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名：《ニッポンの思想》

原作者：佐佐木敦

翻译： 阿栖，柴来人

校对：柴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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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九零年代”的三人——福田和也、大塚英志、宫台真司

“土著之国”与“昭和”的终结

1989年1月7日天皇裕仁去世，年号从昭和变成了平成。在1988年9月昭和天皇吐血、病情恶化以来，日本社会开始持续着各式各样的“自肃”。预备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的“大新闻”，红白喜事、运动赛事、明星公演之类的活动逐渐中止减少，电视台方面唱歌节目、综艺节目之类的内容也被大范围地变更，一转持续放送关切天皇病况之一进一退与回顾“昭和”的特别报道节目。在昭和天皇去世之前，每天就有很多人聚集在皇居前为天皇进行着祈祷。

在文艺杂志《文艺》1989年2月号刊上，记载了柄谷行人与浅田彰的对谈“昭和精神史之检讨（检证）”，在其中记录了上述的时代境况。在文章开头，浅田彰这样放话：“爷说句实话，关于昭和我其实完全不想讲啥玩意。去年九月这时候，连续好几天被电视新闻里在皇居前下跪之人群的影像所轰炸，爷不由得背脊一冷，感到原来自己居然生活在这样一个（译者注：仿佛前现代的）土著之国里。”

自然而然，这个“土著发言”搞出了一番议论骚乱（用“土著”这个词来强调给别人看，可以说这本身也是多多少少意欲着“物议”的浅田彰的表演）。也因此，虽然在之后的部分也有偏重强调这一点的感觉，但这份长篇对谈所论及的内容，对于考察柄谷与浅田彰、同时也是日本的“思想之变迁”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对谈中，两人将“昭和天皇”这个问题与西田几多郎及京都学派联系起来议论，这在柄谷行人的《批评与后现代》、浅田彰的《孩童式Capitalism与日本的后现代主义》也曾提出了讨论。浅田彰将黑格尔式的“历史辩证法”与京都学派所谓的“世界史的哲学”进行了比较，依据后者的说法，“在日本，作为‘无之场所’的日本皇室可以说是像空筒一样，贯穿着时间、包含着一切，在这之中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在空间上得到和平共存”，由此可以说（日本这个地方）“跨历史”=“超越了历史”。浅田彰进一步指摘，于此最要命的是，作为个体的天皇在“生物学上的持续”，使得日本所有“反-天皇（制）”的“思想”与“实践”之尝试都由于昭和天皇的长寿这一事实而拉胯失败了。

也就是说，在日本，“历史”决不会发展、而是仅仅一味“持续”着。即使看起来各种新的事物接踵而至，但在实质上，日本人仍生存在同一个“无-场所”之内。这一点完全与柄谷行人在《批评与后现代》中的思考相一致。所谓“一味持续的（作为）无之场所”，与柄谷所说的作为“自然-生成”的“反构造性的构造”、或者莲实重彦所说的“制度—物语”所指的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而后在此，作为上述所说的日本特有的“非-历史性”的其中一个原因，“天皇制”被提了出来。

然而，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在天皇裕仁去世=昭和结束的这一状况下，这一次（？）正是让“历史”复苏动起来的机会不是吗？柄谷与浅田彰的对谈，就是在这样的预感与氛围里进行的。

译者注：
①孩童式Capitalism：一种对日本现代性的近代超克式论调：GHQ改造后的日本是年轻的小孩般的Capitalism国家，正因如此能反超欧美走到Capitalism消费社会的前列。
②“作为‘无之场所’的日本皇室……‘超越了历史’”：即是表示这样一种观点，日本由于（象征）天皇制的万世一系之表象，超克了欧洲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历史辩证法。

“文学”的问题

柄谷同意浅田彰的发言，并将其同“文学”的问题联系起来，并作如下忆述：

“在天皇战后所作的发言中，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在一次记者会见上，当被问到对战争责任有何看法时，他说的话大意如此：‘我不太懂这种文学性的事情 ’。因为我柄谷行人也是搞文学的，所以对这番话感到非常讽刺。责任之类的问题可以说是主体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是“文化”的问题了。如果把这些问题当成幻想性的东西，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将不得不变成\限于生物学的层面。事实上，我认为日本的话语-语言有着很强的生物学性、或者说是系统论（システム論）性质的，这个状况如今更尤为明显。按这个理，文学也可以说有着生物学的性质。虽然战后已经检讨了一番文学者的战争责任，但实际上可以更进一步说，战争责任本身就指向了‘文学’（笑）。”

考虑到主导着战后“日本的思想”的是广义上的“文学批评”、“文艺批评”，刚才所说的天皇发言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在此，柄谷与浅田彰两人回溯时间，去考察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柄谷回顾了日本的“批评”，发现吉本隆明、江藤淳、中村光夫、福田恆存这些人的言论在直到50年代为止还算是挺好、但到了60年代就变得迟钝了，他认为这是因为“外部的意识”已经消失了。后文，我将摘录一些两人的发言。

