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历史简介

（一）摩洛哥王国简称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沿海阿拉伯国家。东部以及东南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南部紧邻西撒哈拉，西部濒临大西洋，北部和西班牙、葡萄牙隔海相望。首都为拉巴特，国土面积为45.9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西撒哈拉26.6万平方公里），全国划分为12个大区（包括西撒哈拉）。人口为3667万人（2022年），阿拉伯人占80%，柏柏尔人占20%。距今40万年前便有古人类在摩洛哥活动，前3世纪起毛里塔尼亚王国统治摩洛哥。40年罗马帝国吞并毛里塔尼亚王国，摩洛哥归属于罗马的廷吉塔纳毛里塔尼亚行省。429年汪达尔人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征服北非，占据摩洛哥的部分地区，摩洛哥的不少地区仍被柏柏尔人的部落所控制。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并于8世纪建立第一个阿拉伯王国。阿拉维王朝建立于1660年，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是该王朝的第23位君主。从15世纪起西方列强先后入侵，1904年10月法国和西班牙签订瓜分在摩势力范围的协定，1912年3月30日沦为法国保护国。同年法国同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摩北部地带和南部伊夫尼等地划为西班牙保护地。1956年3月2日获得独立，1957年8月14日定国名为摩洛哥王国，苏丹改称国王。1961年2月穆罕默德五世国王逝世，3月哈桑二世国王登基。1999年7月23日哈桑二世国王因病逝世，王储西迪·穆罕默德于同日即位，7月30日正式登基，称穆罕默德六世。摩洛哥地形复杂，中部和北部为峻峭的阿特拉斯山脉，东部和南部是上高原和前撒哈拉高原，仅西北沿海一带为狭长低暖的平原。最高峰图卜加勒山脉海拔4165米，乌姆赖比阿河是第一大河，长556公里。德拉河是最大的间歇河，长1150公里，主要河流还有木卢亚河、塞布河等。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接阿尔及利亚，南部为撒哈拉沙漠，西濒浩瀚的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国土面积45.9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西撒哈拉26.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700多公里。摩洛哥气候多样，境内主要为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湿润。1月平均气温为13℃，7月气温为22℃～29℃。沿海平原常年气候宜人、花木繁茂、风景如画，享有“北非花园”和“烈日下的清凉国土”的美誉。内陆山区气候差异明显，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寒冷，多有降雪，撒哈拉沙漠边缘呈现干燥的沙漠气候。

（二）摩洛哥降水量总体趋势由北向南、由沿海向内陆逐渐减少，从北向南主要城市年平均降水量如下：丹吉尔（810毫米）、拉巴特（570毫米）、卡萨布兰卡（450毫米）、马拉喀什（253毫米）、阿加迪尔（289毫米）。磷酸盐是摩洛哥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已探明储量500亿吨，占世界储量的71%。此外还有铁、铅、钴、锰、钡、铜、盐、磁铁矿、无烟煤、油页岩等自然资源，其中油页岩储量超过1000亿吨，含原油60亿吨，占全球总量的3.5%。渔业资源极为丰富，是非洲第一大产鱼国。全国共划分为12个大区、62个省和13个省级市、1503个市镇，首都拉巴特一直是摩洛哥的政治首都。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市，被誉为摩洛哥的经济首都。摩洛哥人口总量为3667万人，城市化率为62.4%，首都拉巴特人口60万，卡萨布兰卡人口351万，非斯人口117万，马拉喀什人口113万，丹吉尔人口98万。近几十年来向主权争议地区西撒哈拉迁移的摩洛哥人逐渐增多，目前该地区人口已超过44万。摩洛哥人口中阿拉伯人约占80%，柏柏尔人约占20%。摩洛哥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拥有最高权力。穆罕默德六世国王于1999年即位后坚持君主立宪制、多党制等既定政策，注重发展经济，强调依法治国，优先解决贫困、就业等社会问题。同时加大反恐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目前摩政局总体保持稳定，但摩区域发展不均衡、失业率较高，游行、罢工等事件仍有发生。摩洛哥独立以来已颁布六部宪法，现行宪法于2011年7月1日经公投通过。宪法规定：摩洛哥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是国家元首、宗教领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首相由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任命，拥有提名和罢免大臣、解散议会等重要权力；议会拥有唯一立法权，众议院占主导地位。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2011年6月17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根据修宪委员会提交的新宪法草案，国王将放弃重要权力，而首相和议会的权力将扩大。根据新宪法草案时首相将在议会选举中领先的政党中产生，首相作为“政府首脑”拥有解散议会、任命大臣、政府行政等多项重要权力。而现行宪法中上述权力均为国王所有，且首相也由国王任命。新宪法草案还将扩大议会的权限，加强两院中众议院的主导地位，并取代国王行使大赦权力。草案还强调司法独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的人权保证等，此外草案还将约占全国人口20%的柏柏尔人的语言和阿拉伯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在新宪法草案中摩洛哥国王仍为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宗教领袖，只是现行宪法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更改为“国王的人身权利不可侵犯”。穆罕默德六世还宣布2011年7月1日将对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投，并呼吁全体人民积极参与，以推动本国的民主化进程。

（三）1996年9月通过的新宪法规定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共325名，任期5年。参议院议员共270名，由地方行政机构、各行业协会和薪俸阶层代表选出，原则上任期9年，每3年改选1/3。独立党现为议会第一大党，公正与发展党和人民运动联盟分别为议会第二、三大党。议会设专门常设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根据议会党团代表比例选举产生。除常设委员会外可根据国王提议，或两院中任何一院大多数议员的要求，在两院设立临时性调查委员会。按照议院的委托开展工作，或审查某些特定事项，然后向议院进行汇报，但不能调查可引起司法诉讼或正在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事件，有权制定议会议事规程。司法机构分四级：最高法院、上诉法院（21个）、初级法院（68个）和初级法院派驻的法官处。全国设有最高司法委员会，法院院长和法官由国王任命。摩洛哥实行多党制，各党均宣布拥护国王和伊斯兰教，在大政方针上与国王保持一致。摩经济总量在非洲排名第五，北非排名第三，磷酸盐出口、旅游业、侨汇是摩经济主要支柱。农业有一定基础，但粮食不能自给。渔业资源丰富，产量居非洲首位。工业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汽车产业发展迅速且初具规模，纺织服装业是重要产业之一。摩洛哥自1983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推行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1996年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后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10年同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摩政府致力于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纺织、旅游等传统产业，发展信息、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积极吸引外资，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工业部门主要有农业食品加工、采矿、纺织服装、皮革加工、化工医药和机电冶金工业等。摩是世界第一大磷酸盐出口国，磷酸盐是摩重要经济支柱。摩洛哥有纺织企业约1700家，从业人口超过20万，纺织服装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30%，主要出口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位置，主要产品有毛毯、皮革制品、金属加工品、陶瓷和木制家具。摩能源资源贫乏，目前超过95%的基础能源依赖进口，18%的电力从西班牙进口，每年能源需求增速达6.5%。风能、太阳能资源较丰富，摩洛哥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

