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波战争

大波兰恢复计划

（一）波兰与苏俄的边界在凡尔赛条约中并未加以详细说明，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俄国内部爆发战乱，同盟国从东部阵线撤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尝试独立。波兰的国家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认为这是波兰向东拓展疆土的有利时机，计划通过联合中东欧其余国家建立一个波兰化的联盟海间联邦，作为对付德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再度出现这一潜在威胁的防波堤，弗拉基米尔·列宁认为红军可以经由波兰支援德国共产党并在欧洲其他地方制造革命。在苏联和俄罗斯论述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著作中都使用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就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之所以说这个概念模棱两可就在于它模糊苏维埃俄国领土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概念涵盖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甚至还囊括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而这时苏维埃俄国的领土并不包括整个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苏维埃俄国只是通过红军的军事行动，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但是在苏维埃俄国国家领导人的眼中这些国家和土地应是属于苏维埃俄国管辖范围之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苏维埃俄国非一个国家的情况，列宁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有过阐述，他说苏维埃俄国对邻国执行的是“紧密联盟的政策”且“不言而喻，对乌克兰共和国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且更加完善。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亲密的联邦关系，一个“联邦关系揭示苏维埃俄国与乌克兰的实质性关系——“邻国”。至于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独立”国家的，而在实际上它们又常常被视为苏维埃俄国有权干预的土地。1919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提出为了追击尤登尼奇残部可以兵发爱沙尼亚，他说应该利用爱沙尼亚农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使他们明白，如果尤登尼奇撤往爱斯兰而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击的话战争势必将转入爱斯兰境内。

（三）苏维埃俄国虽然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在俄波领土问题上却持有顽强的历史观点。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8月29日颁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政府缔结的、涉及瓜分波兰的条约，因其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与承认波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主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识相违背，由本法令予以彻底废除。而在实际上苏维埃当局却一直把波兰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边界看成是俄波边界，而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皮尔苏茨基政府却试图为夺回波兰在历史进程中被四邻瓜分去的领土而诉诸武力，苏维埃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一刻没有放松准备，波乌、波白边界的争夺在新形势下如地火般运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期间苏维埃俄国在波乌、波白边界的战略部署和战术行动方面一直是苏维埃俄国运筹帷幄的重点，为此而成立的西方面军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这个方面军负责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军事行动。总的决策是为了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为了在这些领土上设防来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利益，苏维埃俄国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民族军，西方面军的建立表明苏维埃俄国政府不会在俄波历来的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

（四）但是皮尔苏茨基政府却偏偏要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作文章，它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瓜分过波兰的大国的削弱向东西方扩大自己的疆土，皮尔苏茨基认为现有的边界是大国强加于波兰的，到了波兰人回到自己原先的归属地的时候。1918年秋天皮尔苏茨基从东部边界着手，联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力量试图将波兰的东部边界向东推移，对于波兰政府和波兰民族来讲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与迸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党左派都怀有重建国家的“故国情结”，而皮尔苏茨基恰恰是波兰社会党左派，他领导的政府也打着“社会主义”、“工农政府”的旗号，因此在他身上出现这样的“故国情结”也就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重建波兰（甚至是“大波兰”）就成了印有皮尔苏茨基符号的“波兰爱国主义”或是“波兰沙文主义”，所以皮尔苏茨基出兵苏维埃俄国在波兰国内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1919年1月28日托洛茨基在一封致季诺维也夫和抄送列宁的电报中就提出：“最近的情报都表明波兰人极有可能发起全线进攻，您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同一天苏维埃政府发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其中人民委员会对波兰人民强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对波兰政策的依据是民族自决的不可动摇原则，并郑重声明红军不会越过现有的白俄罗斯战线的地界，在乌克兰一线苏维埃军队不会向目前所占地界的西部开展任何军事行动。苏维埃政府还保证不与第三方缔结反波兰的任何协议，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波间的一切问题。

（五）2月2日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波兰问题非常尖锐，并且给波兰政府和波兰问题定性，除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地主的波兰和波兰一切资本主义政党势力外协约国的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挑唆波兰同苏俄作战。列宁还在讲话中再次极力驳斥红军要打波兰的说法，这次会议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皮尔苏茨基于1920年4月12日下令进攻基辅，开始向苏维埃俄国索要被俄国占领的土地的军事行动，这大大触犯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伤害苏维埃俄国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怀有的世界革命的激情和向往。一个被苏维埃俄国领导人视为应是世界革命红色桥梁的波兰不能成为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通途，于是波兰的爱国主义就与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相碰撞。4月29日俄布中央发表文告呼吁工人和农民、尊敬的俄罗斯公民起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被列宁批判过的俄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和俄国这个概念第一次被苏维埃政权看做是赢得对波战争的武器，而且在俄国爱国主义这面旗子下所要达到的就不仅仅是对波战争的胜利。

东欧混战

（一）1918年东线的德军开始向西撤走，由德国扶植的地方政权、其它在德军撤走后自行成立的地方政权以及意欲把那些地区纳入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人开始争夺那些同盟国遗下的空间，致使整个东欧陷入动乱。1918年11月18日苏维埃最高当局下令西集团军向西进发，务求以有限资源占据尽量多的土地。1919年初波军和苏军尚未接到各自政府的命令便已开始交战，维尔纽斯波兰人自行组织的部队与利贝尔的布尔什维克军为了争夺控制区而交火，最后是较有组织的苏俄部队获胜，苏俄红军迫使波兰人向西撤退。1919年1月5日苏俄红军解放明斯克，此战苏俄红军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短命的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垮台。同一时间越来越多的波兰地方武装进入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与当地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多次交火，新组建的波兰陆军开始派遣部队开往东面去支援那些地方武装，而苏俄红军也向西增兵。1919年春苏俄通过征兵组成人数达230万的工农红军，由于大部份红军投进内战导致只有少数在该年被派往西面，在1919年2月西集团军只有4万6千人。在1919年2月波兰陆军总共有11万人，4月扩充至17万人，其中8万人是战斗部队，到1919年9月54万波兰陆军中有23万人在苏俄前线。1919年2月14日波兰人已经在科布林、普鲁扎尼、扎勒万卡河至尼曼河一线建立据点，1919年2月14日波军在莫斯蒂遇到苏俄红军的先头部队，苏俄红军未发一枪便后撤，从立陶宛经白俄罗斯延伸到乌克兰的前线逐渐形成。

（二）二月下旬苏军停止前进，波军同时与苏军和乌克兰人作战。1919年3月初波军展开攻势，越过尼曼河攻占平斯克，随后到达利达外围。4月苏军攻占格罗德诺，不久却被波军逐出。波军继续东进，于1919年攻陷新格鲁多克，19日重夺维尔纽斯，把利贝尔政权赶离其宣称的首都。8月8日波军攻占明斯克，同月28日首次出动坦克作战，经过激战后波军攻占邻近别列津纳河的博布鲁伊斯克，控制从杰斯纳河至陶格夫匹尔斯的区域。直至1920年初波军的进展大致顺利，由于苏军需要把主力用于对抗国内白军只好在北起拉脱维亚、南抵乌克兰的西面战线逐步后退。1919年初夏白军在俄国内战中占了上风进逼莫斯科，毕苏斯基认为白军比布尔什维克人对波兰的威胁更大，因为白俄不愿接受波兰独立，而布尔什维克人至少宣布瓜分波兰为无效。毕苏斯基不理会协约国的施压，不肯参与推翻列宁的苏维埃政府，无形中在1919年夏秋之际挽救布尔什维克政权，毕苏斯基后来写道如果白军获胜的话波兰在东面最多只能取得“种族边界”（寇松线）。与此同时列宁向波兰提出把明斯克、日托米尔及赫梅利尼茨基地区划归波兰，波兰军方领袖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克i认为这个提议比自己本来要求的更加好。

（三）1919年波兰和俄国进行几次不成功的和平谈判的各种努力，同时由于波兰政治家难以接受立陶宛的独立与领土要求，特别是要放弃维尔纽斯（立陶宛历史上的京城，但波兰人占多数），于是波兰与立陶宛关系恶化。波兰谈判代表与拉脱维亚临时政府推进关系，在1919年末-1920年初波兰和拉脱维亚军队进行对抗俄国的联合行动。波兰与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头目西蒙·彼得留拉在1920年4月21日签订《华沙条约》，代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彼得留拉连同一些乌克兰白军在败于布尔什维克人后逃到波兰寻求庇护，他仅能控制邻近波兰国境的小片地区。根据彼得留拉与毕苏斯基的协议彼得留拉同意波兰对西乌克兰的领土要求，波乌两国未来以玆不鲁河为两国之间的国界，彼得留拉得到波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波兰会提供军事上的支援协助他的政府返回基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乌克兰人所短暂建立的国家，1917年二月革命宣告沙皇政体的崩溃，4月基辅召开乌克兰中央拉达大会。中央拉达主席、著名乌克兰历史学家格鲁雪夫斯基在圣索菲亚教堂广场上向游行队伍发表演说：“乌克兰人的千年枷锁已被打破，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十月革命之后的1917年11月20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独立、自由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听命于莫斯科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随即陷入内战。最后苏维埃红旗战胜“彼得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今天的乌克兰国旗）和其他势力，除了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其余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于1922年12月30日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正式加入苏联。

