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黑格尔主义：回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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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翻我的批判，Williams满怀希望地提出了与Smith相同的观点。“在罗森塔尔的叙述中，”他主张，“……将不同个别、种和类区分开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归纳概括过程中的任意分类，而他自己在其他地方也已经批判过，这仅仅只是‘经验抽象’”(361)。我确实继阿尔都塞之后，在其他地方批判过我所称之的【510】“经验主义抽象概念”，这或许就是评论者的眼中钉。事实上，黑格尔所混淆的一般性、特定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于，例如，先验构建的几何对象之间——就对其的认知而言，不用多说，归纳法不起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本质性的不同之处就是特定性与个别性确实会相互融合——作为显而易见的唯心主义恶果的反映，黑格尔错误地将这一特征推广到所有“实际”对象上。因此，例如，个别椭圆完全由其代数公式确定，且没有任何未定特征的残余。[8]正如我在《逃离》中引用的这个例子，毫无疑问，我的讨论仅限于分类体系。这些逻辑关系也存在于理论构建的，也可以这么说，“纯粹案例性”的社会科学对象的之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如果有人更喜欢的话，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纯粹案例性”的理论对象。它是交换经济的一个特定种，在后者的“类”中，以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而得到区分。
但读者们或许记得，我实际上并没有认为黑格尔对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使用只具有唯一的内涵。相反，我主张他的用法中存在着系统性的歧义。这正是黑格尔主义论证中许多——按Smith所说，我所“抱怨的”那些——错误的根源。更准确地说，“三段论”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术语——普遍性和个别性——分别地在一般性(generality)和个别性的通常含义与——至关重要的是，这两者都具有的——“包含着它的所有规定的整体性或‘真实的无限性’”的含义之间具有歧义(Rosenthal, 1999, 293)。Smith只是简单地断言，后一种含义才是黑格尔在使用普遍性这一术语时所采用的那个含义，而我不知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尽管我明确地、详细地讨论了它。Smith反复提及那些“复杂的”总体以及它们与其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但直白地说，这对厘清这一含义并没有多大帮助。事实上，只有在存在一些“简单的”总体可以与之对比的情况下，提及这些总体的“复杂性”时才有意义，但鉴于它被区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每个总体当然都是复杂的。再者，我确实不知道，一个整体的统一原理的含义上的“普遍”与其特殊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应当比一个类含义上的“普遍”与其特定种或样本之间的关系更复杂或更不“简单的”。这里讨论的只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个术语的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我对黑格尔所进行的批判是，它们应当进行区分，而不是混为一谈。
例如，通过参看黑格尔在讨论动物有机体时个体（即个别的有机体）死亡的必然性时的核心“论证”，就可以证实黑格尔确实将它们混为一谈。“生物会死亡，”黑格尔写道，“因为它是这样的矛盾：它既自在地是普遍性、类[Gattung]，但又仅仅直接地作为个别东西而现实存在着。在死亡中，类表明自身是支配直接的个别东西的力量。”(En. L., §221 A)(10)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此详细说明（见Rosenthal, 1998, 106-10）。但细心的读者能够证明，在这一论证过程中，黑格尔用总体含义上的“普遍性”替代了他一开始所采用的类含义上的“普遍性”。更进一步地，在他的结论中所指的总体并不仅仅是局部的总体——正如Smith在对黑格尔主义中“普遍”的方法论解读所认为它应当是的那样——而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形而上学的总体。正是后者让个体在死亡时“重新统一”("re-unite")。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由于这种总体所表现出的统一性来源于“精神”或“绝对主体性”，因此死亡提供了从自然到精神（以及由此在各自“哲学”之间）的过渡（见En. N., §376）。整个框架都是神学的，而非——如Smith和Williams所认为的那样——是方法论的。[9]
黑格尔对死亡必然性的“证明”——或者换句话说，对个别的有机体必须“转变”("dissipate")为“一般”(the "universal")的“证明”——也与此密切相关，因为它正好说明了黑格尔主义的谬误，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必然性的不成功的证明中重复了这一谬误：或者说，换言之，他在对特定数额的货币必须克服其限制并增加的证明重复了这一谬误。Smith的第三个批判是指出我误解了这段文本，这段文本实际上一直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也许Smith在这里指的是——毕竟，显然，货币就是马克思论证的主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在这一点上，就如同在其他方面上一样，他与Williams结成了统一战线。为了表述同样的观点，Williams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表述，“资本主义货币”(360)。马克思显然没有使用过这一表述，而且——与“货币资本”不同——这一表述缺乏明显的理论意义。