浅田彰：“（在日本）马主义这个“外部”也消失了，本来通过与此番存在之间的对抗关系才能具有意义的言论，现在变成在没有抵抗之处（日本）完全空转、成为对现状的单纯肯定。”

柄谷：“在文学之外存在着作为绝对性的外部的政治、在政治之外存在着作为绝对性的外部的文学，像这样的紧张感变得消失了啊。在文学的场合也只要随便加上括号、就马上会变成政治性的东西。”

浅田彰：“战后，主体与世界之间镜像般的照应关系之建立，我想是在六零年代姑且形成并且惰性化了。而到了七零年代，这面镜子就破碎了。而在这之后，（日本社会）就变成了在一种封闭的“无风状态”之中与破裂的碎片胡乱地嬉戏的状态，我想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现状——主体的不在-消失与散乱破碎，即一种内部化的状况。”

浅田彰用“现实之物「りアルなもの」的丧失，封闭的想象性\幻想（イマジナリ）空间的建立”来称呼此种事态。摆脱这种“想象性\幻想（イマジナリ）空间=无之场所”、再次获得失去的“现实之物”，也就是说千载一遇的机会不正是刚刚发生的从“昭和”向“平成”的变化吗？“持续”被切断、崭新的“历史”将要开始——堪称难得的好时机。

有什么将要开始的预感

因为在这一年之后、于“昭和”之中持续的“八零年代”将会结束、下一个十年“九零年代”将要开始，这样一种对于戏剧性“变化”的期待感变得更加高涨。恰巧，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也在那时候发生了。在此过程中，柏林墙倒塌，二战后长期分裂的东德西德恢复统一。在世界上冷战时代结束了，在日本“昭和”结束了，在各种意义上从二战战后开始的“持续”被切断了，崭新的“九零年代”终于就要来临了。在此马上会注意到这样一件事，“什么都不会改变，即使你以为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这样的认识，与“现在正是改变之时，应该会改变、因此要（去）改变”这样充满希望的观察，两者以奇妙的形式共存着。然而， 日本的“持续”与“想象性\幻想空间”却是更加麻烦、像鵺鳥（虎鸫）一样集狡猾、粘稠似的坚固、无底洞般的贪欲于一身的存在！并不是那么简单——昭和天皇去世了、冷战结束了——就能斩断的东西——柄谷与浅田彰的分析我想就是在说这样一回事。

对此，浅田彰当然是相当清楚的，他佬在1992年底跟弗朗西斯·福山（就那个写了《历史的终结》，以他知晓的科耶夫式二手黑格尔历史哲学为基础，宣告康米失败历史告终的壬）的对谈里这样说：

“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飞翔。理解某个东西，而且是用目的论式的理解、将其把握为至今为止的过程的必然结果，那就是说要在它完成-结束之后再去看\分析它。但是，这不是一种观念论式的倒错吗？这不是把实际上没有结束的过程当作已经结束的事情来考虑了吗？事实上，黑格尔在拿破仑的耶拿战役中看到了‘历史的终结’、科耶夫又在二战结束后看到了、你福山又在冷战结束后看到了，这看起来不过是在不断重复同一个观念论式的结论。”

——《超越“历史的终结”》，和福山的对话

浅田彰在此输出了完全正确的发言。此外，柄谷也在90年3月份发表的文章《关于“历史的终结”》（「歴史の終焉をめぐって」，收录于《关于终结》，『終焉をめぐって』）中，对这个以“终结”命名的“观念论”进行了更为精致详尽的批判。

然而即使如此，随着“九零年代”的开始，之前的“八零年代”被埋葬、与至今为止的过去有着决定性区别的某种东西将要开始——这样的气氛在日本社会中蔓延开来。如果“终结”不是一个完全的死胡同，那么在这之后一定会有什么东西的“开始”。在“关于终结的观念论”之中总是伴随着“关于开始的观念论”。

另外，当时的人们也差不多厌倦了（困惑其界限？）不断地“消费=流通”在八零年代充斥街头巷尾的为数众多的“小物语”（小さな物语）们所带来的“变化=差异"，而出现了寻求更大的、单数形式的“变化=差异”之“物语”的倾向。而且，在科耶夫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其后而生活，对于日本人来说，说不定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开启“历史”（不如说是，不得不开启）——这个时期的“日本的思想”就抱持着这样的（无）意识。

就在这样的时刻，“战争”爆发了。

后现代的左旋回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派遣一支多国部队，第二年的1月17日伊拉克遭到轰炸、海湾战争开始了。与此相伴，日本向多国部队提供了巨额资金援助，但依据日本憲ぽう第九条、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于是被指责为只出钱不干活。为此，日本政府急忙通过了《PKO协力法》立法，向波斯湾派遣出了自卫队。在这样的背景\流向下，柄谷行人与中上健次、田中康夫、高桥源一郎、伊藤正幸等小说家一起，举行了反对日本参加海湾战争的文学者的会议，并发表了《“文学者”讨论会议之呼吁》。这份呼吁（声明）作为“八零年代”以来没有再吭声政治性发言的“文学”侧久违的公开反应，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