（四）两人即时面对本土的反对声音，毕苏斯基受到国内的国家民主党人强烈反对，他们反对乌克兰独立。彼得留拉也因为与波兰结盟及放弃西乌克兰，被许多乌克兰政客抨击。与彼得留拉的联盟使战役开始时有1万5千亲波兰的乌克兰部队参战，在战争中经过招兵及吸纳从苏俄部队脱离的逃兵后增至3.5万人，可是到最后这支兵力并不足以实现彼得留拉寻求乌克兰独立的心愿，或是毕苏斯基渴望自己的海间联盟能拥有乌克兰盟邦的梦想。海间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毕苏茨基提出的一项政治计划，试图建立一个在波兰保护下的中东欧国家联盟。1920年初苏维埃红军已经击败邓尼金白军，又与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签订和约。波兰前线变成红军最重视的战场，苏俄加强投入资源及部队到那里，1920年1月红军在别列津纳河附近及白俄罗斯开始集结70万人。在波军展开基辅攻势时红军的西南方面军有82847人，包括28568人的前线部队，波军兵力估计有5.2万人。当苏方在1920年中反攻时形势已经改变，苏方有79万人，至少比波军多5万人。图哈切夫斯基估计自己有16万可随时作战的部队，毕苏斯基估计敌军有20至22万人。

（五）在1920年内80万苏俄红军人员投入到对波兰的战争，其中40.2万人派往西方面军，35.5万人派往西南方面军。原来西方面军有38.2万人，西南方面军有28.3万人。波兰前线的红军部队在1920年初增，1920年1月1日新增4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1920年2月1日新增5个步兵师、5个骑兵旅，1920年3月1日新增8个步兵师、4个骑兵旅，1920年4月1日新增14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1920年4月25日新增820个步兵师、5个骑兵旅。波兰部队从1918年的10万人增至1920年初的50万人，1920年8月波兰陆军共有737767人，一半在前线。扣除苏方的人员损失外波苏两军在作战人数上大体相当，到华沙战役时波军可能在人数及后勤上轻微占优。苏俄最高当局计划在4月下旬或5月发动新攻势，波兰已经发觉苏方正预备新攻势并决定先发制人。1920年的基辅攻势是为了打败波军南翼的红军，在乌克兰扶植亲波兰的彼得留拉政府。

基辅行动

（一）4月24日波兰展开主要攻势的基辅行动，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成为毕苏斯基计划中的联盟一员。波兰第3军团轻易地打败在乌克兰的苏俄红军，不过那里的苏俄红军损失轻微。波乌联军在5月7日进占基辅，苏俄红军在5月29日反攻，北方的波兰第一军团被苏军击败，苏军第十五集团军夺回道加瓦河与别列津纳河之间的地区。1920年5月24日南方的波兰部队初次遭遇谢苗·布琼尼的第一骑兵集团军，6月5日布琼尼以哥萨克骑兵突破波乌联军的战线，苏俄随后利用流动骑兵去打击波军后方，重点针对通讯节点及补给线。6月10日波军全面后撤，6月13日放弃基辅，在乌克兰的波兰第三军团司令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决定向西北突破苏军战线。

（二）虽然波兰在乌克兰的部队顺利后撤，却无法支援北方前线及加强在奥德河的防御。由于兵力不足导致波兰在三百多公里的前线只有12万人和460门炮，而且无战略预备队，防御工事几乎全无。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苏俄西北方面军总兵力有10.8万步兵、1.1万骑兵、722门炮和2913挺机关枪，在某些扼要地点中苏军的兵力是波军的四倍。图哈切夫斯基在7月4日沿斯摩棱斯克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一线发动攻势，越过奥德河及别列津纳河。北方的第三骑兵军打算从北面包抄波军，因而移近立陶宛及东普鲁士的边界。第四、第十五军和第三集团军向西压迫，在南方有第十六集团军和莫济尔斯卡兵团支援。到了7月7日波军被逼全线后退，由于波军的顽强抵抗，图哈切夫斯基企图突破波军战线并把波军压逼到西南方的平斯克沼泽的计划落空。7月14日维尔纽斯失守，在南方的加利西亚谢苗·布琼尼的骑兵深入波兰后方，7月19日苏军占领博罗德诺，接着向利沃夫及札莫希奇前进。波兰人在7月初意识到苏俄红军的目标不再限于把边界西移，波兰的独立再次岌岌可危。

（三）8月1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被苏军占领，波军打算用第四军团和波列斯卡兵团据守布格河之线，但是一星期后便告失守。苏俄西北方面军在8月2日越过纳雷夫河，距离华沙只有60英里。西南方面军把波军逐出乌克兰后围攻波兰第六军团据守的利沃夫，此时波兰的政客试图向莫斯科求和却不得要领。在加利西亚-利沃夫附近的波军成功的发动一次反击，不仅阻延苏军也制止波军在南部战场后退。可是华沙附近的形势继续恶化，无法扩大南部反攻的战果，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华沙战役的波军陆续集结部队试图做最后一搏。当局势转为对波兰不利时毕苏斯基在政坛上的力量也减弱，而他对手的力量则上升，在苏军逼近华沙之际毕苏斯基差不多在最后一刻重拾其影响力，特别在军事上。利奥波德·斯库尔斯基的政府在6月初辞职，在苏联共产党的指示下在7月28日一个名为“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傀儡政府成立，以管理被红军占领的地区。在胜利在望的时候苏军高级指挥官之间的不和也在滋长，正是由于高级指挥官之间缺乏合作，最终导致他们在华沙战役大败。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向波兰施压，劝他们接受苏俄的和平条件。1920年7月英国宣布向波兰供应大量在一战后过剩的军事物资，不过反对英国援助“白色波兰”的英国劳工联合会却以威胁发动大罢工为手段，迫使付运波兰的武器无法离开英国的港口。劳合·乔治对于支援波兰人并不热心，可是受到右翼内阁成员（如乔治·寇松和温斯顿·丘吉尔）施压才向波兰提供那些物资。

（四）1920年7月11日英国政府向苏俄发出“实质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苏俄停止对波兰和俄军在俄罗斯南部由弗兰格尔领导白军的敌对行动，以及接受以寇松线作为苏俄与波兰的临时边界，直至永久边界经谈判后确立。如果苏俄拒绝的话英国威胁将以一切可以用到的方法协助波兰，不过在现实上英国也受到国内政局限制。7月17日苏俄方面予以拒绝，并且反建议直接与波兰谈判，英国的回应是如果苏俄继续向波兰进攻就中止与苏俄的贸易谈判，苏俄对此不予理会。1920年8月6日英国工党出版一份小册子，宣称英国工人永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成为波兰的盟友，工会也阻止补给品运往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协助白俄军的英国远征军。法国社会党人在它的报章上说：“不向反动的、资本家的波兰提供一人、一元、甚至一颗子弹，俄国革命万岁！工人国际万岁！”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及德国工人也拒绝转运供应波兰的战争物资。

维斯瓦河战役

（一）立陶宛为了取得维尔纽斯及附近地区，同时也碍于苏俄在外交上施压，在1920年7月决定支持苏俄，同年8月波兰-立陶宛战争爆发。曾由沙俄统治的立陶宛于1918年2月16日宣布独立，3月3日苏俄给以承认，德国也承认立陶宛独立并与苏俄交战。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布投降后被迫撤出立陶宛，波兰支持立陶宛并欲占领其首都维尔纽斯。1919年12月协约国划定立陶宛-波兰边界，将维尔纽斯划归立陶宛。1920年7月12日苏俄与立陶宛签定《莫斯科条约》，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拥有主权，8月苏军撤出维尔纽斯。立陶宛于1940年并入苏联，1991年脱离苏联独立。波兰的盟友很少，法国在1919年派出400人的顾问团到波兰，又协助主要由波兰裔组成并在一战时由法国指挥的“蓝军”从法国到达波兰。匈牙利愿意派出3万人的骑兵军支援波兰，可是捷克斯洛伐克不肯让他们过境，然而一些装载武器的火车还是从匈牙利抵达波兰。1920年8月10日苏军的哥萨克人越过维斯瓦河，企图在主力从东面展开进攻时从西面攻占华沙。8月13日苏军的初次攻势被击退，波兰第一军团抵挡苏军向华沙的直接进攻，又阻止苏军向拉济明的进攻。

（二）苏军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认为一切按自己计划进行，但波兰方面已经破译苏军的无线电通信，使图哈切夫斯基跌进毕苏斯基及其参谋长罗萨东斯基布下的圈套。在北面苏军越过维斯瓦河后正进入一个波军兵力薄弱的真空地带，在将会决定战争胜负的华沙南面，图哈切夫斯基只部署少量兵力去据守连接西北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的中间地区。另外布琼尼的第一骑兵集团军在利沃夫受阻，苏俄最高指挥当局在图氏的坚持下曾下令第一骑兵集团军向北面的华沙及卢布林进发，可是布琼尼没有遵从，因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与图哈切夫斯基不和。方面军政委斯大林的政治把戏是促使布琼尼及叶戈罗夫违抗命令的决定性因素，追求个人胜利的斯大林只顾夺取利沃夫，苏俄红军在围攻该城时却遇到顽抗。

（三）在一日之内苏军朝华沙及莫德林的推进停止，随后变成撤退，第五军团以闪电般的行动驱赶筋疲力尽的苏军。波军在一天内前进30公里，把苏军在北方的包抄攻势瓦解。到了8月16日毕苏斯基指挥后备军全面投入反攻，波军贯彻毕氏的计划从南面出击，找到敌军方面军之间的巨大缺口。波军两支部队继续向北追击，到达图哈切夫斯基部的后方，8月18日把其大部份部队包围。在同一天远在明斯克的图哈切夫斯基终于明白苏军已经大败，下令自己的余部后撤及重新整编，可是前方不是太迟才收到命令就是根本收不到命令。在前线中央的苏军陷入一片混乱，图哈切夫斯基下令全军向布格河撤退，可那时他根本无法与大部份在华沙附近的主力部队联络，所有计划因为通讯问题而变得乱七八糟。苏军没有秩序地后撤，各个师陷入恐慌及瓦解，由于苏俄红军败退的太过突然致使波兰有人称此战为“维斯瓦河的奇迹”。