但在Smith和Williams对马克思论证的辩护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马克思的主题是货币还是“资本主义货币”——他们都不愿意提及那些我认为马克思的证明是似是而非的实际原因。这一论证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商品生产本身之间的差别，我将其视作这一论证的神秘化恶果，而非谬误的来源之一。读者可以在我文章中的297-9页回顾我对这些来源的分析。其中一个来源，实际上也是最典型的黑格尔主义来源，就是马克思对任何给定数额的货币的特殊性与货币作为“全部使用价值的总汇”的“内在的一般性”或“概念”“相矛盾”的断言。正是由于这种所谓的“矛盾”，特定数额的货币就应该“越出自己的界限”，这显然是在向无限增长。Smith只是简单地声称，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但这正是马克思的原话：作为“只是一定量的货币”，货币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他接着写道，“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11)
除了将质的一般性与量的无限性混为一谈以外，这还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主义转变的预演，即每一特殊，仅仅凭借其特殊性，就与其普遍（或一般）[its (or the) universal]“相矛盾”，而因此恰好失去其特殊性并“逐渐转变为”一般(the universal)？特定数额的货币必须克服其界限才能与财富的普遍性相结合，这与前面提到的特定的动物有机体必须失去其局限性(limits)才能与“精神”的普遍性相结合的“原因”完全相同。这两段论证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但特殊与其“概念”之间的所谓“矛盾”在哪里？这只不过是在信口开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注意到了，如果我们接受特殊或特殊种与更一般的概念“相矛盾”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例如，锌不是金属……因为……它是金属的一个特殊种！”这一例子的意义并建立在它与自然类属以及适用于自然类属的分类体系的关系之上。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正方形不是矩形，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矩形。如果我的批判者们认为这确实是“矛盾”，并认为这确实解释了“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原因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认同正方形确实不是矩形。
至于Williams和Smith的主张，即马克思在这一论证过程中“确实”预设了“资本主义货币”和资本主义生产，让我的批判看起来都比他们的辩护更尊重马克思。实际上，这让他预设了他试图证明的东西：即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的必然性。但在文本或其文本背景中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着这样一个预设。Smith说，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预设实际上“正是”被我所讨论的“这段文本”“验证”了。但实际上，这一验证的所谓显而易见性建立在一些随意的曲折解释上。Smith引用了这段文本的一段摘录，其开头是：“作为价值而独立化的价值”("value, having become independent as such")，接着，显然是以这段摘录为证据，主张：“马克思在这一论证中的出发点是给定的历史事实，即价值已经‘独立化’(value 'has become independent as such')。”Smith将这一“独立化的价值”解读为货币“已经成为目的本身”，因此，显然，货币成为了“资本主义复杂总体”的一个图示。但“价值的独立形式”只不过是马克思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这段文本之前，以及在《资本论》中——这一表述所指的就是货币本身，即那种不是作为资本而流通的货币。货币就是与其他商品相对的“价值的独立形式”，而在其他商品中，价值同它们各自的质的具体——而且，出于这一原因，仅在难以交换的情况下——形式有关。[10]但我们甚至不需要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其他地方，就能完全清楚地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东西。因为，实际上，Smith是在没有注明的情况下就将这段文从原文中截出。原文实际上写的是：“我们在货币上已经看到，作为价值而独立化的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所谓“货币章”中，马克思已经分析了货币，将其视作“价值的独立形式”。在我引用的“资本章”的前几页，他明确了自己的目的，就是将资本概念从货币概念中“发展出来”，并最终从价值本身概念中“发展出来”。（见MEW, 42, 183/Marx, 1973, 259）(12)
Williams比Smith更谨慎，他没有尝试引用任何文本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即马克思尝试从货币过渡到资本的那种货币已经是“资本主义货币”。他仅仅只是告诉我们，他是这样“看待的”——但针对这一点显然应当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我的分析“缺乏说服力”！不过，如果马克思在对货币的分析中真的普遍预设了资本主义条件的话——而且我认为Williams和Smith也试图将他们的主张应用于《资本论》中——那么在逻辑上，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呢？Williams和Smith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保证的意义似乎只不过等同于一个合理的推论，马克思的最终“意图”是把握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是他的研究“对象”。有谁会怀疑这一点？但这与方法论讨论无关。
