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大历史观”是科学人的新历史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永谋首发于B站，保留一切知识产权，侵犯必究。
一直在讲“科学人的崛起”，而且它也是我下一个理论的核心观点。下一个理论将回到我所理解的当代哲学最根本问题，即人在技术时代的历史境遇及其出路。我以为，我们仍旧要挖掘和利用启蒙遗产来应对未来。当然，目前思考尚未成形，预计需要三五年时间。
那么，“科学人”究竟是什么呢？努力想将之表达出来。我想，“科学人”是21世纪人类自我认识的大转变，包括对人的环境-自然、起源-历史、基因-伦理，以及组织-技治等4个方面的新观念。也就是说，必须对这4个方面进行阐述，才能很好地描述我所谓的“科学人的崛起”。
最近想起清楚了两个问题：第一，目前流行的所谓大历史观是科学人的历史观，一种自然史与人类史混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生物基因决定论的新历史观；第二，目前流行的人类世、生地法则、共生理论、行星理论等是科学人的自然观，一种人重归自然的新自然观。我的意思是说，共生理论是无神论的，同时也是技术的——科技谦逊主义也不是返魅-复魅线索上生长的，而是反自然神论的。
（至于科学人的行动研究，初步认为应该围绕赛博格、人-机器二分法的崩溃、基因道德论等中寻找线索。而科学人的组织研究，就是我现在搞的技治社会的本原追踪及其未来展望。）
因此，我对流行的“大历史写作”很感兴趣。我注意到的大历史特点包括：1）在方法论上，大历史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将视野扩展至人类史之外，将人类史和自然史融为一炉，讲述宏大的人类故事及其起源、演化。2）在认识论上，带有明显的自然决定论的色彩，比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基因-人种决定论、病毒-瘟疫决定论等。3）在具体研究问题和观点上，逐渐形成一些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所谓“新常识”。比如，过去二百年即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变，并且大历史形成对此解释的诸种技术决定论观点，以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盖勒《人类之旅》为代表。比如，人类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决定思想，以戴蒙德的《钢铁、枪炮和病毒》为典型。再比如，人类本性及其道德的基因决定论解释，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典型。
最为重要的是，大历史写作的流行，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科学人对自身历史演化进程的理解。我们以《人类之旅》为例进行说明。
这本书涉及到智人“走出非洲”迄今的历史，聚焦于两个问题上，即盖勒所谓的增长谜题和不平等谜题。前者讨论为何智人生存状况在过去200年间突然大幅度提升，而之前数万年一直处于饥饿和贫困的泥沼中。后者讨论为何过去200年间在人类物质财富激增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多，而之前有文明的数千年中大家生活状况都差不多。
盖勒让人意识到并证明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基本历史事实：人类的基本生活状况在工业化之前基本是停滞的，并非几千年中缓慢改善的，改善只是在工业化之后才突然发生。对此，我有个直觉的说法：“今日之有，并不意味着明日还在。今日之繁荣、秩序、和平与自由，并非历史的常态，而是历史的反常。它们并非看上去那么坚固，而是无比脆弱，随时可能转瞬即逝。”
首先，盖勒用马尔萨斯陷阱解释了之前人类生活状况改善的停滞。马尔萨斯陷阱指的是，人类历史上很长时期技术进步最终只是增加了人口，而不是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让人们变得更富有。换句话说，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技术进步的红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人类社会大规模工业化之前，结果便是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长期徘徊在勉强维持生计的苟活边缘：
在智人出现后大约30万年中，人均收入很少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瘟疫和饥荒普遍存在，四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周岁，女性经常在分娩时死亡，平均预期寿命极少超过40岁。
其次，盖勒解释了工业化之后人类200年生活状况改善的原因，即他所谓的增长三动因：1）技术资本的兴起，2）人力资本的兴起，3）前两者促成的“人口大转型”。问题很简单，盖勒必须解释为什么这200年技术红利为什么没有被人口暴增所耗竭。他的做法是对人口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技术进步不仅与人口规模相互促进，而且会与人口结构改变相互影响——人口结构适应技术进步使得给后代更高质量养育的家族而非生育更多的家族占据优势，反过来人口结构质量提高又推动技术进一步前进。
因此，这些机制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在表面以下持续转到的变革之轮：技术创新养活了更多人口，推动人类对生态和技术环境的适应；更多和更具适应性的人口反过来激发人类设计新技术、加强掌控环境的能力。这些变革之轮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创新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爆发，这就是工业革命。
简单地说，技术发展在财富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相应地使得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口大受欢迎，最终结果是人口发展大转型即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倍增和大众教育的普及。
我将给出一个令人宽心的前景展望：世界在不久之前翻越的临界点造成了生育率的永久性下降，以及人力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的加速，这让人类可以缓解发展的有害影响，也是实现人类物种长期可持续生存的核心理由。
与斯科特的高能社会理论、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理论相比，同样的问题盖勒解释得更为精巧一些。斯科特和加尔布雷简单地将新社会的到来解释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不能回答为什么之前技术进步没有起到如此好处。盖勒加上了人口因素，提出工业化之后技术进步扭转了人口自然倍增的局面。
