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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共和国（1880～1916）

从阿根廷联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合并之后，阿根廷实现完全统一，自1880年以来的政权在历史学上称作保守共和国。在此期间，阿根廷共和国的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经济上讲，大英帝国的外围农产品出口模式已得到牢固确立，但不久之后便被放弃。在农业-畜牧业边界的扩大，通讯和运输的扩展以及提高牲畜和农业的技术水平的推动下，该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由于这种经济增长，在欧洲血统移民的推动下，人口也显著增加。城镇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人口从1869年人口普查记录的1,877,490增加到1895年的 4,044,911和1914 年的 7,903,662；人口在45年内翻了两番。据吉诺·德莫里（Gino Germani）估计，从1869年到1895年，中产阶级的增长使阿根廷社会更加多样化，中产阶级在1869年占人口的10.6％，达到25.2％。在1895年，该群体的年增长率为0.56％，而在1895-1914和1914-1947的中间派时期，这一增长率为0.27％和0.29％。

从文化上讲，19世纪80年代——这个名称也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体现了其对欧洲文学和艺术潮流的坚持；尽管文学和艺术作品成倍增加，但不可能发展出一种特别的阿根廷文化表现形式，流行艺术对高乔文化，尤其是探戈文化的影响。国家通过公立学校促进扫盲，因此，根据1869年的人口普查，文盲占人口的78.2％，在1895年的人口普查中已降至54.4％，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占1％。通过教育，目的是使人口特别是年轻人的均质化，并试图建立“阿根廷国家认同”。

居住在该国的大量移民提出了公共教育的需求，因此，在1911年，曾担任移民局局长的胡安·阿尔西纳（Juan A. Alsina）谈到了居住在该国的移民的子女，“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接待了大约40,000名儿童，但是有将近45万名儿童没有有效的扫盲机会”。

从政治上讲，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通过自治派系和省长联盟控制了中央政府和大多数省政府，尽管它们逐渐变得保守，但它们建立了一个政治团体或自由意识形态集团，在历史学的某些方面是寡头的。该时期政治行动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政治领导人达成协议控制选举，客户主义和选举欺诈。这一时期最相关的政治人物是胡里奥·阿根廷·罗卡将军，他在国家担任了十二年总统，在政党中至少统治了十二年，将他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延续了保守党时期36年的三分之二 。

阿根廷联邦内战结束后，新共和国开始开疆拓土，这导致了对沙漠的征服，这是一场针对各种土著人民的雄心勃勃且富有争议的军事运动，被史学分类为种族灭绝。在1875至1885年之间，阿根廷有效地将巴塔哥尼亚大部分地区纳入了阿根廷领土。

这段时期的结束通常是在1916年，即激进公民联盟上台的那一年，这要归功于萨恩斯·培尼亚法的实施，该法得到了保守派的认可。强制和匿名的选举投票摧毁了保守派对政权的控制。

激进共和国（1916～1930）

在伊里戈延成为总统并控制国会两院和全国大多数省长席位后，激进共和国时代开始了。

1916年，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加入政府，根据萨恩斯·佩尼亚法（Sáenz Peña Law）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建立了对所有男性公民的秘密和强制投票制度，这是阿根廷历史上首次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六年后，激进主义者马塞洛·德·阿尔维亚尔（Marcelo T. de Alvear）接任了伊里戈延。1928年，伊里戈延（Yrigoyen）返回总统府；1930年9月6日，在何塞·费利克斯·乌利布鲁（José Félix Uriburu）将军领导下发动的一次军民政变推翻了他。三天后，最高法院它将定义为“ 事实上的政府 ” 的情况合法化。在此期间，大英帝国对阿根廷的经济剥削引发了巴塔哥尼亚工人起义，使得阿根廷分裂。

在激进时期的头几年，出现了衰退，实际工资显著下降，随后是一段广泛的经济增长期，直到最后两年，大萧条结束了农产品出口模式。与激进主义路线相反，激进主义与保守派之间，亲政府激进分子与反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使政治局势变得险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阿根廷政治生活中民主的发展，制裁措施趋向于有利于劳动部门以及对外资经营的铁路的管制。成立国家石油公司YPF打击外国信托。政府通过采取有利于学生团体的制裁措施来支持学生改革运动。这些进步在1930年政变后中止。激进共和国期间也见证了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工人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受拘留和受酷刑虐待。

恶名十年（1930～1943）

1925年英国革命和纽约股市崩溃后的大萧条，对阿根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阿根廷80％的财政收入来自外贸，因此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危机造成了社会紧张的局面，工资低，失业增加。即经济收缩。总体而言，拉丁美洲在整个地区实际上都存在着民主制度的危机。