如上文所述，我将作为经济理论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描述为一个理论构建的“纯粹案例性”社会科学对象。它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这取决于我们在构建它时所做出的理论假设：整个经济有统一的资本“有机构成”或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均衡条件或市场波动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步骤，同时也是在科学上最值得推荐的步骤，就是这种逐步除去一般化的简化假设（例如，统一的有机构成），并用更复杂、更现实的假设（例如一系列有机构成）取代之。因此，构建的理论对象逐渐接近现实对象——当然，前者永远也不会与后者完全一致。然而，如果我们撇开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理论对象“资本主义”就会转变为一种更一般的理论对象（一个更一般的种），即交换经济本身。从未存在过类似后者的经济体的这一事实——统一有机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从未存在过——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建立许多有关于它的重要理论命题：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前三章中对商品和货币的分析。这些命题的“对象”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简单商品生产：它们同时适用于这二者。
此外，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在使交换经济成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定规定被加入进去后，这些命题就充当了分析的前提。因此，货币流通和产生货币流通的交换经济在对资本流通的分析中就成为了前提，而不是相反。相反的断言在逻辑上就等同于主张，例如，正方性(squareness)——一个特殊种类的直线图形的特定的质——就是直线性(rectilinearity)的“前提”。
顺便说一句，将资本主义经济与交换经济本身混为一谈是不可掉以轻心的。Smith甚至建议这么做，他说“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最简单和最抽象方式，就是从普遍商品生产(generalized commodity production)(13)的角度来考虑。”(494)但这种混淆一直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中历史的根源：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废除货币的错误尝试，就好像废除资本需要这样做一样。马克思本人一直对此发出警告，例如谴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资本归结为纯粹的交换来美化资本的诡辩”。(MEW, 42, 179/Marx, 1973, 254)(14)
至于Williams的其他评论，我首先感谢他对我工作的关注，并满意地注意到，我自己的一些表述（“现实概念”；还特别提到了“社会客观性”）正在渗透进他的表述中。但我并没有从他发起的挑战中受到什么启发。Williams主张，我的批判只适用于“旧的”历史主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而不适用于“新的”体系性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逃离》一文中，我仅仅在一个括号中提及过“旧的”历史辩证法。显然，我讨论的其余部分都是针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中潜在地“体系”辩证法的。正如Williams所知，在《迷思》一书中，我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历史主义解读进行了批判——但这仅仅只是为了表明这种解读与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基本没有关系。我在那里对“辩证法”的大部分批判都集中在公认的体系“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著作上。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是，只要我能证明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论证是似是而非的话，那么我就不用去一一审视每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了。正如这场论战所表明的那样，当代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方法实际上仅仅是在表面上与黑格尔相关——他们确实提出了合乎（黑格尔主义）逻辑的黑格尔主义论证，因此他们的论证是不合逻辑的。
我很感谢Giannotti的批判，因为与其他批判者不同，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我对“辩证法”批判的逻辑基础上。Giannotti指责我将现代形式逻辑的工具应用于对黑格尔的解读上是一个时代错误(15)。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这样做了。例如，他一开始提到的预测问题并在我的讨论中只是次要的。的确，在《迷思》一书中，我详细阐述了内在于黑格尔主义“解释”中的所谓“主谓颠倒”。但我之所以这样阐述，只不过是对马克思所做出的批判进行解释，而且他实际上也是借用的费尔巴哈的用法。而在讨论中，我也没有使用弗雷格命题函数理论(16)的任何技术特征。因此，这里时代错误的指控看起来是用错了地方。实际上，恰恰是在Giannotti所称的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的“话语世界”中，对谓语的讨论正是承载着由经验给定事物提供并在理论上从中“抽象”出来的那些属性的含义。这就是我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唯物主义经常退化为简单的经验主义的原因。顺带一提，我并不认为弗雷格理论涉及到任何类似的“本体论承诺”。毕竟，它是从数学中特有的逻辑关系发展而来的模型。但我将把这个有趣的问题留到下次讨论。
然而，Giannotti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即我的批判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sense and reference)区分的影响，更具体地说，这种区分并不适合于“专名”或“单名”("proper" or "singular" names)，但适用于概念词：现在通常将其称为“内涵”("intensionality")（语言表达的概念内容）和“外延”("extensionality")（语言之外的现实，如果存在可被概念主位化(thematization)(17)的东西的话）。在《逃离》一文中，我只是间接提到了这一问题，强调了黑格尔在使用Besonderheit这一术语时的歧义，根据不同的语境，这一术语可以分别恰当地翻译为“特殊性”("particularity")或“特定性”("specificity")，以及有时候，令人遗憾，两者皆可！这种歧义使得黑格尔能够在他的叙述中，在关于概念规定性（一种“内涵”物）和其他已规定的实存(determinate existence)（一种“外延”物）的断言之间来回切换（反复偷换概念）。他经常使用这种手段来论证每一个所谓“有限规定”（又称为“知性的规定”("determin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18)）的所谓“矛盾性”。因此——在这里举一些相对简单的例子——一般(the universal)（即一个“抽象”物）被“证明”其是自己的一个种(a species of itself)，因为它是一个与特殊相对立的特殊(En. L., §80A)(19)，无限者（即一个“单调”物(the "false" one)）是一个与有限者相对立的有限者(En. L., §95)，无规定性(indeterminacy)是它自身与规定相对立的规定，(Ph. R., §4R)(20)。