利沃夫战役

（一）布琼尼的骑兵向利沃夫的前进受阻，于是取道波军防守薄弱的地区，在8月29日到达札莫希奇并试图攻占它。7月23日前西南方面军（司令为叶戈罗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斯大林、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辖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为布琼尼），第12、14集团军（司令莫尔克恰诺夫）在罗夫诺、杜布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普罗斯库罗夫等地重创波军，此前西方面军已前出至格罗德诺、斯洛尼姆一线，并顺利向维斯瓦河进攻。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错误地认为方面军能够独自攻占华沙，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同意这一意见，命令西南方面军不向卢布林而向利沃夫实施主要突击。从7月底起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分别在不同方向进攻，西南方面军的任务是骑兵第1集团军（4个骑兵师、3个步兵师）应于7月29日前攻占利沃夫、俄罗斯拉瓦并夺取桑河各渡口，第14集团军应进攻捷尔诺波尔、尼古拉耶夫，第12集团军应进攻海乌姆、卢布林以保障战役的实施。利沃夫战役开始前双方总兵力对比有利于敌，波军在西南方面军当面展开一个编有第3、第2、第6集团军的重兵集团。

（二）战役开始时骑兵第1集团军的战果最大，至7月26日日终前该集团军攻占布罗德，7月28日前出7月28日前出到托尔戈维察、亚西诺夫之间斯特里河威胁利沃夫。由于骑兵集团军已构成最大威胁，波军统帅部便投入第2集团军主力抗击该集团军，第2集团军主力实施反突击并迫使骑兵集团军部队退至布罗德。但波军未能扩大战果，因为西方面军于8月2日攻占布列斯特，波军开始将第2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调往卢布林地域和华沙。当骑兵集团军抗击敌人优势兵力反突击时西南方面军其余集团军继续向西进攻，第12集团军强渡斯特里河和斯托霍德河，于8月4日解放了科韦利并逼近西布格河，第14集团军前出到锡雷特河并开始渡河。8月11日由于两方面军之间出现缺口破坏协同动作，总司令加米涅夫命令西南方面军暂时停止利沃夫战役，调第12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驰援西方面军。但这一命令遭到西南方面军首长的抵制，他们于8月12日命令骑兵第1集团军重新开始进攻利沃夫，根据这一命令骑兵第1集团军于8月13日转入进攻，经顽强战斗于8月14日再度攻占布罗德。8月13日总司令加米涅夫又一次命令西南方面军停止进攻利沃夫，并将第12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转隶西方面军，但是骑兵第1集团军在布格河遇波军顽抗而陷入持久战斗，实际上直到8月20日才开始把军队撤出战斗，因而未能攻占利沃夫。

卡莫罗战役

（一）8月31日布琼尼放弃围攻利沃夫，改为试图支援从华沙后撤的俄军西北方面军。由于苏联第一骑兵军在利沃夫战役陷入泥潭，导致苏联军队在华沙战役中被波兰军队击败。8月31日苏联第一骑兵军在谢苗·布琼尼的率领下放弃围攻利沃夫，去支援撤退的苏军。当他们到达扎莫希奇附近的卡莫罗时波兰军队已经布置好防线，结果波兰骑兵大败苏联骑兵，著名的第一骑兵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逃过包围，可是遭受严重伤亡且士气大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余部在9月6日向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撤退，不多久又被波军击败。图哈切夫斯基在9月组成一条新防线，可是波军在尼曼河战役又再逼使俄军后退，波军继续全线东进，在10月初到达捷尔诺波尔-迪布诺-明斯克-利达一线。在南面彼得留拉的乌克兰军在9月18日占领兹布鲁奇河左岸，次月又再向东前进。

华沙战役

（一）在历史上俄波两国一直存在矛盾，俄罗斯帝国未建立之前波兰作为当时的强国在1609—1615年多次进攻俄罗斯各公国，在俄罗斯帝国正式建立后俄国逐渐开始占据上风。1648—1654年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开始反对波兰的斗争，俄罗斯乘机予以支持并经过1654—1657年的战争获得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基辅也归属于俄罗斯。随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到了一战前夕波兰实际处于灭国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毕苏斯基迅速率领一小股游击队越过苏国边界，不久他就组建一支波兰民族军队。最初他通过步兵俱乐部秘密地进行活动，被授予准将军衔后他开始公开活动，在奥地利人的指挥下率领他的部队进行战斗。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中由于拒绝同德国人合作，他被监禁在马格德堡，因为他相信德国对波兰始终另有所图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在经历4年可怕的战争浩劫之后许多中欧国家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莫斯科的影响正酝酿着一场革命，同月毕苏斯基回到华沙成了唯一受军民共同尊敬的显赫人物。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摄政委员会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他，不久他解散摄政委员会，组建一个以他为首的民族主义政府，并向全世界宣告波兰的独立。毕苏斯基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在这段时期里他生命的主要动力就是波兰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他可以使自己变得冷酷无情、粗鲁暴躁、行踪诡秘。他做好冒可怕危险的充分准备，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战争上，他的目标是将波兰的边界推回到1772年时的地方，即向东推进到基辅和第聂伯河。毕苏斯基非常清楚一旦苏俄内战结束，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只能打败布尔什维克红军。

（二）毕苏斯基在1919年4月率领部队发动一次规模很大而且非常成功的攻势，到4月底他已占领维尔纳，5月他率领5万军队一路奋战通过加利西亚于7月17日抵达兹布鲁奇河，8月10日他攻占明斯克。所有这些战绩都是由一支刚刚组建的军队取得的，因此更值得人们称赞。虽然发生一些激烈战斗，但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人并没有进行顽强的抵抗，这就使毕苏斯基错误地相信自己的敌人不久将被赶跑。在1919年岁末和1920年年初的几个月内波兰和苏联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因为波兰人的目标是恢复1772年的边界，而布尔什维克人的想法则完全不同。1920年4月外交活动突然中断，原因是毕苏斯基在西南方向重新发动攻势，使波兰部队到达基辅。此时他的战线已长达1000公里，由于普里佩特沼泽的阻隔导致波军之间的横向联络已经中断，波军远离基地且缺少各种补给品，其中也包括马匹。俄国人准备全线反攻，因为此时苏俄红军已经击败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队，苏军可能造成威胁的只剩下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他们能够集中更多的部队到西部和西南部战场作战。苏俄军队的总司令是加米涅夫将军，他的意图是在被普里佩特河一分为二的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河北侧的苏西方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指挥，这些部队包括第3、第4、第15和第16集团军以及加伊·汗的第3骑兵军。普里佩特河南侧的苏西南方面军由叶戈罗夫将军指挥，这部分苏军包括第12和第14集团军以及由布琼尼将军指挥的一支加强的骑兵部队。

（三）与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对峙的是波兰第1和第4集团军（其余部队正在维尔纳组建），普里佩特河以南的三支波兰军队是波兰第2、第3和第6集团军，苏军总兵力为18万人，波军总兵力为12万人。毕苏斯基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河北岸更是如此，波军没有骑兵，武器装备也差。1920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洛杰奇诺方向发动进攻但失败，6月在南面（基辅附近的居民非常敌视波兰人）西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闪电击败波兰第2和第3集团军，波军虽然设法杀开一条血路，但已被赶到兹布鲁奇河的另一侧向利沃夫败退。在这种情况下毕苏斯基将左翼部队撤出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图哈切夫斯基乐意看到的。苏俄在7月份的推进从任何角度来衡量都是一次失败，从一开始他们就掌握宣传上的主动权，华沙及其附近地区的波军士气被巧妙地瓦解。苏军袭击败退的波军，侧翼包抄，涉水渡河，占领城镇。以如此之条件但在30天的时间内由于指挥失误，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虽然向前推进300英里，几乎到达了华沙的大门口，但却没有对当面波兰军本身形成打击。在这些士兵后面是一支庞大且力图与军队保持联系的运输补给队，他们由3.3万余辆农用手推车组成，驾车人主要是当地人。

（四）在8月的第一周波兰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从华沙以北到登布林的波兰部队已被赶回到维斯瓦河，苏军已把战线推进到从登布林沿维普日河到扎莫希奇和利沃夫一线。华沙桥头堡仍掌握在波军手中，守卫在这里的部队从左到右依次是第5、第1和第2集团军，这3个集团军共有8.4万名士兵，他们个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维斯瓦河正好在华沙以北折向西去，守卫莫德林、普沃茨克以及部署在弗克拉河沿线的波军左翼部队已被暴露而处境危险。第4集团军在登布林附近布防，第3集团军在登布林的南面和东面布防，第6集团军在利沃夫以南布防，而第7集团军则还在南方的加利西亚。8月初包括毕苏斯基在内几乎没有人相信华沙还有获救的希望，波兰人以艰苦的努力收容掉队的士兵，整饬部队的纪律。由于悬在人们心头的威胁越来越大，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士气也随之提高，内部的分歧和存在的问题被暂时放在一边。华沙桥头堡被精心部署并得到43个炮兵连的保护，普沃茨克、莫德林和登布林的要塞也能对图哈切夫斯基部队实施坚固防御。图哈切夫斯基也有自己担心的事情，他的部队推进得太迅猛，已远远脱离后勤补给线。这意味着他要么继续前进，要么挨饿，他不可能等候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在这次战役中部队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当波军的士气越来越高昂时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士气却开始下降，他的部队中并不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许多人是被强征来的农民。由于不得不向西南方面军增援，西方面军的苏军力量已被削弱，布琼尼将军带领的西南方面军是一支不甚合作的部队，弗兰格尔的部队也从克里米亚打了过来。

