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建议】如何识别个体化的绝对者
＿＿＿＿＿＿＿＿＿＿＿＿＿＿＿＿＿＿
❤❤❤
如何理解、把握、运用行动中的绝对性
★行动的绝对性往往是一种绝对否定性，或者说一种自肯定性。行动的绝对性是无根的，它自己设立自己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现实性（根据通过无根性走向现实，无根性自己设立自己的根据）。
我们在行动中要善于识别绝对性，如：对于主体化过程中的个体来说，爱情具有绝对性；在复仇、失踪、濒死等状况下，亲情具有绝对性；在政治化的情况下，友情具有绝对性；对组织、伦理、乌托邦的忠诚具有绝对性，忠诚即绝对性。
●〔爱情➠绝对性〕
双方各代表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两种生活方式都失败了。代表人物，祁同伟和高小琴。
生活方式A和B看上去是两种生活方式，但其实是同一种社会矛盾不得不分裂成两种生活方式。这种分裂要追求一个统一，就体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人要追求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两个人爱情的可能性。但这种爱情的可能性是一种不可能性。
双方炽烈的爱是因为社会主导性的生活方式单靠一侧玩不转，它不得不分裂，不得不既有祁同伟又有高小琴，但又没办法统一到一起去，祁和高的结合就是非法的、注定失败的，是一种不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性的主观中介过程就是爱情——两种生活方式想要回归为一，主体内在的中介过程就叫做爱情，且体现为炽烈的爱情。
当然这个结构不是僵死的，一个人也会有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他就会把一种生活方式投射到对方身上，另一个人也是如此。
这种爱情所具有的绝对性引向一种分裂的生活方式的统一运动，加以引导（找到一种非A且非B，但同时实现A和B功能的生活方式C——社会主义，即扬弃了腐败官僚和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让成对的个体从之前的生活方式中逃出来，成为绝对的行动者/忠诚的行动者。
★〔亲情➠绝对性 第一阶段〕
亲情的绝对性往往出现在丧失的状况中，丧失然后求取补偿/圆满/公道。代表人物，少年国际师（红十五师）。
生活方式尚未展开，生活方式A因为家庭成员的死亡或堕落，在现实中绝对地失败了。生活方式A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得不可挽回（生命形态的不可挽回性），变成不可能性。
亲情-血肉之亲当然也包括自己对于自己肢体的关心，如女性被迫流产，男性肢体损伤等。
主体永远不知道假如生活方式A在那个历史情境之下展现的话会怎么样。承受悲剧和痛苦的人有一个“幻想的矛盾”，一方面他不得不去幻想假如环境不变，生活方式A不遭受这种失败的话，自己和家人一起过日子会怎样；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去设想环境不变，因为恰恰是环境摧残了生活方式，环境本来就是对他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否定。这种“没法去想又不得不去想”是一个很痛苦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意味着幻想的不可能性（如朱元璋可能会想，世道不变，如果家里人没有饿死，那我会和他们过上怎样的安生日子，但假如世道不变，就注定小农有很大概率会饿死）。
这种幻想的不可能性就使得主体在那个环境中形成的演绎、推理的锁链崩坏了。这时主体必须敞开，他必须复仇、毁坏。
这种复仇不应当导向具体的仇人，如果只是导向具体的仇人，那他就还认为环境没问题。他必须在幻想的矛盾当中走向一个关于矛盾的幻想：是这个世道本身出了问题，问题在大环境本身上面。因此对于具体的仇人，他应该把仇恨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上面去。这样才能有一个绝对的绝对性。
