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
有人说，人这一生不能太早遇见太惊艳的人，我却觉得自己大概是上辈子撞了大运，运气太好，这辈子竟遇见了两个。这两个人，惊艳了我的一生，也守护了我的一生。 我叫李争，争气的争，出生在京海市一个人如其名、民风彪悍的村庄——莽村，村里人大多好勇斗狠，是远近闻名的混混村。 我爹死得早，我娘再怎么泼辣要强，在这么个地方，一个人带着我这个女娃，仍是生活得十分艰难。从小我就受尽了白眼，无论奋起反抗还是逆来顺受都改变不了被欺负的命运。 如果村欺也有排名，我大概能排第二，被欺负得最多的是顺叔家的傻儿子——李青。顺叔是个老实人，护不住他。 青哥比我大几岁，响哥又比他大几岁。山叔嗜赌成性，也是个不着家的。我没了爹，他们俩没了妈，我们三个对于李宏伟他们来说，仿佛全身上下都写满了“好欺负”三个字。 但响哥和我们不一样，他年长些，个子窜得很快，身手又灵活，脑子还好使，他一个人可以吊打三个李宏伟。 对于那时年幼的我和青哥来说，挡在我们面前的响哥，无异于天神下凡，神勇无敌。 从那以后，我们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铁三角”，响哥是最“铁”的那一角，拖着我们两个油瓶，凑了另外二角。 我妈说，响哥特别像他去了的娘，长得好，心地也好，可惜老天不开眼，好人总是不长命。我心里不服气，响哥那样厉害，他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但现实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原来神也是会受伤的。那天我和青哥在村口玩，他一脚把球踢到树杈上去了，怎么也弄不下来，我们只好等响哥放学回来求他帮忙。他爬上去给我们够，结果脚一滑掉下来了。 我们俩都吓傻了，最后还是响哥忍着疼指挥我去找大人，还跟山叔说是他自己把球踢树上要去捡的。 青哥当时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好手艺，我们巴巴地求我娘帮忙煮了半个月的糖水，每天都一起去医院送给响哥。 我们去时，响哥一般都在看书，他是我们村学习成绩最好的人。我娘总是说让我以后要跟响哥学，好好读书，将来要是争气，能考上大学，她就能跟着我享福了。 响哥出院后，我们依旧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一直到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那时起他开始住校，便回来得少了，再后来考上警校就更见不到了。他课余时间都用来勤工俭学，一般只有过年才会回来。 虽然见不到响哥，但山叔看着比以前舒展多了。村里人都知道，他家响响考上了村里从未有人读过的警校，而且不用他供养，能自己挣学费，读完书出来就是要当警察的。 村里有人眼红，背地里嚼舌根子，我听到了总要跳上前把他们骂一顿。这些人自己活在沟渠里，倒不信天上有干净的月亮。 青哥的病并没有随着年纪渐长而好转，总是时好时坏。他记不住太多事，响哥太久没回来，他便渐渐不太记得他了。但我和响哥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会给我写信，给我寄参考书，叮嘱我若受了欺负一定要告诉他。 等他再回京海时，我刚上初中，他被分配到双桥派出所工作，所里很忙，他仍是不太回莽村。 我考到市里读高中的那年，响哥调到了市局，仍然很忙，但他会抽空来学校看我，带我出去吃顿好的。 从小到大，他已经给了我太多照顾，我娘让我要知恩图报，但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能给他，不想再欠下更多。可我总拗不过他，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听他的话，他在我这里总有一种兄长的威严。 大二那年，我娘走了，她还是没能等到我孝敬她，让她享福。 后事是响哥帮着我操办的。下葬那天，我在娘坟前哭得不能自已。我娘原来跟我说好人不长命，我是从不信的，我总认为好人就应该长命百岁。 响哥沉沉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人间的日子太苦了，老天爷是让你娘回天上享福去了。” 