（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产量起伏较大，粮食不能自给。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劳力的42%，出口（主要为柑橘、橄榄油）占总出口收入的30%。可耕地895万公顷，蓄水坝90余座，可灌溉土地100万公顷，粮食种植面积558万公顷，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麦、玉米、水果、蔬菜等。2008年摩洛哥推出“绿色摩洛哥”计划，以提高摩农业生产技术。摩洛哥是非洲最大的渔业产品生产国，世界第17大渔业产品生产国和世界第一大沙丁鱼出口国。畜牧业较发达，草地和牧场2029万公顷。渔业资源丰富，是非洲第一大产鱼国，沙丁鱼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为保护渔业资源，政府规定休渔期长达8个月。旅游业发达，已成为摩第二大支柱产业、第二大平衡国际收支来源和第二大吸引就业行业。摩洛哥同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主要贸易伙伴为欧洲国家，占摩进出口总额约70%，西班牙和法国是摩洛哥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2004年摩洛哥与突尼斯、埃及、约旦签署“阿加迪尔协定”，宣布成立四国自由贸易区。同年摩洛哥分别与美国和土耳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2006年1月摩美自贸协定正式生效。2008年摩洛哥获得欧盟给予的优先地位（介于成员国与联系国之间），2010年摩洛哥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主要出口机电产品、运输设备、非针织服装、肥料、无机化学品、建筑材料等，主要进口矿物燃料、机电产品、机械设备、运输设备、粮食等。出口国家：西班牙（23.9%）、法国（22%）、意大利（4.4%）。进口国家：西班牙（15.4%）、中国（12.2%）、法国（12%）。摩洛哥鼓励外国投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把鼓励和促进外国投资作为优先政策之一。颁布“投资法”和“投资指南”，放宽外汇管理，简化投资手续，保证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法国、阿联酋、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美国、德国等在摩均有投资，摩外来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房地产、能矿和金融等领域。摩洛哥在非洲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南非。摩洛哥接受的援助主要来自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近年来欧盟对摩提供的无偿援助稳定在每年2亿欧元，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对摩援助承诺增长迅速，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四国2012-2016年每年向摩提供1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摩洛哥是法国的第二大受援国，西班牙的第一大受援国。摩洛哥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通用法语，北部地区也有部分人群使用西班牙语，政府文书多用法语书写。

（五）伊斯兰教是摩洛哥国教，9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主要为逊尼派，少数人口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摩洛哥的节假日比较多，法定节日和庆典分为世俗节日和宗教节日两类，主要节日为国庆节（登基日）和独立日。世俗节日和庆典日按公历计算，各放假1天。宗教节日的具体时间按照伊斯兰历计算，每年日期不确定。开斋节、宰牲节、穆罕默德诞辰各放假3天，回历新年放假1天，开斋节和宰牲节日期由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在前月末视月亮的盈亏等条件确定后通过公共媒介宣布。摩洛哥各个节日如果适逢与公历假日重叠，不再累加，周六、周日为公休日。摩洛哥人穿着较为开放，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喜穿流行服饰。成年男女也多穿摩洛哥风格的长袍，女士穿的摩式传统长袍和头巾色彩艳丽。摩洛哥人与客人相见时惯用拥抱礼，握手礼也日益普及。摩洛哥女子与客人相见时往往施屈膝礼，他们视茶为迎宾待客的佳品。摩洛哥人喜欢吃羊肉，每逢传统的宰牲节时家家户户都要设羊宴以示庆贺。自从茶叶传入北非后摩洛哥人就开始普遍饮用，中国的绿茶在摩洛哥享有盛誉。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认为肝脏是爱情的象征，每年9月他们都要在伊米尔奇尔地区举行求偶盛会，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欢聚一堂。摩洛哥人的传统订婚仪式非常隆重，每年夏收之后的8月是男女订婚或结婚的黄金季节。与摩洛哥人谈生意，对他们约会迟到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其迟到不要有责怪，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社交风度。由于宗教信仰原因，摩洛哥人不吃猪肉，不饮酒，也很少抽烟。未经主人许可，不脱鞋不得进入其宅居。他们宴请宾客一般要上茶三次，客人若谢绝会被认为不礼貌，他们和西方人一样忌讳数字13，在摩洛哥中人们见面交谈忌讳打探年龄、收入、情感等隐私。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建于1956年5月14日，1957年和1960年先后建立空军和海军，5月14日为建军节。现无国防部，只设国防行政管理机构，主管国防行政事务。陆、海、空三军均设有总监（将军、大臣级），由国王直接指挥。1966年7月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兵役期18个月。截至2021年底摩三军总兵力19.58万人，宪兵和辅助部队4万人，装备主要来源于美国、法国等。其中陆军17.5万人，编有3个司令部、4个机械化旅、2个伞兵旅、11个机械化团等；海军7800人，包括1500人的陆战部队，有4个海军基地、29艘作战舰艇，装备有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海防舰艇、两栖舰艇、支援舰艇；空军1.3万人，有6个中队、96架作战飞机，装备有战斗机、侦察机、武装直升机、训练机、地空导弹、空空导弹等。还有预备役15万人，准军事人员5万人。

（六）摩洛哥陆路交通较发达，在国内运输业中占主导地位，90%的客运和75%的货运通过陆路交通完成。摩洛哥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位居非洲前列，投入运营线路1907公里，其中复线483公里、电气化铁路1014公里，另有765公里磷酸盐运输线。摩洛哥公路总长42158公里，其中一级公路10119公里、二级公路9253公里、三级公路22768公里、高速公路1588公里。现拥有海运港口十几个，主要有卡萨布兰卡、朱尔夫莱斯费尔、丹吉尔、穆罕默迪耶、萨非、阿加迪尔等，丹吉尔地中海港、朱尔夫莱斯费尔港和卡萨布兰卡港三大港口占总运量的83％。全国共有机场28个，其中国际机场12个，如卡萨布兰卡穆罕默德五世机场、拉巴特－萨累机场、阿加迪尔机场、丹吉尔机场等。摩皇家航空公司（RAM）有飞机47架，开通75条航线，航线通往四大洲32个国家，总航线30多万公里。2005年摩与欧盟签署“天空开放”协议，摩航空市场对欧洲航空公司开放。1996年12月经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至西班牙、葡萄牙的马格里布-欧洲天然气管道正式开通，管道全长1385公里，初期每年可输送天然气90亿立方米，摩洛哥每年可获10亿立方米天然气。2005年起摩洛哥首次将该管道的过境天然气截留配额用于发电，可满足全国17％的电力需求。摩洛哥视教育为国家发展的根基，强调教育普及化、教材统一化、教师摩洛哥化和教学阿拉伯化，并实行免费教育，每年教育预算约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1/4。据摩计划高专署数据显示摩洛哥全国文盲率为34.9%，全国有公立小学7789所，私立小学3331所；中学3584所，高中2156所；高等学校179所，儿童入学率为99.9%。在校小学生455万，教师17.16万；中学生178万，教师6.09万名；高中生116万人，教师5.55万名；摩洛哥现有12所国立大学以及28所私立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大学生有109万，大学教师有1.84万名。国立中、小学教师已全部摩洛哥化，大学教师97%为摩洛哥人。摩洛哥共有12所国立大学，著名高等学府有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拉巴特）、哈桑二世大学（卡萨）、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大学（菲斯）、穆罕默德一世大学（萨达特）、卡迪伊亚德大学（马拉喀什）和卡鲁维因宗教大学（菲斯）。摩洛哥公立大学免费，私立大学学费每年为2500至6100美元，摩洛哥其他私立学校比法国海外教育署在摩洛哥开办的学校收费低30%～60%。