（五）英法代表团在华沙的存在无疑也起到支持波兰人的作用，尽管波兰人并不总是这样认为，1920年6月底波兰政府请求伦敦和巴黎在危急时刻给予积极的支持，劳合·乔治和米勒兰不久便同意派一个英法外交军事代表团赶赴华沙。该代表团的三项任务是向各自政府报告和平谈判的有关事项，向波兰人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为波兰人安排军需品的供应。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英国驻柏林大使、法国驻华盛顿大使以及拉德克利夫将军和魏刚将军，8月初交战双方为了达成令人满意的议和条件作了各种努力，波兰人与苏俄人在巴拉诺维奇进行会晤，接着又于8月11日至12日在明斯克进行会晤。但是处于优势的苏俄人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决定使整个世界改变意识形态。列宁认为这一目的可以在和平条件下实现，而托洛茨基（当时的军事部长）认为用布尔什维克的刺刀能更快地实现这个目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因为苏俄人向波兰人提出他们无法接受的条件。

（六）魏刚将军是代表团中的主要军事成员，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毕苏斯基对劝告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补给品的兴趣，而当时补给品并不容易搞到，因为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拒绝把援助波兰的军需品装上火车。但泽港提供一个好机会，在那里指挥部队的英国军官果断地分配劳力，卸下一些补给品发往波兰。在军事代表团中工作的每一名成员都深深地体会到，容忍、耐心、持之以恒的美德是多么的必要，由于他们的东道主不愿提供详细的情报，甚至有时向他们提供错误的情报，他们不得不经常在黑暗中摸索。魏刚将军的建议常常得不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波军也不实际照办，后来他被授予参谋长的职位，因而成了有职有权的人物。虽然毕苏斯基对他提出的在维斯瓦河一线保卫华沙并从该基地实施反攻的建议不感兴趣，但他那自信的神情和清晰的判断在精神上给了波军指挥官以极大的支持。

（七）8月2日由于同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意见相左政治局下令划分战线，西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则被调往克里木战线，斯大林对划分战线不满意并进行申诉，但次日命令不变而只得服从命令。由于对波战争前一阶段的胜利由斯大林所属的西南方面军制造，失败由图哈切夫斯基所属的西方面军制造，政治局这一举动严重损害苏军的士气并导致苏军内部混乱。波军正焦虑地等待图哈切夫斯基再给自己送一场胜利，而图哈切夫斯基却深信这次进攻将使华沙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在魏刚将军制定作战计划时毕苏斯基并没有说什么，8月5日毕苏斯基在贝尔维德宫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在午夜两三点钟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在他头脑中形成。他考虑到部署在华沙正面的波军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至少能遏制住苏军的进攻3至4天，这期间他可以率领5个半师从维普日河向北对苏军第16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这将是一次能引起连锁反应的攻击，因为他估计这次攻击能瓦解苏军士气，从而为其第5、第1和第2集团军从华沙向前大规模进攻开辟道路。

但这一计划却得不到部下、国防委员会或英法代表团的赞同，因为这个计划要把北部战区的部队调到南部战区，以便攻击已经铺开却部署不当的苏第16集团军。而华沙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北部防区脆弱，应该从南部抽调部队来加强维斯瓦河的防御，并在部队士气恢复后从维斯瓦河发动反攻。从南部地区抽调部队困难更大，尽管这里的部队从士气和战斗力上讲都比北部地区的部队强一些，而且他们还阻止并打退布琼尼的哥萨克骑兵的强烈攻击，但是布琼尼将军仍是个现实的威胁。如果从这里抽出2个精锐的独立师的话波苏两军的兵力双比就会变得十分悬殊，波军的战线上就会出现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从这里抽调2个师的工作是由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将军负责的，他不顾有人预言会失败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进攻，并在一个骑兵旅的帮助下极其巧妙地使部队脱离战斗。

（八）毕苏斯基的参谋长罗兹瓦都斯基将军曾于上午向他的上司递交一份作战计划，他在该计划中建议第4集团军在华沙东南方向30英里处的加尔沃林集结，然后北上直逼华沙。这一计划与毕苏斯基的设想非常接近，但它冒的风险更大，而且没有考虑到士气的因素。而士气恰恰是毕苏斯基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毕苏斯基以国家元首的权威和对自己的判断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犹疑不决者相信为了促成胜利的到来必须铤而走险。毕苏斯基签发命令，为参战部队作出战略部署。尽管部队的最初集结既困难又危险，但毕苏斯基的计划并不复杂，他的目标是在自己把5个半师的兵力调到维普日河南岸对付比较脆弱的莫济里集团时，波军应在华沙前面的利沃夫附近把苏军牵制2至3天的时间，一旦击溃莫济里集团，他将以最快的速度（他没有骑兵）率部队猛扑苏第16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他预计这必将使敌人乱作一团，这种行动不仅可以防止该集团军突破华沙防线，而且还可为波军在中央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创造一个有利的机会。该计划的核心是对苏军实施双重反击，他本人负责实施较难的部分。

（九）“震荡”部队（毕苏斯基的说法）是由第4集团军的第14、第16和第21师以及正在南线作战的2个精锐师，即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组成的。这两部分部队在脱离战斗并随后进行集结的过程中都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都在与敌人交战。第4集团军当时正在布格河一线作战，这3个师不得不在敌人面前实施侧翼行军，其中正在亚努夫地区作战的第14师必须行军40英里以上才能到达集结地域。毕苏斯基离开华沙沿维斯瓦河左岸驱车南下，在普瓦维建立自己的司令部。必须强调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他个人头脑里的产物，这项计划风险太大，以致不能向他的大多数将领透露。他们不久就叫嚷着要他回华沙，或者至少要把发起攻击随时间提前，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让部队向华沙推进，执行他在8日签发的命令。波军“震荡”部队的集结地区选择在维普日河南岸，左侧以登布林为依托。时间是这次行动的关键，部队全部调集完毕，这主要应归功于有关的指挥官。有很多问题可能导致这次计划失败，而且也差点导致失败。当那些正与敌军紧张拼杀的战士不明不白地从前线撤下来的时候（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之后），他们的士气很可能受到影响。但毕苏斯基到达新指挥部所在地普瓦维时，却惊喜地发现尽管部队的被装和装备极为糟糕，但部队的士气总的看来还是很高的，而且部队似乎也能胜任他们面临的任务。

（十）南线部队撤下来时经过残酷的战斗，在战斗中一位携带发动侧翼进攻命令的军官阵亡，作战命令因此落入苏军手中。这一意外事件很可能使波军整个作战计划付诸东流，然而苏军总参谋部怀疑这一文件的可靠性，仍然根据从第12集团军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行事。当图哈切夫斯基发现波军在他前面仓促溃逃时他的战略部署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是由于认为华沙已成了他随时可取的囊中之物，他放弃用4个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的计划，而是用2个集团军（第4和第15集团军）向西向南进攻维斯瓦河上的波军据点并渡过该河。他的这一部署目的是攻击波兰守军的翼侧和后方，切断波军通过但泽走廊撤退的通道，以完成图哈切夫斯基向西进攻德国的革命抱负。这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策，他不仅没有攻下华沙，而且还使自己陷入被动，让第4集团军背向德国边境，一旦情况出偏差该集团军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十一）苏军的攻击是分多路进行的，第16和第3集团军将分别在桥头堡的南北两侧进攻，第15集团军将以纳谢尔斯克为依托渡过弗克拉河进攻莫德林，与此同时北侧的第4集团军将向西向南推进威胁普沃茨克，与第15集团军协同攻击波军的翼侧和后方。拉济明在13日午夜至14日清晨失陷，这样苏俄红军到达离华沙仅15公里的地区内。此时波兰的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上打得十分艰苦，魏刚和拉德克利夫的镇静与自信对波军总参谋部产生一种稳定人心的效果，因为一些政界要员正在逃离首都，而且波军士气正在瓦解。不过这些紧急情况已送到毕苏斯基的手中，他觉得刚刚撤离战场的部队需要3至4天的时间休整、补充装备和领会作战意图，但是来自华沙方面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将攻击时间提前一天（定在16日凌晨），因为华沙桥头堡的处境异常紧张。他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是占领华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公路，其攻击部队的序列从左至右依次是第14师、第16师、第21师、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进攻是在一个十分宽阔的正面实施的，第14师从登布林向北稍偏西方向推进，而第3独立师几乎是向正北方向并沿着布格河西岸向前推进。

（十二）在这危急的关头时华沙的得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科尔斯基将军，因为他率领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防线打得十分漂亮，击退苏军的一次次攻击。即使这样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虽然第1集团军仍然屹立在华沙面前，但是西科尔斯基的左翼已遭迂回，而且苏军第4集团军在16日已经开始在普通斯克地区攻击他的后方。然而16日上午毕苏斯基在维普日河一线发动反攻，波军的形势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好。苏军完全没有料到波军会从翼侧发起攻击，事实上他们在18日之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而图哈切夫斯基正是在这一天才第一次得知波军发动反攻的消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莫济里集团崩溃得太快，显然来不及上报情况。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把毕苏斯基的迅速推进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是华沙正面的激战迫使他从交通线上撤走部队，二是他曾指望布琼尼对波军右翼采取行动，但布琼尼只顾自己在利沃夫前的作战。苏军第12集团军划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虽然该部肯定对波军第3独立师造成严重威胁，但它似乎并没有接到任何情报和命令。波军第14师到达加尔沃林及其郊外，第21师到达武库夫，这2个师均末遇到苏军抵抗。这天毕苏斯基正同第21师指挥所的参谋共进午餐，有人报告苏军的抵抗已遭到一群情绪激昂的，持各种农具的农民的坚决还击。那天夜里第14师还占领科乌别尔，翌日第14师抵达马佐夫舍地区明斯克。同一天第21师到达索科武夫，第1独立师到达布格河畔的德罗希琴附近。来自前线部队的战报都提到波军伤亡很小，而苏第16集团军的左翼一片混乱、土崩瓦解。还有消息说华沙卫戍区的波军第15师已经按照命令沿着华沙-明斯克公路向东发动攻击，该师现已奉命与第4集团军会师。