正是这种“有限者”的所谓“矛盾性”，被黑格尔当作对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证明：即“有限者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者”(SL, I, 172/154-5; 另见SL, II, 79-80/443)(21)，或，正如他所说的，“这些有限事物固有的命运是它们存在的根据不在它们自身，而在普遍的神圣的理念中。”(En. L., §45A)(22)然而在得出这一结论时，黑格尔对“有限者”一词的使用同样展现出了对内涵/外延的切换（反复偷换概念）：即在有限的概念规定（例如，“正面”是一个有限的概念规定，因为它的含义与“负面”相对立）与有限的事物（我现在正在坐的这张椅子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为它是话语之外的一个实体，而且它的存在与任何种类的对立或任何其他的逻辑活动都完全无关！）之间来回切换（反复偷换概念）。我不知道那些自称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会反对我对这些论证的批判。
Giannotti指责我对黑格尔的这些批判都是一些时代错误，对此我只能说：只要这些批判是正确的话……尽管在黑格尔撰写著作时，有关内涵与外延的元语言学差别尚未被建立起来，但黑格尔在叙述过程中依然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就像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在四世纪时尚未建立，但地球依然围绕着太阳转一样。
我赞同Giannotti对黑格尔主义逻辑学的绝大部分训诂学主张。然而，我所批判的对象并不是黑格尔主义逻辑学——尽管在《迷思》一书中，我的确以一种相比Giannotti更负面的视角揭示了后者中所包含的一些奇特之处。我所批判的对象是黑格尔自己的论证中的逻辑。我同样赞同Giannotti对价值和交换的许多观察。价值确实被看作是一个调节交换的“规范性假设”。我只想提醒读者，这一点并不能使价值成为一种“思维”。正如我在《迷思》一书中尝试表明的那样，价值的“现实的抽象”——商品的质的特定性在这种抽象中被消融——是交换者们的实践所引起的，而非他们对交换的思考。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明的，我非常赞同Turchetto提出的建议，即将注意力转移到“历史—社会”科学的逻辑之上。他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尚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感染那些我的朋友Wal Suchting所称为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杆菌(the bacillus marxismus hegelensis)(23)。
John Rosenthal
哲学系
科罗拉多学院
14 East Cache La Poudre Street
Colorado Springs, CO 80903
jrosenthal@coloradocollege.edu
注释：
[8] 我从已故的W. A. Suchting未出版的著作中借用了这一例子。
[9] Smith将黑格尔主义的“一般”简单地解读为任何整体的统一原则，这与黑格尔原本的意思几乎没多大关系了。在黑格尔的话语中，一般是一种思维，它在它的他物(its other)中与自己保持一致，从而实现了“真正的无限性”。“局部总体”（见En.L., §16）只是作为后者的“特殊化”来研究的。
[10] 见MEW, v. 42, 80/Marx, 1973, 145：“可见，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的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第94页）
译者注：
(10) 黑格尔，梁志学译，《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人民出版社，第36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第227-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第215页。
(13) “generalized commodity production”中的“generalized”也有“广义的”一义，而且也确实有译者将其翻译为“广义商品生产”，这一翻译似乎指的是那种更具概括性的“商品生产”概念（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任何实际的商品生产方式来说更一般的“商品生产一般”概念），然而我认为这一翻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语境中使用这一词组时，通常强调的是商品生产的某种特征，而非包含了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等商品生产的类——例如在提及“……capitalism, as generalised commodity production for profit……”时，通常会与前资本主义生产相对比。我更习惯采用的翻译是“普遍商品生产”，这里的“普遍”并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普遍”，而是指这一经济类的特征就是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或者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劳动产品都会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而且它们被生产出来目的就是在市场上出售。从这一角度来说，普遍商品生产是广义商品生产类的一个特殊种，它是一种具有特殊特征的广义商品生产。