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之部：（七）作者论

伤感最没用。诗中之伤感便如嗜好中之大烟，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人要做事，便当努力去做事，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伤感？何必愤慨？见花落而哭，于花何补？于人何益？

古代诗人的人生有五种境界：

一、出世。获得精神的自由。

二、入世。强有力，奋斗，挑战。屈原《离骚》有奋斗精神，而为伤感色彩所掩；老杜奋斗中亦有伤感气氛。反常必贵，物稀为贵。在寂寞中得大自在，在困苦中得奋斗力，是反常，所以可贵。但反常有时又可为妖，反常而不可为妖，要归于正。

三、蜕化。既非出世的一丝不挂，又非入世的挑战、奋斗，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这种境界是欢喜还是苦恼？这种是人情味的，然亦非常人所能，如陶公之将入世、出世打成一片。

四、寂寞。此中又有两种不同者：一为寂寞；一为能欣赏寂寞的，如唐李涉之《题鹤林寺僧舍》：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五、悲伤。五种诗人中，前四种都有点勉强做作，后一种最有人情味。寂寞中感到孤独的悲哀，而此种也是最不振作、最没出息的。孤独之极，是强有力还是悲哀？

伤感是暂时的刺激，悲哀是长期的积蓄，故一轻一重。诗里表现悲哀，是伟大的；诗里表现伤感，是浮浅的。如屈子、老杜所表现之悲哀，右丞是没有的。

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以纯诗而论，以为艺术而艺术而论，前两句真是唐诗中最高境界。而人易受感动的是后两句，西出阳关，荒草白沙，没有人迹，其能动人即因其伤感性打动人的心弦。

伤感最没用。诗中之伤感便如嗜好中之大烟，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

平常写诗都是伤感、悲哀、牢骚，若有人能去此而写成好诗真不容易，如烟中之毒素，提出后味便减少；若仍能成为诗，那是最高的境界。文艺将来要发展成为没有伤感、悲哀、牢骚而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

不好的作品坏人心术、堕人志气。坏人心术，以意义言；堕人志气，以气象言。

人要做事，便当努力去做事，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伤感？何必愤慨？见花落而哭，于花何补？于人何益？

一个大思想家、宗教家之伟大，都有其苦痛，而与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来打破。

禅宗语录有言：或问赵州和尚：“佛有烦恼么？”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吗？”这真厉害。

平常人总想免。

人对烦恼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烦恼，“不断烦恼而人菩提”（《维摩诘经》）。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唯佛能之。烦恼、苦痛在这种人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

第二等人，能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如波特来尔（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诗《你醉吧》，不只是酒，或景致，或道德，或诗，不论什么，总之是醉。

第三等人，终天生活于苦痛烦恼之中，整个人被这种洪流所淹没。

诗人不是宗教家，很难不断烦恼人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恼实不可免。于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于酒。

《庄子·养生主》：技也，近乎道矣。

如王羲之写字，一肚子牢骚不平之气、失败的悲哀，都集中在写字上了；八大山人的画亦然。在别的方面都失败了，然而在这方面得到极大成功。假如分析其心理，这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在哲学、伦理学上讲，报复不见得好；但若善于利用，则不但可“一艺成名”，甚且“近乎道矣”。

右军一生苦痛得很，他事业失败了，而写字成功了。曹孟德若事业上失败，其诗一定更成功。

“文章尤忌数悲哀。”（王安石《李璋下第》）文忌悲哀，是否因悲哀不样？我以为，不是写这样的文章倒霉，其实是倒霉之人才写悲哀文章。而我之立意并不在此。一个有为的人是不发牢骚的，不是挣扎便是蓄锐养精，何暇牢骚？

“去昏散病，绝断常坑”——佛教话头。佛教所谓“话头”是“格言”，唯句法与我们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聪明，去“散”方能集中。

与“断”相对的是“长”，此与句中“断常”之“常”不同，乃长久之意。道心、诗心、文心是一个，都不能“断”“断”便完了。要长、久、恒，那便是“非断”。“断常”之“常”乃“俗”之意。世俗的感情是传统的，传统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没有真知灼见，只是人云亦云。自己运用自己的思想，便是“非常”。故学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绝断常坑”。

陶渊明对这八个字算做到了。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做祖，而陶公之如此并非要成佛做祖，是想做人。其实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不含糊的人，便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