“日蒙制粉股份有限公司”、“满蒙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来垄断内蒙古西部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疯狂掠夺各种物产资源。1938年从“蒙疆”地区输出的各种物资总额达10839万元，此外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还通过名目繁多的税收进行经济掠夺，先后设有鸦片税、盐税、统税、关税、田赋、契税、烟酒税、印花税、牙税、营业税、牲畜税、屠宰税、斗税、茶叶税等等。1943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提出“粮食就是子弹”、“羊毛就是火药”、“人力就是武力”的所谓”生产协力三大原则”，进一步加紧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掠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为培养急需的实用人才，将原绥远省在大台什村办的农科学校改设蒙古学院。1938年2月招收学生150名，课程设置有旗务、师资、师范、电报、补习班等。为培养王公子弟，在厚和豪特市设立蒙旗学校，直属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此外在百灵庙设乌兰察布盟蒙古青年学校，苏尼特右旗设锡林郭勒盟蒙古青年学校、包头青年学校、察哈尔盟青年学校、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这些学校从小学入手，次及中学，并加设各种职业班次。招收学龄儿童和已失学或未就过学的青年，入学后授以普通常识，逐渐培养学习基本学科知识。在原绥远省大会堂后设立蒙古文化馆，下设总务、研究、博物、体育、艺术等部。吸收地方绅士郭象伋等人为馆员，从发展旧文化、介绍新文化入手，从事蒙古文化发扬工作。

（十四）发行文化专刊，编纂小学教科书及课外读物，后将原绥远省立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通态馆等统归该馆，并筹备设置印刷所。此外为使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官吏沟通日、蒙文化，领略真正东洋精神，专为伪蒙政权及附属各机关职员，设立日蒙语文讲习所，并选派留日官员及留日官费学生赴日本留学。“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统治时期在归绥、包头、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及巴彦塔拉盟设有小学校520多所，并在原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之外增设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等几所中学。高等学校有设在张家口的“蒙疆学院”是“蒙疆”地区的最高学府，另外还有归绥的蒙古学院、中央警察学校、农业学院、交通学院等。学校的教育方针对蒙汉回各民族有不同要求，对蒙古族的教育方针是：彻底实施产业服务教育；彻底推行体育、卫生及宗教教育；日本语及其文化之彻底吸收；培养科学常识及改进生活习惯。对汉族的教育方针是：彻底实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日、满、支协同体的基本精神培植；彻底恢复礼教，并实施产业教育的训练。对回族的教育方针是：除与前述相同者外彻底实施道德教育；树立亲日思想，逐渐陶冶于日本教育的训练。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完全按上述教育方针而定，日本语课程占有很大比重。教员不少是日本人，或者在日本人监督下教学。社会教育也是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的重要方面，在“蒙疆”各地普遍设立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及宣抚班、爱民班、防共青年团、少女团、儿童团、妇女防共会等，大力宣传亲日防共反华。组织访日亲察团赴日本，回来后宣传日本文明，以树立亲日思想。1941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组后增设弘报局、放送局，出版发行《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蒙疆日报》《蒙文新报》等报刊，宣传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施政方针。

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蒙古人民共和国存在于1924年11月26日——1992年2月12日，是蒙古国的前身。位于亚洲东部的内陆国，东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北与苏联接壤，东、西、南与中国交界。人口186.63万（1985），以喀尔喀蒙古人为主，此外有哈萨克人等。主要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文字为新蒙文（即斯拉夫蒙文），首都为乌兰巴托。1945年实行全民投票，全票通过脱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1961年正式加入联合国，冷战时期蒙古国事实上是苏联的附庸国。1992年2月12日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多党制、总统制民主议会制。新宪法当天生效，国名改为“蒙古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地处亚洲中部的蒙古高原上，东、南、西与中国接壤，北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为邻。西部、北部和中部多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平原，南部是戈壁沙漠。山地间多河流、湖泊，主要河流为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尔浑河。境内有大小湖泊众多，总面积达1.5万余平方公里。库苏古尔湖位于蒙古北部，是蒙古最大的湖泊，素有“东方的蓝色珍珠”之美誉，库苏古尔湖的动植物群落与位于其东部200公里外的俄罗斯贝加尔湖有相近的起源。蒙古属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季最低气温可至－40℃，夏季最高气温达35℃。蒙古国是水资源短缺国家，水资源问题越来越成为蒙古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南部戈壁地区尤其缺水，70%以上的土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荒漠化。

