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中国小草改变世界，让疟疾君彻底滚蛋了！
70年，从3000万到0，疟疾君终于滚蛋了！中国人这场仗胜得太辛苦了！
抗战开始的时候，焦润坤还是个少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还不到13岁，焦润坤却已经做过了许许多多重体力活。打铁、撑船、买豆腐……卖苦力虽然累，但在焦润坤心里，只要一家人能团圆安稳，那就是生命最大的幸福。
但灾难还是不期而至。813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随即进攻南京，紧接着便对沪宁沿线展开了一系列的狂轰滥炸，焦家所在的常州也未能幸免。那天焦润坤像往常一样，提着篮子从茭蒲巷出来，沿街卖豆制品，空袭警报突然就响了！
轰炸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炸弹如冰雹般倾斜而下，街上顿时血肉横飞，不一会儿就尸横遍野。焦润坤躲在街边，侥幸逃过一劫，等敌机志得意满的飞走，他探出头来，却看见到处都是死伤的百姓，惨状令人发指。焦土瓦砾间死者面目全非，血淋淋的伤者呼号着惨叫着，丢了孩子的大人心急如焚，失却了母亲的孩童哇哇大哭，方才还热闹的街市瞬间沦为血池地狱。
一个月后，常州沦陷。
为了躲避战乱，焦润坤举家外迁去上海，谁料就是在逃亡的路上，焦润坤和父母失散，从此成了成千上万流落在上海街头的灾童之一。
不幸中有大幸，焦润坤遇到了好人——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徐锦华夫妇痛心于灾童遍地、无家可归，于是在宁波办起了一座国际灾童教养院，收容了500多个像焦润坤这样的孩子，他总算是结束了流浪生涯。
焦润坤原本以为，到了新“家”，他和小伙伴们就能暂时逃离日寇的铁蹄，远离灾难和战火。谁知安稳日子仅仅过了两年多，大祸再次临头。1940年10月，穷凶极恶的日军对宁波、慈溪、奉化等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致使当地瘟疫横行，染病身亡者随处可见，政府不得不大量焚烧疫区的房屋来防疫。
当时宁波没有自来水，居民饮水全靠水缸收集天落水和井水，日军飞机的炸弹投下了大量的传单和麦粒，直接掉进了水缸和水井当中。紧接着，居民就开始发病，到11月2日，宁波本地报纸《时事公报》报道，“市区发现传染病……三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十人以上”！
同在宁波的国际灾童教养院也不能幸免。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有的孩子得的是鼠疫，有的孩子得了疟疾，而焦润坤则不幸两种症状都有，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教养院连忙将出现症状的90多个人集中隔离，三个月后当焦润坤走出隔离区，曾经挤得满满当当的床铺空出了一大片，往日欢声笑语的教养院也变得一片死寂——原来，从前和他一起笑闹玩耍的小伙伴都已经死去。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和焦润坤一起挣扎着活了下来，也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
那是何等悲惨的一幕啊！直到很多年后焦润坤路过慈溪，疫情仍未消除，水不能喝，地皮不能碰，十室九空，人死的太多，连抬尸体的活人都找不到几个，唯有乌鸦在嶙峋的白骨坟茔上不断的盘旋、嘶叫。
根据日本细菌战资料中心的负责人濑敬一郎向宁波细菌战民间调查者裘为众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日本731部队曾作秘密调查——仅这一次袭击，宁波因为细菌战罹难的百姓人数就高达1554人！而从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造成浙江省、江西省超过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这就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百姓们整日劳作，只是想吃一口安生饭，在破屋里和家人相守，可他们再怎么努力，也逃不过贫穷、逃不过战乱、逃不过列强的铁蹄，更逃不过随之而来的瘟疫和死亡！
《窦娥冤》里有这样一段台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舟。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天日昭昭，却惩罚不了作恶的日本鬼子；神目如电，却奈何不了肆虐人间的病魔；他们眼睁睁看着穷苦人去死，却谁也不肯伸出手，把受难者拉出痛苦的深渊。但焦润坤不是窦娥，他拒绝坐以待毙——既然老天爷救不了他、救不了中国，那他就靠自己的双手去打败敌人，自己来救中国！
“走，打游击去！”1942年，18岁的焦润坤与教养院的32名同学一起，经慈溪到达上林湖集结，找到并参加了新四军！此后他冒着枪林弹雨，辗转战斗于大江南北，参加过抗日战争期间浙东纵队北撤时的澉浦突围战，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大小战役60次，舍生忘死，终于在死地里给中华民族拼出了一条生路！
可是鬼子打跑了，反动派消灭了，新中国建立了，瘟疫却没有消散。疟疾与大大小小几十种传染病一起，仍旧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所顾忌的害人、杀人。
