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踞厕见卫青：西汉大将军面对皇帝卑躬屈膝，实有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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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武帝最信赖的外戚，卫青建号大将军，三子封侯。风光之极，可谓一时无两。就算是历史上的著名权臣如周勃、周亚夫和窦婴也不能匹敌。

可奇怪的是，卫青在汉武帝面前却表现得卑躬屈膝，甚至武帝距厕召见卫青，卫青也不以为意，丝毫看不出他有一点周勃等人骄横跋扈的态度。为什么卫青成不了权臣？汉武帝驾驭他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建号大将军，节制诸将，三子封侯。论地位，论权势，卫青似乎都已超过了前朝的军人政治家周勃、周亚夫和窦婴等辈。可是，在孝武帝力捧霍去病以打压卫青的过程中，这位大将军却表现得软弱而顺从，他为什么不像历史上的权臣那样就地反击呢？

司马迁解释说，这是因为卫青本来就是个好脾气的人：

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关于卫青的好脾气，倒也不是司马迁的一面之词，我们还可以找到别的旁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阴谋造反的淮南王刘安曾与幕僚伍被秘密商讨对汉廷开战的可能性以及具体的作战计划。其间，刘安专门向伍被询问了孝武帝最有可能派出的战场统帅——大将军卫青的情况。而伍被对卫青的描述与司马迁本人的观察是吻合的：

“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无论面对高贵的士大夫还是普通士卒，卫青的待人接物都一样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但由此换来的结果却是“天下未有称也”——卫青并未因此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

我们不能轻率地质疑太史公的记载失准。因为说卫青名誉不显并非源自司马迁本人的观察和判断，而是卫青的嫡系部将苏建亲口告诉司马迁的：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在士大夫们的评价中，卫青没有得到与他的地位相匹配的尊重。不但如此，甚至亲手把卫青提拔到一人之下的孝武帝，给予卫青的礼遇也嫌过分简慢：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

——《史记·汲郑列传》

孝武帝就这样随意地歪在榻上接见卫青这个百僚之首，这种事情要是搁到前朝，简直不可想象。想当年刘彻的祖父孝文帝初政之时，每逢散朝，都得恭恭敬敬地礼送丞相周勃离开。而七国之乱后，刘彻的父亲孝景帝召集朝议，面对两位战胜功臣丞相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朝廷百官竟无人敢与之亢礼。

和周勃等人的身份贵重相比，卫青这个大将军似乎让人“作践”得厉害。君臣礼仪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双方权力、地位的升降关系。在孝武帝跟前儿拿不起架子，说明卫青这个百僚之首相比于周勃等前辈是弱势的。换句话说，他根本就算不得权臣。

因此孝武帝要栽培霍去病来制衡他，卫青也没有足够的反击能力。可是头顶着节制诸将、三子封侯的光环，一人之下的卫青距离权臣究竟又缺少了什么呢？以从前的历史经验来看，大概就缺这两块重要的权力基石。

首先，和卫青不同的是，周勃、周亚夫和窦婴虽然也是军人出身，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做过外朝领袖，也就是担任过丞相的职务。在中、外朝制度正式形成之前，只有身为外朝领袖的丞相才能与天子抗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细节上得到左证：

《礼》，司徒（即丞相改名）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天子与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后汉书·百官志一》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汉朝，不仅皇帝居住的未央宫里有百官朝会殿，丞相府内也有设有类似的场所。甚至皇帝要和丞相商议国家大事，还得屈尊枉驾，亲临相府。这意味着丞相统率外朝百官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

这个职务的天然属性已经赋予了它巨大的政治能量，而周勃、周亚夫和窦婴等人的特殊身份更使它如虎添翼——周勃等人都是军功起家，尔后以军人政治家的身份入主政府。所谓出将入相，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面对这样的大臣，虽是当朝天子，也不能不有三分敬、七分畏。

相权与君权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一对天敌，为了杜绝权相的再度出现，避免重蹈父亲和祖父的覆辙，孝武帝刘彻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清儒钱大昕说：

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直承明（殿名），与议参谋，而其秩尚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不干丞相、御史职事。

——《三史拾遗》

要防范丞相对皇帝造成压迫，根本的解决途径只能是设法拆分丞相的权力。为此，孝武帝的对策是，在外朝和丞相之外另设中朝。中朝的领袖如大将军卫青和大司马霍去病专一负责对匈作战的相关事宜，而政府的日常事务则交由丞相和御史大夫来打理。