（二）蒙地下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有铜、钼、金、银、铀、铅、锌、稀土、铁、萤石、磷、煤、石油等80多种矿产。额尔登特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居亚洲之首。全国划为21个省和首都：后杭爱省、巴彦乌勒盖省、巴彦洪格尔省、布尔干省、戈壁阿尔泰省、东戈壁省、东方省、中戈壁省、扎布汗省、前杭爱省、南戈壁省、蘇赫巴托尔省、色楞格省、中央省、乌布蘇省、科布多省、库蘇古尔省、肯特省、鄂尔浑省、达尔汗乌勒省、戈壁蘇木贝尔省和首都乌兰巴托市。1911年俄国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际怂恿外蒙古喇嘛黄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私自签订《俄蒙协约》。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5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协约》，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后来沙俄陷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1919年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11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并呈请恢复旧制，中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宣布中俄之间关于外蒙古自治的文件无效，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并派西北守边使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恢复领土主权。未几徐军主力从外蒙古调回关内参加军阀混战，只在库伦及其以北蒙俄边境上的买卖城（今阿勒坦布拉格）留驻少量兵力。1919年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于1918年末分别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组织地下革命小组，领导外蒙古地区人民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活动。

（三）1921年3月1日在苏俄的恰克图成立蒙古人民革命党，并组织起以苏赫巴托尔为总司令的人民军司令部。3月13日又在恰克图成立临时人民政府，作为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的机关。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成功，在苏俄红军援助下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7月11日在库伦正式宣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新政府有封建主和上层嘛参加，保留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但其权力受到很大限制。1922年人民政府颁布法律，废除农奴制，取消封建主的特权。对此反动封建主极为不满，他们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匪军举行叛乱，并在1923年2月毒死苏赫巴托尔。此后乔巴山领导蒙古人民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并大力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使政权得以巩固，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基础。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病死，6月13日人民政府公布废除君主政体、成立人民共和国的决议。11月8日召开第1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11月26日通过蒙古第1部宪法，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政府宣布对外闭关，断绝同中国的一切来往，加上千里大漠的阻隔，它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除了苏联政府外鲜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称之为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度。对于蒙古的独立时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内爆发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忙于打仗，解决悬案的谈判不了了之。

（四）1932年由于蒙古人民党政府“左倾”而强制集体化，对喇嘛、贵族的镇压，11月爆发牧民武装暴动，席卷1/4的外蒙古土地，后被苏蒙联军镇压。蒙古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确立的，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并以此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有49,4074人，赞成独立的有48,9291人，其余为弃权票，也就是说明99%的选民赞成独立。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跟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另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是蒙古的唯一执政党。1953年国民党因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不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宣称外蒙古乃“中华民国”的领土，2002年国民党承认外蒙古独立。1961年台国民党在联合国表决时不行使否决权，不参加投票，实际上允许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以至于蒙古国成为联合国成员。苏联时期蒙古国事实上是苏联的附庸国，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蒙古人民共和国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国家，该国宪法规定：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合作化阿拉特（牧民、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合作化农牧民的联盟。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大人民呼拉尔，其成员由选举产生，职权为批准宪法、颁布法律、批准国民经济计划等。

（五）大人民呼拉尔闭会期间其常设机构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是大人民呼拉尔会议任命的部长会议。最高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行使审判权，国家检察长和地方各级检察长分别行使法律的最高检察权和地方检察权，执政党是唯一的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外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蒙古人民军于1921年3月18日创建，部长会议主席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苏联军队常驻外蒙古，并于1938年同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1945年苏联和外蒙对日宣战，苏军和外蒙军队进入“满洲国”。通常而言蒙古人民共和国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苏联是该国的保护国，1960年代以后外蒙军队交由苏军指挥。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驻蒙军队对中国首都北京构成严重威胁。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加强和巩固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以后蒙苏之间有关于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经济和科技合作等一系列协定。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61年10月加入联合国，1962年6月加入经互会，迄1986年底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喀尔喀在17世纪已经接受满清的统治，清末沙俄企图将外蒙古从清朝分离，故不断煽动外蒙贵族与活佛叛乱。1911年中国发生革命，沙俄遂煽动外蒙宣布独立，并引发外蒙军队入侵内蒙的事件。1917年俄国革命后中国北洋政府试图重新控制外蒙，但不幸失败，而苏联红军则在追击高尔察克和日本干涉军时进入外蒙，并于1921—1924成立外蒙社会主义政权。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畏兀儿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全球战略的调整，苏联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然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和在蒙驻军是影响中苏关系的主要问题。后来经过中苏双方多次谈判和磋商，苏联同意从蒙古撤军。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驻蒙苏军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撤出蒙古，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出5万驻军的75%，到1992年年底以前撤出全部驻蒙部队。