（七）1980年4月摩洛哥设立皇家科学院，由30名摩洛哥常任院士和30名外籍联系院士组成，由穆罕默德六世领导，国王委派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2001年摩洛哥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卫星，2005年摩洛哥加入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成为第一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也是继中国、印度、以色列、乌克兰后第五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摩洛哥信息与通信技术使用率位列非洲第四，具有良好的有线和无线通讯系统，5条国际海底电缆和3个卫星地面站与国际卫星组织和阿拉伯卫星组织相连。通讯枢纽是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摩洛哥主要电信运营商为摩洛哥电信和地中海电信。摩洛哥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摩洛哥医疗系统包括公立医疗和私立医疗两个部分，公立医院由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组成。据摩计划高专署数据显示摩洛哥全国共有公立医院162所（26926张床位）、基层医疗机构2935所、精神病医院10所（1454张床位，2019）、血透中心113所（2213台血透设备，2019）；私立医院359所（2019），床位10346张（2019）。医务人员有25575名，其中公立医院医生11953名、私立医院医生13622名。大部分医疗资源集中在首都、卡萨布兰卡周边，其中拉巴特—萨累-盖尼特拉大区医务人员数量为4410名，公立医院数量为19所，基层医疗机构数量为253所；卡萨布兰卡—塞塔特大区医务人员数量为8014名，公立医院数量为27所，基层医疗机构数量为365所。据摩计划高专署数据显示摩洛哥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占当年财政预算的5.6%。国民平均寿命为76.6岁，其中男性平均寿命74.9岁，女性平均寿命78.3岁。摩洛哥极少见疟疾等传染病，中国自1975年起向摩洛哥派遣援摩洛哥医疗队，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医疗队队员的派遣工作。中国援摩医疗队共有78名队员，分成8支医疗分队为摩洛哥病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摩洛哥奉行不结盟、灵活、务实、多元的外交政策，注重对外关系均衡发展。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保持和加强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关系。1996年摩洛哥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2008年摩洛哥获得欧盟给予的优先地位，2010年首届欧盟-摩洛哥峰会在西班牙举行。注重加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尤其重视与海湾国家发展关系，努力在国际事务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和伊斯兰世界中发挥作用。201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与摩建立“优先伙伴关系”，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现任伊斯兰合作组织下属的耶路撒冷委员会主席。摩洛哥主张对西撒哈拉地区拥有主权，1984年因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非盟前身）接纳“西撒国”而宣布退出该组织。2017年1月摩洛哥重返非盟，截至目前摩洛哥与近15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八）中国与摩洛哥1958年11月1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双边各层次往来较密切，在国际事务中有广泛共识，保持良好合作。2005年中国与摩洛哥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稳定增长。中摩在文化、新闻、卫生、青体、旅游、教育、地方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密切，团组互访不断。摩洛哥是中国公民组团出国旅游目的地国，中摩签有《中国旅游团队赴摩洛哥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2007年10月正式实施。摩美关系密切，两国间高层互访频繁。美国在摩洛哥建有战略油库为美第六舰队提供补给。美国已取代法国，成为摩最洛哥大小麦供应国，美国还在摩洛哥丹吉尔修建美本土之外最大的“美国之音”转播站。2004年美总统布什宣布给予摩非北约成员主要盟国地位，同年摩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摩法有传统关系，两国元首和首相多次互访。法国是摩洛哥第一大投资国和最大债权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军事关系密切，摩军装备大部分由法提供。摩西有传统关系，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西班牙是摩洛哥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援助国，在摩有大量投资，2009年摩在西有71万侨民。摩西有领土纠纷，摩洛哥要求收回现为西控制的休达、梅利利亚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小岛，西班牙则认为这些领土主权属西，两国曾因摩北部地中海沿岸雷拉岛主权归属问题发生争端。摩洛哥曾于2009年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以抗议其针对巴林王国主权发表的“不适当言论”，2017年1月摩洛哥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摩洛哥与邻国阿尔及利亚历史上存在领土纠纷，曾因边界问题发生武装冲突。1976年因阿尔及利亚支持西撒人阵并承认西撒国，摩阿断交，1988年5月两国复交。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执政以来摩阿关系有所改善，2005年3月摩国王与阿总统恢复中断14年之久的元首会晤。2007年12月摩国王与阿总统布特弗利卡通电话，对阿首都发生恐怖袭击表示慰问，2009年4月穆罕默德六世国王致电祝贺布特弗利卡总统连任。摩洛哥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同海湾产油国关系尤为密切，海湾国家是摩外援和能源的重要来源。摩洛哥同以色列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二战中摩王室为保护犹太人作出贡献。1994年摩以互设利益代表处，2000年9月底以巴发生冲突后摩召回驻以代表，关闭以驻摩代表处。2006年2月以工党领袖佩雷茨访摩，摩国王会见，2007年7月摩外交大臣本·伊萨与以外长利夫尼在巴黎举行非正式会谈。

（九）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关于国际形势：国际关系中紧张和冲突的因素仍未消除，世界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这是威胁全球稳定的根本因素。主张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大幅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并通过技术转让缩小南北间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关于联合国和安理会改革：认为联合国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不应为安理会改革预设期限，且不能与联合国整体改革相割裂。应首先考虑协商一致和地域分配公平原则，各地区席位如何分配应由本地区自行决定，有关方案不应从外部强加。摩洛哥赞同非洲在安理会拥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认为应由非洲国家轮流担任，还要求给予阿拉伯国家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关于气候变化：认为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最严重威胁的问题之一，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共同的、团结的、强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变问题，特别要关注非洲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变问题的脆弱性。关于反恐问题：认为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谴责并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反对将恐怖主义归咎于特定宗教，坚决反对歪曲和妖魔化伊斯兰教。支持建立国际反恐中心，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协作，从根源上消灭恐怖主义。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强调摩洛哥信奉温和、开放的伊斯兰教，拒绝一切损害这一宽容宗教同一性的行为，反对无谓的宗教分裂。关于巴以问题：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担任伊斯兰合作组织下辖的耶路撒冷委员会主席，强烈反对以色列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及阿克萨清真寺历史、法律地位的行为。摩洛哥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核心问题，呼吁以色列归还其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土地，以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支持巴以完整成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并认为巴独立建国是中东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保证。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责任，为巴问题寻找新的处理方式。针对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时摩方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一举动违反安理会决议，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关于马格里布联盟建设：强调马盟建设不仅是摩必然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摩与其他地区组织加强合作的基础。积极主张加强马盟组织建设，完善其机构设置。摩洛哥有三宝：阿甘、椰枣和仙人掌。阿甘是一种叫做argan植物，它的果实看起来像橄榄，但比橄榄小。阿甘树是摩洛哥特有的树种，耐干旱耐高温，多生长于摩洛哥南部，寿命大约150～200年。阿甘果实压榨出的阿甘油，是非常珍贵的油脂。阿甘油富含维生素E、omega 3和omega 6脂肪酸，所含的维生素E是橄榄油的两倍，亚油酸的含量也比橄榄油要丰富得多。从前用阿甘果和阿甘油制作化妆品一直是只有柏柏尔妇女知道的秘密，阿甘油作为美容产品可以用来按摩脸部、指甲、头发和身体。据说由于维生素E和皂甙（可软化皮肤）的高含量，阿甘油抗皱功效非常显著。很多去摩洛哥的欧洲人都会到老城区的摩洛哥人店铺去寻找这种“神油”作为纪念品和礼物送给亲朋好友，或自己留用。在摩洛哥中椰枣树比阿甘树更常见、更平民，花园里、街道旁、院子里到处可见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椰枣树。据说每年的11月是椰枣成熟的季节，摩洛哥几乎举国都是打枣的热闹场面。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一）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UMA）成立于1989年2月17日，由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等地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国家组成，简称马盟，常设秘书处设在摩洛哥的拉巴特。马格里布是一个专有的地理名称，阿拉伯语意为“西方”，是历史上对北非地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称。大马格里布除上述三国外还包括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两国，该地区同属阿拉伯民族，人口近6000万。机构设置：元首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由成员国元首组成。每年举行1次例会，会议主席由元首轮流担任并在委员会休会期间任马盟执行主席。外长理事会：为常设议事机构，由各成员国外长组成，负责审议后续工作委员会和各部长专门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为元首会议作准备，并列席元首委员会例会。后续工作委员会：由成员国负责马格里布事务的国务秘书组成，负责落实元首委员会的决议。部长专门委员会：现有粮食安全、财政经济、人力资源和基本建设4个专门委员会。常设机构有：常设秘书处：原为总秘书处，由各成员国1名代表组成，1990年元首委员会决定改为常设秘书处。秘书长任期为3年，可连任1届。咨询委员会：即马盟议会，设在阿尔及利亚，由成员国各20名立法代表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对元首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计划提出意见，并就马盟活动和实现目标提出建议。马盟法院：由成员国各2名法官组成，设在毛里塔尼亚。马盟投资和外贸银行：旨在促进成员国间商业贸易和投资，总部设在突尼斯。组织成员有5个：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1994年11月埃及正式要求加入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简称“马盟”），但截至2013年马盟未审议埃及的要求。总部是常设秘书处，在摩洛哥。主要负责人是执行主席，由成员国元首轮流担任，任期1年。宗旨：在尊重各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协调经济、社会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大力发展经济互补合作；在外交和国际领域协调立场，进行合作；优先实现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阿拉伯统一。