这样一来，卫青和霍去病虽有统军之权，但所有的大型军事行动都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立功将领也得给予丰厚的赏赐，而主管财政支出的又是丞相领导下的大司农。没有外朝来的钱粮，单凭中朝的两位大臣控制不了军队。

反过来说，既然军权已被中朝的大将军和大司马统管，外朝丞相就不能再涉足军政事务，而必须退化为一个纯文官的角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书生宰相又哪儿有能力跟皇帝叫板呢？孝武帝欲使中、外两朝相互牵制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就在卫青官拜大将军的当年，孝武帝同时任命了一位新的丞相：公孙弘。

要知道，公孙弘从来就是个坚定的反战派，此前屡次就孝武帝发动对匈战争的决策提出反对。让他领导外朝势必对大将军卫青形成掣肘。而卫青与公孙弘相互制衡，孝武帝的权威自然就稳固了。于是乎我们看到，这两位重臣到了孝武帝跟前儿，都显得卑躬屈膝，摆不起周勃那样的谱来：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

——《史记·汲郑列传》

孝武帝不但距厕接见卫青。若非正式会晤，丞相公孙弘来了，他也懒得戴礼帽。刘彻终于不用再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见到丞相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

大将军卫青生存在皇权和相权的夹缝中，腹背受敌。但这还不是他弱势的唯一原因。

如果一个大臣的权力、地位单纯来自皇帝的授予，那他无论如何是成不了权臣的。因为皇帝能一句话给你的，也就能一句话收回去。大将军也好，三子封侯也罢，看起来虽然光鲜亮丽，实际上都不足以构成权臣的权力基础。

我们不妨将卫青与前朝权臣、大将军窦婴做一比较。窦婴是在七国叛乱爆发之初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司马迁说：

（孝景帝）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皇帝之所以能九五称尊，是因为手握赏、罚二柄，官员的升迁黜陟都得由他一张嘴说了算。可要是这升迁黜陟不由皇帝而被大臣操控呢？这就是大将军窦婴建立权威的奥秘：七国之乱前孝景帝一味重用晁错等文官，推进政府的文治更化，导致包括窦婴在内的大批军人政治家被冷落。

晁错削藩引爆了七国叛乱，皇帝情急之下不得不敦请赋闲的将军们出山救急。趁火打劫的机会送到窦婴跟前儿，他当然不会客气。窦婴不但与孝景帝讨价还价，谋到了大将军的职位，而且迫使皇帝任命了一批由他推荐的赋闲将领。这些人后来立功受赏，纷纷把恩德算到窦婴而非孝景帝的头上。

于是乎战争结束，一个以窦婴为核心的军功集团便迅速形成，许多游士宾客也随之慕名投效。窦婴的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也就渐渐地有了战国四公子那样养客三千、代君行权的架势。虽然在平叛的三个月里窦婴这个大将军连前线都没去过，但在战后他却能够与平叛的首席功臣周亚夫分庭抗礼，靠的就是这套养客蓄士的游侠手腕。

苏建对卫青说，您现在虽然地位尊贵，可是“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苏建的意思不是说卫青的口碑不好，而是卫青没有一个像窦婴那样的门客集团为他揄扬声誉。所以苏建建议卫青效仿“古之名将”——当然，这个“古之名将”可能就包括窦婴在内——养客自重，但卫青拒绝了苏建的建议。他解释说：

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卫青明明白白地告诉苏建，当今皇帝对窦婴当年养客自重、结党营私的游侠行径恨得牙根儿痒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哪个臣子胆敢私树恩德，窃取天子的养士之权，那无异于自寻死路。这已经明白宣示了孝武帝坚决反对公卿养士的的态度。

可问题是这套豢养宾客的传统源远流长，溯自战国，不是靠哪个皇帝的一纸行政禁令，说杜绝就能杜绝得了的。孝武帝又能用什么方法来限制大臣养客呢？

这个问题深究下去是有一点复杂的。但要提纲掣领地解决问题，关键在这儿：无论文臣武将，只要养客，无一例外都必须有雄厚的财力作基础。因为宾客舍人是大臣的私属幕僚而不是国家编制内的公务人员，政府财政是不会给他们关饷的，得靠大臣们自掏腰包。