响哥的手掌很温暖，可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难过啊，是我眼睛哭花看错了吗？那时他早已经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队长了，日子难道会比我们小时候在莽村时还苦吗？最终我也没有问出口，响哥从不会跟我们说他的难。 大学期间我成绩一直很好，但越临近毕业却越有些迷茫，想不清后面的路。所以同时准备着考研考编，甚至还有报名参军的打算。 响哥让我慢慢想，不着急，还安排我到他们那儿实习。说是刑警队内勤的岗位，其实工作很轻松，就是让我走个过场，时间到了能在实习报告上盖个章就行。这样我就能利用空余的时间好好复习备考，也能仔细想想以后的路。 我一个实习生，约等于一个不占编制也不得利益的免费劳动力，我不想给响哥丢脸，交到手上的活都干得漂漂亮亮，所以大家对我也挺照顾，在队里的那几个月我真过得挺好。 但我头一次知道，响哥其实过得不好。 他总是皱着眉，笑意永远到不了眼底，他会在不开灯的办公室坐到很晚，早上上班时身上偶尔会带着一夜都未能散尽的轻微酒气。 我见过一个戴眼镜的人来找他，人们说那是市政府的王秘书，市长身边的人，说响队攀上了市里的关系，以后肯定平步青云。 我也见过安组长私下质问他每天都在做什么，说他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 很早以前响哥带我跟他吃过饭，我还记得响哥那时候带着一脸嘚瑟的笑，介绍道：“这是我战友，安欣。”他们之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样的？ 响哥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小时候在莽村，就算被李宏伟带着一群人围攻，他也是站在人群中间头不会低一下，腰也不会弯一下的那种人。 我还记得我学过的一篇课文，里面写白杨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我当时就想，它大抵就是响哥那样的，高大的、笔直的、顶天立地的。 但现在响哥的背确实开始驼了，仿佛有看不见的千斤重担在一步一步压倒他，我想他一定很累吧，但他从来不说。 只有在青哥走的那天，他跪在亲手立的牌位前，痛哭失声，我头一次见他那样伤心。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得不”，青哥做了错事，而响哥无力挽回。这不是他的错，但我看着他折弯的膝和佝偻的背，知道他把这桩罪背在了自己身上。有些人的善良，会把自己压垮。 我想要搞清楚响哥到底为什么变成这样，但响哥不说，安组长也不说，没有人告诉我。我想要从别人那旁敲侧击，也是收效甚微。 还没等我找到答案，2006年的冬天就到了，那是我此生经历过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那天风很大，苍白的阳光远不足以驱散人间的寒冷。队里接到禁毒支队的电话，说高启盛出现了，还绑架了高启强，点名要跟响哥谈。全部人都应声出动，只有我没资格去。 一小时后，我接到电话，他们让我赶紧去医院，说响哥出事了。我立马慌了神，腿直发软，跌跌撞撞赶过去。 大家都聚在急救室门口，他们告诉我，高启盛抱着响哥从十多米高的骑楼坠落，当场死亡，响哥还在里面抢救。 我抖得站不住，只能跌坐在长椅上，闭着眼睛祈祷，希望响哥他娘和我爸妈在天之灵能保佑他平安无事。 很可惜，他们大抵是没听到。我迎来的只有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他们说那是我的响哥。 我不愿相信，但任凭我如何尖叫、哭喊，躺在那的人再也不肯给我一句回应，不肯再摸摸我的头，叫我一声“小争”。他的掌心再也没有和煦的温度，只剩下冰一样的寒冷。 安组长带着我去响哥的宿舍收拾遗物。我看他步履沉重地走进去，径直走向书桌，想拉开椅子，却看见响哥挂在椅背上的警服。那耀眼的肩章仿佛会烫手，他犹豫了半天才敢摸上去。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说：“这是响留给你的。” 