（十三）苏军的两个方面军本该由一个指挥官统一指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苏军的这两个方面军只是由莫济里集团脆弱地连接在一起的，尽管这一集团的兵力不详，但是他们很显然是苏军第57步兵师的一部分。这些人员和西方面军的第16集团军被毕苏斯基的反攻打得措手不及，假如苏军总参谋部不轻视几天前第12集团军缴获的波军作战命令而抓住战机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结果毕苏斯基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是夺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华沙公路，在两天的预定时间内就实现了。实际上毕苏斯基对敌军缺乏抵抗的现象非常担心，生怕中了敌军的圈套，直到18日他的部队与敌军全面接触他才放下心来。18日他的各师部队在左翼进攻马佐夫舍地区明斯克，在右翼沿布格河一线挺进。苏军第16集团军惊惶失措，在他们的进攻面前狼狈而逃。这次翼侧攻击非常成功，在前线长时间穿梭指挥和鼓励将士的毕苏斯基不顾哥萨克巡逻队的威胁决定返回华沙，以便发展这一极其有利的形势。在他离开的那天部队的热情受到影响，翼侧攻击少有甚至没有进展，这足以说明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回到华沙后他发现将士们精神萎靡，总参谋部对前方战况知之甚少，总担心被苏第4集团军包围，即使毕苏斯基命令第1、第2和第5集团军立即发动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们的信心和勇气。

（十四）毕苏斯基不得不说服他们按自己构想的作战计划发动进攻，他的命令是第1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与此同时第5集团军向北直逼东普鲁士边境，以求切断图哈切夫斯基的第4集团军的退路。波兰第4集团军将全速向比亚韦斯托克铁路线上的马乌基尼亚推进，歼灭溃退的苏第16集团军。除了第1集团军因兵力过于分散未能按作战命令完成任务外，波军的其余各部队的作战行动均取得迅速而全面的成功。起初波军官兵曾满腹狐疑，他们怀着坚定面自信的目标向前推进，这时一切犹豫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在遥远的后方指挥苏军的图哈切夫斯基此时越来越失去信心，直到18日他才得到毕苏斯基发动翼侧进攻的消息，而此时他的第16集团军正在波军的痛击下狼狈而逃。然而第16集团军司令官（他几乎耽搁24小时才采取行动）竟然还向他报告说自己认为形势并不严重，不过图哈切夫斯基对战场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未能在弗克拉河一线围歼西科尔斯基的部队，而此时西科尔斯基的部队正给苏第15集团军造成巨大的压力。苏军左翼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已多次向布琼尼发出紧急命令要他率哥萨克骑兵向北进攻，但布琼尼拒不执行命令执意要首先攻下利沃夫，而他却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图哈切夫斯基正确地判断出战场情况异常严重，因此他命令立即撤退。他下达的脱离接触的命令是简单明确的，但由于时间太迟导致有些部队已难以执行这一命令，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其速度令人惊骇。

（十五）苏第4集团军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一线集结，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除非它的前进受到严重的阻碍）它应给第15集团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第15集团军已接到命令要和第3集团军一起顶住敌人的进攻，以便让第4集团军的后备部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集结。第16集团军应该撤到利维茨河的东岸，莫济里集团负责掩护其左翼，第12集团军将攻击渡过维普日河的波兰军队。最后第3和第16集团军将分别抽出一个师的兵力强行向德罗希琴-亚努夫地区推进，以便成为苏军的总预备队，但是这项计划的每一步都被波兰人挫败。在苏军的右翼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一位没有作战经验的将军，后来因没有击败西科尔斯基占领华沙而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指责）暂时与总指挥部和友邻部队失去联系，他并不知道撤退的命令，还以为总的形势对苏俄军队有利，因此继续沿着维斯瓦河发动攻击。当他于19日终于重新与明斯克恢复联系时他仍非常乐观，但他马上就收到让他撤退的强制性命令。第15集团军在加伊·汗骑兵军的有力支援下在切哈努夫地区进行顽强的阻击，企图在纳雷夫河与东普鲁士边境之间打通一条狭窄的走廊让第4集团军突围，但是该集团军获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第16集团军在20日被打垮而节节败退，这就使士气高昂的波兰第2和第4集团军（一直远离苏苏第12集团军的攻击范围）能够从翼侧攻击苏第3和第15集团军，并迫使他们退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奥斯特鲁夫-别尔斯克一线以后。两天后波军又推进到奥斯特罗文卡-沃姆扎-比亚韦斯托克，随着苏第3和第15集团军潮水般的败退导致苏第4集团军已经无法赶到姆瓦瓦，加伊·汗将军所部的英勇抗击虽然使该地区的波军打得十分艰苦，但是他的努力并没能阻止他的骑兵军和第4集团军中的大部分人涌进德国边境。

（十六）毕苏斯基下令停止追击，他的部队已经到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上的弗沃达瓦一线，而苏俄人在预备队的掩护下正设法在涅曼河东侧重新组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苏俄军队（包括被俘和在东普鲁士境内被缴械的人员）损失15万人、230门大炮，1000挺机枪和大量的弹药，波兰军队损失5万人。华沙之战以波军胜利结束，但战斗并没有停止。趁苏军立足未稳波军便恢复攻势，西科尔斯基的部队已经攻占平斯克以南到捷尔诺波尔一线的地区，与此同时毕苏斯基在涅曼河上的格罗德诺地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又在什恰拉河一线把打了败仗的苏俄军队赶到明斯克。苏军的唯一攻势是由布琼尼将军在南部对扎莫希奇发动的但也被击退，苏俄4个集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其中5万人被俘、160门大炮被缴获。10月波兰和苏俄达成停战协议，次年3月双方签定了里加和约，根据该条约波兰人的东部边界线比华沙之战前苏俄人所提出的边界线还要向东推进很多。

里加和约

（一）苏波战争的华沙战役结束后苏俄向波兰求和，波兰在战争中已损耗不少，还受到国际压力，而且波军已占领大部份有争议领土也愿意谈判。192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代表英国政府建议苏俄以寇松线为停火线举行和平谈判，但遭到波兰政府的拒绝，波兰不愿意放弃任何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10月5日苏俄向波兰的提案被波兰接受，10月12日波兰与苏维埃俄罗斯及苏维埃乌克兰签订停火协议并在10月18日生效，和约的谈判其后开始。在和平谈判中苏俄同意在有争议领土上向波兰大幅让步，波兰已精疲力歇，国内民意也反对延续战争。谈判由国家民主党主导，他们不太在乎毕苏斯基主张的海间联盟。国家民主党也不太关注乌克兰的命运及对彼得留拉的条约义务，他们只打算占有那些在种族上或历史上是波兰的，或是可以波兰化的地区。1921年3月18日苏波双方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签署，苏俄承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属波兰管辖，波兰接受《里加和约》，其实是违反禁止单独谈判和平的波兰与乌克兰的军事同盟条款。

（二）《里加和约》条约主要内容有：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划归波兰，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第一及第二次瓜分波兰时被俄罗斯分得的土地大部份仍然未能重归波兰所有；苏俄需向波兰支付三千万卢布，作为波兰在被瓜分时期向俄罗斯帝国的经济投入的补偿；苏俄需归还在1772年后被俄方掠去的波兰艺术品；互相放弃向对方索取战争赔款。波兰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把苏俄击退，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达到1772年的边界。在和约中划给波兰的大片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地区中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占了相当大比例，波兰政府曾经尝试对这些地区采取毫不留情的波兰化，但因为遭到大规模的抵抗而作罢。这些同化政策也使得波兰政府在这些地区被长期强烈的敌视，而波兰政府对付这些反抗的唯一行动就是镇压，这直接成为日后苏联建立东方战线的基础，事实上当苏联红军在1939年进入这些地区的时候得到大部分当地居民的支持。里加和约是波兰与苏俄矛盾的一个开始，也是波兰与俄罗斯两国历史矛盾的延续，同时西方国家也意识到与苏俄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三）主政的国家民主党也不太关注乌克兰人的命运及对彼得留拉的条约义务，他们只打算占有那些在种族上或历史上是波兰的，或是可以波兰化的地区。《里加和约》在1921年3月18日签订时毕苏斯基认为该条约是一项懦夫行为，为此向乌克兰人致歉，因为它实际上违反毕苏斯基与彼得留拉的禁止单独谈判和平，即波兰与乌克兰的军事同盟条款。波兰当局更扣留它的乌克兰盟友彼得留拉，使波兰与其少数族裔乌克兰人的关系更差。波兰在1920年秋战胜立陶宛夺回维尔纽斯地区，成立一个由波兰人主导的“中立陶宛管治委员会”，那里经公民投票及1922年2月20日的议会表决后被并入波兰，因此波兰和立陶宛的关系在以后多年一直欠佳。直至1989年在共产政权统治下波兰及其它苏联国家的历史书不提或是尽量少提及此场战争，就算是有也是当作俄国内战中的外国干预来写。

（四）战争的失败在苏俄领导人中间产生很大震动，1920年9月22－25日在俄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激烈讨论战争失败原因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前景，图哈切夫斯基就西南方面军在战争中表现提出批评，而该方面军政委斯大林在1920年9月23日专门做声明，阐述他对战争失败的看法以及解释他的责任。而最高领导人列宁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觉得战争失败可能是犯了战略错误，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失败主要还是主观原因，与会的大多数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加米涅夫、斯大林等都持上述观点。在最初马恩理论中，就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不过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协调行动，并没有武力输出思想。列宁尽管也认同这个思想，但考虑到俄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具备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条件，需要西方先进国家援助。如果这些国家也是无产阶级掌权那不必多言，列宁更希望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而俄国革命目标是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苏波战争则成了苏俄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实践。

