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客丛书》 宋 王楙 （五）
太牢
太牢，指牛、羊、猪；少牢，指没牛用羊、猪。现在的人于是以为牛是太劳，羊是少牢，不知道太牢有羊，少牢有猪。
在《礼记》里说“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王在城市郊外祭天时一头牛作为祭品，祭祀土地和谷神祭品必须牛、羊、猪。）”
又说“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
又说“特羊”。
现在的士大夫遵循传承用猪祭祀，这点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嘉祐杂志》记载说常禹锡判太仆，供袷享太牢，所供的祭品只有牛，不供羊、猪。从此事可以知道世俗流传已经错误到什么地步。
按我所了解的，唐朝人称牛僧孺为太牢，称杨虞卿为少牢，《东都赋》有句“太牢飨”，看注解说“牛”，看来这错误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东汉呼万岁
东汉时期的臣下之间也呼万岁。比如冯鲂降服强盗后，并赦免了他们的罪，令他们各自回家耕种作农民，强盗感恩齐呼“万岁”。
耿恭被匈奴人围困时，跪下拜井，众人齐呼“万岁”。
马援说“如今仰赖士大夫的力量，蒙受大恩，纡佩青紫。”吏士们齐呼“万岁”。
元旦，门下掾王望为太守祝寿，掾史齐呼“万岁”。
臣下经常如此称呼，不觉得这是超越本分。
不但如此，我读汉朝刻本《故民吴仲山碑》时，里面的铭文中有“子孙万岁”这样的句子，当时一般民众也称万岁，可见当时民众称呼万岁，当地的官吏是知道的，但也不认为民众这样做是不对的。
只有窦宪，他到长安任将军职位，尚书以下的一些官员私下商议“等将军来了，我们都伏身呼万岁。”韩棱很严厉的说“礼无规定臣下之间可以呼万岁。”众人一听皆觉惭愧。
现在这句是人们所避忌的话，但在以前并不像如今这么避忌。
喜人附己
喜欢别人恭顺自己，讨厌他人违逆自己，这是人之常情。王荆公任用曾、吕这类人，导致生了很多事，真是因为“喜欢别人恭顺自己，讨厌他人违逆自己。”
唐朝的韩退之可以说是位贤明的人了，但也有这毛病。我信了，人自私自利的心很能克服啊！读《李翱集》，里面有一篇《与退之书》说“譬如老兄你这人判定对方是不是贤明的人的标准，就是他必须会写文章，而且还要听话，顺从您的想法，按您的想法去执行，依附您的人您就提拔他。要是有人不顺从您，就把人家当乞丐，连暼他一下都没兴趣，怎么可能提拔他们呢？这样的退之，如秦汉之间那些崇尚行侠仗义之豪俊。”
读李翱所说的话，可见退之平时很喜欢推荐他人，但有个条件就是此人必须顺从自己。李翱写信指出韩退之的毛病，我想应该不会是假的。
周顗处暧昧召祸
人不要让自己处于暧昧的境地，暧昧的境地会找来灾祸，绝对要告诫自己不可如此！
我读晋朝时期王处仲叛乱，刘隗规劝皇上把王处仲的族人都杀了，王导急忙率领族人到宫内请罪，在宫内王导见到周顗正要入宫，于是上前对周顗说“伯仁，这里百十号人的命，等您来拯救了。”周顗理都不理径直走入宫殿里。
他见了皇上，向皇上说王导这人如何如何忠心，很用心的恳求皇上，拯救王导他们。皇上听了周顗的汇报，接受了周顗的谏言。周顗因为救了王氏很高兴，喝了很多酒，带着醉意走出宫殿。王导此时还守在宫门外，看见周顗出来，赶忙上前打招呼。但周顗不理他，而是对左右说“今年杀了贼奴，获得个斗大金印系在肘。”周顗离开皇宫，又写了奏折说王导的好话，其中的言辞很恳切很用心。
周顗救王导的这些事，王导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周顗正尽心尽力的救他，反而因为周顗的态度，对他怀恨在心。后来王处仲得志，他询问王导“周顗在南北方很有名声，应担任三司。”王导不说话。王处仲又说“那不任三司，也应该任令仆吧。”王导还是不说话。此时处仲说“都不行的话，只能杀了他。”王导依然沉默，周顗因此被杀。
王导后来在整理中书一些旧奏折时，发现周顗为了救他，可谓是费尽心力，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开脱，他拿着奏折哭着对大家说“我虽然不杀伯仁，但伯仁因为我而死去。幽冥之中，我辜负了良友！”