声明1：我反对日本国参加（加担する）战争

声明2：在战后日本的憲ぽう中，有“战争的放弃”这一项。这作为日本人自愿性的选择而被保存至今、而非来自他国的强制。这一点，是基于将二战作为所谓“最终战争”而战的日本人的反省、特别是对加害亚洲各国的反省。不仅如此，我们相信在这一项内容的起草之中，也包含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洋人自身的祈祷。在迎来世界史重大转折期的今天，我们相信日本现行战后憲ぽう的理念正是最为普遍、最为彻底的。我们不希望日本直接地或间接地卷入战争。我们认为，日本应该在“战争的放弃”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一切国际贡献。

我们反对日本参加海湾战争和今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

关于像这样的来自“文学者”对“政治”的施压\推动，当时的文学界=文坛也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在这份呼吁上署名的人也有很多，将此事件理解为“文坛圈子政治”而非关于“海湾战争”以及日本政府的对应之是非的“文学者”我想也是有的）。围绕着在此提出的（战后日本）“憲ぽう”与“放弃战争”的关系，文艺批评家加藤典洋在《战败后论》（「敗戦後論」，九五年）开始的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批判、引发了争论。另外，在后文出场的大塚英志，对于在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没有进行同样的呼吁进行了批判。

但这里的重点是，这事情对于柄谷行人来说，是六零年代前半期曾身为康米主义者同盟（ブント）活动家以来、时隔三十年与“现实=现在”中的“政治”相关联的行动。在之前和浅田彰的对话中，柄谷行人指摘，“常识性的东西，现在却变得非常新鲜”，而且“将常识性的东西说出来（的人），既有勇气、也有着知性的活跃性”，“而谈论想要变得崭新的东西的家伙，实际上是平庸的”。柄谷之所以敢于践行了发表基于“护憲ぽう”的“反对战争的声明”的行动（这种做法很实在，但理论上却很幼稚天真），或许是因为柄谷考虑到，基于“常识”而愚直地奋力行动才是那时的日本所必要的吧。

而且，这个所谓的“政治活动”之解禁，不仅是“九零年代”初时代氛围的要求、也与柄谷行人这位日本“思想家”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转向有着很大关系。然而，在此可以窥见一斑的作为活动家的柄谷行人，使其再度步入前台是在进入“零零年代”之后的事情了。1991年12月，柄谷在一次讨论中将写了《海湾战争没有发生》的鲍德里亚与直球表明反战立场的德勒兹进行了比较，柄谷说前者是讽刺（イロニー(アイロニー)）、后者是幽默（ヒューモア(ユーモア)），而他自己是后者。

所谓讽刺，就是把“已摇摇欲坠\危险的主体”高阶化或者说超越论化、通过相信“世界不过是自己的预设”而过度地确认自己的无力。与此相对，所谓幽默，“并不是所有种类的‘幽默’，而是指向某种根底性的精神态度”，“虽然它没有要最终抵达的目的与理念、但也不成为虚无主义”，“它把自己放在某种高层次的位置上，在一点上好似讽刺”，但与讽刺决定性的区别在于“也会给他人带来快感、或者说解放了他人”。也就是说，讽刺是对“主体=自己”的无限增殖与膨胀扩张、幽默则打开了与“外部=他者”之间的“交通”（交往）。这与柄谷的“思想”的展开也是完全平行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关于“海湾战争”的“反战声明”，柄谷这样说：“我认为那个现场是‘批评’的场所。”此处所说的“批评”与“文学”同义。在很久之后的零零年代中期，柄谷出版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终结》（05年）这本书（大意是日本文学和文艺批评乙烷），给日本文坛带来了不少震动。但在九零年代初，柄谷仍然主张，在日本这个国度“文学”与“文艺批评”才正可能成为“哲学”与“思想”之物。

浅田的存在感

浅田彰，对于这份“声明”并没有署名（顺带一提，中泽新一和莲实重彦也没有署名）。然而，为了支持（裏付ける）他在87年出版的《孩童Capitalism与日本的后现代主义》结尾处所写的“不得不做出具有现实性的分析”，他也开始面向实际的“现实=现在”进行积极的发言。如前所述的和福山的对谈，是作为与齐泽克、与萨义德、与鲍德里亚、与柄谷行人等人的系列对谈的一环而在一般向综合杂志《SAPIO》上连载，在那里相对于理论分析、关乎诸种现实课题的检讨被放到了优先位置。

另外，与浅田彰同样是“目录文化”（译者注：爱好者整理信息，制作数据库、wiki之类的文化。）与“八零年代”的弄潮儿（申し子）、参与了上述的“反战声明”并担当其中实务性的职务、并众所周知地在之后转型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家的田中康夫，其与浅田彰的时事对谈“忧国呆谈”从1989年末开始、在几家杂志上连载并贯穿了“九零年代”，在“零零年代”还从纸质媒介转移到了网络上、到现在（2009年）还在继续。在这个对谈里，浅田彰和田中就包含了各种各样话题的“现实=现在”的诸种事象进行了纵横捭阖般的讨论。