（五）这次实践让苏俄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俄很快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转为和平共处，与周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立陶宛签订和平条约。1921年3月18日苏波两国签订里加条约，为两国的紧张局面划上一个句号，条约对波兰较有利。18年后苏军在1939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波兰东部，同年11月这两个地区加入苏联，重新并入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8万名苏联战俘中有2万名因为疾病、食物短缺等原因死于波兰战俘营，同时5.1万名波兰战俘中也有2万名左右死于苏俄战俘营。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历时近三年，以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失败告终。这一时期苏俄军事战略的主要特点是采用战略进攻和反攻、战略防御等多种作战样式，善于选择主要战线并在主突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兵器，利用骑兵集团军实施快速机动作战，重视组建战略预备队和适时使用预备队于重要方向，正规军和游击队密切配合。苏俄内战的胜利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条件。

（六）苏俄红军击败领土上的所有反对势力的军队，使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俄国在此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连续七年陷于战乱，在此七年期间有两千万人死亡，还有三十万人投降到波兰。其中内战时期双方都有一百万人以上死亡，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再加上1920年和1921年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疾病也在横行，仅1920年就有三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更有数百万的平民死于战火。在此期间有一百万人逃离俄国到欧洲或者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被称为白俄，这些人又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七分之一，农业只有1913年的三分之一。

内战中的中国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一支数量不少的部队到俄奥边界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参与战地服务。这些人后来很多参加十月革命并加入苏俄红军，据民国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有3万华工参加红军。另据《申报》估计：“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5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华工赴俄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一战时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在中国北方大肆招工，这些人到达俄国之后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场、西伯利亚的矿山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就是被送到西部一战前线挖战壕或从事战地运输，他们惨死在战场。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旅俄华工受革命鼓舞拿起武器加入到十月革命中，在随后的苏俄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又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苏俄成立后俄国发生内战导致交通受阻，中国在俄的参战部队和劳工无法撤回国内而处境艰难，经北洋政府反复交涉后苏俄同意滞留在俄国各地的中国参战人员分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

（二）1918年7月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参战人员中的2000人在张福荣（音译）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南乌拉尔地区的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苏俄红军同白卫军高尔察克的部下杜托夫部及捷克军团正在特罗伊茨克激战，因铁路被破坏导致列车无法继续前行，中国军人和劳工准备步行穿越哈萨克斯坦草原返回中国新疆。面对这群不速之客时苏俄红军和白军都想利用中国人为自己作战，白军命令他们进攻红军，否则予以消灭。红军指挥员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派出党代表尼·卡希林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到中国人中进行宣传，希望他们站到革命者一边，中国军队被苏俄红军说服，在张福荣的带领下加入到红军队伍中。虽有中国军队加入，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苏俄红军还是顶不住对方的攻势，准备朝西北方向突围与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的红军主力会合。这一地区河汊纵横，8月5日拂晓突围开始，白军攻势凶猛，布柳赫尔和张福荣指挥红军（其中有1800多名中国人）与杜托夫部血战四天四夜仍未突围。8月19日夜间白军渡过托博尔河向红军所在的伊尔内克希村进攻，企图攻占该战略要点，将正在强渡济利姆河的红军后续部队拦腰斩断、各个击破。生死存亡关头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带领两个连的中国军人向敌人施行反冲击，他们端着刺刀且每人还背着一把马刀，迅速跃进到离敌二三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发起冲锋。

（三）这支中国部队在国内属北洋军精锐之师，士兵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他们训练有素，出国前又经过挑选且战斗力强，尤其擅长肉搏格斗。中国军人把白军打得溃不成军，将他们赶过托博尔河，掩护苏俄红军成功渡过济利姆河。这支包括苏俄红军和中国军队在内的8000多人的队伍克服重重困难，长途奔袭1600公里于9月12日在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与红军乌拉尔第五师会合。9月14日布柳赫尔把这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军电告列宁，特别赞扬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9月3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听取南乌拉尔中俄混合部队英雄事迹的专题报告。由于张福荣领导的中国军人战绩突处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其进行嘉奖，并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加入红军的各支中国国际志愿队合编组成“中国军团”，任命张福荣为军团长并归布柳赫尔指挥。列宁和雅可夫·米哈伊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成立“中国军团”的命令，托洛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尔，把书写着“中国军团”的军旗授予张福荣。

（四）苏俄内战爆发不久的1917年11月25日在俄罗斯伏尔加上游卡玛矿区任辅臣组织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苏俄政权，这支武装引起列宁关注。他签署命令将该部队编为红军第三军第29步兵师第225团并任命任辅臣为团长。任辅臣是辽宁省铁岭县镇河夹心村人，在东北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受组织委派以外交署员的身份带领2000名华工来到俄国。1918年春天伏尔加河畔硝烟弥漫，驻守在伏尔加河上游西岸的红军第二师师长别列乌尔如坐针毡，面对装备精良的白卫军时红军虽奋勇拼杀但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别列乌尔拨通向红军总部的求救电话，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得知前线告急，派出任辅臣团支援别列乌尔。在卡玛矿区中国矿工以勤劳聪明、肯于吃苦著称，与当地各阶层有着非常融洽的友好交往，能够广泛活动。任辅臣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派出侦察员打入白卫军内部，借运送油料、给养的机会对白军的渡船和坦克等进行破坏，几天之间被侦察员暗中破坏的装备就达到三分之一以上。5月29日拂晓白军的大炮对准红军阵地，运兵船也准备起锚，岂料准备上膛的许多火炮早被任团的侦察员做了手脚，不少渡船的锅炉压力表也被破坏而无法点火启航。正当白军乱成一团时任辅臣下达开炮命令，白军不但无还手之力，甚至连躲避和逃跑的时间都没有。红军总部收到别列乌尔为任辅臣请功的电报，列宁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左手习惯地插在马夹的腰部，高举的右手有力地挥动那封请功电报，。他转着圈子后发出激昂而短促的慨叹：“任辅臣是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五）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军团为“红鹰团”，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这位目光犀利的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与任辅臣紧紧拥抱并反复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俄语：真正的朋友）。他还激动地说：“中国团曾两次夺取彼尔姆城，血战阿拉塔伊，后又多次将白军击溃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带，光你们缴获的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隆重的命名仪式后捷尔任斯基返回彼得堡，见到列宁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红鹰团那样的战士。”列宁扫视一下他那期待的神情后立即拿起笔来，签发从“红鹰团”中抽调一百名中国战士，充实到苏维埃保卫部门工作的命令。伏尔加保卫战的胜利使得任辅臣和红鹰团威名远扬，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撰文说：“任辅臣的红鹰团是捍卫苏维埃斗争中最机智最顽强的部队，红鹰团之所以百战百胜在于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而任辅臣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已成为伏尔加地区的传奇英雄，他的名字在闪光。”

（六）1918年12月初打赢伏尔加保卫战的任辅臣又率部支援维尔亚车站阻击战，这是一场保卫红军后勤通道的硬仗，也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恶仗。白卫军以两个师和一个哥萨克骑兵团的兵力向车站发起猛攻，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九支哥萨克军中最剽悍的一支，他们喜欢血酒和套马索（用来将俘虏在马后拖死）。从牙缝里吐字，鞭子涂着柏油，手臂上青筋暴露，传统的“沙什卡”直刃马刀举在半空。战斗持续7天7夜，红军付出巨大牺牲。任辅臣坚守一线并指挥两个苏俄团队突围，撤至敌军火力稍弱的车站西段保存实力，等待与增援部队会合，而红鹰团则坚守阵地最前沿与白军对峙。12月7日等待增援的战士们在宿营时遭遇大股白军的围袭，白军猛烈轰炸红鹰团营地，任辅臣指挥部队与企图攻占车站的白军进行肉搏，击退白军一次次的冲锋。第二天清晨红军援兵到达维尔亚时发现任辅臣和他的上千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彼得堡红军总部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一向处变不惊的捷尔任斯基拿着电话话筒并呆呆地伫立在写字台前，没有人敢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正在住院养伤的列宁，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派专车将其夫人张含光及3个孩子接到莫斯科。

（七）1920年列宁接到任夫人申请回国的报告，派人将他们接到克里姆林宫。当任夫人和孩子走进办公室时列宁从办公桌后走过来，一边亲切地同他们握手一边说：“您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吧，当我得知你们来到莫斯科后就想和你们见面，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和你们见面我很高兴。”谈到任夫人及孩子要回国时列宁说：“我建议您留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你们，回国去也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任夫人仍然希望回国，列宁安慰道：“等东部战争平息后再安排你们回中国去。”1921年苏维埃政权在弗拉季取得胜利，苏俄政府派专车和卫兵护送任夫人和3个孩子回到中国。1989年11月前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勋章由苏联驻华大使交给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

（八）在北高加索的包清山的“中国营”同样战功卓著，1918年春天以包清山为首的100多名中国劳工在北高加索的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中国支队，它是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国内战争时期享有盛名，被人们传诵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高加索）的中国赤卫师”。当这支中国部队在北高加索重镇弗拉季高加索成立时，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基洛夫亲临这支部队表示热烈祝贺并亲授红旗，将一支毛瑟枪赠送给中国独立营营长包清山。这支队伍刚一成立立即加入到保卫弗拉季高加索的战斗中，1918年8月1日担任守城主力的苏俄红军在坚守数月后，由于寡不敌众被白卫军突破防线攻入城内，经过4天的激烈巷战后大部分市区陷入敌手，红军被迫准备撤离。形势万分危急下中国支队忽然从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广场的一栋高楼里升起一面红旗，紧接着中国支队向白军猛烈射击，白卫军随即向中国军队轮番发起猛烈进攻。

（九）包清山指挥中国战士依托掩体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挫败白军进攻，始终把这一重要的制高点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战斗坚持到第6天援军赶到赶走白军，重新夺回弗拉季高加索城。包清山支队在保卫南部石油基地格罗兹尼市的“百日大战”中同样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遵照基洛夫的命令这支队伍于1919年初夏改编为“中国营”编入红军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地区。对于包清山支队苏俄政府有过如下评价：“包清山指挥的支队虽然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他远离家乡忍饥挨冻，但毫无怨言地在北高加索山区完成无数次战斗任务。不管是歼灭零星散匪或是打击装备良好的白军，他们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都是保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忠诚卫士的典范。”1919年5月列宁亲自接见这支被编为苏俄红军第4团第3营的全体华工战士，称赞他们“真是好样的”，有的华工战士还荣获“列宁勋章”。