（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条约的短期目标如下：加强成员国之间和成员国人民间的民族友谊，实现社会进步和捍卫主权；逐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劳动人口、产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确保各会员国在经济方面实行共同政策，并广泛应用于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和社会。马格里布经济联盟条约的长期目标如下：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自贸区，并去除所有贸易关税和非关税障碍；建立一个统一的海关同盟空间，对世界其它地方采用相同的对外关税；取消对成员国劳动人口跨越国界的限制，奉行北非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市场。1989年2月16-17日马格里布5国元首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会议，签署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条约，正式宣布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1990年至1994年共举行六次元首会议，1995年2月利比亚表示因洛克比危机而无法接替阿尔及利亚担任马盟主席国。马盟主席国继续由阿尔及利亚担任。12月22日摩洛哥指责阿尔及利亚直接插手西撒哈拉问题，要求暂时中止马盟活动，并拒绝担任下轮主席国，马盟主席国遂由阿尔及利亚担任至今。此后未再举行首脑会议，马盟活动基本陷入停顿。1990年11月马盟5国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马耳他5国建立“5+5”对话关系，目的是加强彼此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维护西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1990年11月（罗马）和1991年10月（阿尔及尔）举行两次外长会议，后因洛克比事件和西撒问题，双方对话中断。随着洛克比问题的解决，“5+5”第三次、第四次外长会议相继于2001年1月（里斯本）、2002年5月（的黎波里）举行。马盟第20次外长理事会表示，欢迎2003年在突尼斯举行西地中海国家与马格里布国家“5+5”首脑会议和在利比亚举行“5+5”国家议长会议。2000年4月首届欧非首脑会议期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突尼斯四国元首实现多年来的首次集体会晤，重申区域一体化是其战略选择。

（三）2002年1月16日至17日马盟外长理事会第19次会议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对马盟进程进行总结与展望，制定一些行动计划，决定于2002年上半年召开第7次马盟首脑会议，以全面恢复马盟进程。由于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歧见凸显，摩洛哥国王托辞不予出席，致使原定于6月20日至21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七次马盟首脑会议被迫推迟，马盟重启的努力再次受挫。2003年1月3日至4日第20次马盟外长理事会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就新形势下深化马盟机构改革、重启马盟进程进行广泛的探讨，并就年内召开第七次马盟首脑会议达成原则协议，具体日期将由成员国元首们通过协商商定。12月首届“5+5”首脑会议在突尼斯举行，会议着重就地区安全与稳定、经济一体化、社会与人文、文化与文明对话及加强政治磋商等5个议题进行讨论，通过《突尼斯宣言》。2004年11月第四届西地中海“5+5”外长会议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举行，会议决定建立欧洲-地中海国家自主安全机制，加强打击非法移民和反恐活动，强调马盟经济一体化是建立欧-地自由贸易区的基础。2005年12月第二届西地中海“5+5”国防部长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举行，会议通过一项旨在加强西地中海地区安全的行动纲领。2008年1月第六届西地中海“5+5”外长会议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会议讨论地区一体化等议题，敦促地区各国在反恐、打击非法移民和海运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2009年5月西地中海“5+5”国防部长会议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召开，讨论联手打击非法移民、扫雷、地中海地区和平与安全等问题。2010年2月欧洲27国与“5+5”机制地中海南岸5国在西班牙马约卡举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等问题。4月第八届地中海“5+5”外长会议在突尼斯举行，会议呼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立即重启中东和平进程。

（四）同月首届地中海“5+5”对话国环境和可再生能源部长级会议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举行，会议通过《奥兰宣言》，并在奥兰建立“地中海可持续发展检测机构”。中国与马盟国家关系友好，赞赏马盟国家联合自强、谋求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努力，希望马盟在维护地区国家利益、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马盟的友好合作关系。马盟5国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马耳他5国于1990年11月建立“5+5”对话关系，目的是加强彼此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维护西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2003年12月首届“5+5”首脑会议在突尼斯举行，会议着重就地区安全与稳定、经济一体化、社会与人文、文化与文明对话及加强政治磋商等5个议题进行讨论，通过《突尼斯宣言》。2004年11月第4届西地中海“5+5”外长会议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举行，会议决定建立欧洲-地中海国家自主安全机制，加强打击非法移民和反恐活动，强调马盟经济一体化是建立欧-地自由贸易区的基础。2005年12月第2届西地中海“5+5”国防部长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举行，会议通过一项旨在加强西地中海地区安全的行动纲领。2008年1月第6届西地中海“5+5”外长会议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会议讨论地区一体化等议题，敦促地区各国在反恐、打击非法移民和海运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2009年5月西地中海“5+5”国防部长会议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召开，讨论联手打击非法移民、扫雷、地中海地区和平与安全等问题。2010年2月欧洲27国与“5+5”机制地中海南岸5国在西班牙马约卡举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等问题。4月第8届西地中海“5+5”外长会议在突尼斯举行，会议呼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立即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同月首届西地中海“5+5”对话国环境和可再生能源部长级会议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举行，会议通过《奥兰宣言》，并在奥兰建立“地中海可持续发展监测机构”。

共和主义

（一）共和主义指认定政治权威最终来自人民同意的原则，拒绝接受君主和王朝统治原则。共和主义是西方一种古老的政治传统，一般认为共和主义是由柏拉图创立，经由西塞罗、罗马法学家发展，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者、英国革命时期共和派思想家哈灵顿、弥尔顿，再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共和主义者卢梭和雅各宾派那里终结。于二战后由汉娜·阿伦特复兴，到九十年代形成新共和主义（又称公民共和主义）。共和思想的精髓、不足及其规避，国内学者刘军宁把共和思想的原则准绳概括为公、共、和。共和主义由于其应用范围的深入和广泛，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公民的生活和思想领域。共和主义分为古典共和主义和新共和主义（又称公民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政体形式与君主制相对而言的共和制，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是由宪法确定并定期任命的，而非世袭的，其政府职能是法定的、有限的。自由主义的制度内涵是与混合政体、分权制衡、法治、代议制等宪政原则结合在一起，是对纯粹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制，主要思想来源为西塞罗和罗马共和国；新共和主义又称公民共和主义，巴伯认为新共和主义就是一种强调平等、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它区别于以个人取向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和包含着威权政策的社会主义，代表人士有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波考克、斯金纳等）、佩蒂特、哈贝马斯等。在人类政治史上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是与君主制相对而言的，它的起源不仅来自古希腊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而且更多的来自亚里士多德对希腊民主的批判。古典共和政体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由公民美德维系的政体，也就是一种基于道德力量的政体，公民美德是共和国健康的重要标志。古典共和主义所鼓励赞许的贤德是指公共美德，公共美德是指为了社会利益牺牲自己的私欲和利益的那种品德，全心全意为公共福利服务的品德。与古典共和强调公民的美德与公益心以及公民的义务相比时现代共和主义则强调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现代共和主义突出强调依靠制度的同时并不放弃美德。

（二）与古典共和的美德观相比时其内容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杰出思想家用自然法思想热情地申张个人自由和权利，深入追问国家的起源与目的。明确提出人们组织政府、结成政治社会的目的是保障自己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由及权利，并从此目的出发讨论、设计政府的形式，为防止统治者援引公共利益来践踏人的尊严，背离公共利益来做出迄今仍无人超越的贡献 。现代共和所钟情的美德是自我控制、自我负责、自我实现、自我反思、尊重不同意见、理性、独立、平和，可见古典共和的美德是集体本位的美德，现代共和的美德则是个人本位的美德。现代共和主义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共和主义”有些不同，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共和主义与混合政体、分权制衡、法治、代议制等宪政原则结合在一起，它是对纯粹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制。共和思想的精髓、不足及其规避，国内学者刘军宁把共和思想的原则准绳概括为公、共、和：公，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的政体，能够实现正义的政体；共，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但是回顾西方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但历史上的共和政体有时并不比其它政体形式优越，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也注意到：“据欧洲的一些人说共和并非像大家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而是依靠多数得势的几个人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知道人民具有最大作用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己的独特判断，可以不与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们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且共和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认它有权任意行事，敢于蔑视人们迄今所尊重的一切，即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初浅的公认准则都一概敢于蔑视的政府。以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能成为合法的、不公也能变为神圣的。”汉密尔顿也通过纵观政治史分析共和制的弊端，他指出：“在阅读希腊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国的历史时对于一直使它们不安的骚动以及使他们永远摇摆于暴政与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没有恐怖和厌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政府的弊病会使这些光辉的才能和崇高的天赋走上邪路，黯然失色。”