在另一方面，工会开始崛起，其中涉及工人阶级的条件，明确其为“形式的工会或劳动权益支持工会 ”，重申在他们对私有财产权的支持中，讨论了政府，公司，工人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后来称为社团主义。直到1931年，教宗庇护十一世才谴责国家工团主义，他提议实行正确的原则和基督教社会哲学的原则。

民族主义立场是由于模仿意大利国家工团主义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而产生的，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支持国家工团主义的植入，导致了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内部分裂。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期间，激进共和国政权因反对派的政令和暗杀而在各省采取了一系列干预行动而受到广泛批评。Lencinas参议员削弱了民主并发动了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

乌利布鲁的军事独裁因他本人的死亡而结束后，新政府在奥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将军和罗卡的领导下建立了“协和联盟”，用以操控选举，并试图和巴塔哥尼亚进行谈判（胡斯托将军的儿子在巴塔哥尼亚领导起义军）。这个协和党在1932年～1935年通过一个受陆军操控的腐败政权维持统治。

奥古斯丁·胡斯托将军于1932年2月20日成为总统。除了政变带来的政治动荡外，他还必须面对大萧条的后果，大萧条结束了贸易顺差，并以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束了关闭该国可出口产品所在的市场。

由于后期罗卡政府对巴塔哥尼亚的态度被视为软弱无能，曼努埃尔·卡莱斯在海军支持下于1935年发动政变。他是六年以来首位佩戴总统腰带的平民。他试图推动一系列改革，以建立一个符合他理想的新共和国，他想拆除由奥古斯丁·胡斯托将军组装的国家机构，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为继任者扫清道路。他的任期中最具争议的措施之一是于1938年签署的秘密反犹太人通函，对犹太工团主义的阴谋论宣传是爱国联盟口号的一部分。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阿根廷的中立立场。创立了国家商船队。采取了类似的其他措施，都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如撤销罗萨里奥港口租界，将德国和加拿大资产进行国有化。他实行公开的威权政策，轻松处置部长级官员，并在谴责腐败之前解散布宜诺斯艾利斯审议委员会。1943年，卡莱斯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当时整个阿根廷社会都支持这场政变——除了共产主义者。

庇隆主义（1943～1963）

在1943年革命后，几个并不稳固的军政府先后倒台，庇隆主义崛起，它后来被军事独裁和有限的代表性的民间政府推翻。整个时期的特点是，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的对抗带有极端政治暴力的表现。1947年对女性投票法的修订允许阿根廷在这一时期承认普选权。

在1946年的选举中，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加入政府，成为工党的候选人，工党是由许多工会组织并实行社会正义计划的，1951年再次当选。1955年，在五月广场上的一架军用飞机轰炸造成300多人丧生之后，军队发动政变建立独裁统治，并以解放革命为名，反过来又要求举行选举取缔庇隆主义，但下一届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也被军事政变推翻，此后阿根廷朝着专制独裁的深渊一路滑落，并和周边的军事独裁政权密切配合。

激进分子阿图罗·弗朗迪西和阿图罗·伊利亚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却因为之前的独裁统治而受到严重阻碍。弗朗迪西政府禁止庇隆主义和工团主义，以及禁止庇隆本人参加选举。伊利亚（Illia）将以同样的半傀儡身份当选。此外，这两位总统的政府都受到军事力量的限制。因此，马塞洛·卡瓦罗齐（Marcelo Cavarozzi）将这两种政体都定义为“半民主国家”。

冷战高峰期（1963～1983）

庇隆主义政权的失败并没有带来稳定，在冷战对抗时期，阿根廷的特点是高度的政治不稳定，持久的独裁统治，政治暴力加剧，外债呈指数级增长。

在此期间的二十年中，共有12位总统，其中7位是独裁者。在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后，军政府在巴塔哥尼亚战争中失败，军事力量无条件地将政府移交给了平民，建立了广泛共识，尊重民主是解决南北冲突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结束了始于1930年的阿根廷独裁时代和南北分裂。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主席阿图罗·伊利亚（Arturo Illia）以其合法性对政府提出了质疑。他是在选举中被选出的，选举中禁止庇隆主义派系参加竞选，并禁止了两名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庇隆被迫流亡，弗朗迪西被监禁。在总票数中，他只获得了25％的票数，仅比许多庇隆主义者表达自己的空白票高出4点。UCRI尽管其首脑被关押，但获得了16％的席位。阿根廷历史上从未以如此低的选票选举过总统。此外，执政党在国会两院都不是多数派。他的政府管理和政治选择与这些情况给他的压力密切相关。

