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与《邶风·谷风》中女性形象与表现手法的异同比较

弃妇诗作为一种反映特定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有表现。弃妇诗的主要特征是以女性为第一视角，有强烈的抒情意味，且抒发的感情以消极痛苦为主。丈夫因“情感变化”或是因“家境变化”而选择抛弃结发之妻，是《诗经》中弃妇诗较为常见的两种故事情节。《诗经》中的弃妇诗约十首，其中具有代表性和比较性的两篇，便是《氓》与《邶风·谷风》。这两首诗既存在共性，又具有特性，值得后人学习研究。

接下来我将从女性形象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表现手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四个方面依次进行比较。

 

（一）《氓》和《邶风·谷风》中的女性形象都是经典的弃妇形象

从定义上讲，弃妇诗是抒写因婚姻破裂或丈夫变心而被抛弃的妇女的感受的诗歌。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弃妇诗中的弃妇形象，一定是“婚后被弃”并且是“离开夫家”的。回归文本，《氓》中的弃妇在青年时期出嫁，遵守妇道辛劳多年，最后被弃游荡淇水之滨，而《邶风·谷风》前两章便叙诉弃妇从夫妻共勉被逐出夫家的经历变化。因此这两首诗的女性形象都遭受着相似的悲剧经历，存在着命运上的相同点。

同时，经历的相似与命运的相同，也会产生情感上的共性，这也是上文提到的弃妇诗特征之一——都抒发着一种消极的感情。《氓》中最能体现这种感情色彩的句子体现在最后两章：一如“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的诉苦，二如“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的忧伤，三如“及尔偕老，老使我怨”的怨恨。这种感情色彩同样能在《邶风·谷风》中体现：一如“行道迟迟，中心有违”的落寞，二如“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苦闷，三如“不念昔者，伊余来塈”的决然。这种情感上的共性当然是这两首弃妇诗与其他弃妇诗之间的共性，具体到这两首诗上来讲，这种共性现象自然也是成立的。

从弃妇形象的共性延伸出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共性其实源于先秦时期的的社会环境与性别观念。女主人公们被丈夫所抛弃，并非是因为自己品行过错，而是源于丈夫的变心与夫权的专制——前者是一种个体的品行因素，有时也受社会风气败坏的影响；后者则是农业经济主导下父系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弃妇乃至弃妇形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及性别秩序，而这种性别地位上的不平等恰恰是弃妇形象所反映的社会性的问题，并因此具有警示意义。具体而言，这也是《氓》和《邶风·谷风》中女性形象的共同点：生活在被欺压被统治的家庭环境中，渴望幸福生活而不得，被变心的丈夫所抛弃。

（二）《氓》和《邶风·谷风》中的女性形象又有着个性化的不同

从文章的内容上讲，《氓》和《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们的具体经历是有差别的。《氓》中所记叙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从“贸丝谋亲”，到“占扑相婚”再到“三年为妇”最后到“被弃叹淇”的详细而完整的婚姻经历。而《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的经历相对简短：从家境困苦，贫贱夫妻，共度难关；到家境富裕，丈夫变心，被逐家门。

内容的不同，经历的不同，再到诗风的不同，抒情的不同，其实反映出两首诗中女主人公性格上的不同。如上文举例，《氓》的女主人翁更加敢爱敢恨，出嫁存在一定的冲动性，被抛弃后的情感色彩更加强烈，也更加纯情。她因爱情而出嫁，又因爱情而被弃。虽言敢爱敢恨，但是，她又难以舍弃过去的情感，以至“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一句决然之语又暗含纠结矛盾之感。相比而言，《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不及《氓》的女主人公决然果敢，更显敦厚：她曾为糟糠之妻，甘与丈夫共度困苦生活；丈夫喜新厌旧，恩断义绝，甚至另外娶新妻子，霸占共同财产，而她只是“行道迟迟，中心有违”的落寞与“不念昔者，伊余来塈”的伤感——当然她的情感一定是复杂的，只是从怨恨的角度来讲，她并不及《氓》的女主人那般恨得显明。