（三）可以看出共和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共和政体必须要注意的两点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防止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而这两点在以往的共和政体里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麦迪逊也认为：“古典的共和是败坏的共和，不论它是依赖直接民主，还是依赖贵族寡头都必然要以奴役和专制为前提，奉行黩武的帝国主义和军事扩张。”在缺少民主、宪政、制衡等制度制约的前提下共和主义所追求的“共治”、“共享”、“和平”等理想必然不能实现的。民主与宪政应当成为共和中的主导因素，只有在宪政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才是最符合共和精神的共和国。共和主义思想传统在15世纪至19世纪的400年间经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中海岸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到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的英伦三岛，再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大陆的演变过程。共和主义的价值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彰显，目的是抵制君主及教会所宣称的“天生统治权利”，因此“自治”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的第一重要主张。接着先是在17世纪英国政治的变革时代与英国自身的宪法传统相结合，转变成18世纪辉格党当权派的对手“国民反对派”的思想体系，后又在北美革命和制宪时代演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主义。到美国建国初期共和思想被当时的联邦党人所吸收并发扬，这种共和思想对北美的革命和制宪产生过直接的推动。托克维尔也看到：“在美国中人们把共和理解为社会对自身进行的缓慢而和平的活动，它是一种真正建立在人民的明智意愿之上的合理状态。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一项决定都要经过长期酝酿，审慎讨论，待至成熟，方付诸实施。”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结束后参与宪法制定的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三人在纽约的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意为“共和”）的笔名，发表85篇阐明新宪法内容、目的、意义和批评驳斥反对派意见的论文，后编纂为《联邦党人文集》。

（四）《联邦党人文集》的主旨就是向美国人民说明联邦政府对美国自由与繁荣的功用，使美国人民相信这个宪法正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美国是一个缺乏封建传统的国家，从17世纪初期英国在北美的弗吉尼亚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到18世纪中后期美国独立前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美国是移民社会，它的文化直接来自于欧洲，在北美13个殖民地内部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人民仍然保留他们各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于是形成18世纪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共和主义思想随着大量移民也到达北美，与美国现实相结合，形成北美人强烈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同时也形成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和”的原则就体现为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相互包容，体现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联邦党人认为共和国的特征就是爱好和平。“公”的原则就体现为限任制、权力的分权制衡、定期选举、自由秘密投票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追求独立自治的精神，注重用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理解现实的事务，也形成在美国中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伯林认为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根本理由是前者信奉古代人的自由或积极自由，而后者则以现代人的自由或消极自由为依归。所谓“消极自由”在伯林看来它不仅仅是指绑架或监禁之类物质上的强制，而且还包括口头威胁的强制。从消极的观点看我是自由的，即我享有不受阻碍和限制的选择权。所谓“积极自由”要求的不仅仅是干涉的阙如，不仅仅是放任自流，它要求行动者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实现自我控制或自主。我是自由的就意味着我实现自我控制，它暗含着一个人与自己的分裂和对抗。佩迪特则认为共和主义主张的是“第三种自由”，即“无支配的自由”，它不属于现今流行的消极/积极二分法中的任何一种。这种自由观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说它是消极的是因为它要求免于他人的支配，但并不必然要求实现自主，不管人们认为它（自主）的含义是什么；说它是积极的是因为至少从一个方面说，它要求免于干涉之外的其他东西，它要求防止干涉的保障，尤其是防止建立在专断基础上的干涉。”

（五）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民主理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认为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已经分野，国家不能随意侵入社会，政治不能随意侵犯私人领地。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政治正当性的获得主要是依托代议制以及围绕代议制创设的普选制、政党制等一系列制度形态，肇始于17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经过洛克等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们的进一步阐述后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一种占主流的政治理论形态。现代自由主义认为人应该是一个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体，不是古代城邦中追求道德高尚的公民。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萝卜吃，这是他们的事，共和国的掌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马拉和沙里叶。共和主义认为自由的国家先于自由的个人而存在，对国家自由优先性的强调，充分肯定个人自由与国家政体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就是说离开自由的国家 ，自由的个人便无从说起。自由的国家是个人自由得以展现的公共空间 。这与自由主义的立场截然不同。近代自由主义的先驱作家霍布斯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问题乃是可以分离的两个问题，在利维坦式的国家中个人自由恰恰最有可能得到保障，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并无联系。霍布斯曾以嘲笑的口吻说意大利独立的路加城中的个人并不见得比君主统治的君士坦丁堡中的个人有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强调个人自由多少并不在于法律的来源，而是要看法律所允许的自由活动的范围。哈灵顿对霍布斯的观点进行反驳，他指出君士坦丁堡的个人自由当然比路加城的人的自由少，因为君士坦丁堡的个人的自由完全依赖于统治者的善良意志，那里除君主之外其他人的自由随时随地都有被剥夺的可能，共和主义者认为混合均衡政体是人类所能构建的政体中最好的政体。在介绍共和主义的政体观之前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政体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政体作为公共生活展开之制度框架，作为人类秩序之前提，其好坏标准虽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但最为核心的一条标准就是政治共同体的持久性，即好的政治制度应当是能绵延既久的制度。事实上西方思想史最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开始便以此来考察各种政体，他们承认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其好处，然而问题在于它们自身皆不能持久，由此便会进入一个政体衰败的过程。由王政到僭主政体，既而到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最后是民主政体、暴民政体，再到君主制，如此循环。

（六）他们认为好的政体应当是能摆脱这一循环的宿命，而可能的形式则是同时兼具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好处的混合均衡政体，即共和政体。混合均衡政体在罗马共和国、近代英国和美国是典型的实际例证。罗马共和政体包含执政官、元老院、平民大会三者的混合，近代英国包含君主、上院和下院三者，而美国则是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三者的混合，其根本精神在于把大众民主、精英统治、领导决断三者进行混合，从而兼顾国家各阶层的利益，做到尽可能的公正，古代罗马以及近代的英国、美国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的共和政体。在共和主义阵营中除关注混合均衡政体的一方外另一方更多地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提倡公共美德，如审慎、节制、勇气、正义等，他们往往也被称为公民人文主义者。共和主义之所以把美德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坚信"美德可以战胜命运"，同时和平自由的生活除了有赖于制度设计外还要看公民的德行。美德与自由是相互支持的关系，美德败坏之时即为政治衰亡之始。他们认为：“为了保证自由的价值得到维护，首先需要促进的与其说是有效的组织和法律结构，不如说是全体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文艺复兴后期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均如此主张，他们目睹共和国体制的脆弱和腐化以及连年的战争状况，此时对有美德的君主、有美德的公民的呼唤便顺理成章。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前十书》虽然重点不一样 ，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则是美德与自由的相容，他实际上向人们表明：一切保证公共生活中取得成就、维系自由的品质都可称为“美德”，其逻辑结论则是为了维护安全和自由，如果需要作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去做。以斯金纳之言，马基雅维里论证公共美德与基督教时代旧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不过将美德这个观念与在实践中拯救自己国家的生存和维护其自由所需要的一切品质等同起来。古典共和主义主张的“美德”是政治领域中的“公德”，是一种公共精神。共和主义与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区别重要的一条在于前者是整体主义的，而后者是个人主义的 。共和主义的整体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价值，但终究突出整体的优先性，即离开共同体便不再有自由的个人。