（七）1939年8月蒙古取得哈勒欣河战役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在中国和外蒙古交界地区进行挑衅活动，1939年5月11日又派遣几万名士兵并配备坦克、飞机和大炮侵入哈拉欣河地区，蒙古军队在苏联红军支援下同入侵的日军展开决战，同年8月彻底击败日军的侵略。1945年8月10日蒙古向日本宣战，乔巴山率军与苏军配合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1944年斯大林在萧纲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中国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巴图尔手中，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继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据说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总理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1960年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蒙古，于31日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八）以后两国有关部门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独立以来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格瓦拉尔来华访问，于26日签订两国边界条约。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两国关系经历曲折。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经济比较落后，相当原始的畜牧业是其唯一的经济来源，工业、运输、邮政均不发达，且无自己的货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致力于肃清封建主的经济基础。1929年起先后没收世俗封建王公及部分宗教封建主的财产，使牧民阶级摆脱对封建主的经济依赖。到30年代末完成摧毁封建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排除外来资本的民主革命任务，特别是1940年后经济有很大发展。自1948年开始蒙古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40年代蒙古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大清洗后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1959年实现全国的农牧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截止1990年底已执行1个三年计划（1958～1960）和8个五年计划。

（九）1985年的社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15.1倍，国民收入增长11.2倍，农业和畜牧业有很大发展。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已建立起一定规模的轻工、食品、燃料、采矿等工业部门，交通运输及邮电业也有相应发展。但外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很大比重，其中又以苏联援助为主，对外贸易也主要是同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之间进行的。随着经济的增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具有一定的规模，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普通教育已经普及，科学研究、新闻出版事业也有长足的进步。据《蒙古消息报》1990年7月15日报道：1989年1月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数字为243万人，年平均增长4500人。全国人口的52%住在城市，48%住在乡下。有5个省的人口超过6万，不到6万的省有5个，8万人以上的省有8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6年废弃回鹘式蒙古文，开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新蒙文，也就是西里尔文蒙古文。根据居民分布情况时蒙古建筑大体分为两类：城市建筑和农牧区的建筑。首都乌兰巴托建起数十栋居民住宅，公共建筑物有：政府大厦、国立大学、公众图书馆、大剧院、电影院、医院、科学情报中心、商业中心和服务中心大楼。这些建筑物装饰多采用壁画、泥塑花边、民间花纹等，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以建筑物为主体的综合艺术得到一定的发展，1981年建成的列宁博物馆由建筑师鲁布桑道尔基、画家乌尔日内等共同设计。博物馆正面墙壁上是乌尔日内设计的金属模压组雕，分别表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蒙古人民革命和各族友谊等主题。