从人物形象的特性延伸出去，两首诗中女主人公性格形象的不同，也导致了当时诸家对这两首诗的不同评价，甚至是曲解——《氓》被认为是反映宣公时期社会风俗败坏之诗，甚至是“淫妇”自叙反悔之诗；《邶风·谷风》则被认为是讽刺统治者无能所造成的悲剧。当时人们对这两种女性形象的不同认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也诗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与性别问题。

（三）《氓》和《邶风·谷风》都运用了中国古代文学三种主要表现手法：“赋”“比”“兴”

赋，即记叙。《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从这种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两首诗都使用了赋的手法：《氓》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都是在直言叙事，使用赋法。《邶风·谷风》中记叙女主公被弃离家，回忆过往的章句也是使用赋法的直接体现。

比，即譬喻。《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两首诗中并不乏比的运用。《氓》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处分别是“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依次将年轻女子比作润泽有光的桑叶、将年老女子比作泛黄陨落的桑叶、将男女爱情比作鸠多食桑葚易醉；《邶风·谷风》中的比句也很明显。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一句将山谷之风比作人的盛怒，到“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一句将泾渭分明比作女子道德上崇高纯洁，都能体现出比法在《邶风·谷风》这首诗中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氓》与《邶风·谷风》都使用比法，因而在表达效果上也存在着相同点：都塑造了一种有较为含蓄的象征寓意，都给人以较为形象的心理感受。

兴，即引发。《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值得注意的是，《氓》与《邶风·谷风》两首诗的兴句和比句多是重合的。如上文所提及的《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三句，既是譬喻之句，同时也是情触于物，歌咏下文的起兴之句；《邶风·谷风》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两句也是相同的情况。兴法的运用有助于这两首诗塑造各自的作品氛围，有利于在情感上的表达，同时也让全诗富有层次和韵律。

综上，赋比兴的整体运用是《氓》与《邶风·谷风》在表现手法上的共同点。

（四）《氓》和《邶风·谷风》各自的表现手法运用上又存在着不同

如上文所言，《氓》和《邶风·谷风》两首诗中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但具体而言，二者比法的类型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氓》中的比法是以象征意义为主，多方面进行比喻的“丛喻”之法，而《邶风·谷风》中还存在运用“通感”的现象——例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一句，将山谷之风的形态比作人的盛怒，以山谷之风的变化比作人情绪的变化，关联起人的听觉、触觉等感觉，打破了人们对山谷之风的传统感受。

比、兴这两种表现手法各自在《氓》和《邶风·谷风》两首诗中的占比也不尽相同。《氓》中的比法运用得相对较多，如上文所举三句；而《邶风·谷风》中则是兴法运用得相对更多：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三句。这种不同与文章的行文结构有一定关系。《氓》全片较为连贯而完整，只有第三、四章为插叙的议论，其余为顺叙记叙，这使得兴法的运用主要被限制在第三、四章，因而《氓》中兴法不及比法运用广泛；《邶风·谷风》全片多抒情感怀，记叙性相对较弱，多起兴，因而其兴法相交与比法更为常见。

就对比手法的运用来说，《氓》和《邶风·谷风》也存在一定的不同。《氓》中对比的层次是多样的：男女爱情的前后对比，男子前后行为的对比，女子感情的前后对比，爱情对于男女的重要性的对比等等。《邶风·谷风》中的对比手法相对单一，主要是男子行为的对比和爱情前后的对比。就此而言，《氓》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比《邶风·谷风》更加深入、复杂。

 

综上所述，作为《诗经》中较为著名的两首弃妇诗，《氓》与《邶风·谷风》在女性形象和表现手法上存在着一定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这种异同影响着诗歌风格的差异与艺术表达的不同，也影响着后世诗歌的创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