也就是说，亲情的绝对性分两种：①攀援在具体的仇人上，最终会看到它是偶然的，主体就会看到一种偶然的绝对性或者说可能的现实性；②问题在大环境上，一种真正的绝对性。譬如红十五师的战士，假如他只是寻找杀父仇人，而这位仇人是国民党的普通士兵，仇人已经在兵荒马乱中死掉了或者说其子也要反过来复仇，那他就会陷入一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相对性。这时亲情就丧失了它的绝对性，变成了复仇的相对性（也就是偶然的绝对性），变成是整个世道的可能性在实现它自己而已。所以他应该继续意识到，他应该干掉的是世道本身，要推翻根源性的那个秩序，所以就是必然的绝对性/绝对的绝对性。
这个必然的绝对性意味着瞄准、砸碎旧的必然性，旧的大环境里预设了一系列假的必然性（那种吃人的世道之前都被说成是必然的，不管是洪秀全的部队还是曾国藩的部队，兵灾来了小农必然就要被祸害，诸如此类的肮脏的、虚假的必然性）。
又譬如失独父母，不论是再生一个，再找一个，或者幻想孩子死而复生，都没有用。假如害他独生子女寻短见的是教育制度，那么责怪具体的教师只是副产品，而更应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假如残害孩子的是性犯罪，那么把罪犯干掉是副产品，而更应追求法律上公正的审判，伦理上彻底的纠正，和悲剧发生的土壤和根源进行搏斗。
我们要引导这种亲情的绝对性从偶然的变成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就可以嵌入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要在现实当中向处在绝对性状态的个体证明，你们所追求的新的必然性就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运动过程来实现的。这样，个体的现实的创伤可以得到一定的超越。
★〔亲情➠绝对性 第二阶段〕
亲情的守护性也具有绝对性。在很紧迫的情况下，免于失去亲人，免于亲人受到损伤，保护自己的亲人。如，要免于自己的女儿生活在治安混乱、性伦理秩序污浊的社会，就一定要坚决地去行动，改善社会的氛围和土壤。
但要威胁很紧迫，才能显现成这种绝对性，所以这种绝对性还是一种在量的意义上的绝对性：为了从有到否定无（我不能失去我的亲人），能够鼓起绝对的勇气。我们要往比例、尺度上去引导这种绝对性，因为尺度再往后就是本质论的环节，可以进入反思性的层面。
这种绝对性一开始是盲目地成比例，如按照伦理标准，我的妻女老人不能遭受这样的痛苦——照着一个既定的伦理标准框架在认识绝对。但假如我还有个儿子，儿子也要冲上去反抗，那就不再是绝对性，因为我不能按照伦理标准阻止他冲上去，人类一般的伦理标准就要求男性要冲上去反抗，要守护。因此，也就不只是在伦理标准内部，而不反思伦理标准。
又譬如嫁女儿的时候，男人某种意义上也失去了他的女儿，但这是合乎伦理的、体面的，他就不会觉得这是失去。女儿出嫁时父亲的痛苦、不舍也是绝对的痛苦，但它只是个成比例的绝对，不能成为行动的绝对性。
我们要引导这种绝对性，就要引导他从“按照伦理标准”转变为“设立伦理标准”，从“围绕血亲远近、血亲功能（父母先牺牲，然后是儿女，最后是婴儿）的这种阶次去免于亲人的丧失”引导为“思考到伦理自身的修复和设立的那个力量”。围绕伦理自身的修复和设立的那个力量，我们要让本来局限在家庭内部的亲情进一步变成一种民族意识：不能丧家，也不能丧族。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个家里面的伦理标准的发生机制，没有民族就没有一个个家内部的内在伦理。
那么，这种修复、设定性的力量，就不再仅仅是伦理内部的绝对性，就不再是成比例的绝对性，而成为“具有其本质的绝对性”。也就是说，比例运行到本质的维度，变成了一个里面的、向外设定的东西，具有一种向外设定的力量。为了避免失去家庭，为了恢复伦理的建筑，我们不得不先远离家庭，而且这种远离在尚不紧迫的情况下就能起作用。这种绝对性变成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就是他看到家庭伦理关系运行在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是注定失败的，这种伦理的建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本质，一个新的内在的不出来的东西。首先这个本质对于家庭来说是看不到的，家庭的尺度也衡量不到这个东西，觉得他追求的东西好虚；其次这个本质要生产它自己的表象，他要追求一种新的家庭伦理关系。