（十）加尔桑道尔基和乌尔日内合作完成巨幅镶版补花，阿尔维斯为博物馆作5幅玻璃画，馆内还有道尔基纳拉木作的《列宁雕像》和达瓦策伦作的《苏赫巴托雕像》。另一条240平方米的铜铸高浮雕带名为《伟大道路的里程碑》，由蒙古艺术家与苏联艺术家合作制成。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会议厅的建筑装饰具有特色，民族风格的木雕由贡博苏伦领导下的雕刻家小组完成。中央邮政总局主厅的壁画作者是桑达格苏伦，公众图书馆前厅的壁画作者是布德木基。牧区可拆卸的蒙古包中，以挂毡画为主要装饰品，这种挂毡描绘的多是蒙古叙事诗中经常提到的鸟类和动物形象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蒙古雕塑事业发展迅速，它成了城市建筑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展览会上也经常出现雕塑新作。著名雕塑家有乔伊姆博尔，乌兰巴托中心广场上的《苏赫巴托纪念碑》是他的代表作，他曾获乔巴山奖。乔伊姆博尔领导的雕塑创作组对蒙古雕塑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他重要的雕塑家还有占布（作品《斯大林肖像》）、阿姆格楞（作品《在故乡的土地上》，1981）和以宇航题材从事创作的雕塑家道尔基苏伦等人。蒙古民间美术以朴厚见长，民间艺人以丰富的想像力从事创作，他们用明快的色彩、大胆的构思、联想和讲究的花纹来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建筑物、陶器、石器、金属器皿、家庭用具、民族服装、衣、帽、鞋、袜、马镫、笼头、鞍鞯之上均有民间艺术品装饰，绣花、补花是生活日用品、服装上常见的装饰品，作工精细，多出自妇女之手。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取消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2月14日结束，同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促使中苏两国关系是蜜月期一直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着，并对两国建立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产生积极的影响。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最终于1980年废止。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二）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5年2月8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与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1882～1945）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这个城下之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成熟起来的党的第一代坚强领导核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解放区人民和“国统区”农民兄弟）的衷心拥护下冲破雅尔塔体系，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的有识之士又坚决抵制美苏“划江而治”的外交干涉和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分裂弱化中华民族，在经济、外交、军事、内政上继续保留在华特殊权益的图谋。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和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时新中国领导人心急如焚。中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方面，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得到苏联的援助是中国唯一的指望。

（三）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时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来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毛泽东认为：“如果新中国对旧条约的处理能首先从中苏条约开始，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巨大影响。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随行人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二是与苏联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三是同苏联订立新的条约，四是商谈向苏联贷款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国民党政府曾于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简称中苏旧约），这一条约及有关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的产物，基本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四）按照新中国“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时中苏旧约也应予以废除而另订新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旧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一问题可留待毛泽东访苏时解决，毛泽东出访前夕中方在与苏方磋商时又多次表示希望这次访问的结果是缔结一个新的中苏条约。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当晚即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讨论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年至五年的和平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稳定全国局势，中国重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今后的和平前景。”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尚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美国虽然发出战争叫嚣，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胆。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不仅能够保障5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这一看法与当时中共中央的估计相一致。接着毛泽东提出中苏旧约问题，斯大林说：“那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得到美国和英国的同意，苏联从日本手中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也是在雅尔塔达成协议的。因此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给美国和英国要求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提供法律依据。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在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中长铁路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五）毛泽东表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事业有利来行事，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但是他又委婉地提出照顾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存在的意义。斯大林答复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以后。”此外双方还讨论苏联贷款和贸易问题以及出版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并作为第一个致祝词的外国领导人发表讲话。24日斯大林再次同毛泽东举行会谈，主要商讨越南、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兄弟党的事情。尽管在会谈前毛泽东已请苏方陪同人员转告斯大林，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中苏条约问题，但斯大林在会谈时对此却只字不提。此后来莫斯科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陆续回国，毛泽东仍滞留在那里，斯大林没有再约见他。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他向苏方人员表示他到苏联来不仅仅是祝寿的，而是来办事的。由于毛泽东参加祝寿活动后中苏双方都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报道，国际上出现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甚至散布谣言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印度和英国准备承认新中国。僵持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斯大林只好改变不废除中苏旧约的初衷。针对英国通讯社散布的谣言，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刊登塔斯社记者对毛泽东主席的访问。

（六）其中特意披露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是：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及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等。当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征求他对处理中苏条约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个方案：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两国就中苏旧约及其他问题交换意见，并在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签订一个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毛泽东优先考虑的无疑是第一个方案，他强调说：“把中苏关系以新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极大利益，中国人民将感到兴奋，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项办法好，随后双方为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谈判作出安排。1月20日，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2日晚，中苏双方开始就签订新约和协定的问题举行正式谈判。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表示，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对日战争时订立的，现在已落后于时代，因此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设想可以保留。毛泽东说明：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他强调：要把新条约和原来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说的是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现在应是防止日本侵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新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随后，双方对新条约的条款，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问题的原则，贷款和贸易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七）在1月22日的原则性会谈中经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赞同后委托维辛斯基和周恩来两位外长负责新条约文本的起草工作，经过几轮修改后双方就文本内容达成一致。新约的名称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共六项条款，有效期为30年，其宗旨和条文比之旧约作了重大的修改与补充。新约的宗旨是：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新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新约还增加“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的内容。在条约起草工作开始之后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三方面问题反复进行谈判，虽然在谈判中出现种种矛盾，但最终双方都作出相应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关于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时苏方表示愿意早日放弃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得的某些特权，中方考虑到共同防御帝国主义的需要，同意有一个过渡期。