周顗的灾祸是自己招惹来的，谁都不能怪。你要救人却不让人知道你在救他，按周顗的以为，他只是讲了公道话，没什么好招摇的，他的志气非常令人佩服，但可以秘密让王导知道他正在救他，这也不会让人看出是私恩，也是可以的。何必人家找你说话，不理睬人家，出入殿门还一副跟自己无关的样子，而且你正在救人家，为何还当他的面说“杀贼奴”呢？
周顗自己表现出这样貌，又说出那样的话，会让人以为他在宫内干了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也会让王导以为你不但不救我，估计还设计陷害我的想法出来，这不招人起疑心吗？
这一做法，不能让别人看出你是个好人。特别人处在危机关头，他那副神色谁也受不了，王导后来的行为能说是陷贤人吗？
王处仲三问王导，他都没回答，可见当时他的心里有多复杂。周顗死后，才知道周顗那种玩世不恭对待自己的方式，其实正是在尽心尽力救他的一种方式，王导明白了，但已经晚了，周顗的行为，不说怎么能理解啊！因而，我知道人做事千万不要让自己处于暧昧的境地，而且还是在政治场这么危险的地方，更加不可如此，否则稍有不慎，便会把命玩没了，一定要向他人明示祸隙。
周顗本来不应该死，他为了避恩，反而召来灾祸，这故事看了令人心生悲哀。
古文奇字
刘棻曾经跟随扬雄学习奇字，所谓的奇字，是指古文的变体。秦朝时破坏了古文，古文有八种：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虫书、五，摹印、六，署书、七，殳书、八，隶书。
到王莽时期，他令甄丰改动并制定古文，于是有六书：一，古文，在孔家墙壁发现的。二，奇字，指古文异变的字体。三，篆书，秦朝时期流行的篆书。四，佐书，也就是隶书。五，缪篆，指摹印。六，鸟书，指写在幡信上的字。
《唐书 艺文志》里面有三卷《古文奇字》。郭璞喜欢古文奇字，韩退之也自称略识奇字。
我对司马相如赋有些感到奇怪，因为里面古字聱牙，根本无法看懂，可当时的天子，一看这篇文章很高兴，按此能了知当时的君臣是懂古字。
后世士大夫读书作文章，得过且过安于现前，不会想去了解古字。因而这些古字运用慢慢失传，士大夫以为这些古字到现在已经没什么用处了，但他们不知道有不识字之诮。
妇人封命
依照汉朝的规定：列候的老婆称为夫人，列候死后，他的儿子继承列候，他的母亲便成太夫人，要是父亲死了，儿子没继承列候，便不能称为太夫人。
我读杜佑所作的《通典》注解，说晋朝也有，比如羊祜死后两年，平复吴，武帝说“这都是羊太傅的功劳。”因此策告祜庙，依照萧包的先例，封羊祜的夫人为万岁乡君。又下诏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郎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绶，其实都如郡公侯之类的。我以为在这里没有见到夫人被封是夫死了从子的意思。
读《南史》宋鄱阳侯孟怀玉的母亲被封为檀国太夫人，有司奏行，当时的御史中丞袁豹弹劾说“妇人是随夫的爵位，怀玉的父亲绰见生前是大司农，他的老婆不能从子。”于是奏免尚书等官。
又读《通典》里说，唐朝时妇人各自看她的夫君、儿子的官品，如果夫君、儿子是任官职或有爵位，随高的封。但见欧阳询老婆徐夫人的墓志，说徐随夫渤海郡君，封为渤海郡夫人，后随儿子，被称太县君，看着像是太夫人的意思。这是因为她儿子的官位低，他的母亲不能封为太夫人的缘故。
杨胡有后
后汉杨震的九世祖是杨喜，汉高祖时期，因为有功劳被封为赤泉侯。他的高祖杨敞，在昭帝时期任丞相，被封为安平侯。他的父亲杨宝，学习欧阳氏的《尚书》，在哀平时，隐居教授《尚书》，居摄二年，与龚胜、龚舍、蒋诩被召回朝廷，杨宝遁逃，不知去向；光武很欣赏杨宝的高风亮节，建武中，公车再次召他。杨宝以自己年纪大，而且身体不好为由推脱，在家中离世。
杨震的儿子杨秉，杨秉的儿子杨赐，杨赐的儿子杨彪，杨家四代人皆任太尉，德业相继，是东京的显族。这些可以见《杨震传》，但是在《前汉书 杨敞传》中没提到杨喜，《汉书 鲍宣传》后面有提到汉朝末年有节操的士夫时，说龚胜、龚舍、蒋诩这些人不如杨宝，难道杨宝的事迹散失了？按照这个记载，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四代荣耀，难道跟杨宝的高风亮节没关系吗？
又，胡广的六世祖是胡刚，为人清高有节操，王莽召他入朝廷，胡刚将衣冠解下悬在大门离去，他逃亡到交阯，隐居在平民百姓中。后来胡广成为汉臣，为朝廷服务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功名炬赫，汉朝很少人达到他这个地步。推导到原本，也是因为胡刚这人不露声色的聚集功德，才能使后代有如此殊荣。