然而，浅田彰在与柄谷行人共同编撰“批评空间”的同时，对于像柄谷那样接下来逐渐走向更为直接的“行动”与“参与”，则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浅田彰的这个姿态自“新学院派”时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也许可以这样讲，相对于柄谷行人，浅田彰的存在感更接近于莲实重彦那样，把自己放在一个绝不会与\对“现实=现在”发生对抗\斗争的安全的点位、同时在关键的时刻与地方又能做出精确而绝妙的吐槽评论。如此这般超然的做法看似高妙，却会被接下来的次世代“九零年代”的“思想”家们所批判。

「场面话\反讽」和「本音\真诚」的時代

在1993年年中于《SAPIO》杂志刊载的浅田彰与柄谷行人的对谈里，有如下段落——

浅田：虽然日本社会被说成是“本音\真诚”和“场面话（建前）\反讽”的双重构造，实际上并不是双重的。场面话\反讽很快就被丢掉了，日本社会基本上已经是本音\真诚之单一构造的了。相反，国际社会-世界上现在其实是以双重构造的方式在伪善地运作着，也就是世界上都是在历史之流中以言语来行动的（但日本不是）。

柄谷：你说伪善，那确实多少也有些一点向上之心。不过嘛，一旦承认人类不过是这样的东西（伪善）罢了的话，也就无法产生否定性（对此否定扬弃）的契机。如果有着自由主义与康米主义这样的理念，那么“这样子是不行的！”如此的否定性契机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然而，如果我们断言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理念、所有的理念都是虚伪\伪善的——那么否定性的契机就无法产生、只能全面肯定眼前的现状。

浅田：哼，如果说基于理念而斗争的“历史”已经终结，那也许也还可以，然而不知是幸与不幸，与其说历史已经终结、不如说历史重新展开了更对，在现实中围绕着理念与话语的世界史之“游戏”不断高涨地展开着。不顾如此事实，若仅日本在一切理念（康米、自由主义）都消退之后、仍始终贯彻封闭状态下的本音\真诚式的自我肯定，那么日本就会被历史所抛弃——我想这实际上正在成为现实。

——《超越<历史的终结>》，与柄谷行人的对谈

在这里，柄谷所说的“否定性契机”就是指在《昭和精神史之检讨》中所说的“外部”。但是我认为在89年与93年之间，两人的言说方式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四年半前，“现实之物”与“想象性\幻象性的封闭空间”（「リアルなもの」と「イマジナリーな閉域」）被对置而论、前者的丧失是令人叹息的，而在这里、对于日本而言缺少的东西变成了“围绕着理念与话语的世界史之游戏”。“一切理念都消退之后、仍始终贯彻封闭状态下的本音\真诚式的自我肯定”与“想象性\幻象性的封闭空间”是一样的，然而即使经过了四年半的时间、期间还发生了海湾战争，1993年的“日本”的“现在=现实”仍处在没有一丝丝改变的“封闭空间”之中。然而，打破这个僵局所必要的已不再是“现实之物”而是“理念”。并且，在先前的对谈中被称呼为“想象性\幻象性”的状态这次谈话用“本音\真诚”这个词来形容。在此，好像感觉我们陷入了某种语义矛盾之中，其实也并非如此。进入“九零年代”之后经过了三年，世界上直到八零年代为止、被隐藏压制在冷战架构下的诸种政治问题如今以“战争”、“民族纷争”等形式一举显露出来。在日本，在离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式的表层性嬉戏之后，在这之后就是“本音\真诚”（的时代）这样一种气氛在逐渐占据上风。就此而论，“现实之物”某种意义上在日本复活了。

但是这对于浅田与柄谷而言却不是什么好东西。“九零年代”所带来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不如说是一种倒退。似乎终于到来的“本音\真诚”与“现实”，其实只不过是强化了“想象性\幻象性的封闭空间”的“持续”罢了。

虽说他俩的这个认识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实里、不如说是他们这一边很快就要失去“八零年代=新学院派”以来“思想”式的存在感。所谓的九零年代，比起“理念”与“言语”，日本选择了“本音\真诚”与“现实”的一侧。

笔者是这样想的：不论是空间性比喻所说的“外部”、还是时间性比喻所说的“历史”，这些本身就是“理念”式的词语——而将如此这般的思考方法自身也不清不楚地吸进那个“封闭空间”之内，这不就是“日本国”的套路么？然后，不管“对于现存事物的全面肯定”是否意味着“肯定现状”，“现存事物”=“现状”也总是比在头脑里所思考的“理念”更加有意义、更加重要——这样的感觉在这时候开始在日本社会逐渐强烈起来。“日本国的思想”，在此就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嘛，现在回看这码子事，也许也可以说是一种“跷跷板”。

福田和也——多产的理由

终于开始阐述“九零年代”的“日本国的思想”了。它首先就以“对于八零年代的批判”=“对于新学院派的批判”=“对于后现代的批判”都形式崭露头角。这是因为若要证明一些东西将要开始、就不得不将一些东西予以结束。也就是说，什么是后“新学院派”、什么是后“后现代”——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我认为至少是“九零年代”牵绊起的“思想”的课题。就入上文所看到的，“新学院派”的旗手们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转变，但是对于后来者来说、即使需要运用一点夸张的“表演”也要超越“八零年代”与“新学院派”才是当务之急。