历史上凡是养客规模十分庞大的政治家如战国时代的孟尝君田文、文信侯吕不韦，西汉一朝的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无一不是财雄一方、富可敌国的人物。大臣们的经济收入除了朝廷俸禄之外，就是封邑的租税。而封邑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收入的多少，也是影响、限制养士规模的重要条件。《史记·平津侯列传》：

（公孙弘）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

——《史记·平津侯列传》

公孙弘拜相之后，也养了一批宾客作为公务参谋。可是为此，他自己闹得节衣缩食、家财罄尽。可见养客给他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之所以手头这么拮据，是因为拜相之时，孝武帝封他的这个平津侯才有区区650户。

就靠封邑这点儿可怜巴巴的进项，自然撑不起一个庞大的门客集团。如果非要硬撑，那就只能铤而走险，使用一些非法的财务手段了。例如孝武帝最宠幸的智囊主父偃，他的官爵最高不过做到二千石的诸侯相，门下宾客却比公孙弘多得多，达到千人之巨。他养客的钱有相当部分都是收受朝臣孝敬的政治黑金，而这也成了他日后满门抄斩的主要罪状之一。

公孙弘作宰相的时候，因为历史的惯性使然，虽然收入大幅缩水，但毕竟还强撑着门面，养了一批规模不大的宾客。等到后任来时，就连这点儿门面也支撑不住了：

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镒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镒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汉书·公孙弘传》

高级文官的养客之风因为封邑的缩小、收入的缩水而渐趋消歇，但这时将军幕府中养客蓄士的情况倒还常见。其实这倒不难理解。孝武帝之所以对文官的封赏这么吝啬，是因为国家长年进行扩张战争，朝廷的恩赏必须向军功阶层倾斜。

拿卫青来说：公元前127年他统军收服河南地，孝武帝两次颁布诏旨，恩赏他一共6800户。仅此一次便当公孙弘10倍有余。三年之后击溃匈奴右贤王，孝武帝又赏赐卫青6000户，而这还不包括他三子封侯所受的封邑在内。

相比于公孙弘的拮据，卫青的钱袋子要宽绰得多。这也是苏建建议他养士的原因——毕竟手里有钱呀。卫青说养士是天子的权力，臣子不敢染指。可他虽是这样说，府里却也养了100多号舍人。这又怎么解释呢？或许下面这个故事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鞌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

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盎人子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柰之何？”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

——《史记·田叔列传》

自战国以来，大臣向皇帝和朝廷推荐自己的私吏作官是一个行之已久的惯例。比如秦朝丞相李斯，早年就曾做过文信侯吕不韦的舍人。是经过吕不韦的推荐才转入秦宫为郎的。然而，对大将军卫青手下的这100多号舍人，孝武帝不是等他推荐，而是主动下诏遴选贤者，这同吕不韦推荐李斯为官的意义客就大不一样了。

吕不韦推荐李斯为郎，是权臣把自己的眼线安插到君王的身边；而孝武帝下诏遴选大将军府的舍人，却是逐渐把卫青的私属幕僚公职化，加强对他的控制。说到底，大将军府招揽宾客不过是孝武帝新设的一条抡才取士的渠道，而不是卫青培植私人党羽的手段。《史记》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孝武元朔（原文作“元光”，据梁玉绳《史记志疑》改）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司马迁说，齐人主父偃少学纵横之术，以苏秦、张仪为法。可是遍历齐、燕、赵、中山等东方藩国，却屡屡碰壁。气愤之余，他决心西入京师。司马迁说，主父偃这趟西游是抱着“诸侯莫足游”的态度来的——如果连那些刘姓藩王的属臣都不屑于屈就，主父偃又怎么可能甘心投入卫青门下做个宾客呢？

要知道元朔元年卫青才不过是太中大夫、车骑将军而已，秩禄尚不及九卿。自负才高又怀抱着极强功利心理的主父偃之所以主动投入卫青门下，还不是因为这里是上达天听的快捷方式吗？卫青几次三番在孝武帝面前推荐主父偃，也证明他的养士其实是替武帝揽才。

卫青说“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将军府里的宾客名义上是他卫青的私吏，薪水由他卫青来掏。但实际上孝武帝随时有权选拔征用，卫青拢不住这些人。相比于前呼后拥、宾客盈门的窦婴，卫青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效忠于他本人的私家班底，他又凭什么去和孝武帝比权量力呢？

参考文献：

杜佑《通典》；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国历代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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