这两件事和应曜相同，都是隐蔽自身耀眼的光芒，所以能庇荫后世的显荣。《汉书 高士传》没记载胡刚，如果不是因为写胡广，谁会知道有这么个高风亮节的人？唉，没被记载入史书的清节之士多的是，我因此特意记录下来。晋朝的佺期，唐朝的元琰，皆是杨震的后人。考究《世系》，杨氏在唐朝有十一人为官，家族真的很兴盛。
汉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担任丞相时，利用旧日的典章制度来劝宣帝，当时的人们以为魏相很识时务，而且处理得也很得当。
我也认为宣帝时期的那个世态，的确得按旧日的典章制度。但所谓的按旧日的典章制度，就是遵循大纲而已，因世态不同其中一些细节还未完善，怎么可能不做修改呢？霍光不学无术，他的政治理念乖陋，无一是处，怎么能成为后世法程呢？如果对此不厘正，遵循他的政治理念的话，那么魏相的见识，也是很乖陋的。
我读贡禹这一段，有些是针对当时的腐败，向皇上说明很多旧制度在现代是行不得的。其中有句说“武帝让人找了数千个漂亮的女人，将她们送入后宫。武帝死后，昭帝年纪还小，由霍光掌管政治，但霍光不懂礼仪之正道，他私下大量收集金钱财物，以及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共一百九十种，将这些东西随着武帝埋葬到地下。然后将数千宫女关进陵园，这种做法极违背正礼，逆了天道人心，霍光的做法，肯定不是武帝的意思。昭帝死后，他又再次如此再做一次。到孝宣时候，臣下们依然遵循旧日的典章制度，实在令人痛心。如果天下人都这么行事的话，大家四处找美女来家中，那么每个诸侯便有数百位妻妾，有钱的富豪、政府官员、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养个数十个女人，要是如此的话，这些人的家里将有很多怨女，社会上自然就会出现很多娶不到老婆的人。然后某诸侯、官员、富豪死了，财富都会跟着埋入地下，这简直就是地下多宝，地上无财。造成世间这种乱象，都是因为皇上的过失，而大臣们的罪过是遵循旧日的典章制度。”
贡禹这段话，正好可以怼魏相，又所谓的齐三服、官属、金银器、织室、马厩，种种过度消耗社会资源的作法，都是武帝遗留下来的弊端。后来的皇帝只是一味的遵循，不去应时势做出改革，霍光的做法也没什么好指责的，魏相号称为中兴贤相，他因为乖陋而继承过去的弊端，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这也很令人痛心啊！
晋史舛误
庾敳说“峤森森如千丈松，磊砢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庾敳传》写说是赞叹温峤。但在《世说》与《和峤传》中写为和峤。
《晋书》、《世说》都这么记载“周嵩喝醉后拿起蜡烛丢向大哥周顗，周顗说‘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大意：呵呵，阿奴用火攻啦，已经没招了。）’”这个“阿奴”是周谟的小名，其实周顗只会说“阿嵩火攻”，后人误把阿嵩当阿奴。
在《王祥传》说：王祥，汉朝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人。可是，按事实王吉是汉宣帝时期的谏大夫，所谓的谏议大夫，从光武时期才有，所以这个谏议大夫也是错的。
《容斋随笔》说“《汉书》说袁种告盎饮亡何，《史记》说饮亡苛。这里二个意思完全不同。”我个人以为何、苛二字，在古时候是通用的，其实是一个意思。
读《汉书 贾谊传》有“大谴大何”，在《新书》是“大谴大苛”，这可以作为证据。
史传也会出现因传写失误而出现讹舛，但后来直接当成事实。比如《汉书 卫绾传》说“不孰何绾”，但《史记》说“不谯呵绾”，怀疑当时的《史记》是写“不谁何绾”，后来传写的人误以为是“谯呵”。
再比如《史记》说“大将军出窳浑”，在《汉书》却说“真浑”。
《汉书》说“禽黎为河綦侯”，而《功臣表》是说“乌黎”。
《汉书》说“谓调虽为常乐侯”，《功臣表》却说“稠睢”。
这样的事太多了，古时候的字文后人因看不明白经常将鱼误写成鲁。（鱼误写成鲁的典故，出自《抱朴子》卷十九〈内篇·遐览〉“符误者不但无益，将能有害也。书字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