病魔虽小，它不怕枪与炮啊！
就拿焦润坤得过的疟疾来说，曾几何时，中国有90%的人口都长期面临感染风险，每年高达3000万例感染，30万人因此丧生。以海南为例，这里曾是我国疟疾流行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病魔终年肆虐，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疠之地”。
海南民间流传着许多跟瘟疫有关的谚语：“南桥陵水，有命去没命回”；“香根加朝，一个去一个了”；“及怕南丰鬼，又怕兰洋水”；“九月谷子黄，北寒鬼上床，十有九个病，无人送汤药”等等。黎族苗族民歌还曾经绝望的唱道：有“五指山下荒凉多，人烟稀少鬼唱歌，天灾人祸样样迫，黎苗家的艰苦呵泪成河”……
百姓没有钱治病，又缺乏科学防疫知识，对疟疾的认识严重不足。外地人到山区得了疟疾病，认为是初来乍到的“水土不服”，本地人认为是“北寒鬼”上身，发病时，用扫把来驱赶“北寒鬼”或求神祭鬼，结果往往人财两空，苦不堪言。
那怎么办呢？难道就任由病魔为非作歹吗？绝对不行！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传染病，谁要和中国人过不去，中国人就跟它干到底！
尽管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一经解放，我们就迅速建立起了各级传染病防治机构，又由卫生部派驻专家到各地防疫部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加强宣传教育，采取有效的监测策略，确定了“从肆虐流行，控制发病，减少危害程度，最终达到消除”的战略目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国在基层开展了各种综合性防治运动，一方面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对上山者给予预防服药及做好个人防护，对发热病人进行血检，发现病人进行根治；另一方面试图从源头消灭传播疟疾的按蚊，还使用各种方法控制干预疟疾的发生。例如早在80年代世卫组织提出使用药浸蚊帐的建议之前，中国就已经是最早大规模实地测试该措施的国家之一。
上述措施大幅降低了部署地区的疟疾发病率。还是以海南为例，到1964年，全岛疟疾发病率降到1041.24/10万，居民带虫率从大规模抗疟前1958年的 38.50%降至1964年的4.56%，到2000年，疟疾发病率已经降到了35.82/10万，2007年后更实现了疟疾发病率的断崖式下跌，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疟疾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摧残和对生产建设的严重威胁，让“瘴疠之地”之说彻底成为了历史。
没有了病魔的侵扰，中国人一天天的健康起来，日子也过得舒心多了。黔南地区册亨县妇女杨翠仙对疟疾防治人员说：“不是毛主席来领导我们，你们是不会这样的，挨了骂，尚关心我们。”纳荣乡一位70岁的布依族老人梁老三说：“毛主席共产党真是好恩人，他不仅分了田地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当家，并且派了卫生同志送药到门上给我们吃，又给我们消灭蚊子，往年一到五黄六月，我家人都几乎要病倒床，今年卫生同志来给我们吃药灭蚊，不但不生病，身体逐渐健康了，吃饭要香一些，生产也有保障了。”
对疟疾的有效防治增强了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让百姓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只有依靠国家， 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激励所有人，更积极的参与到疾病防治当中去，与国家共同进退。
在动员全社会参与进来的同时，我国也一直走在抗击疟疾的工具和战略创新的前列。1967年，我国政府启动了“523项目”，这是一项旨在找到疟疾新疗法的研究项目。这项全国性的工作涉及来自60个机构的500多名科学家，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核心化合物，这是当今最有效的抗疟药物。为表彰其对青蒿素发现所做的贡献，屠呦呦教授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除了屠呦呦，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青蒿素的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巨大突破。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974年首先证实了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先后研制了5个青蒿素类复方，是国际著名疟疾专家、青蒿素发明获奖人之一、多个青蒿素复方的发明人。
为了治疗疟疾，李国桥早年常常亲到灾区一线。有一年，他在云南梁河县的一个小寨子里考察，那里不到20户人家，每家每户都有疟疾患者，平均每个月寨子里就会有8个人因疟疾而离世，人人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李国桥记得特别清楚，他走进一间破屋，看见一对因患疟疾而骨瘦如柴的母女，小女孩蜷缩着身子，妈妈就躺在门板上，而这家的父亲和儿子早已经因为同样的原因去世了。这一幕令他终生难忘，每每提及都不禁泪下，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李国桥下定决心，一定要帮中国人摆脱疟疾的病痛。