（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华工得到列宁的极大信任，70多名华工曾在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保卫列宁的卫士。李富清是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华工，便是70多名华工卫士中的一员，他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在彼得格勒担任列宁卫士期间每次执勤的李富清怕惊扰列宁工作，他都带领其他卫士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站岗、放哨，并且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一次一名卫士想打咳嗽，怕影响到列宁工作的他硬是紧捂嘴巴，走出很远才咳出声来。 列宁很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卫士，曾多次和中国战士拉家常，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吃的、住的好不好。列宁为了和华工卫士进行语言交流还抽时间向这些卫士学习“您好”、“吃饭”等日常汉语，为了提高中国战士的俄语水平列宁特意派一名教师给他们上俄语课，并向他们赠送俄语课本。1923年5月李富清被选送莫斯科军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富清作为军校代表为列宁守灵，随着时间流逝90多年前的往事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十一）旅俄华工在异国他乡的殊死战斗，除了当年苏俄报刊有过片言只语宣传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混乱的政治状况赴外劳工社会地位卑微，他们几乎没有留下记录。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的好转，过往的历史才又被提及，由于年代久远导致资料难觅，除了极少数人能基本弄清其身世、事迹外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1918年6月苏俄内战期间红军第33库班师292杰尔宾特团中国营在此地停留时突遭白军哥萨克骑兵袭击，为掩护铁路工人和红军官兵家属中国营官兵奋不顾身，依托铁路会让站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对抗白军骑兵的反复冲击。在付出巨大伤亡之后终于击退白军，保住铁路会让站。后来当地民众将牺牲的中国士兵遗体统一收殓，安葬于铁路会让站附近。1957年的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地政府和居民一起将烈士遗骸迁葬于城市中心广场并建起纪念碑，纪念碑呈方尖型，顶端缀有一颗红星，正面用中俄双语镌刻着：“敬礼，这里安葬的是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于1919年7月在莫洛佐夫斯卡娅车站地区牺牲的第292杰尔宾特国际团中国红军游击队队员。”旅俄华工在得不到平等对待饱受欺凌和侮辱的境况下，凭着殊死作战的果敢精神，以自己的牺牲赢得苏俄的尊重和赞誉。他们的事迹不能在祖国的历史长卷中留下记录，他们的名字不能使祖国的后代留下记忆，着实令人掩卷长叹。

郑家屯事件

（一）郑家屯事件是指1916年8月13日日本部队由于与奉军二十八师二十八团团部之间发生冲突，造成不小伤亡的事件，经过奉系军阀与日方双方长时间的交涉后事件最后以奉系军阀接受日方的一些条件而结束。郑家屯为辽源县（今双辽市）所在地，位于吉、奉两省交接地带，具有相当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根据早在1905年所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时日本虽然获得在南满地区有守备铁路的驻兵权，然而郑家屯既不属南满范围，也不是铁路附近属地，原无驻军的理由。1914年8月对之窥视已久的日军借口其在郑家屯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时曾受中国警察的误击，以“保护居留民”为名悍然进驻郑家屯。后误击事件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日本不顾中国政府再三的抗议，继续非法驻军。而到了1916年7月日本唆使宗社党并加紧勾结蒙匪头子巴布扎布，伺机煽动所谓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军队除原驻的后路巡防队外二十七、二十八师也为镇压巴布扎布的叛乱而进驻郑家屯。中日两军同驻一地，不时有磨擦发生，酿成一种紧张气氛，在这种极为不稳定的紧张形势下终于爆发中日关系史上名噪一时的郑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下午3点左右一个住在郑家屯的、卖药兼当铺商人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在街上买鱼时卖鱼童以其给价太低不卖，故吉本大怒，打了卖鱼童。恰逢驻郑家屯的二十八师冯德麟部骑兵团士兵路过便上前劝解，吉本转向华兵动武不胜，反而遭到回击而负了重伤，乃奔向日本领事分馆的警察派出所告状。日本驻郑家屯领事分馆警察派出所巡查河赖松太郎带吉本前往辽源镇守使署，当时恰巧镇守使及交涉员都不在署内。接着河赖来到二十八师骑兵团驻地，向该团长官提议会谈，欲强行闯入，被门岗士兵所阻止。到了4点多钟河赖和吉本又到日军军营求援，这时约有50名日兵驻扎在郑家屯。日军军营队长井上大尉采纳他们意见，派松尾中尉率领日兵多人同河赖跑步来到二十八师骑兵团驻地。

（二）一看全副武装的日兵后中国军队紧急戒备，双方临阵对峙。河赖站在队伍的前头，再次要求与该团长官会谈，被中国士兵以长官不在为由而拒绝。河赖拔刀恫吓，欲直闯而进，中国军队毫不退让，坚决阻拦。混乱中有人开枪，并导致互相交战。当时二十八师骑兵团驻地有约300名的中国军队，日军因寡不敌众而逃，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包围日本军营。战斗持续3小时之久，此次冲突中国军队死5名、伤3名，日军死12名（其中包括河赖巡查）、伤5名。下午6点20分辽源县知事靖兆凤在彼此交战时前往日军军营进行交涉，以身家性命担保绝对不让事态扩大，到了下午7点双方才停战。靖兆凤接受日方所提出的中国军队退到城外的要求，动员二十七、二十八两师，从13日夜到15日陆续退往城外，由后路巡防队承担维持城内的安全治安。同时为了保证停战的继续，13日夜日方要求拘留靖兆凤本人，到14日上午10点才释放，接着日军又扣留靖兆凤之子靖子障至16日下午7点。到日为止日方不断派兵到郑家屯，其增援军队有驻公主岭骑兵两个中队、铁岭独立守备步兵一个大队和机枪队一个小队、八面城的一个大队等。不久日军宣布：“由郑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两侧三十华里以内禁止中国军队进入。”迫使中国军队撤退到彰武一带，日军并将郑家屯城内的辽源镇守使署和各军营全部占领。事件以后各方开始查实案情，张作霖令日本军事顾问町野竹马赴郑家屯进行调查，日、中政府也分别派遣日本驻铁岭领事馆代理领事官补酒勾秀一和外交部政务司长王继曾查明事件真相。因为事件是地方性的，所以中国政府力主在奉天或者其它地方进行交涉，但遭到日方的坚决反对，最后日本强硬地决定在北京由日本公使与中国外交部直接交涉。

（三）8月29日据酒勾的调查报告大隈重信在内阁会议中通过《郑家屯事件解决案》，驻华公使林权助于9月2日向中国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这个“解决案”，其内容分：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的事项（日本要求事项），严罚二十八师师长；有责任之军官悉行免黜，其中直接指挥暴行者处以严刑；严饬驻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军队，嗣后不得再有挑拨日本军队或日本人民之任何言动，并由该处地方官以此项命令布告周知；承认日本政府为保护及管束居留于驻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之日本臣民，于必要地点派驻日本警察官，中国并于东三省南部增聘日本人为警察顾问。中国政府自愿提出并声明的事项（中国自愿事项）：驻扎东三省南部及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各军队聘用日本军官若干名为顾问；中国士官学校聘用日本军官若干名为教习；奉天督军亲往关东都督署及奉天日本领事馆谢罪；对于被害者予以相当之慰藉金。对此中国政府于6日召集内阁会议，根据王继曾的报告商议解决该事件的方针并作出对日方要求的回答书，由外交次长夏诒霆于11日递交给林权助，其内容为∶关于日本要求事项第一、二项，在发生事件之时师长、旅长和团长均不在郑家屯，委师长、旅长以全部责任是有点苛刻的，希望改“惩戒”为“申饬”。而事件由中日两军引起，若中国团长担负事件责任，日本将校也应该负责；关于第三项，中国政府平时行之，不用再说，这次发生极为遗憾的事件，故特地以适当命令布告周知；关于第四项是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问题，不可能接受，希望撤销；关于中国自愿事项第一、二项是重大问题，希望撤销；关于第三项，希望改为奉天督军的代表前去奉天领事馆谢罪；关于第四项，中国政府不惜送赔偿费给日方受害者，但日本政府也应该送赔偿费给中方受害者。

（四）由此可见事件以后第一次两国政府之间所正式互换的双方意见有相当大的分歧，其主要原因是两国政府调查人员所作的报告相差悬殊。值得注意的是日方主张中方在事件中的“非”，而中方否定“华兵先开枪”、“华军包围日本军营”等日方主张，坚持双方都有“非”、都要处罚的精神。日本提出的八项要求，特别是“日本要求事项”第四项与“中国自愿事项”第一、二项即军事顾问、军校教习和警察方面的要求，与在1915年被中国拒绝的“二十一条”第五号中所包括的内容相比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明显在对华政策中走投无路的日本大隈内阁企图利用这种规模极小的中日两军纠纷来打开对华政策的新局面，换句话说在依然如故的“以武力为依凭，用强硬外交手段来攫取在华权益”的方针下大隈内阁向中国政府提出不适合于事件规模而荒唐无稽的无理要求，逢迎日本国内舆论，以期把自己失政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暗暗地遮掩过去。然而日本国内形势已经不允许大隈内阁继续存在下去，在交涉期间的10月初不等解决事件，由于对华政策的失败，大隈重信被迫辞职，继任首相的是寺内正毅。关于军事顾问、军校教习和警察方面的问题，双方的谈判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当时中日间最大的外交悬案。其中对军事顾问、军校教习两个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因此双方的焦点集中到派驻警察官的问题上来。10月18日林公使向陈锦涛提交节略，说明派驻警察理由及职权，并声明与中国警察权无碍。根据1915年中日新约时所有南满东蒙地方日本臣民之数必将逐渐增加，是以日本政府为保护其臣民起见，认为有派驻警察官之要。日本在南满各地已设若干警察派出所，中国地方官事实上业经承认与之往来交涉。