在此意义上，我想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是福田和也。福田和也出生于1960年，庆应大学法国文学系出身，他在1989年出版了关于在二战期间与第三帝国进行合作（绥靖）的法国作家的处女作《奇妙的废墟——法国反现代主义的谱系与绥靖作家》（《奇妙な廃墟——フランスにおける 反近代主義の系譜とコラボラトウル》）。这本书虽然对于谈论福田的“思想”而言十分重要，但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专业性的内容、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然而，在注意到同样是庆应大学出身的江藤淳之后，福田就以猛烈的势头展开了写作活动。

首先在90年他于《诸君！》连载了四回《遥远的日本文艺复兴》（《遥かなる日本ルネサンス》）、在91年刊行了其单行本，作为多年来稀少出现的保守系的年轻论者，他在评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之后，他将自己在文艺杂志《新潮》上断断续续发表的批评整理成《日本的家乡》一书、在93年付梓出版，并因此受赏三岛由纪夫赏。眨眼之间，福田和也在评论界与文学界这两个界别\圈子都取得了稳固的地位。之后，评论杂志与文艺杂志不必说，他以周刊杂志、亚文化杂志、报纸等各种印刷媒体为舞台，以我想是超人般的旺盛生产力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章（毕竟他还出版了以《一个月读一百本书、写三百页书：我的方法》为标题的书，甚至还有第二本）。他的文章射程范围涉及之广令人惊叹，文体风格也变幻莫测，真不敢相信这居然就出自他一个人之手。截止2009年，包含合著的作品，他发表的作品数量已经接近三位数。他也是庆应大学环境情报学部的教授，笔者我曾经在这个学部所在的庆应湘南藤泽校区（SFC）做过一段时间的兼职讲师，从学生那里也听说过关于他的风评，据说他对学生也很照顾、是很有人气的一位老师。顺带一提，这也是江藤淳担任教授的大学。在99年7月江藤淳因病痛折磨与爱妻去世等原因自杀时，福田执笔写了很多追悼文章、并将之编入《江藤淳这个人》（2000年）这本书里。

——像上文这样、即使是简单地写下个人简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文字量，但不仅仅是福田和也，整个“九零年代”的“日本国的思想”的特征就是，其标志人物的作品与工作都非常多、且涉及多种领域流派。后面出现的大塚英志、宮台真司也是，写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书。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像浅田彰的《构造与力》那样、仅凭一部出道作就能在刹那间成为明星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认为与其说这是这些人的资质与才能的问题，不如说这正是“九零年代”与“八零年代”之间的差异。笔者也许可以这样说，能够被明确称之为“代表作品（主著）”的作品之不存在，这件事本身正是“九零年代”的“日本国的思想”的要件之一。

还有一个要件我想提前说明，在“九零年代”，重心从曾是“八零年代”的“思想”家主要发表场所的《思想志（批评志）》、转移到了《文艺春秋》《中央公论》《论座》《现代》《诸君！》《Voice》这样的所谓“评论杂志”、“综合杂志”、“舆论\意见杂志”。《现代思想》当然每个月还会刊行，还有柄谷与浅田彰编撰的《批评空间》，但是“思想市场”的主战场已不在那里了。不过这也可以说“新学院派”的时期才是特异的。支撑着“新学院派”的所谓“想要知道（思想）的你们（わかりたいあなたたち）”的读者层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漠然的“大众”与“世间”，或者说是“世代”这样的东西被推到了“思想”的面前。“八零年代”关于知性\知识的追捧与时尚，不论是好是坏其中都还包含着一种精英主义的蕴意，但“九零年代”的“思想”，对于依据如此这般具有特权性的知性的“高高在上的视线”来判断事物，则首先作为对之的过敏反应而登场亮相。

对新学院派的批判

那么，由福田和也发起的所谓“对新学院派的批判”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对浅田彰、柄谷行人、莲实重彦都进行了“批判”。比如，福田针对浅田上文的“土著发言”这样说：

先前昭和天皇卧病之时，浅田彰曾有将在皇居前聚集而来的许多人称为像是“土著”一样的事情，他做这样的评判想必很爽吧。以知性\知识式的优越感为台阶\资本，讲出一般人讲不出来的辛辣讽刺之语。这果然是“正确的”（所产生出的）快乐呢。这种快乐并不是“敢于逆反社会舆情”这样的刺激感。这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愚我独“正确”的自恋主义，以及针对那些或俯首帖耳、或瞎搞乱闹的人们的不可理喻能够进行知性处理与评判的自信。

——《奇异的日语》，日共是“正确的”

福田这篇文章是将日共所体现的“正确性”进行了批判的专栏，但比起意识形态自身、福田所瞄准的不如说是，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绝不承认其他的态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只允许自己持有如此态度的姿态。他在浅田彰的言论里也看到了这种“正确性”的自我欺骗。