我好久没有听到他这样称呼响哥了，上一次大概还是在六年前，他们给对方安的前缀还是“战友”的时候。 响哥做事情总是很周全，我猜安组长一定也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大概有他一直求而不得的答案，不然他不会再叫他“响”。 响哥说过的，安组长眼睛里揉不下沙子。响哥曾是他眼里的一颗沙子，现在沙子却化成了眼泪，承载这些泪水的是响哥桌上的照片。 我知道，照片中间的人是他们的师父——响哥最敬重的人，六年前就牺牲了。现在照片里的三个人，就剩下安组长一个了。 我打开响哥给我的信，没能像安组长一样得到想要的答案。响哥还是像往常一样，叮嘱我旁的事都不要管，只管好好生活。唯一与以前不同的是，他要我离开京海。 我很不情愿，但他向来知道怎么拿捏我。他只消在信的结尾用柔软的笔触写一句：“小争，听哥的话。”我就会乖乖照他说的去做，如同收到军令的士兵，不折不扣，令行禁止。我说过的，他在我这里，向来有一种兄长的威严。 待我读完信，安组长告诉我，他用尽一切关系也没能找到山叔，他恐怕已经不在了，响哥在信中委托我们帮他立个衣冠冢。 我不敢细想，响哥到底何时写下了这些信，何时预料到这个世界上唯一与他有血脉亲情的人可能已经走了，何时开始亲手一步步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我们从不知道他到底在走一条怎样的路，瞒了我们多少事，自己背负了多少痛苦。 我想，他牺牲那天，可能不是天上的人没听到我的祷告，只是响哥自己不愿留下，所以他们遂了他的愿，帮他摆脱这人间的苦日子，让他到天上享福去了。 虽然我还是为他不值，他是那样好的一个人，到头来却连个有资格为他立碑的人都没留下。但令人略感宽慰的是，他的追悼会来了很多人，有同事，也有他帮助过的群众，有市里来的，也有从双桥赶来的。有这么多人挂念他，陵园里还有师父陪着他，希望他不会再感到孤单。 我听响哥的话，山叔的后事一了就回了学校。毕业时参了军，从东南沿海奔到西南边陲，从海岸钻进丛林，走得离京海远远的。从此我与京海的联系，几乎就只剩下户口本上所写的籍贯。 入伍后，我被分配到C战区C集团军工兵团通讯连，成为了一名通讯兵。军营的日子规律、专注，让我凌乱的心绪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我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多半同学毕业后都当了老师，我本以为自己算是个异类，却没想到来了部队依旧能干上这一行。 驻地附近有一所帐篷小学，是80年代部队创建的，直至现在依然保障着周围村里孩子的义务教育。 只是山里穷，防不胜防的地雷也叫人望而却步，外面来的老师没有几个留得住。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功课，缺老师的时候，部队会选派一些官兵承担教学工作。我就是这样走进了帐篷小学，在那里认识了陈晨。 那时我刚被选派到帐篷小学不久，陈晨带着文具和运动器材来看孩子们。 在工兵团，大概没有人不认识他。受伤前，他是团里连续三年的排雷冠军，是技术最过硬的尖兵，受伤后，是排雷英雄，军区各大报纸上都挂着他的报道，更有传言他的手术是陈司令签的字。 见面后我规规矩矩向他敬礼，他认真地回了礼，然后笑着说：“这也不在部队，以后用不着这样。” 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他跟孩子们已经很熟了，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听他讲课。可没想到课上了一半就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华阳踩雷了。 最终陈晨为救他，自己被炸，受了轻伤。大家都紧张坏了，他倒是浑不在意，还乐呵呵地跟关教导员说：“舍我条假腿，保愣小子一条真腿，值！” 我想，他的的确确是个英雄。 两年兵役很快到期，我选择了退伍。罗校长走后，帐篷小学的师资更为紧张。我答应过孩子们，要一直当他们的李老师。 只是我没想到，我退伍前才在表彰大会上见过的人，也会出现在这里。 野狼谷一战，两人牺牲，一人重伤致残，但攻破了雷公雷，还填上了地图中的长久空白，勘界扫雷任务圆满完成，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因此他们的表彰大会规模空前，是面向全军开的。 