如旧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是家家为私，那么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实现不了，更不用说这个民族可以变得国际主义化，可以参与到国际主义的潮流中去。有志青年就要改善、调整出一种新的家庭伦理关系，而这种新的家庭伦理关系可能往往只能在革命团体中的伴侣关系中重新生产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行动者看见了自己家庭成员会在未来的社会混乱中受到损失，所以绝对地要去澄清天下，而是说行动者看到了既有的伦理模式就是生产这些混乱的一个大环节。在这个意义上，行动者认识到了家庭就是阶级再生产过程的表象化（我们所说的本质也就是家庭的背后即阶级再生产，这个本质是一个物质过程，而这个物质过程就表象化为家庭）。家庭也是个抽象观念，阶级再生产的表象化也是在人的观念中运行的，所以我们反过来又看到，表象也是运行在人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它是一个对象化的观念。
这样的绝对性会从伦理的绝对性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性，即开始主张一套自己的“人类生存之道”。但究其来源，是来自于对于家庭伦理的扬弃，所以还是会把人类看成是一个“大家庭”，把血亲关系推到无限，“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同胞和骨肉”。总之，不再以远近的比例作为绝对性的发起点，而本身就转变为无限的。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绝对性容易流于空泛，变成理想口号。小朋友没有理性地认识到家庭背后的阶级再生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注定失败，而人类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对现有的阶级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社会表象层面加以调整。这些表象就是阶级再生产的循环路径之表象，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作为对象化的理念，也具有其物质性（意识形态建筑具有僵死的、强硬的物质性）。小朋友就要意识到这种阶级再生产的循环路径走不通，或者说走的过程中会不停地生产痛苦（如生活方式的不可能性，血亲的丧失等）。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就会走向一个本质，但这个本质没有直接开出药房，本质宣称可以和这些苦难拉开距离，首先就是行动者在一个忠诚的层面和他的家庭所代表的阶级再生产活动拉开距离，他就会把整个人类当做是他的家人，走向兼爱。
★〔亲情➠绝对性 第三阶段〕
但这种绝对性还不够，他容易把人类幻想成单一民族性，然后要把全人类单一民族化。因为他只是在一个民族框架下对全人类加以幻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性，而所有意识形态都可以生产出一种叛离家庭的意识形态绝对性。个别人不甘于做阶级再生产的工具，他跳出家庭和伦理共同体，就容易被意识形态绝对性所俘获，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亲情、血肉、亲缘崇拜的绝对性，崇拜的是一个被推到无限远的人族。因此，他就容易强行把人划分成人和非人：有一些人更纯，有一些人不太人，有一些人不是人……
要克服意识形态绝对性中的民族主义，我们就一定要走向国际主义，或者说民族间主义。国际主义的标准无非是：行动者是否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不同民族的同伴？并且能够从盲目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性中再回到现实，承认民族差异的存在（恰恰是因为有民族差异，所以才会有家庭，异性之间生产生活方式有差异所以才要通婚，婚姻就代表着家庭是民族的内在不一致性的解决手段）。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对不同的血亲和语言文化共同体要有不同的行动路径。所以，行动者要在现实中有能力从飘在空中的本质的绝对性/意识形态的绝对性走向实质的绝对性/作为根据的绝对性。
这样的绝对性要在现实中发掘出它的根据，也就是行动者的行动根据，这样的绝对性是能够按照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历史发展脉络形成不同的对策，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这样，行动者就不会一味地宣扬他所幻想的超家庭的、未来人类应当所是的生活方式。