（五）对此中国政府于10月30日派夏诒霆进行批驳：日本警察在南满东蒙所执行的任务是中国警察也可以处理的，不一定有必要派驻日本警察官。这样中日双方在半年中经过十多次谈判也未能达成一致，难以进展。然而日本的阁潮不能不影响到该事件的交涉，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该事件是在大隈内阁“大陆政策”的指导下所引起的，又是在寺内内阁“大陆政策”的方针下解决的。鉴于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的情况，寺内正毅早就想运用日本国内“欧战繁荣”所产生的巨大资金来扩充日本的经济利益，其手段是给北京政府当权派以“借款”援助。然而寺内上台时日本在大隈内阁时期对中国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如“二十一条”等引起中国各方面的强烈反感，尤其是中日两国政府之关系甚为疏远，所以寺内内阁以恢复两国政府之间的“亲善”为紧急任务，而对寺内内阁来说郑家屯事件的外交谈判迟迟不决甚是不便，并成为前内阁所遗留的难题。因此一组织内阁，兼任外相的寺内正毅就在10月12日和11月16日向林公使发了两次电，指出中日两国之间不允长久继续存在这些令人不快的悬案，希望迅速解决这一事件。并指示对三个悬案的大大让步，去掉“日本要求事项”与“中国自愿事项”的区别，只是把有关三个悬案的备忘录送交中国政府，表明日本政府对解决该问题的坚决决心。其实外交上的备忘录对另一方丝毫没有什么约束力，这就意味着寺内内阁实际上决定放弃这三个要求。1917年1月5日林公使向新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提出三个悬案的备忘录：关于聘用军事顾问，藉可疏通两国军事官宪意思，且于预防误会所致诸项事端亦有所裨无疑；关于聘用军官学校教习，系帮助养成将来派遣满蒙地方之武官，阐明中日两国亲善之精神，以期满蒙地方再勿发生此次郑家屯等项不祥案件；

（六）关于派驻警察官，帝国政府对于自国臣民既有必须保护之义务，并有取缔一切之权利，系属治外法权当然之措施，而毫无侵害中国主权之处。对此伍廷芳于1月12日向林公使面交说明书进行批驳∶奉天督军公署本聘有贵国军事顾问，兹准来文业已阅悉；军官学校向由本国陆军人员教授，现尚无聘用外国人为教习之意思；中日新约定所有在南满东蒙之日本臣民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以便中国警察实行其保护取缔之职、这种警察问题与所称治外法权自难牵混，本国政府不能认为当然之措施。于中国领土之内驻扎外国警察，无论如何究于中国主权之精神及形式上均有妨碍。至现在已经设置之日本警察官驻在所，业由本国政府及地方官迭次抗议并不承认，仍不能作为中国政府业经承认实行。两国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林权助于1917年1月22日在北京商定各条款，互换照会结案。其条文有：申饬第二十八师师长；有责任之中国军官，按照法律酌量处罚，其应从严者，自应从严；于日本臣民之杂居区域内，以对于日本军民待以相当礼遇等语，出示晓谕一般军民；奉天督军以相当方法表示抱歉之意，于关东都督及奉天总领事同在旅顺之时行之，其方法由该督军任意办理；给与日本商人吉本五百元之恤金；如上已定之五项全部实行后日本必须撤退因事件发生增派至郑家屯的全部军队。关于警察问题时当时日本在南满已经设置几个警察派出所，派驻日本警察官若干名，从而实际上只不过满足于保持现状而已。同时林公使于1月5日提出的备忘录中有“中国政府不表同意（日本在南满东蒙派驻警察官）之时，日本政府只可应必要实行之”等语，但这种做法是脱离现实的，也与寺内内阁所决定的对华方针政策完全相矛盾。早在1917年1月9日的内阁会议中寺内内阁作出“关于对华政策之件”及“对华方针说明书”明确其对华方针政策，并决定关于南满东蒙地区，以稳健公正之法，逐步扩大增进帝国的特殊利益。

（七）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林权助反复向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催促早日结案，这一切就证明在事件了结照会中之所以不记三个悬案是寺内内阁对中方表示某种让步，其目的在于建立两国政府之间的“亲善”，尽快实施自己的“大陆政策”。虽然郑家屯事件本身是由于日本大隈内阁的政策失败与强硬手段而发生、 扩大化，但在其外交谈判过程中尤其是大隈下台、寺内继任以后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转变，即从大隈内阁的“以武力为靠山，用强硬外交手段来攫取在华权益”到寺内内阁的“运用巨大资本来扩充在华经济利益”之转变，为了建立两国政府之间的“亲善”关系，日本寺内内阁的态度逐渐变化，表示一些让步。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财政上的考虑，刚掌握中央大权的段祺瑞分析当时国内外各方面的形势，决定以日本为外援来诛锄异己，以建立与巩固其专制统治。因此在事件交涉中段祺瑞政府也为接近日本而进行妥协让步，互相让步的结果集中表现在1917年1月22日的结案照会中。这样通过郑家屯事件及长达半年之久的外交交涉，对日本寺内内阁来说为实现“中日亲善”，实行自己“大陆政策”，而对中国段政府来说为一举解决财政问题，取得强大靠山来实行专制统治，分别提供前提条件。事实证明在此前后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寺内内阁与段政府的“特殊”关系才建立起来，著名的“西原借款”自事件解决的两天前即1917年1月20日开始是决非偶然的。对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这一系列变迁过渡，郑家屯事件及其外交谈判具有极为重要而象征性的历史意义。从客观上来说这次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日军非法驻屯在郑家屯、设置军事行政机构；大隈内阁对华政策的失败，即扶植宗社党、编制勤王军及南下蒙匪。因此事件的“非”明显就在于日本。

（八）林权助也在事件爆发不久向日本政府报告：“刚发生事件之时若我国驻当地官府机构及其他再稍加以小心谨慎的考虑，或许可以避开这种极为不快的事件。”承认日方的笨拙。尽管如此但在双方互换的最后照会中中国方面却完全承担事件的责任，其原因不只是在于日本的侵略野心与穷凶极恶，而主要是与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密切关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之，段祺瑞组阁。虽然段祺瑞掌握北京中央政府的实权，但是护国战争刚结束，南北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组阁问题上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并且在北京政府中与黎元洪对立。新旧约法之争、府院之争等不断发生，国内政局十分混乱。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危机，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困窘已达极点而走投无路，袁世凯的帝制活动、镇压护国军等都是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段祺瑞不得已继承袁政府留下的这些烂摊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为解决财政问题而不得不求助于外国，但当时欧战正值激烈之时英、法等国无法顾及中国，可以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两国，即美国和日本。从地理上来看也好，或两国政治经济状况相比较也好，段祺瑞若想雄心勃勃地实施自己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就必须寻求日本的支持和援助。1916年11月段祺瑞决定借赠日皇大勋章为名，以曹汝霖为赠勋专使赴日活动，其实际目的是借此机会向日本表白段的真意，以促进两国政府的接近和亲善，但这个计划遭到黎元洪与国会的激烈反对。12月段祺瑞被迫改派熊希龄为特使，而被日方所拒绝，遂未得逞。但在这一段时期内段祺瑞再三主张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之必要性，中日两国在欧战结束后的将来均受到欧美各国的压迫，首先应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团结一致。鉴于现在的时局，正拟积极消除中日两国之间的误解，诚意实行友好合作，因而希望日方谅解其苦，并要求指段祺瑞予以相当帮助。

（九）所以中日两国之间所存在的郑家屯事件及其外交谈判对段祺瑞政府也是苦恼的根源，同寺内内阁对三个悬案所做的一些让步一样，在谈判中段祺瑞也“以互让之精神”进行交涉。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段祺瑞政府坚持中日双方都有“非”、都要处罚的态度，但随着外交谈判的进展，其态度也有所变化。看最后了结照会就知道虽然把事件的“非”完全推给中方，但北京政府的实际损失并不大，这就是段祺瑞政府以“凡对于无碍主权各款所可让步者无不让步”的姿态努力进行交涉的结果。中央财政最穷困的状态使段祺瑞产生与日本接近的迫切愿望，而在“所是非曲直只得置之不论”的方针下他不得不承担事件的全部责任，以解决这个悬案，从而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指望日本的支援。此后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段祺瑞所领导的皖系军阀实行所谓的“亲日卖国政策”是历史事实。虽然郑家屯事件本身是由于日本大隈内阁的政策失败与强硬手段而发生、 扩大化，但在其外交谈判过程中尤其是大隈下台、寺内继任以后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转变，即从大隈内阁的“以武力为靠山，用强硬外交手段来攫取在华权益”到寺内内阁的“运用巨大资本来扩充在华经济利益”之转变，为了建立两国政府之间的“亲善”关系，日本寺内内阁的态度逐渐变化，表示一些让步。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财政上的考虑，刚掌握中央大权的段祺瑞分析当时国内外各方面的形势，决定以日本为外援来诛锄异己，以建立与巩固其专制统治。因此在事件交涉中段祺瑞政府也为接近日本而进行妥协让步，互相让步的结果集中表现在1917年1月22日的结案照会中。这样通过郑家屯事件及长达半年之久的外交交涉，对日本寺内内阁来说为实现“中日亲善”，实行自己“大陆政策”，而对中国段政府来说为一举解决财政问题，取得强大靠山来实行专制统治，分别提供前提条件。事实证明在此前后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寺内内阁与段政府的“特殊”关系才建立起来。著名的“西原借款”自事件解决的两天前即1917年1月20日开始是决非偶然的，对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这一系列变迁过渡来说郑家屯事件及其外交谈判具有极为重要而象征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