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王响可以不怀念他的亡妻吗？
在这个剧获得高分和一致赞誉后，现在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说，该剧有两个特别大的问题：
一是浓郁的爹味和对爹味的浪漫化。
二是在鲜活立体的几个抱团的爹味男人形象对比下，除了女主，本剧中几乎所有女性角色都是扁平的布景板，且她们时常互害。
为此，这种批评得出结论，尽管这剧看上去不错，但本质还是一个男性视角的产物。它在女性角色刻画上所暴露的问题，体现了以导演为核心的男性为主的创作团队的落后性别观。
这种批评要控诉的是，导演看不上他创造的女性角色。
一个一再被提及的证据是，美素死后，王响心里只有儿子，从没想到过妻子。联想美素生前，王响也没什么好脸色，好听的话。
这种冷酷无情，可以理解为角色自身的局限性，也可以理解为导演的某种价值观的表达。现在这种批评倾向于后者——王响这个角色可以对亡妻不提不问，但导演完全可以用几个镜头“想起”美素，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
但导演辛爽没有。
王阳死后，他的故事还在王响的紧追不舍中继续。美素死后，因为没有在王响心里产生回响，她就失去了自我叙事的延展力，成为一个被镜头抛弃的历史性角色。
这带来一个问题：美素这个角色的复杂性乃至戏份，取决于谁？或者说，谁要为美素在王响心中位置的缺失负责？
这其实追问的是创作者和角色之间的关系。
在一些小说理论中，它们一再向读者解释一个基本情况：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作者的分身。也就是说，这些人物的性格，想法和行动，和作者现实中的真实态度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
为此，小说理论用“隐含作者”置于作者和角色之间，以避免作者和角色产生直接的冲突。
而在罗伯特·麦基的《故事》等剧本理论中，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是主人公创造了电影（或电视剧）中的其他人物。他们之间是服务和被服务关系。
在本剧中，王响是绝对的主人公。所有其他人物性格的复杂程度以及戏份多少，都是根据如何塑造和衬托王响的复杂性这一核心任务来设计。
我倾向于首先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美素这个角色。
换句话说，当我们质疑一个次要角色塑造是否合理时，需要先将之放到和主人公的关系格局中进行考察。
在这样一种要求下，我们会发现，王响和美素的夫妻关系的真相，甚至也是一个悬案。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王响和美素是一对那个年代再普通不过的夫妻状态。
王响，一个唠唠叨叨的东北爹，集体主义的狂热拥护者。对抽象的集体的热爱，让他在具体的人面前，显得不会爱，没有爱的温度。
美素病病怏怏， 总是惊吓过度一样，疑神疑鬼疑自己的病。她晚上会认真做上好几个菜，但是丈夫和儿子总有理由一眼不看，吃也不吃一口。
我们不会忘记本剧开头的一幕：王响值完夜班，早上回到家，等待他的不是热乎乎的早餐，而是味道浓烈的中药味儿。
他开始数落美素，爹味像中药一样呛人。他把妻子装的心脏支架戏称为桑塔纳，对于她想要拍个片子的卑微请求，用一句“你还是拍个黄瓜吧”自以为幽默地挡回。
在这样一个平常的早上，王响看上去想的是没吃到现成的早饭，是装心脏支架和拍片子花出去的钱。他似乎不关心妻子的病。
又或者，他的心思已被更窘迫的现实占据：装支架的几万块掏空了家底甚至挖了窟窿，衰败的工厂效益，迫近的下岗潮，以及儿子的未来出路问题。
这凝结为压在王响肩头的沉重的经济负担。
本剧塑造了一个爹味弥漫的易于辨认的东北爹形象，但我们也不难看出王响性格深处隐秘且不能简单标签化的另有隐情。
美素理解丈夫喋喋不休下面的难言之隐。让她拍黄瓜就拍黄瓜。
他们也有温情脉脉的时候。在一场吃饭戏中，王响以他好话不能好说的方式，要美素下次别买老了的菜，夹起一筷自己吃，推让新鲜的菜给妻子吃。但最后，美素还是坚持把新鲜菜留给丈夫吃。
他们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有一种共同的默契和分寸：王响大部分的说教和夫妻间的拌嘴，本质是因为没钱。但他们从来不提，不说破。
但这些日常生活和互动，都无法揭示王响和美素夫妻关系的真相——这种真相需要在一些重要事件的巨大压力下，通过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和行动来揭晓。
这件事便是王阳的死。
美素一生有几件事有求于丈夫：
第一，把装心脏支架手术的费用报销下来。第二，托关系安排王阳进厂。第三，找回王阳。
这三件事都没办成。于是当王阳的死讯一到，美素大受刺激，悍然求死。这是全剧中美素继药房大闹后，最激烈的行动。
为什么？
她不想知道儿子的死因吗？她接受儿子自杀的说法吗？她比谁都爱儿子，也理解儿子，但为什么不打算查明真相后再死呢？
对于美素来说，儿子的死这个结果，就是最大的真相。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无法改变既死的事实。显然，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于是她上吊而死。