（八）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回其驻军，并将该地区设施移交中国政府，中方偿付旅顺港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方保证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予中国政府，中方同意大连自由港问题待签订对日和约后再作处理。关于贷款问题时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想法时中方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三年内还清。斯大林表示偿还期可延长为十年，年利率定为极优惠的1%。在贷款协定谈妥之后苏方要求中方提供它缺少的战略原料钨、锡、锑以偿还贷款，双方为此商签一个秘密议定书。稍后双方还达成在中国创办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是新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促进工业化的最初尝试。最后关于空军支援问题时由于在谈判期间发生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方派遣空军保护华东。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之间要签署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得给予第三国（主要指美、英、日）租让权利，也不准许第三国公民进行经济或其他活动。中方经反复考虑后予以同意，随后斯大林表示要把苏军原在东北接收的日伪财产和苏联在北京的教堂等财产交由中方接收。

（九）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同日中苏双方发表关于两国缔结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并声明中苏旧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4月11日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批准生效。在批准这一条约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

（十）《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在同一期限内苏军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军撤退前的时期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由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也完全由中国政府管辖。后考虑到朝鲜战争等新情况，1952年9月双方又协商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驻旅顺口苏军全部撤出。《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从1950年至1954年五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为1%；这笔贷款作为中国偿付苏联卖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之用；中国在1963年底以前将用原料、茶叶、美元等分期还清这笔贷款及利息。在上述条约和协定签订的同时中苏外长还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及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时宣布苏联将其在东北自日本手中所获得的财产及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缔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它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但是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就已发生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一些空房子。

（十一）在两国贷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异议，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很低，这些情况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前言和六个条款，有效期为30年。它的主要内容有：“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使得中苏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当时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保证，有助于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

（十二）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一年后该条约废止。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天就得到苏联的承认，但是苏联政府对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某些方针）又持怀疑态度。伍修权回忆说：“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由于政治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所以经济上对中国的援助也十分有限。针对苏联的疑虑时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因为无论从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对立状态，从这一角度看是美国逼着中国走“一边倒”这一步的。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苏联，并就中苏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会谈。1950年1月周恩来抵苏加入谈判，经过多次会谈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人物生平

（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是格鲁吉亚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24年—1953年），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官方称其于俄历1879年12月9日（公历为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格鲁吉亚古老的城镇哥里，后来苏联历史学博士斯比宁更正斯大林正式传记中的诞生日期，根据当地教堂出生登记册时斯大林生于俄历1878年12月6日（即公历1878年12月18日）。材料来源是第比里斯省戈里大教堂1878年的出生登记簿第一部分第33页，上面写道：12月6日戈里居民、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和他的合法妻子叶卡捷琳娜·格勃里耶诺夫娜生了一个儿子——约瑟夫，父亲是农民出身的皮鞋匠，母亲1937年7月去世（她是农奴的女儿）。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原姓朱加什维利，斯大林这个姓氏是成年后他自己改的，意思是钢铁。他出身寒微，在公开场合中斯大林只提过父亲一次。他说：“作为一个鞋匠的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10岁那年他差点被父亲送到制鞋厂学手艺，而不是继续在神学院上学。鞋匠对孩子的母亲咆哮：“你想让我的儿子当神父？休想！我是个鞋匠，我儿子将来也是个鞋匠！”又过了一年鞋匠在一次酒后争执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母亲叶卡捷琳娜曾经搬进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时间，很快又回到老家格鲁吉亚，住回那幢老房子，睡那张很窄的铁床。孙儿、孙女很少跟她来往，她去世前斯大林去探望，她对儿子说：“真遗憾，你没当上一个东正教神父！”