盖勒解释的问题很明显：如果说转变是在二百年间发生的，而这二百年世界人口是在暴增的，尤其是20世纪绿色革命之后。至于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第一没有200年历史，第二在全球的人口比重中不大。也就是说，必须将技术进步速率与人口增长速率的快慢进行比较，说明过去200年中技术进步速率之快导致的财富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带来的财富消耗速度，由此人类开始变得富裕。盖勒没有做这方面的数据解释，这种解释的数据也不好确定。
不过，盖勒对人口未来的展望我是赞同的：随着国家进入工业化，变得越来越富裕，生育率会越来越低。这一点在现实中已经发生：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伴随着快速的技术进步与收入增长，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也迅速膨胀。可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该趋势被逆转：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速与生育率急剧下跌。到了20世纪后，世界其他地区则以更快的步伐重复了上述过程。
生育率发几句崩塌加上（往往领先一步出现的）死亡率的下降，被称为“人口大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
盖勒大致说明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1）人力资本回报或教育回报的提升，2）性别工资差距缩小，3）童工现象减少，4）预期寿命延长，5）农村向城市人口迁移。总的来说，我感觉他的解释还是靠谱的，也相信这种下降趋势会逐渐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全球。由此，人类社会逐渐走出了上述马尔萨斯陷阱。
总的来说，盖勒对增长谜题的回答技术决定论色彩很浓厚，而他对各国不平等起源的回答则自然决定论色彩很浓厚。
首先，盖勒指出不平等现象的存在：
2018年美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率约为埃塞俄比亚的147倍、乌干达的90倍、肯尼亚的77倍、印度的46倍、玻利维亚的48倍、中国的22倍、巴西的6倍。121答案应该并不令人意外：以上差距主要源于每个国家采用的耕种和收获技术，以及农民的技能、教育和培训。
事实增长理论恰恰相反，各地区之间的生活水准差异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显著拉大了。
大家知道，对此之前一般的回答是富国对穷国的殖民、压迫和剥夺。而盖勒的回答回避这些问题，或者说他要更深地追问穷国何以会在200年中陷入上述不利的局面之中。
与两块草坪的区别类似，各国之间财富水平的巨大差异源于一系列因果关系：表面上是若干直接因素，如各国在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差异；核心则是更深层与终极的因素，是一切表象的基础，包括制度、文化、地理与人口多样性等。
展开来说，盖勒的回答包括几个方面：
1.制度方面：攫取型制度不如包容型制度更为有利于增长，民主制更具有包容性。（“学者把赋予精英垄断权力、固化不平等的制度称作攫取性制度。相反，把政治权力分散化、保护产权、鼓励私人企业和社会流动性的制度称作包容性制度。”）
2.文化方面：某些文化是增长文化，显著特点有三：增长文化是现代派，反对崇古派；增长文化社会信任充足，对血缘、宗族等熟人信任依赖少；增长文化相信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力量。
3.地理方面：文化特性的根源在于当地的地理特点。比如著名的水利假说：之所以中国政治大一统，是因为中国农业依赖于水利而非天然降水，而水利兴修促进大一统政治。
4.资源方面：文化特性也受制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比如谷物容易储藏运输，以谷物为主食的族群更容易产生复杂等级社会，而块茎根茎不容易储藏运输，建筑于骑上社会组织形态更简单，类似于牧人或游居者的社群。
5）人种多样方面：有利于繁荣的人种多样性处于某个区间，即不能太大或太小，并且在过去几个世纪，这个区间有所上升，即多样性融合水平在提高。对此，盖勒指出人种多样性的世界级差：
但最终，人均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数量开始减少，于是在距今6万-9万年前，智人便大规模走出非洲大陆，寻求更多的丰饶生存地域。由于这一迁徙过程的顺序特性，必然导致到距离非洲更远地区的人群的多样性减少：人类离开非洲越远，其社群中的文化、语言、行为和身体方面的多样性就越少。
盖勒自以为自己的回答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其实最终走向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基因人种决定论。这一点在他的如下观点中体现得一清二楚：
各国之间没有明确来源的繁荣程度差异（根据2010-201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之中，有大约1/4可归结为社会多样性。相比之下，利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把大约2/5的差异归结为地理气候因素，大约1/7归结为疾病环境，大约1/5归结为族群文化因素，大约1/10归结为政治制度。
你看看他给出的比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除了上述两大问题的回答，《人类之旅》中包含诸多新历史观中的“新常识”。这里列举一些如下：
1.人类大脑变大。而人类大脑优势是人类胜出的根本。而这个进化发生在20-80万年之前，即早于之人的出现。这无法说明智人诞生之后，如何能灭绝其他人类兄弟。一般对此的解释是智人更能合作，更会利用技术工具。也就是说，此时大脑大小的解释不管用了——事实上智人脑容量并不比尼安德特人大。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科学解释就是无矛盾的了，以科学为名的解释并不一定更正确，但是能保证可以用实证方法驳倒。
2.走出非洲假说。现存智人都是来自6-9万年走出非洲的智人迁徙。有人还提出两次或数字走出非洲的细节。
3.快速适应的进化例子。第一个是部分人类快速进化出成人如糖耐受的特性，使之与畜牧业相适应，这发生在六千至一万年之前。第二个是19世纪英国工业区满是煤灰，导致普通飞蛾很快从灰色进化成黑色。
4.节俭基因假说。为什么如今胖子多？因为演化史让人类先祖通过储存脂肪即变胖，来熬过食物匮乏期，这种适应性是今日肥胖的罪魁祸首。说实话，这种解释可以免掉个人不能控制食欲的自律责任，怎么都像话术而不是科学。
类似的新常识，在《人类简史》《枪炮、钢铁和病毒》《自私的基因》中，大家还能发现很多。我想，把它们仔细穿起来分析一下，肯定能得出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