在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可以称得上是普遍商品生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中的极小部分才会通过市场以商品形式流通，比如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产品要么由生产者自己消费，要么作为实物贡赋交由封建领主或地主，余下的部分才会在市场上出售，生产的目的也主要是直接为了自己和封建领主的消费，而绝非在市场上出售；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汽车工厂的老板最多也只会消费掉几辆自己工厂生产的汽车，绝大多数都会放到市场上出售，而且这些汽车就是汽车工厂老板以利润为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当作将要放到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来生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与普遍商品生产就是等价的，这只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是普遍商品生产类中的一个特殊种。普遍商品生产只要求绝大多数劳动产品都采取商品形式，而对（直接或非直接）生产者本身并没有要求，不论他们是资本家、工人合作社还是某种为市场提供商品的奴隶工厂的奴隶主。即使在经验中从未出现过非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商品生产，在这一层面上也不能否定其可能性，就像即使我们看到了一万只带有花纹的黄猫（严格来说其实是红猫），也绝不能否定下一只黄猫是纯色的可能性。如果要否定这一可能性，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而必须寻找使这一可能性不成立的真正原因，例如由于基因和染色体的控制，黄猫不可能出现纯色；同样，如果要否定非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商品生产存在的可能性，也必须找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非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商品生产不可能存在，例如主张劳动力市场起到某些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价值现象在现实中的不断再生产，而如果失去了劳动力市场的话，生产者就不会核算劳动力这一非货币成本并在劳动力方面停止竞争，价值现象就会由于某些机制中断；再或者主张资本具有一些独特的职能，如果没有资本，就没有资本流动和市场竞争，进而使价值现象由于某些机制中断等等。但这些论证已经超出了对普遍商品生产本身的讨论了，对普遍商品生产本身的讨论只能够提供某些可能性，而不能否定这些可能性。要想否定这些可能性，就必须进一步探讨。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例如无政府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它具有某种可能性，而且尽管这一可能性在过去从未实现过，但这一可能性并不能因此被否定，而要否定它就要深入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特征，例如主张非政府货币无法正常执行货币的流通职能，或是主张失去政府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将无法维持，因而这一经济将无法实现再生产等等。某种全新的社会分工方式，或者说是生产方式，比如说共产主义，同样也是可能的，但也仅仅只是可能的，对它能或是不能实现，如果能实现又是以何种社会机制实现的讨论，也绝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这些问题也不能靠避而不谈来解决。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第210页。
(15) 这里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一词的含义是用较晚的理论或观念来评判前人。Giannotti的观点是，相比于现代，黑格尔固然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用现代的逻辑学眼光去评判黑格尔的逻辑学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公平的。
(16) 弗雷格是一位逻辑学家、哲学家，现代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创立者，其现代继承者可能是所谓的“新弗雷格主义”。Giannotti可能将本次论战视为形式逻辑与黑格尔主义辩证逻辑之间冲突的体现，在他的评论中，反复提及罗森塔尔以及当代形式逻辑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对立。
(17) 有些人认为，主位化就是指一个所指对象得以作为话语的中心主语被描述的一种话语过程。这里的一系列名词基本都是逻辑名词。
(18) 这一翻译取自黑格尔，先刚译，《逻辑学》I，《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6页。
(19) “……知性设定的普遍东西是抽象的普遍东西，它本身是与特殊东西对立起来加以坚持的，因而也就同时又被规定为特殊东西。”“……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地对立着，致使其自身同时也成为一特殊的东西了。”见黑格尔，梁志学译，《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人民出版社，第152页；另见黑格尔，贺麟译，《小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1页。
(20) 有可能是标注错误，正确的标注可能是Ph. R., §6R。
(21) 见黑格尔，先刚译，《逻辑学》I，《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136页；另见黑格尔，先刚译，《逻辑学》II，《黑格尔著作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第60页。
(22) 黑格尔，梁志学译，《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人民出版社，第111页。
(23) 这是一个自造词， “bacillus”的含义是芽孢杆菌；“marxismus”是德文的“马克思主义”，但这里没有大写；“hegelensis”则是在“hegel”之后加上了拉丁文词缀“-ensis”，这一词根似乎通常表示其地理来源，例如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就是最初就是在德国的苏云金(Thuringia)发现的。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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