行动者能意识到本质和表象需要根据统一起来，行动者能处在泰然自若的状态下，把作为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绝对性推远，而意识到他真正的根据是他所现实掌握的军事政治力量。这里的辩证法在于，行动者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最终他会获得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反而对于民族间的差异是无差异的。行动者凭借这种无差异的力量，反而可以分别地对处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家庭采取不同的方法、手段。
回看亲情的绝对性的三个阶段，行动者从仅仅是比例的绝对性，到意识形态的绝对性，最后到泰然若之的根据性的绝对性。这样的拥有了军政实体的绝对者是一种超亲情状态，他是一个历史的行动者，而这个历史是跨民族的，根本性的伦理文化制度之间的差异在他眼里就只是工具性的差别。
★〔友情➠绝对性 总角之交〕
无关于血脉，也无关于性享乐意义上的爱欲的友情也具有绝对性。
友情的第一种绝对性仅仅是享乐的绝对性。狐朋狗友整天吃喝玩乐，就会沉溺于其中，而他们实际上又是一种竞争关系（纠缠、羁绊），嫉妒的绝对性。就像鸣人幻想假如当时被大蛇丸掳走的不是佐助而是他自己，结果会怎么样？因此实际上又可以说是一种代位/代替的绝对性。
这种东西可以产生信任，但不能产生忠诚。
★〔友情➠绝对性 君臣〕
不平等，有主公和佐贰/主和辅之分，在信任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如孙策和周瑜之间的那种关系。勉强可以称之为忠诚。
这就从代替的绝对性运行到了一种互补的绝对性，而且一定有一侧作为主体是不可损失的，上下级分离开来。互补的绝对性可以克服代替的绝对性中的那种嫉妒，君臣之间已经明确实现了被动和主动（君是被动性的力量，臣是主动性的力量，二者是同一个东西）的关系，在本质论中对应实体环节。
因此君臣之间运行出了权力的逻辑，被动的东西发生出力量，然后体现为这个被动的东西具有某种主动性。因此臣子是更主动的，是执政的。
君和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一俱关系，是单一和共同的关系（这里要区别于一多关系），君和臣并不并列，并不能以1+1的形式叠加到2，而更像是1+0.1+0.01……
君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某种绝对性，其无非就是substance，在下面站住的东西。它是一种人际纽带，也是相得益彰的友情。
★〔友情➠绝对性 同志〕
行动者不能停留在玩伴、君臣的绝对性，而要进一步走向同志，即同样的理想和同样的志向。
同志超越了君臣，它的底色是平等主义。此时我们意识到君臣关系中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人对人的忠诚，是需要被扬弃的。因为人对人的忠诚是前现代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所以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无产阶级都首先高扬平等主义。因此，同志首先要共同忠于平等主义。
在这种意义上讲，不再是单一性和共同性的关系，而是“共同”在走向“彼此”。先有共同理想，在理想的号召之下我们才具有彼此的联合及彼此的归并，相互之间联合成很多小组，而且还可以分离。分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共同理想的同样平等的争论，另一方面则是背叛了共同的理想，又陷入到前现代的想做君主、父亲、成为别人的幻想等等。
同志环节的忠诚不再是人对人意义上的忠诚。人对人只能背叛，人不可能忠诚于个别的人，人只能共同地忠诚于志向或历史必然性。背叛有两个层面，人对理想的背叛也就是不再向着理想去行动了，人对人的背叛也就是阻碍、妨害那个人去追求、实现他的理想。
在前现代的忠诚关系中，君主不可能妨害臣子对君的忠诚，臣子始终可以在主观上保持对君主的抽离的忠诚。因此这种忠诚看上去的直接的，实际上却是抽离的，君主无法妨害臣子之忠，而臣子实际上也是忠诚于家族、国别等利益。
