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随便记点

心爱女人的儿子不能被封为太子，自此皇帝开始跟群臣摆烂。

明朝组织缺乏分析统计数据的技术和思想，对体制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分为文官和武官两方面。 对文官来说， 一是各县税收漫无标准：富裕县税收多一两个百分点，县令宦囊充裕；贫穷县如果按此标准征收，则是苛政；而富裕县和贫困县是不断在变化的，国初定立的某个县税收标准，在若干年后往往与实际不相符；缺乏统计使得中央无法了解各县经济发展的变化。 二是上级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级官员各自抽取“常例”，所以下级有自主财政权；而人事任免权力集中于北京。 三是文官集团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上的不足。有的文官从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促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与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威胁下抢救危险河堤

对武官来说， 一是军队给养掌握在文官集团：帝国重文轻武的风气，使得完全不可能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勤。有时士兵抄掠百姓，士兵的长官自然要收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文官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二是军队补给线混乱：一个府县，可能输送粮食和银两给十几个不同的军队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定制，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线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需要。

明朝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缺乏胆识以致失态严重，也可以完全相反被检举为浮躁轻率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上级总可以归罪于地方官。这是因为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过错出在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无法结案。悬案不结，责任不明，文官机构的运作规律也必被破坏，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明朝推行伦理道德作为治国标准，效果不理想，可没有更好方法。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首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物有一致看法？又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读书人？个人私心会随时变迁，只有伦理道德相对不变。比如邹元标，26岁得中进士，当时没有任何官职，但是敢根据圣贤的指导，弹劾当时中央最高官员张居正不肯丁忧得可耻可恶，因而他进士头衔被革，流放到贵州的穷乡僻壤；五年后冤案昭雪，任给事中，职司监察（相当于如今的中央纪检委），然后又两次上书批评皇帝不能清心寡欲、有错不改，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说皇帝没有人君风度。两次上书哪里来的底气？靠的就是道德上的权威。（古代的封建道德不完全服务于皇帝。读书人或是追求的是对道德忠而不是对皇帝忠；或是追求钱财，声名狼藉，搜刮自肥得让人愤慨；或是介于两者之间，会在灰色地带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保持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也保持情操）

而这也使得军队退伍后难以生活：对退伍普通士兵，在军队里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存疑）。对退伍军官来说，我们的退伍军官也难以担任民政职务，因为我们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后竟毫无用处，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仪表、文辞、辩才、圆滑。 申时行，体会得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很是复杂，所以他放低标准，期望“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若有一种体制or哲学or道德，能把人们公认的理想和私欲结合，阴阳合一了，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费大劲调和阴阳，但是这体制我还未曾听闻，这哲学我知道，这道德处处都是）。 ​ ​用严政考察官员，会使得行政体制人心惶惶，不稳定，还容易引发相互包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