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第一节 公社社员这次......

1．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拼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论调大叫其“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表现了如他所说的“冲天”的英雄主义而欢欣鼓舞。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一点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读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的。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多去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面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原文是 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1901—1902年《新时代》第20年卷第1卷第709页）【14】。（马克思的《致库格曼书信集》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校订和作序的。①）

       “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流行的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完全忘记了，而且被它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96—105页。—译者注

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还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因为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曾经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到了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用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镇压一切的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例，那末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那些“辉煌”成绩，但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 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当然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消灭“寄生虫”、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它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13】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5页）

【14】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