那么，这样的“自我欺骗”是依据什么才能被允许呢？我上面引用的浅田彰的对谈集《超越“历史的终结”》在1999年被文库化的时候，由浅田彰本人的希望、解说文由福田所执笔。在其中，像一般的“文库解说”所想象不到的，福田写下了明目张胆的揶揄，“在战后日本，思想、哲学之类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与人之生死无关的玩具与附属品。然后呢，我看浅田先生则把这种思想的玩具化贯彻到底了。反正（浅田先生）不过只是在玩耍，那么就不要作出一副深刻的、有意义的模样”像这样的话。福田甚至把浅田彰称为“近代\现代日本所产生的成果”。写这样的话的福田也好、把这样的话原封不动地刊载于自己作品的浅田彰也好，也是蛮牛逼的。总而言之，福田的浅田彰批判的核心是：浅田彰这些东西最后不过是“思想娱乐化”的产物，与“人之生死”无关的东西罢了。且对福田来说，这与“养生丧死”无关、只是“正确的”之“思想”，不值得被称为“思想”。

与莲实的对立

福田对于浅田彰的辛辣讽刺的看法，在莲实重彦身上也以更加激烈的形式适用了。在《奇异的日语》中，关于以九零年代中期莲实在《朝日新闻》搞的文艺时评里对福田的保田与重郎论发表了点看法为契机、两人之间的纠纷的文章也收录着。

在文章里，福田引用了莲实在时评中对保田与重郎的说法“我只能认为他（保田）作品的决定性缺失是他对于幽默的感性之彻底缺乏”，福田则认为“批评的本质与其说是幽默不如说是哄笑、不是恶意而是憎恶”。莲实还在同一篇时评里，说柄谷行人与大江健三郎“丝毫不惧怕‘转向’与‘变节’”，福田则反驳道“当这些先生身临批评的暴力与政治的愤怒之下时，他们的无所畏惧还能保持吗？”

不必多说，福田这里的“幽默”（「ユ—モア」，humor）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幽默”（「ヒューモア」）。福田甚至说“幽默”翻译成日语会变得“弛缓”，他问始终回避与自己论战的莲实，“你这搞法，就像我们就没有过议论交锋似的，你是在做‘超越论式’绕过对方的批判并假装克服了的‘幽默’之实践吗？？”但最终，双方之间的直接对决并没有发生。在这个相当早的阶段的冲突之后，福田和也开始一有机会就对莲实重彦或“莲实式的东西”进行恶骂和嘲笑。虽然随着福田在文学界地位的提高，这种情况也没那么露骨了，但例如对于可以说是莲实直系的小说家金井美惠子（的作品）、他始终完全不承认。然而，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福田和也与莲实重彦也有相似之处，这件事我们稍后再谈。

柄谷与莲实的相似

1993年，福田和也在《新潮》发表了《柄谷行人先生与日本的批评》。在这篇评论里，福田首先指摘，柄谷的批评文章《关于交通（交往）》在建构论旨时、作为前提的事实都是错误的。然而，福田说“我并不是要把柄谷行人先生批判一番。我只是为了展示像这样坦然不顾事实而构成的文章之性质、正是柄谷氏（柄谷先生）的批评之特质，而斗胆指摘了”，并继续论述：

“（柄谷的）这篇文章，既有着难以否定的活力与加速感，又有着仿佛能将读者吸引进入批评的现场般的动态的表现力。但是，那种整合性，是在与人类所真正生活着的世界不同的次元上实现着调和……

（中略）

批评文章确实是一种文艺，叙述不一定非要按照事实来讲，有着如此有魅力的文字与论旨展开而来，至少不能说这是瑕疵。

不止是这篇文章，柄谷氏的批评文章是压倒性的（厉害），我对于历史背景的指摘并不会成为‘批判’。但是（柄谷文章）的箭确实射错了方向。论旨与内容是正确的，但在根本的地方却有着错误。与单纯的对事实之轻视与误认不同，这种错误就在（柄谷文章）行文精彩之处自身之中。”

很明显，这与对浅田彰与莲实重彦的“批判”是同一种类型的。因为他说柄谷的文章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是在与人类所真正生活着的世界不同的次元上”。福田还认为“柄谷行人先生的批评之力，正在于依抽象化而生的彻底性”、而这完全得益于他的“文章=文体”。

为了产生这种效果，柄谷氏从文章中剥离掉多余的装饰和插曲，就好像有着一个赤裸裸无遮掩的思考在那存在一样。说柄谷氏的文章很难理解，这显然是一个错误。毋庸置疑，正是文章的抽象性构成了柄谷细心雕琢之功夫的核心，它使读者只要仔细深入地阅读、就能完全抵达他的“思考”周围并像自己在思考着一样能体验柄谷本人在其中的思索。

柄谷氏的文章的抽象性，与其说是要让读者去体验思考这件事（一种戏剧性\戏曲性），不如说是要求着思考如今正在上演的临场感的一种品格。对于这一点，柄谷可以说是有意识地执着于此。

