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阿尔都塞的一点随想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日）
最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一些文化产品的“降灾”激起了“民愤”。对这些对产品的限制和禁令的官方解释是不符合官方认定的社会价值观，然而这些禁令只是表面上符合维护“尊重性少数”“保护儿童”等价值观的解释，实际上国家机器在其他时间、其他领域却通常十分宽容，所以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更容易接受也更俗套的解释是利益纠纷：文化产业的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等等。但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这种事件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分为两种：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字面意思一样，以镇压的硬手段为主，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的“软”手段为主，以“硬”手段为辅。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似乎在以一种看起来令人无法理解方式滥用暴力性的强制手段（一般来说当然要联合镇压性国家机器），如同旧约中喜怒无常的上帝给无辜的人们降下灾难时，我们除了把它看作镇压性的暴力行为，还应该在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考虑这种“降灾”的后果和效用。
首先很明显的是，被“惩戒”的人们肯定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在庞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面通常是小而无用的。如果套用在意识形态领域，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当作镇压性的，结论也是一样。这展现出的就是邪恶政府打压人民的图景。
但是现实情况比这复杂。
让我们先扯开话题看看阿尔都塞的理论：
作为意识形态机器国家机器理论中的核心构件，“询唤”是个体对社会身份产生认同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将“漫无目的”的个人建构为主体的过程。尽管是意识形态无特定对象的召唤，一旦个体回应了那召唤（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的意识就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俘获。“喂，叫你呢！”意识形态便是如此询唤个人成为主体的。
然而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中主体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倒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无意识地被询唤，无意识地回应，无意识地陷入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设立的意识形态。比起有意识的灌输、说教、政治宣传等，意识形态更表现在人们无意识地认同的观念和践行的行为中，表现在那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里。这些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内容，共同构成了主体的意识形态建筑。
现在我们来看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搭建的舞台上都演了什么好戏。
在受影响的消费者眼中，现在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简化为“政府”）与人们的需求（简化为“人民”）的对立。在选边站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应该站在人民一边。看起来这毫无疑义。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这里我们要补充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论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不是压迫而是经济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属于下层建筑，是第一位的，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压迫则属于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是被决定的。因此，国家机器的根本要务不是进行压迫，而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即使镇压有时候是达成这种目的最重要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常常不是必需的手段。前面说过，国家机器有相辅相成但相对独立的两种：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由一整套镇压性国家机器执行（警察局、法院、监狱、军队等），一般从反面起作用，禁止人们去做什么（比如美国黑人运动中，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可疑的刺杀案，以及FBI对弗雷德·汉普顿公开的谋杀）；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通过多套机器（媒体、教育、宗教、家庭等）一般从正面起作用，告诉、暗示、引导人们应该去做什么（比如联合镇压机器纵容黑命贵运动的不合理行径，接着媒体大量报道这些“美丽的风景线”，仿佛民权运动就是这个样，抗议者就该是这种形象，黑人这个种族就是这种暴民式的面目）。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们当然可以去选择支持或反对。但是人们无论是支持这种抗议还是走向反面选择反对，都无所谓。最终，这些抗议者得到了发泄散去了（这种混乱而一团散沙的暴力，有需要的话世界第一大国的镇压机器可以很容易地帮助他们冷静），被零元购的商家以及街道公共设施等被破坏，公共秩序被冲击，但是社会的根本秩序没有被改变。底层黑与白的种族矛盾还是在继续，警察还是可以照样依照肤色“清空弹匣”，而老爷们照样坐在豪宅里数钱，拜登照样可以在新闻里犯老年痴呆，免去了60年代那种动他们蛋糕的真正平权的威胁（如果说马丁路德金只是有通共嫌疑的话，黑豹党已经试图“枪杆子里出政权”了）。所有的一切在事实上又画了一个圈，几乎毫无改变。
这时我们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按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给我们准备的剧本，舞台上上演着对手戏，但是真正的正派角色却出不了场！人们有意识地表演，却常常无意识地扮演着自己被赋予的角色，因为正如上面所说，意识形态可以无意识地起作用。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矛盾周而复始地在这套国家机器治下爆发，不是说明了它的失败，而是恰恰说明了它的成功：它成功地维持了社会的根本秩序——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这件事的情况是怎样的。正方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几次三番对文化产品实施毫无道理的禁令；反方为消费者，多次受这类禁令的苦，对其相当反感。如果支持国家机器，那么就是顺应它专横地肆意妄为，对社会的意识形态依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按自己随意性极大的想法进行粗暴的干预，这对社会显然没有好处。那么如果支持消费者呢？支持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对政府的暴行，听上去再正确不过了。然而在这里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被忽视了：
人们为什么要反对禁令？因为消费的文化产品受影响了——消费。
消费的是什么？——文化产品。
这两者都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大开方便之门。提到消费，很容易联想到消费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经常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而文化产品，则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那么在这次事件中，消费和文化产品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很遗憾，这些氪金游戏之类的产品大多充斥着消费主义的色彩，禁令的影响也正是阻碍了消费者的消费愿望。而这些产品的内容中，也大多充斥着异化的审美、对人的物化、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价值”等糟粕。
而这些人并没有反对这些东西，相反，他们正因为不能好好消费这些产品而愤怒！他们完全视这些为天经地义，无意识地遵循着他们以为自己在反对的东西。这下情况已经很明了了：这又是一场两边都是丑角的闹剧，真正的正派人物不在舞台上。无论两边怎么斗，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胜利，都是资本主义的胜利。
当然，我们不应该太怪罪那些作为消费者的人们。他们变成丑角，正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值得自豪的成果。他们本可以成为真正的正派主角。真正逃脱镇压机器的掌控很难，但是部分地跳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天罗地网至少相对容易，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都不是完满的整体，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社会矛盾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每时每刻都表现在现实与思想领域（与此同时，我认为脱离实践试图去“信仰”纯粹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形而上学的伪命题，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因“行”称义，即使只是搞搞理论，也必须进行真正的理论实践）。桑德斯虽然不可能当上美国总统，但毕竟可以在国会中宣传“极左”思想；法国大罢工不会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法国共产党毕竟可以公开地参与运动并引导群众。这些就是当前的星星之火，假以（目前来看将会是极其艰难的）时日，或许真如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结尾所说：Longue Marche之后，révolution终将会到来。未来的走向究竟会如何，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