（七）柏拉图的下面这句话可谓古典共和主义基本立场的高度概括：“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当共和主义将自由从严格的政治角度来界定时一种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便是其必然结论了。政治平等主义意思是说政治身份的平等，即每个自由人都是平等的，其基本信条是“任何人都不能压迫另外一个人”，当然在古代世界这是把奴隶排除在外面的。政治平等主义是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平等，而不涉及任何分配均等的问题。共和主义虽然有君王、贵族与民众的区分，但他们是将这些等级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天然有贵贱贤愚之分。而在政治共同体中每个部分均应当发挥合适的作用，共同体要为每个等级提供福利而不是为某个等级服务。政治哲学界自以赛亚·伯林以来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类型划分堪称经典，斯金纳试图以统一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方式，将伯林所做的划分进行调和，但当斯金纳说马基雅维里等新罗马作家也持一种消极自由观时未免有点勉强。斯金纳的论证并没有使古典共和主义摆脱“积极公民”、“参与自由”等典型的伯林意义上的"积极“色彩，毋宁说斯金纳是补充这样一个道理，即古典共和主义同时包含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且它对自由的要求更高，即当自由主义以底线自由（个人私人空间免受外界侵犯）为目标时古典共和主义反复表达这样一个道理：消极自由必须有积极自由做基础。这样古典共和主义确实补充自由主义未能重视之处。古典共和主义由于以公共性、相互性为其基本原则，实际上将公共领域推到政治哲学的前台，这在当代自由主义所主导的西方政治哲学世界中尤其显得引人注目。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共享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只是自由主义致力于强调私人领域之首要价值。而共和主义则强调公共领域才是实现自我的场所，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满足一己私人生活之安逸富足，而是要进入公共世界，去寻求荣耀，追求意义，展现风采。共和主义作家的思想提醒人们注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而微妙的联系。

新保守主义

（一）新保守主义是政治思想、动向及运动的一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从先前的自由派观点转向保守目标和方法的美国意识形态，在己故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及乔治·沃克·布什执政期间均推崇“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之所以称之为“新”是有以下两个原因：当时提出这种主义的具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背景者不少均首度接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较为曲解现时的保守社会政治思维，这种主义是从不少二战后的知识根源中导出，包括文艺批判及社会科学。保守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是保守派的意识形态。7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福利国家运动和美国“伟大社会”运动受挫，中右势力赫然崛起，从70年代末开始保守派先后在英、美、西德等西方工业大国上台执政，在法、意、奥、瑞典等国也有相当进展，形成1848年革命以来最强劲的保守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也因此而迅速扩大影响，成为8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 保守主义在西方社会渊源深远，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纳、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近代的托马斯·霍布斯等大思想家均有程度不等的保守色彩。但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哲学和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却迟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才形成。那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以暴力和恐怖为手段的社会激变对欧洲以至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并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应，保守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首先奠定其思想基础的是英国政论家和议会活动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使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保守分子产生很大的担心和恐惧。伯克于1790年出版《法国革命感想录》（也译为《法国革命论》），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猛烈的批评，提出一套系统的保守主义观点，这被公认为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但伯克从未使用过保守主义一词。

（二）保守主义来源于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王派创造的，这个术语迅速为其它反对法国革命的政治集团所采纳。美国共和党从1830年开始自命为“保守分子”，英国托利党也于同年得到“保守党”的称号。首先保守主义反映一种守旧拒新的社会心理，著名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休·塞西尔说：“谨慎小心的普通人不相信那种未经自己的经验测试，也不知道别人的经验业已测试，并发现是令人满意的事情。他宁可选择他所熟悉的、即使不完善的东西，也不选择未经测试的新东西，尽管那种东西可能是很吸引人的。”这种经验主义倾向使保守主义一向贬低理论的作用，因而自身也从未形成严整统一的学说体系。其哲学基础是：承认人的本性是恶的，是有缺陷的，必须通过法律和宗教对这些加以限制，否则人的邪恶本质就会通过战争、暴力和掠夺等表现出来。故在哲学上保守主义深受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影响，确认人类本性和理智有难以药救的缺陷，社会弊病只可减轻而无法根除。因此保守主义总是怀疑政治活动的功能，反对彻底改造社会的任何企图，特别是未经检验的乌托邦理想。节制政治的观念是它区别于其它政治思潮的分水岭，自由主义虽然也提倡节制政治，其出发点和目标却不同，它所鼓吹的人权、进步和理性等抽象概念都是保守主义不能接受的。其次保守主义的社会观是一种“机体论”，在对待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有机体，它所依赖的是传统、习惯、法律和秩序，对社会变革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它把人类共同体理解为生物一般的有机组织，其中各局部之间、各局部和整体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局部不可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

（三）同时各局部的地位也不同，如大脑和心脏在人体中的作用就超过手足和毛发。这种观念的现实含义是：社会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社会的整体或公共利益应高于个人和集团利益，等级和阶级差别乃自然秩序所定，因此所以社会成员均应服从命运、各司其职。所以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保守主义强调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只有成为家庭、集体、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才有存在的意义。再次在政治上保守主义坚持柏拉图创立的贤人治国原则，宣扬领导权必须交给素质优异的杰出人物，而不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群众领袖。统治权应该是永久性的，不能受频繁的选举活动的干扰和破坏，以确保政治的连续和稳定。保守派一贯强调秩序和法律，维护有利于统一的传统社会纽带如宗教、习俗、伦理、家庭等。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到“秩序党”的称号，与自由派的称号“进步党”恰成对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守旧拒新的保守态度主要表现为安于现状，不愿看到任何形式的剧变，无论急速前进还是大步倒退，因此一般说来保守和反动不宜简单地等同起来。此外保守态度也并不意味着其思想内容一成不变，首先不同时代的社会现状和传统大不一样，如自由放任在19世纪是新生事物到了20世纪就变为妨碍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反而呼吁国家干预以对抗威胁个人自由的垄断组织，因而当代放任主义者不再属于自由派而属于保守派。其次西方保守派是有执政能力的强大政治势力，他们出于竞争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时常变换政纲，以吸引各阶层的广大选民，与自由派和社会党人进行竞争。当代保守主义者甚至高唱改革，当然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以变求保，以温和改革取代激进改革，或者说对别人的改革进行改革，以上保守主义的特点只是概而论之。某些保守主义派别和理论家每每表现出更极端的论点和主张，甚至混迹于反动阵营，这是政治思想领域的正常现象，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四）新保守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反国家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进行猛烈批评，认为政府已经超载，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己在那里运行，实际上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发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20世纪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说；二是殖民时期的新教宗教信仰。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论认为要追求自然的正当，可不顾或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自然权利一旦进入信仰领域，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超越法律，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新保守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解读是人类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人道观念对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我们掌握自然权利，是自由、民主国家，他们是独裁国家。因此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是神圣的，因而都是自然合法的。滥觞于美国殖民时期加尔文教义中的“选民”思想也为新保守派继承，他们对“选民”的阐释，结合北美大陆的特殊环境，催生美国具有“领导世界”的使命观：即美国是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命运负有特殊责任。正是这种理论使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可以为实现使命而不择手段，主张输出美式民主，在国际竞争中占领“道德高地”。新保守派还认为实力是美国担当世界领导的先决条件，盟国之所以紧随是因为可以搭车，非盟国之所以不敢挑战是出于对美国实力的恐惧。对那些不自量力者，美国应靠“拳头”而不是靠“舌头”说话。埃德蒙·伯克认为：“人性是无知和容易犯错误的，平等只是一种虚构，社会政治体内必然存在等级差别，这是一种习惯的社会纪律，遵从社会的习惯和传统就是人的本性。”

（五）法国大革命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不过是一派既无价值又含糊其词的具文，这是其一。其二伯克认为同国家相比时个人是渺小和短暂的，而国家或公共生活是伟大的、永久的。文明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财富。国家是最高财富的化身，一个人只有成为社会成员才能摆脱野蛮，一个人所有的精神财富都来自有组织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否则个人就会成为一帮杂乱无章的逃兵和无赖。其三伯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该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民族性格、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习惯等所决定的，是经过若干世纪、若干代人慎重选择的结果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习惯和传统，要创造什么新的政体是极其可笑而可悲的。他反对革命和改革，主张审慎的“改善”。他认为伟大的政治传统一向包含有自身发展的提示，社会政治制度可以改进，但必须遵照人民的习惯，符合历史传统。改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这种传统，如同修缮房屋一样要使修缮尽可能地符合房屋的格局，伯克的思想对后来的保守主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批判，指出自由和法律秩序、伦理准则、个人尊严之间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抽象的、孤立的自由只会蜕化为少数人的特权而终归毁灭。法国革命恰恰破坏自由的条件，因此其结局必定是空前的混乱和新的专制。西方思想界对埃德蒙·伯克的观点评价各不相同，但公认他对法国革命的前景有惊人的预见力。埃德蒙·伯克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阐发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信念，诸如上帝缔造的、以身份和财产不平等为标志的“自然秩序”；“时效”所产生的权益；由无数世代共同创造、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民族”概念；容忍渐进的和保存优秀传统的改良，反对蓄意破坏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激变的态度等等。