（二）16岁时斯大林进入第比利斯一所东正教中学读书，他成绩优秀并获得奖学金，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一些革命书籍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1898年8月斯大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因其无法支付突涨的学费而不得不放弃最终的考试，被学校开除。随后他供职于第比利斯的气象观测台，亦同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1年当选为该党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委员会委员，先后在梯弗里斯、南高加索和彼得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他选择加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1904年12月领导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1905年12月在全俄布尔什维克第1次会议上与列宁第一次见面。1906年夏天斯大林和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婚，她不久后就为他生下首个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随后他带着妻子来到巴库，但斯瓦尼泽却在1907年12月因斑疹伤寒去世，这使斯大林在悲痛中度过几个月，最后他选择把孩子雅可夫交给娘家抚养。来到巴库后他积极从事阿塞拜疆和波斯地区的革命活动，1902年4月至1913年3月间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逮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斯大林23岁入狱时的档案中记着：他身高大约1米62，左脚第二三个趾头联趾。7岁那年得过天花，强健的体格帮他熬过那场大病，但脸上留下很深的麻子。上学时他又得了败血症，左臂感染，病愈后左臂略短，肌肉有些萎缩。托洛茨基说：“后来斯大林左手总戴一只厚手套，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是如此。”1912年1月在党的第6次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受党的委托来领导党中央俄罗斯局的工作。

 （三）1912年来到圣彼得堡的斯大林在列宁的指示下创办《真理报》，1913年3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首次使用“斯大林”（意思为“钢铁”）这一笔名，随后不久他最后一次被捕。1916年沙俄政府将他强征入伍参加一战，却被医生检查出左臂有伤，于是他免于参与动员，被流放到阿钦斯克。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罗曼诺夫王朝灭亡，斯大林被释放。他于3月25日重返圣彼得堡，与加米涅夫、莫洛托夫等人继续从事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他们曾一度对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俄国临时政府持支持态度，而在4月召开的党内会议中列宁主张推翻临时政府，斯大林等人于是转变立场支持列宁，会议上他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同年发生七月流血事件，列宁由于试图发动革命而被临时政府所通缉，斯大林协助他逃往芬兰。为了避免扩大流血冲突，斯大林下令让被围困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投降。在8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10月被选进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不久列宁重返俄国，并在斯莫尔尼宫策划武装起事推翻临时政府，斯大林成为领导团体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最终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成功夺取政权，随后他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任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保卫察里津的战斗中和在粉碎尤登尼奇、邓尼金和波兰贵族的战斗中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建立功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授予他红旗勋章。

（三）1918年苏俄内战爆发。斯大林和列夫·托洛茨基等人入选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征粮，在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的支持下他加强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在此期间斯大林多次违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决议，处决很多红军中在沙皇时代任过职的军官以及“反革命分子”，后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7-1922）、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1919-1922）等职。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担任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战线、西方战线、西南战线军事委员等职，获红旗勋章。领导红军在察里津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他也和第一骑兵军的军人建立政治上的合作关系。为了纪念他的功勋，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称伏尔加格勒）。1919年初斯大林被调回莫斯科，3月24日他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5月他又被派往彼得格勒附近的西部前线。1919年苏波战争爆发，任苏军西南方面军政委的斯大林希望夺取波兰城市利沃夫，然而此举却违背列宁和托洛茨基主攻华沙的战略意图。他说服谢苗·布琼尼和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一起行动，拒绝援助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西北军，最后苏军在利沃夫和华沙的两场战役均以失败告终。归国后斯大林的行为受到批评，他则辩解说问题在于中央的决策，而同时也主动辞去军职，在党内第九次会议中托洛茨基更是公开地指责他。1922年4月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在1922年12月第一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他提出“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

（四）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关于斯大林时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信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斯大林开始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直言不讳地批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五）而不久之后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亦见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延续新经济政策，减少约束农民，并希望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1925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集团斗争。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党，1929年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也被赶出政治局。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召开，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1928年起进行计划经济建设，卫国战争前实施三个五年计划，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确立农业集体化方针，要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此后新经济政策逐渐取消。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条件，但存在着严重问题和错误，违背农民自愿加入的意愿。为积累资金，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与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不相适应。从而破坏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落后，严重阻碍苏联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绝对支配地位。