到了以平等主义作为前提的忠诚，是共同体的人与人对于理念的忠诚，对于理念的忠诚必须通过行动才能表现出来，有人妨碍这种行动，那他不仅仅背叛理念也背叛了共同体。可以被妨害的忠诚是更现实的忠诚，所以我们会说这种忠诚才是绝对的忠诚，因为这个忠诚要通过在现实当中以历史的运动来展现对于理念的忠诚。
因此，平等主义不能是空泛的、抽离的平等主义。抽离的平等主义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符号体系（金钱）下的那种平等，或者说单以人口数量来论的平等。平等主义一定要走向历史的实践，并且是平等地参与实践。这种平等的实践就要求了行动者的民主。
再进一步，由于是现实的实践，所以要用物质力量推动社会成员、社会资源、社会建构的再生产过程，引导这个再生产过程切近于理想。因此，平等地参与历史实践归根结底也就是要追求平等地分配物质财富，平等地调配物质力量，共同体成员在劳动关系、劳动成果分配、军事行动发言权等等方面的平等。因此，又必然地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逻辑。
★〔无绝对性 资方和劳方的关系〕
在君臣关系和同志关系之间，还有一个雇主（资方）和被雇佣者（劳方）的关系。资方和劳方的关系看似扬弃了君臣关系，但实际上资方只想做对于推动历史变化的实质性力量的组成部分和掌控者中的掌控者，搞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
因此，我们去评判绝对性，就要看这个团体它是不是行动和力量上都平等。对于行动者而言，要克服资劳关系，而以义务性为前提，并且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而在资劳关系中的非绝对性也是一种绝对性的样态。资劳关系中的平等主义的落脚点就是“无”，它的平等主义不是现实的东西，它的平等主义没有它自身的内容，是一种绝对的形式主义。
资劳关系继承了历史中已有的看上去平等的符号学秩序（自由流动的资本的框架），把这个平等主义的既有建制看成是绝对的，但是又否认它是绝对的。如果资劳关系承认继承自历史遗产当中的资本体系的平等框架，是绝对的，那么这种绝对性立刻就会显现成偶然性，那么就要推翻这种框架，就要超越旧的必然性然后运行向后面的社会主义。
我们判断资劳有没有往同志关系转化的关键就是，有没有意识到钱的关系是历史的偶然性，它可以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不讲钱的逻辑。我们苦看到钱具有偶然性，但也应该看到钱是具有暴力的绝对性，它是一种无动于衷的暴力。
因此，资劳关系的这种无绝对性是一种外部的力量，一种不相干的暴力。
★〔否定的绝对性〕
否定的绝对性在一开始往往是一种自我否认的绝对性，会犹豫、动摇、怀疑，他还没有意识到否定的绝对性中的内容是要成为历史的形式。
如思考到的一些奇思妙想的哲学的点子，我会认为它是偶然的、没有历史根据的，但实际上其中有的一部分已经准备要成为历史的形式了。我一开始否认其中的历史的必然性，不敢面对不敢承受。
所以鉴别的方法也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兴致冲冲的，那可能他还在玩伴、君臣、资劳等前面的环节；如果一开始是犹疑、动摇的，那有可能进入了同志的位面。
★〔生命本身的绝对性〕
生命本身的绝对性就是死亡、不可抗、需求。如果这种绝对性没有变成爱情、亲情、友情等三种人的基本交往关系的话，而只是用钱、用美貌、用特效药收买，那就统统都不是绝对性。
因此，我们所说的所有的绝对性都是一种关系性的绝对性，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绝对性，哪怕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和他被损坏的肢体的关系就是他和社会的关系）。单个的、抽离的绝对性是没有用的。
在某种意义上，行动者即知绝对者，他要能够认识、识别现实的绝对者，尤其是当个人出现不可逆的人生抉择的时候，行动者要善于识别这个人怎么做出了这个不可逆的人生抉择。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会知道绝对者都是相对的绝对者，是可以分类的绝对者。对于主观中介的、咬牙坚持到底的个体来说他就是绝对的，但是在历史的逻辑中绝对者会发生变化，绝对本身是在环节当中的。行动者要有对绝对者进行定位的能力，并且在个体所展现出来的绝对性上看到运动的历史，知道它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个基础上看到历史的运动、群体的运动，看到共同体中的绝对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