（六）伯克热情赞颂贵族精神，但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复古主义者。他所维护的是英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个人自由，他本人就曾属于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因此伯克对西方政治思想有跨时代的深远影响，不仅为早期保守主义奠定基础，而且依然是许多当代保守党人的精神源泉。自埃德蒙·伯克之后保守主义在19世纪发展为三个不同学派：法国的正统主义，也称拉丁派，属于保守主义的极右翼。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两位法国贵族——德·梅斯特尔（1753一1821）和德·波纳德（1753—1840），他们实际上是封建贵族的代表。这一派发挥伯克的神权思想并使之系统化，指责1789年大革命毁灭精神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严厉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利倾向。他们要求恢复革命前“黄金时代”的政治制度，即统一的世界性基督教会和绝对王权相结合的封建专制。正统主义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盛极一时，但其专制主义立场完全违背历史潮流，同时也与温和派保守党人不合拍，因而自1848年欧洲革命后便渐趋衷落。不过它在后来的法国保守主义传统中仍有一定影响，20世纪20和30年代夏尔·莫腊和莫里斯·巴雷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就是其后继者；德国浪漫主义，该称号缘于赞美情感、贬低理智的精神倾向。其成员为一批缺乏科学头脑、憎恶资产阶级并支持贵族和君主制度的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有诺瓦利斯（1772—1801）、弗里德里克·冯·施莱格尔（1774—1829）、亚当·穆勒（1779—1829）、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1834—1896）等。此外英国的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和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同他们也有关联，这派人持一种世俗的、辩证唯心主义的眼光。他们把伯克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将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其动因在于自然和时间。他们注重传统和历史的连续性，反对社会革命。倡导精神的绝对自由，但是与社会有机体论相结合，主张实现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个人应献身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事业，而不是追求个人权益。

（七）这种观点最终导致无限度的种族统一和国家权力，因而同样与温和派保守主义有冲突。他们反对理性，主张用人的情感、情绪和激情来体现现实。在政治领导权问题上他们有一种类似精英论的观点，论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诗人、哲学家等）的统治使命，浪漫主义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英国的温和派，其主要代表除伯克外还有威廉·科贝特（1763—1835）、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侯爵（1830—1903）、亨利·梅因（1822—1885）、威廉·莱基（1838—1903）、詹姆斯·斯蒂芬爵士（1829—1894）等，此外本杰明·孔斯坦（1767—1830）、德·托克维尔（1805—1859）等比较保守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也与他们有相通之处。这一派的价值观有强烈的贵族主义色彩，但不像前两派那样绝对化，而比较灵活、实际。他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保守派，主要旗帜为个人自由、法治和议会民主，主张以妥协、温和的手段调解社会冲突。他们厌恶近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民主，却又避免直接对抗，并能采取主动行动竭力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防止其走向极端，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领导的“托利党民主”运动就是一个突出例证。英国温和派影响最大、最持久，是早期保守主义的主流。19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潮是一个复杂的思潮，里面既有封建的保守势力的思想，又有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这三个学派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它们反对革命、抵制民主改革的基本立场接近一致。每一派在其它国度亦有代表人物，而不少思想家兼备两派、甚至三派特征。各派之间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别：一是由于各国社会传统不同，如法国的政冶斗争一向十分激烈，左右两翼没有妥协余地；二是由于各国发展程度不同，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进程落后于英国一个世纪以上，而当时的德国甚至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战后各国保守主义的差别日益缩小，因为它们的论敌趋于一致：国际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以意、德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各国国内的左翼和中左翼势力，即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福利国家运动。在保守派看来这些不同敌手的实质相同：威胁传统个人自由的国家干涉。因此欧美各地的保守主义逐渐联成一体。

（八）进入20世纪以来保守主义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二战前后为第一阶段，此时西方政治秩序正发生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保守派遇到明显挫折。他们在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是对消逝的旧传统的悲叹、对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抵触、对民主运动和革命风潮的恐惧和对强有力的杰出人物即精英人物的强烈呼唤，但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派人物：一是精英派和专家治国派，以意大利的莫斯卡（1858一1941）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一1923）为代表的精英派认为人类社会永远存在有文化教养的杰出人物和愚昧无知的民众。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和企业的管理人物是杰出人物，而保持精英的素质和领导权是拯救西方的惟一途径。以美国的伯纳姆（1905—）和加尔布雷思（1908—）为代表的专家治国派则根据现代工业社会的新变化认为西方各工业国都进入管理社会，出现新的管理阶级和作为社会主体的技术专家，他们是社会的真正领导者，议会民主行将灭亡；二是以英国的保守党政治家塞西尔为首的保守主义，塞西尔对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作了新阐发。从二战前后到7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此时保守派处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盛行时期，与此相应的正是新保守主义潜心研究、酝酿和提出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期。当代许多新保守主义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观点、崭露头角的，由于部分欧洲保守分子曾同情、支持甚至参加法西斯运动，保守派在战后声名狼籍，以至于除英国之外的其它欧洲保守主义党派均被迫改换招牌。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运动横扫西方世界，保守派为大势所趋在福利建设方面与申左翼竞争，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哈罗德·麦克米伦（1894—1987）的“中间道路”。这种思想现实可行并有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丧失独立价值。

（九）在此期间美国涌现一批以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预示着保守主义的复苏，然而其思想并未完全越出“中间道路”的轨范，因而尚不具备改变政局的力量。7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西方社会的困境，从70年代后期开始保守派开始接连赢得选举，而新保守主义思潮也迅速蔓延，成为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对福利国家的挑战，也是对保守主义中间道路的反省，但已不是传统或古典的保守主义，而是吸收部分自由主义成份的保守主义，即把古典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反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因此研究西方政治思潮的人们通常把他们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多把他们称为新自由主义者。这两者含义的角度不同，这个时期另一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具有深厚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西方保守主义的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及罗伯特·诺齐克（1938—2002）、詹姆斯·布坎南（1919—2013）等。新保守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重要影响，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经济出现滞胀，爆发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政府机构膨胀，这引发大量社会问题，这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方式发生新变化。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对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发生重大影响，这些国家纷纷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大力推行以私有化、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为主的一系列政策。其结果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80年代到90年代获得新的发展，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赫尔穆特·科尔等都因此而曾经连任。新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研究了一些重要问题，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十）他们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力图调节人们收入的差距，得到结果平等。这反过来必然危及机会平等和人们自由竞争的权利，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会削弱那些机会好的人的状况。使那些辛苦劳作的人去养活那些靠社会福利而生活的人，这也是极不公道的。他们甚至认为这样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专制，因为要维护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只有靠专制才能做到。所以国家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保证个人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和发展。新保守主义从与现代自由主义不同的角度研究和处理国家与个人、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关系，下面的两个事例清楚地显示新保守主义已经在美国政坛得势：其一美国总统布什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中说：“你们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些大脑，我的政府录用你们当中的二十来个人。”；其二美国一首流行歌曲《你有没有忘记》唱道：你们总说美国人爱到处找岔儿打架，九一一之后我要说，哥儿们，就应该这样……前者表明新保守主义已经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后者表明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跟着新保守主义的思路走。新保守主义者的抱负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过他们既反对老共和党人的“现实政治”，抱怨他们对外结盟时不问政权性质；又反对民主党人的传统国际主义，认为他们想依靠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去推动民主是“天真”，他们看重的是“强力”。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在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觉得“恐怖主义”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欢称“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时期之所以反对跟苏联搞缓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专制主义的软弱和对“反文化”的宽容。