王响随后的卧轨，是一种不得不死的心态——妻儿俱亡，与他脱不了干系，他没有理由和颜面再苟活。即便他不甘心此时去死。
弃婴王北的一声啼哭是对王响的赦免。但我们注意到，襁褓里的婴儿，并不就在眼前。他的啼哭声未见得能响亮过呼啸而来的火车声。王响甚至需要走上一段路，费一点寻觅，才能找到这个弃婴。镜头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克制和距离感。
不是啼哭惊动了王响，是王响找到了这声啼哭——即便不是弃婴，一只走在铁轨的野猫，同样能起到“拯救”王响的作用。
王响这次卧轨自杀的决心的强度，几乎低到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使他从中解脱。
这让我想到话剧《枕头人》里的一个小故事。
故事中，有一个又聋又傻的小男孩顺着铁道行走。在他身后，一列火车驶来。这一切，被铁道前方一个住在高塔塔顶上的老头，偶然从小窗格中张望到。
因为距离的原因（随后还看到男孩戴上了助听器），老头无论是大声呼叫或是急切动身，都来不及。事实上他连这样的尝试都没有，而是从容坐到桌子前，摊开一张稿纸开始计算，以一种更快的速度——
他在计算火车的速度，铁道的距离和小男孩步行的速度。最终他要计算出火车撞向小男孩的确切时刻。火车在逼近小男孩，小男孩在接近高塔塔底。就在这时，老头终于完成了他的复杂数学计算，随后漫不经心地把稿纸叠成一个纸飞机，从窗外扔出去，接着便关起窗，忘了这件事——
而窗外的故事仍在继续，在离塔底十分近的地方，小男孩跳下铁道去抓纸飞机，身后的火车呼啸而过。
王响就被这样一只意外飞来的纸飞机打断赴死的决心。但王响不是又聋又傻的小男孩，他心思缜密，父爱觉醒，他觉得这是命运的指示。就像抱起弃婴时，接了一个王阳惊空一声“爸”的话外音，他有了活下去的使命。
偷生后的王响，人生主题是追查王阳的死因真相。在这个主题里，美素是缺席的，无暇回忆的。按照她的要求，遗像并不张挂，收在抽屉里。于是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美素的痕迹。
直到本剧结尾，一个已经“向前看，别回头”的新家庭里，王响，巧云，王北以及诗化的王阳相聚在一起，我们才感到美素的缺席如此彻底：她以完全不在场向观众提示自己的在场。
王响为什么不怀念美素？这种不怀念和“遗忘”，是导演对王响这个角色的隐约批判，还是导演对以美素为代表的女性角色的厌女症暴露？
在一种其乐融融的充满温情和崭新力量的新家庭气氛中，前一种用意稍显牵强，后一种质疑也未免失之粗暴。
我们或者还可以这样提问，王响可不可以不怀念美素？一个丈夫是否能够免除怀念亡妻的道德负担？
我们先把这个疑问悬置。
在一种更温暖也更常见的结尾设计中，王响会带着这个新家庭来到美素的墓前，或仅是把她的遗像从抽屉中捧出来，然后告诉她关于王阳死亡的真相，接着念起王阳那首有名的诗歌。所有人以自己的方式同处一个和谐的画面中。
这是对王响和美素夫妻关系俗套但足令观众释怀的交代。
我们不妨看看本剧中出现的其他几对夫妻关系。
比如，龚彪和丽茹。在最后，龚彪成长和觉醒了，他亲自做了二人的最后一顿晚餐，主动离婚，净身出户，放丽茹去过新的生活，用真诚的祝愿，为他们十几二十年的婚姻生活画一个感伤而又动人的句号。
再比如，沈墨的大爷和大妈。我们大概能想象到，大妈的病和懦弱的个性，一多半是被大爷吓的。
到了晚年，大爷最后一次出场是买菜归家。被沈墨杀害前，他正在厨房操持饭菜。屋里的大妈躺在一张专业护理床上，有一套医疗设备维持她的生命。这是一个无论怎么看，都令人稍稍感到安慰的夫妻场景。尽管大爷是否转念，大妈是否忏悔，我们不得而知。
比这两个人都要远为靠谱的王响，对美素却连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关怀都没有。这说得过去吗？
到这里，我们有理由怀疑，王响有不能关怀和怀念的苦衷——
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情，是美素想要的吗？如果她的心愿是了解王阳死亡的真相和支撑王响活下去，她本可不死。
事实上，王响是被美素以死彻底拒绝了和解的可能。美素用自己的死对王响说：我不原谅。
这是她这样一个下岗，多病，困在家中，事事有求于丈夫的家庭妇女所能想到的最决绝的反抗和最激烈的指控——从王阳死的那一刻，她就指认王响为凶手。
我们可以从儿子死后，她对王响的强烈反感和抗拒感受到这一点。王响这么多年来对儿子施加的独裁和粗暴的干涉，是导致王阳之死间接而重要的原因。
不管真相如何，王响永远无法为这种杀子的指认辩解。美素拒不接受。
她不让张挂儿子和自己的遗像，其实是在明确取消王响怀念儿子和自己的资格——她似乎知道，王响会是这个家中唯一继续苟活下去的人。
最终，美素用完全被“遗忘”和拒绝被怀念，对王响发出最尖锐的控诉、鄙视和最彻底的唾弃。
这是导演对王响这个主人公不易觉察但切入肌理的一笔批判。
王响角色弧光上挥之不去的残影，就像王阳那首诗。在本剧中，这首诗出现过三次。前两次出现的时候，王阳还没有写完。第三次，因为王响没有念完而显得残缺——
这个共鸣的响指始终没有打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