——（同前）

“柄谷氏的批评文章，一方面是在向读者上演与展示着思考，另一方面却也促使读者停止思考。包括批评家在内的读者，当其阅读柄谷氏的作品之时，都会产生一种以为自己已经思考了的错觉。但这只不过是，他们把自己的头脑让渡给了柄谷氏罢了。”福田如此喝破道。这个指摘新鲜而精彩，我想就连柄谷行人自己也要不由自主地点头了吧。在此之前，战略性地运用晦涩文体的莲实重彦与秉持明晰清楚的文本的柄谷行人，一直被视为对立性的两者，但福田认为他们两位也可以说都是一路人。

偶然性的力量

不过更重要的“柄谷批判”则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如前所述，柄谷在《探究》里揭示了“专名”=“个体”=“不是别的这个（this-ness）”（“固有名”=“单独者”=“他ならぬこれ”）之概念。福田将此与小林秀雄的《各种各样的构思（様々なる意匠）》的下面一节对举起来：

人抱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来到这个世界上。Ta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或一名军人、或一名小说家，但Ta不能成为Ta之外的东西。这可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各种各样的构思》

福田在“可能性”这一问题上所论述的观点与小林、柄谷是一样的，但他论述道：“与柄谷氏看到了作为眼前存在着的现实之外部、包含着‘可能性’的‘这个我（この私）’相对，小林则在无情剥落其“可能性”的同时、注目着‘被辩证法式地统一起来这一事实’的宿命。”

柄谷氏寻找着这样的可能性：超越宿命所创造的结果、在此之外的“可能还存在着的什么”，而小林则将此结果作为“令人惊叹的事实”而予以冷峻严厉的目光。柄谷氏与小林一样看到了“这个我”的可能性与偶然性，但他并没有直视“事实”与产生这个“事实”的力量、仍在倾注心力地怀念失去了的可能性。

（中略）

的确，如柄谷氏所指出的，“无法成为Ta以外的东西”并不是“必然的·永远的”的东西、肯定是“偶然”。但柄谷氏却对带来此种“偶然”的力量视而不见，这种力量虽无脉络与方向性、却是不可逆的。柄谷氏决不会像小林那样对“偶然”的力量感到“惊叹”，这是因为这个“力量”是不能抽象化、不能对之思考的东西。

——《柄谷氏与日本的批评》

福田说“不惊叹于偶然性的力量、而注目于抽象性的概念”是柄谷行人的特质，同时也是他的界限所在。而对于笔者来说，比起作为对于柄谷的批判究竟是否妥当、这个“偶然性的力量”似乎与莲实重彦的“事件”概念有相通之处，才更让我感到意味深长。

所谓“日本”乃是“空无”

其实，我们在此已踏足至福田和也自身的“思想”。福田所涉及的主题，从文学到日本近现代史、再到现实政治，若要一言以蔽之，他的问题意识是“所谓日本，是什么？”。他所一贯主张的“日本”这个“国家（くに）”的“像（形象，image）”，在他的第一本书《遥远的日本文艺复兴》及其姊妹篇《“内在的近代”的超克》（现在以《近代的束缚，日本的宿命》之名而被文库化）、以及最重要的《日本的家乡》里都有清晰的描绘。

简单来说，福田的“思想”就是这样一句话：所谓“日本”乃是“空无”（「日本」とは「空無」である）。并且这个“空无”，不论“历史”风云变幻、基本上完全不会改变。例如在《日本的家乡》中，作为形成日本诗歌（文学）源流-主流的“和歌（やまと歌）”之“灵魂\本质”、福田将“雅（みやび，miyabi）”这一词语=概念抽取出来，论述称“みや”意味着“宫=神灵居所→墓地→宫殿”、也就是说“雅”就指宫廷的歌舞仪式热闹而庄重地进行着的样子。

在令古事记生彩的众神与大王们的激烈热闹的行为中，政治和祭礼，或暴力和性的放纵都是混杂一体的，不论是美丽的仁政还是浮躁跳脱的离经叛道，这些都是“みやび”

——《日本的家乡》

而福田则断言：“今天的‘文学’，是在一个与这样的‘みやび’式空间无关的场所写就的”，取而代之、在那里存在着的是“阅读作品、书写作品的‘文本（Text）’空间”。那就不行了啊。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みやび”所生发的场所与“文本”式的空间是不相容的，文学者为了不逃避文本和作品，就与“诗歌（うた）”之生成的场所相隔绝了。

——《日本的家乡》

这篇评论对古典文学旁征博引，似乎有意披上时代错误的战袍，但其内核却十足地刻上了90年代前半这个时代的现实。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这也是一种“对新学院派的批判”。福田主张，通过对曾失去了的“みやび”的再发掘，应该谋求从“文学”被之侵占的“文本”向“诗歌（うた）”的转折。

“文学”的目的，是要持续产生“个性的”、“独特的”丰富文本。“みやび”根本上与那同一种流向所联系着的庞大的生成过程（即生成着的日本）相联结。不拘泥于文学用精巧的手法将日本切割为“孤岛（離宮）”，日本仍无限地生成、溢出、移动，在被破坏的同时也在渗入（損なわれつつ侵し）、盛大地绽放。