（十一）9·11事件之后他们又一再强调民主国家面对的暴政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要有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回击恶势力的挑战。由此可见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历史的终结”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义者，他说：“新保守主义者丝毫不想维护现存事物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建立在等级、传统和对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厌烦国际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识”，认为捍卫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改变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推进自由民主的传播。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个大目标上美欧是一致的，但欧洲人倾向于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去促进，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借助武力去移植。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例如人们通常说联合国实行的是国际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时迄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民主”，因为专制国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愿的。基于这种认识时新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内的投票历来不以为然，如果有谁批评美国一方面为国内政治中的制衡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他们就会以同样的逻辑断然反驳：让谁制衡？让专制统治者吗？有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指责欧洲国家姑息专制政权，正在重犯“绥靖”的错误。谈起美国及其价值观，新保守主义者毫不吞吞吐吐。诺曼·波多拉兹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但跟其他大国相比时美国总的来说一向是副好心肠。”汤娒·多纳利声称：“美国的价值观适用于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俗宗教，美国是运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们举例说：“二战之后的西欧复兴、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平息巴尔干的战乱、铲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无一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没有美国，谁去处理巴以冲突这个肿瘤，谁去解决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呢？一副舍我其谁的口气。”

（十二）克里斯托认为，“靠国际的标准、法律和谈判构筑美妙的多边世界”是极端危险的，美国应当把自己的力量与其世界使命联系起来，“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否则，世界的形势就会恶化，而且很快。”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应当增强军力，铲除那些“邪恶政权”，并且警惕任何国家出来与之作对。新保守主义痛恨专制，但并不是主张遇有专制就动枪动炮，它主张“选择”。其标准用劳伦斯·卡皮兰的话来说是两条：第一，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能够引起地区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于推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于不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其他专制政权呢？他们准备把道德大旗暂时卷起来，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现实政治”：可能的话“遏制”它们，必要的话拉为盟友。美国在里根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今天则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释。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爽快地表示：“我并不一味反对国家利益。”据报道，《洛杉矶时报》一位记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书，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犹太裔，所以“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对大屠杀的记忆”，他们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某一天遭到攻击而无从还手，从而带来“文明”世界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立场的纠正，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主张扩大政府的权力，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则在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的重新论证与复归。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只有相对的意义。因此，许多人把哈耶克、弗里德曼称为自由主义者。

（十三）新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思索和解决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难兄难弟，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它们都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故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吸收、采纳对方的主张十分正常。新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在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如：如何看待自由市场的竞争和发展?政府要不要干预，如何干预？要不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尽管它们的观点不同，但本质上又是一致的，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使现代自由主义主张的国有化，实际上是私有制的一种变化而已；无论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还是新保守主义主张自由竞争，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它们都不可能、也不会完全否认或者抛弃个人自由。新保守主义者的抱负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过，他们既反对老共和党人的“现实政治”，抱怨他们对外结盟时不问政权性质；又反对民主党人的传统国际主义，认为他们想依靠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去推动民主是“天真”，他们看重的是“强力”。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觉得“恐怖主义”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欢称“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时期之所以反对跟苏联搞缓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专制主义的软弱和对“反文化”的宽容。九一一事件之后，他们又一再强调，民主国家面对的暴政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要有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回击恶势力的挑战。由此可见，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十四）“历史的终结”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义者，他说：“新保守主义者丝毫不想维护现存事物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建立在等级、传统和对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厌烦国际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识”，认为捍卫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改变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推进自由民主的传播。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个大目标上，美欧是一致的，但欧洲人倾向于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去促进，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借助武力去移植。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例如人们通常说联合国实行的是国际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时迄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民主”，因为专制国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愿的，基于这种认识时新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内的投票历来不以为然。如果有谁批评美国一方面为国内政治中的制衡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他们就会以同样的逻辑断然反驳：让谁制衡？让专制统治者吗？有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指责欧洲国家姑息专制政权，正在重犯“绥靖”的错误。谈起美国及其价值观，新保守主义者毫不吞吞吐吐。诺曼·波多拉兹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但跟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总的来说一向是副好心肠。”汤娒·多纳利声称：“美国的价值观适用于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俗宗教。美国是运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们举例说，二战之后的西欧复兴、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近年来平息巴尔干的战乱、铲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无一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没有美国，谁去处理巴以冲突这个肿瘤，谁去解决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呢？一副舍我其谁的口气。克里斯托认为：“靠国际的标准、法律和谈判构筑美妙的多边世界是极端危险的，美国应当把自己的力量与其世界使命联系起来。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否则世界的形势就会恶化，而且很快。”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应当增强军力，铲除那些“邪恶政权”，并且警惕任何国家出来与之作对。

（十五）新保守主义痛恨专制，但并不是主张遇有专制就动枪动炮，它主张“选择”。其标准用劳伦斯·卡皮兰的话来说是两条：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能够引起地区规模的民主化浪潮；有利于推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于不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其他专制政权呢？他们准备把道德大旗暂时卷起来，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现实政治”，可能的话“遏制”它们，必要的话拉为盟友。美国在里根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今天则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释。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爽快地表示：“我并不一味反对国家利益。”据报道《洛杉矶时报》一位记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书，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犹太裔，所以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对大屠杀的记忆。他们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某一天遭到攻击而无从还手，从而带来“文明”世界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新保守主义并非几个鹰派人物的一时冲动所致，它有其严肃的思想理论基础。据认为新保守主义有两位思想鼻祖：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利奥·施特劳斯（1899—1973）；军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战略专家阿伯特·沃尔特泰尔。施特劳斯出生于德国黑森州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20世纪30年代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流亡巴黎、伦敦、纽约，战后定居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二十多年，最有名的著作是《论暴政》。据介绍施特劳斯毕生研究的是希腊古典哲学及宗教，跟当代并无直接关系，他也没有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著，但是他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新保守主义者。西方报刊广泛报道的是他的以下思想：“施特劳斯认为道德价值具有不变性，存在一种“自然法”，即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有不变的标准，它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但是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陷入相对主义，现代化又造成对道德价值的抛弃以及对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的抛弃。善恶的相对主义不敢承认欧美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优越，导致对暴政束手无策，当我们被带到同暴政（一种超过过去最厉害的思想家最大胆的狂想也无法想象的暴政）面对面对峙的境地时我们的政治科学无法识别它。”施特劳斯认为人类对“完美社会”的向往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

（十六）他亲身经历过软弱的魏玛共和国，目睹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清晰地看到邪恶的可怕，这些个人经验深刻地影响他日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终生关注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这个重大课题，他指出：“如果民主政体软弱，拒绝反对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暴政，就没有任何站住脚的可能性。他认为社会制度有好坏之分，政治上的考虑不应当剥夺对一个政权的价值判断。美国的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就人的充分发展而言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制度。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施特劳斯哲学思想的传人、同样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阿伦·布鲁姆猛烈抨击西方六十年代的“社会文化革命”，认为它直接导致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确”。他指出：“在‘政治正确’下似乎任何事物都有价值，各种文化彼此彼此，无所谓优劣。无论什么都成了文化，毒品文化、摇滚文化、街头斗殴文化不一而足，不得有任何的歧视，文化的失败也成了一种文化。”“政治正确”造成“西方文明的自我蔑视”，某些大学生及教授甚至完全准备接受常常是侵犯自由的非西方文化，而对西方文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布鲁姆坚信：“古希腊人实行的民主代表最高形式的文明，自由社会是人类所设想的最好的社会。”阿伯特·沃尔特泰尔是数学家，曾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等大学任教，担任过里德公司研究员、国防部顾问，是美国核战略的制定人之一。他最早对“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战略既不道德（大量杀害平民），又没有效力，因为任何有理智的国家领导人（至少美国总统）是不会做出会带来各自自杀后果的决定的。”他因此提出一个替代战略——“逐步反应”或曰“逐步升级威慑”，后为美国政府及北约所采纳。按照这种战略思想时要准备打有限战争，必要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和能够攻击敌方军事设施的高精度的“智能武器”。沃尔特泰尔激烈反对跟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认为这将阻碍美国工艺技术的进步。后来里根总统听取他的意见，随后抛出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进入21世纪美国朝野激烈批评过去同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最终废除它，在这场大辩论中批评反导条约最激烈的大都是沃尔特泰尔的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