表彰大会之后，扫雷大队成了飞鹰大队，陈晨被任命为副大队长。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有为的副营少校在部队的大好前途才刚刚开始。 他却站在帐篷外笑着告诉我，他转业了。多年过去，我还记得他那天的样子，如同一棵蓬勃的树。 他对我说：“李老师，以后咱们就是同事啦！”那种如释重负的灿烂表情，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在部队我只见过他两次，都是在表彰大会上，一次是救姜医生的孩子，一次是野狼谷。他总是挺拔的、坚忍的、不动声色的，看起来有些清冷，只有来到帐篷小学跟孩子们在一起时才会有些鲜活。 后来我们接触得久了，我才知道温柔才是他真正的底色。 我时常觉得他跟响哥很像，他们都是会把别人的命运与苦难背负在身上，即便自己深陷泥淖，也要为他人寻求一点光明的人，就像天上的月亮。 响哥是被厚重云层淹没的银钩，在黑压压的乌云里也要挣出一点光，去照亮这黑惨惨的夜。而陈晨是空荡夜空里高悬的玉盘，看似清冷脆弱，实则坚定温和，会尽力去温暖怀中的每一条沟壑。 帐篷小学的日子虽然清贫，却挡不住我们简单的快乐。 陈晨得知我来自G省，便告诉我他是在那上的军校，还说起那里好吃的肠粉和宽广的大海。再后来他与我说起他的母亲和家庭，我便与他说起莽村和响哥。 当我们对彼此过去的人生了如指掌时，他从陈老师变成了陈校长。 在他的努力下，部队和县里的对口帮扶资金到了位，单薄的帐篷教室终于彻底成为历史。 那时我带着孩子们上课，他天天往工地跑，崭新的教学楼和运动场修得牢靠又宽敞，他却晒得比在部队时还黑，身上脱了好几层皮。 学校落成剪彩那天，我们去领了证。没有轰轰烈烈的求婚仪式和结婚典礼，晚上回陈晨家吃的一顿饭，就是我们婚礼的全部。 陈司令是个和蔼的家长，没有门第的偏见，我非常尊敬他，也无比感激他带给我这样好的陈晨，可我终究无法像陈晨那样毫无芥蒂地去爱他。因为他给予高等的那种欣赏目光，从来没有落在过陈晨身上。我知道他不是不爱他的孩子，只是他的爱总有附加条件，而我小心眼，不喜欢他对陈晨讲条件的爱。 我们赶在暑假结束前回了一趟京海，陈晨说他也该去见见我的家人。 在烈士陵园，他看到响哥的照片时愣了愣神，说：“我见过他。” 陈晨说，有一年春天开学，他坐火车返校，出站时看见响哥制住一个人，让他把偷的东西交出来。陈晨发现周围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朝响哥围过去，一看就是那小偷的同伙，当即冲上去帮忙。等车站警察赶到的时候，他们俩已经把人撂了一地。 彼时两个一身意气的少年，都在警察来后选择悄悄离开，除了几个眼神交流，萍水相逢之际甚至没来得及交换姓名，没想到冥冥之中还有这样的缘分，更未想到再次相见竟已阴阳两隔。 陈晨拥住我，替我擦干眼泪，叹了口气，道：“正道虽难行，后继者万千，他的战友一定会完成他未竟的心愿。” 此后每年清明，我与陈晨都会分赴两地，他去祭奠战友，我回京海看那些该看的人。 我爹娘、山叔、顺叔、青哥他们都在莽村，可以一并祭扫，只有去看响哥需走得远些，要去烈士陵园。我觉得挺好的，他就应该待在那儿，众人缅怀，松柏环绕，莽村那个肮脏地方配不上他。 我每次都最后才去看他，想多留些时间跟他说说话。有时候我会遇上安组长，有时候只会遇见他留下的花和一盆灰烬，个别没燃尽的地方能看到红头，写着某某信笺。 我觉得这写信的方法挺好，但不知道响哥能不能收到，他若看见安组长的一头白发，也不知会不会心疼。 2022年清明，我和往年一样来看响哥。这回遇见了安组长，迎接我的难得不是他硬挤出来的笑容。 我在他身边落坐，他自顾自地提起了2000年那个遥远的时间节点。我听着他波澜不惊的语调，心想安组长讲故事肯定没有孩子爱听，但我却跟着他的故事，穿越了二十年的光阴，心如刀绞，痛彻肺腑。 末了，他说：“以前响不愿意告诉你，是不想你蹚进这摊浑水，但现在，我害怕他做的这些除了我再没有人记得。” 我终究是揣着未尽的泪水，踏上了归途。学校位置偏远，回去需要辗转换乘，我照例晚上才到站，陈晨仍像往常一样来接我。 我挽着他的手，感觉自己飘荡许久的心终于有了归处。 而遥遥夜空中，一弯冰轮皎洁，俯瞰着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