——《日本的家乡》

如此，福田期待着作为“和歌（やまと歌）”之“持续”的“文艺”。那别说“文本”了，它与以往至今的“文学”也断然不同。

作为虚妄的日本

至今为止所引用的篇章，是来自《日本的家乡》第二章“生成着的日本——名为文学的孤岛 古典论”，接下来的第三章题为“作为虚妄的日本——现代主义的地平面与虚无的批评原理 批评论”。在那里福田论述说，作为“みやび”之“家乡”、富饶美丽的“やまと=日本”，也同时是“虚无=空无”的。福田和也的“日本”观、也就是他的“思想”的最大独特之处就在于此。

在二战战后持续不断的欺骗的终结之后，批评的意识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摆在眼前的，或许只有两个选择项。其一是继续自我规制、继续将“现实”式的、正确的言论视作“文学”。

或是其二，再次直面“日本”的空无。

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那个空无，那个对“凝聚”的欲望奔涌而出的空无、那个产生出可怖（おぞましさ）与光彩的空无，酝酿出填满“日本”这个酒杯的话语。

这是因为要与“现实”决裂，就是要连那个厌恶、驳斥、检阅着令人惧怕的幽暗激情的“自作聪明（賢しら）”也放弃掉。现代主义，在拒绝一切的现实的同事，必须接受“日本”的一切表现形式。与人世无关、作为虚无的批评原理，要与慈爱着甘美（之物）一样、去接受酸鼻（之物）。

——（同前）

“只有在这种空无与文艺相对\直面之时，‘日本’才是‘日本’”。福田甚至说，“所谓日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体，甚至连正当\合法的名字都不存在”。

至此就很清楚，福田和也的“思想”与单纯的“日本赞美”完全不同。早期的他自称“朋克右~”和“保守反动”之类的，但其立场严格意义上既不是“右~”也不是“保守”。在《日本的家乡》中福田的记述-论述，与至今为止提到过的“八零年代”的“思想”也并非单纯地对立着，这一点也可知晓了。不过，他从根本上肯定了浅田\柄谷\莲实在各自术语中所批判着的、作为“无之场所”的、作为“自然=生成”的、作为“物语=制度”的“日本国”。我想由这位名为福田和也的玩家所产生的这个价值倒转（跷跷板），是一场露骨而大胆的表演。

保田评价的后现代性

《日本的家乡》，对于柄谷《批评与后现代》、莲实《物语批判绪论》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说是明确的逆转。然而， 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本身几乎是一样的。乍一看似乎比谁都更尖锐对立着的莲实重彦与福田和也的“历史”认识，却明显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认为“历史”既没有“终结”、也没有“切断”，只是一味“持续”着，所以都说了“事物没有那么简单就改变，事实上也没有改变”这样意味的论述。只是，对于莲实那个即使如此也保留着可能性、不得不去期待着的“事件”，福田并不承认（福田从小林秀雄那里汲取的“偶然性的力量”，并不是指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的“事件”，而只是指排除了并非如此之可能性、变成了这样而已）。然而，这（福田的思考）不仅意味着“事件”作为现实\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且即使我们将其视为“事件”、实际上却可能仍在“持续”之内。在此意义上，福田的思考不也可说是莲实思考方式的延长或者对其的贯彻吗？

关于保田与重郎（和莲实重彦搞纷争的源头），福田从《日本的家乡》开始就经常讨论，也有着《保田与重郎与昭和的御代》（96年）这样单独的保田论。虽然在此无法深入讨论保田与重郎的“思想”（不如说，对笔者来说这有点为难了），而福田所看到的保田的最大魅力，我想应该是不如称之为“绝对与相对的彼岸”的境界（境位）。众所周知，保田与重郎作为主张批判现代、回归传统的“日本浪漫派”的核心人物风靡一时，在战后则被批判为肯定大DY战争的右~思想家，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也基本上没有妥协改变自己的主张。这个贯彻“非-转向”的姿态，在柄谷、莲实、浅田参与的连续讨论“检讨：昭和批评诸问题”里也成为了话题，特别是柄谷，联系着桥川文三在《日本浪漫派批判绪论》（60年）里所指出的“浪漫主义式反语\反讽（イロニー，Irony）”把保田批判评价了一番（莲实则相反，一直保持着冷淡的态度）。

我认为福田对保田的评价并不仅是“非-转向右~”。不如说，正是在一种讽刺-反语的意义下，是左是右本身其实无关紧要，极端地说、这只是偶然的事情（请回想起“偶然性的力量”）罢了；在现实=事实层面上，因为这件事只是（保田生涯）其中之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保田）并没有发生转向。然而实际上，将这种“转向\非转向”的对立轴自身完全吞噬的“空无=虚无”，在保田向之既具美学性也具伦理性的倾倒中，福田找到了保田与重郎的“可能性的中心”。

也就是说，对于福田而言，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定位\位置不过是相对性的东西。但是由于这种相对性是如此彻底、结果披上了某种绝对性的外衣。而这种“绝对性的相对性（絶対的な相対性）”或者说“相对性的绝对性（相対的な絶対性）”被名为“日本”之“空无”的“持续”与“生成”所笼罩覆盖。（这种思考）完全是“后现代”的呢。福田和也，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对“八零年代”的反动、不如说是其极限性的完成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