科研工作不光是辛苦的实地调查和重复性的实验室工作，有时候还意味着，要用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为代价，寻找对抗病魔的方法。1981年8月，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甚至不用自己做试验品，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亲自体验病情变化！
可这项试验实在是太过凶险，患者的血液中含有很多恶性疟原虫，会迅速感染李国桥的身体，一旦发病，他会昏迷，会休克，还可能会死亡。但他毫不畏惧，叮嘱助手务必详细记录下自己的病程。“如果我很快出现裂体期昏迷，也不要马上用药结束试验，无论如何，我们的试验方案不能变，你一定要在我身上看到两个热峰出现。”
为了以防万一，李国桥还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了一封“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试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什么是舍生取义？这便是了。
几天后，李国桥果然开始发病，他的头剧烈疼痛，不停呕吐，体温很快超过了40℃，血液中疟原虫的密度超过了每立方毫米10万个。但李国桥却坚持不肯使用抗疟药，鼓励着助手继续观察记录他的病情。
足足3天，李国桥忍受着病痛的煎熬，实在熬不住了，就哼哼歌曲来转移注意力，直至实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他的带动下，课题组中又有好几个人在自己身上做了实验。
以殉道者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去探寻科学的未知以造福人类，这是最崇高的人性！而更令人感动的是，像李国桥和他的同事们这样的奉献者，在我国的科学家中比比皆是！
早在1975年，“中国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就曾在自己的身上试种过她研制的乙肝疫苗。“糖丸爷爷”，研制出我国第一支脊髓灰质炎疫苗顾方舟，也曾用自己的孩子来实验过疫苗样品。同事劝阻他不要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冒险，顾方舟却说，“只能这样，不然没法实验，谁也不敢吃，自己孩子都不敢吃，能让别人去吃吗？”
而到了2020年，陈薇院士则亲自接种了她研制出的新冠疫苗疫苗——这样的奉献精神在我们的科学家中间代代相传，至今不灭。
这些忘我的奉献者们，让我想起了杜富国，想起了那些在边境丛林里排雷的解放军战士。为了保证老百姓的安全万无一失，他们在排雷之后，还会手拉着手，一起从曾经的雷区上一步步走过。他们不知道死亡的可怕吗？当然知道。但他们同时也知道，惟其如此，才能将死亡的阴影从千千万万人的头顶驱散！
就是靠着这样的奉献与无我，先辈们披荆斩棘，建立了新中国；就是靠着这样的奉献与无我，先辈们顶着超级大国的封锁和打压，给后世子孙栽种了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就是靠着这样的奉献与无我，今天的我们不惧艰险、自力更生，一同战胜了新冠疫情。
在这场疫情中，无论你穿的是白衣还是军装，无论你拿着的是快递箱还是电焊枪，面对病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我们面对的不是侵略我领土的日本鬼子，但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穷凶极恶的病魔！为了拯救血脉相连的同胞、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阻挡死神劈面而来的屠刀！
因为只有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在瘟疫横行的世界中开辟出一块幸福、温暖、安全的岛屿。在这里，我们有焦润坤，我们有李国桥，我们有陶其敏，我们有顾方舟，我们有杜富国，我们有陈薇……我们有千千万万个你和我，人人都是卫士，人人都被保护。
70多年过去，每年高达3000万例疟疾感染，30万人因此丧生的中国改变了模样，“疟疾”成了陌生的名词，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打摆子”的来历。我们已经连续3年切断人体疟疾寄生虫的本地传播链，并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证，正式宣布消除了疟疾！
这是何等伟大的成就啊！这条路我们走的是如此辛苦，但这场仗我们又胜得是何其的光荣！
教员说过，“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
在团结起来的中国人面前，没有任何困难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以革命精神为火炬，以科学技术为阶梯，以时时刻刻将人民生命健康时刻放在心上的共产党员们为旗帜，通过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终于取得了胜利，打跑了盘踞中国几千年的疟疾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