1966年6月28日，几名军事领导人占领了总统府，并告知伊利亚（Illia）他已被罢免，他在表达对煽动性行为的拒绝后被强行撤职。

在他们向民众通报伊利亚总统的辞职的同一份声明中，三支武装部队的指挥官宣布任命胡安·卡洛斯·昂加尼亚中将为国家总统。在阿根廷政变历史上，他第一次没有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认为他的政府是永久性的。《阿根廷革命法》获得通过，其法律地位与阿根廷国家宪法相同 ; 行政权和立法权由总统控制，总统不仅会签署法令，而且还会签署法律，这些法律继而延续了已经关闭的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编号；总统任命省长，省长不被称为“委员”，“干预者”或临时省长，还有权颁布省级法律；受军方控制的部长们完全取代了最高法院，他们发誓首先尊重《革命法》，然后才尊重《国家宪法》。

凝聚政府愿望的那句话是“阿根廷革命有目标，而不是最后期限。” 其目标将通过三个阶段来实现：首先是“经济阶段”，在此期间，它将寻求加速工业发展和生产结构的现代化；然后是“社会阶段”，在此期间，它将寻求改善财富分配以实现社会和平，以消除左派思想的“温床”；最后，从属于先前的“政治阶段”，在这个时期中，新的民主阶段将开启。

从意识形态上讲，新政权在政治上是反自由的，但在经济上是自由的。鉴于“政治阶段”被赋予不确定的未来，禁止政党以及公民进行各种政治参与；戒严状态几乎永久地统治着，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利受到削弱。

庇隆主义通过和左翼的广泛联盟和使用游击战争等形式削弱政府，最终动摇了军政府的信心。庇隆主义以几乎整个政治领域的部门之间的联盟形式回到政府：保守派团体认为它是唯一能够保障社会和平的团体；左翼提议通过庇隆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和革命行动手段；工人是它最重要的选举基地，即体力劳动者和工业工人，希望通过它重新夺回政治地位，并增加他们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参与。工会领导人将确认其内部权威，试图接触国家，省或地方政府；还有许多职业主义者，他们希望从与庇隆（Perón）的政府中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在长期流放期间，庇隆同时支持所有这些团体，这些团体仅在他周围统一，并且彼此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必须以公然形式面对共同的敌人。当庇隆重新上台时，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庇隆死后，军事独裁政权开始反击。它由维德拉，马塞拉和阿戈斯蒂组成的军政府取代。在军政府行使政府五天后，维德拉被任命为“国家总统”。

独裁政府驱逐了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全国的省长和市长。数百名政府成员被捕。内阁，省政府以及几乎每个行政级别的职位均在政变阴谋的三个部门和民间团体之间平均分配。正如1966年已经发生的那样，新政府不认为自己是临时政府，宣布它有目标而不是最后期限，并着手彻底改变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

一些主要的商业协会，例如阿根廷农村协会和银行协会，以及一些大型公司积极支持政变，在某些情况下是政府镇压的一部分。一些政党的领导人也是独裁统治的支持者，例如社会党领导人阿米里科·吉奥尔迪（Américo Ghioldi）和民主进步党领导人拉斐尔·马丁内斯· 雷蒙达（Rafael Martínez Raymonda ）。

记者路易斯·塞萨尔·迪亚兹（Luis César Díaz）坚持认为，在第一阶段，独裁统治得到了大部分人口的默契，厌倦了近年来的普遍混乱；许多媒体积极支持政变，而另一些媒体则认为不要打扰独裁是审慎的做法。

几位历史学家还强调了抵抗军事独裁专政的群体，例如工会主义，游击组织，人权组织，和庇隆主义。

历史学家萨恩斯·奎萨达（Sáenz Quesada）说，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逃离了国家，而大多数人温柔地接受了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的做法，以此作为新获得的安宁的代价。另一方面，马里亚纳·卡维格里亚（Mariana Caviglia）指出，独裁统治使人民遭受系统性的恐怖统治，这使人们陷入瘫痪。历史学家路易斯·阿尔贝托·罗梅罗（Luis Alberto Romero）则表示，只有在“国家重组进程”结束时，大多数人才会被迫认识到，给予军事独裁专政权以做出所有政治决定的主动行动，导致了经济上的人类灾难。 社会道德滑坡要比政变提议消除的要大得多。

国家恐怖主义使得军政府以武力转移内部矛盾，但阿根廷在巴塔哥尼亚战争中被智利和不列颠联盟打得一败涂地，军政府崩溃。尽管有极端镇压的条件，各种政治，工会，人权和学生组织仍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军事独裁将要结束”的口号是反对该政权的示威活动中出现最多的。

在1983年之后，阿根廷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新政府，并起诉独裁统治时期的军事委员会，为此目的，它成立了全国失踪人员委员会（CONADEP）。

阿根廷公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