（六）1936年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规定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它的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的确立，也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特征是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否定价值规律，排斥商品和市场。它在政治方面的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缺少群众监督，忽视民主和法制。斯大林模式在战争期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弊端，后来日益严重地阻碍苏联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斯大林地位的牢固确立和苏联建设事业的发展，斯大林的威望空前提高，到30年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清洗”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大批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并遭到镇压和迫害，破坏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资源和各级干部资源。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在莫斯科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七）大清洗中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1936－1938年间苏共120万名党员（占一半）被逮捕，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干部和群众，还有库恩·贝拉等侨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包括中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李正文、姚艮等被关押数年才获平反，吴先清等不幸遇难）。大清洗时期不仅在人文领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脱厄运，世界闻名的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等也都被处死或逮捕。1938年末大规模的捕杀浪潮平息下来，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一些错误做法。1939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

（八）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良好的结果。”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肃反运动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作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1941年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自1946年起改称部长会议主席），1941年6月斯大林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苏联通过扩大自己的版图，建立起一条“东方战线”。1941年6月22日早上4时45分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等国军队发动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收到来自一些苏联间谍和苏军将领的警告，但他认为纳粹德国不会冒着两线作战的危险，在彻底击败英国之前就进攻苏联，因此没有对同纳粹德国展开本土战争做充分的准备。在确认德军的入侵后斯大林担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并于同年7月3日发表演说，号召苏联人民不仅要消除本国面临的危险，还要帮助解放在德国法西斯奴役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德军的突然打击之下，同时因为大清洗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苏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1941年8月由于斯大林拒绝采纳朱可夫的建议，下令红军死守基辅，结果导致苏联西南方面军在基辅战役中被德军围歼。纳粹德军宣布歼灭苏军66万人，希特勒宣称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歼灭战。

（九）1941年11月初德国中央集团军逼近莫斯科城下斯大林坚决留在城里组织反击，11月7日斯大林命令苏联红军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斯大林说道：“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军！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斯大林在这次讲话中提及的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用意是以俄罗斯民族主义来鼓舞苏军战斗。受阅的苏军部队随即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将领的指挥下12月6日苏军从莫斯科城郊开始反攻，到次年4月下旬击溃德军50多个师，击毙击伤德军80多万人，将敌军击退150公里至400公里，解除对莫斯科的威胁，夺回60多座城市。苏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胜利宣告希特勒“闪击战”的彻底破产，极大地鼓舞苏联及全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信心。1942年德军将战略重点放在南线，同年7月德军向伏尔加河地区的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发起猛攻。会战中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被歼灭。法西斯集团损失官兵近150万人，约占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此役被认为是二战的转折点。1943年11月斯大林参加德黑兰会议，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人会谈，通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之后苏联在对德战争中逐渐转入反攻。

（十）1945年2月4日～2月11日斯大林参加雅尔塔会议，3国领导人就对日作战条件达成协议并签字，根据这个协定时苏联要在德国投降及欧战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春苏军以3个方面军250万人的兵力进入德境，于4月27日突入柏林中心区，3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1945年8月8日晚苏联政府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声明：“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忠于同盟国义务，宣布从次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一周之内苏蒙联军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1952年10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将中央政治局改组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时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53年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斯大林逝世后其遗体经防腐处理，身穿大元帅军服躺在水晶棺里，与列宁水晶棺并排安放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供人民瞻仰。1961年斯大林的遗体被移出水晶棺，其衣服上的金纽扣被换成黄铜，随后其遗体被埋在克里姆林宫红墙下。1961年苏共22大通过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列宁的遗嘱，滥用权力，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遗体保留在列宁墓里是不合适的。”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揭开斯大林在1930年代搞肃反扩大化、搞个人崇拜以及卫国战争初期因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内幕。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面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引起的政治波动时对斯大林的形象进行一定的修复，允许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修建他的塑像，1969年给斯大林墓上安放半身像。但是勃列日涅夫反对批评和撤销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和1961年的苏共22大会议上对斯大林问题所做出的一切书面决定，拒绝将伏尔加格勒恢复名字为斯大林格勒，拒绝在除了格鲁吉亚和莫斯科以外的城市再以官方资金兴建斯大林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